学科规训本土化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本土论文,学科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078(2006)01-0070-05
中国的学术发展在近代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型期。在这一转型期，中国传统的学术开始向近代学术转变。如果我们梳理一下这一学术转型的轨迹，可以看到正是学科规训本土化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互动，促成了中国传统学术逐步向近代学术转型。
一、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背景
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出现的。“西学东渐”与国人“睁眼看世界”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到了晚清，由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教训，中国官僚阶层的开明之士开始倾向西学；而中国知识阶层的开明者，则或游学欧美，或主动译介西方科学。使得此时的西学传入，是由传教士与中国官方机构及知识阶层人士共同进行的。此时的西学传入，已开始对中国传统的学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学者深入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学术。数学方面，“伟烈亚力在1853-1859年间主译出版四部数学书，构成一个由浅入深向中国介绍西方数学的体系”，[1] 从《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到《代数积拾级》，已是由初等数学、初等代数进入到了高等数学了；在物理学方面，1851年出版了《博物通书》(玛高温著)，1858、1859年先后译出《重学浅说》、《重学》，1874年出版《声学》，1876年出版《光学》；在化学方面，1871-1879年间翻译出版了完整的化学系列学术书籍，《化学初阶》、《化学鉴原》；其余像天文、医学、植物学等方面，都译介了不少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晚清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注意到，仅仅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还无法实现“制夷”的目的，因此，西学人文社科类的书籍纳入了他们的视野，并开始以西学为参照反思审度中国文化以及学术的价值与地位。
严复是第一个系统译介西方学术文化的大师。严复1898年译《天演论》(赫胥黎)，向中国人介绍进化学说。此后，又陆续翻译《原富》(斯密斯)、《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法意》(孟德斯鸠)、《社会通诠》(甑克斯)、《穆勒名学》(穆勒)等，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经典。仅从严复所译之书的书名可以看出，严复已是有意从学科建立的角度出发推介西方的学术专著了。在此之后，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相继迻译，哲学类有《哲学原理》、《哲学泛论》、《哲学要领》，而《哲学微言》是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体系介绍到中国的译著。蔡元培先生所译《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则是中国介绍西洋哲学的代表作。社会学和一般社会科学对于译介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学说的著作为多。章太炎所译《社会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译作，具有学科的意义；而法学、政治学方面的译著则丰富得多，《国家学原理》、《国法学》、《政治原论》、《民约论》(卢梭)、《万法精神》(孟德斯鸠)等学术著作，都是当时在世界有影响的学术名著。
无论是西学的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专著的系统译介，都说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已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西学，而且，晚清的这一学术潮流确实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变迁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二、中国近代新学的出现
晚清的西学东渐，虽然从官僚阶层到士人阶层都有涉及，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经学传统知识的守门人，虽然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但西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强势学术，对西学的方法论、学术制度也缺乏明确的认识；同时，当时国人引入西学只是为了仿西学之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技艺与社会制度，而并非学术本身。然而，这种“西学渐进”的过程，毕竟开启了中国学术转型的门扉，由此，中国知识界的自觉者开始引入西学的学术规范、学科规训，特别是有意识地开始用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
严复既是第一个系统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人，也是第一个自觉引入学科概念的人，它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的一大贡献就是对于学科与方法问题的重视。一方面，他将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迻译到中国，使之较为全面地展现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另一方面，严复十分明确地论述了建立学科的重要意义：“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也。”[1] (P602)严复还进一步认为，以西学的眼光观察中学，则中国的学问不能称其为学，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学问不是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之上，中国的学问是以修身、治政为目的。中国的学问与西学比，犹如“散钱”、“委积”，缺乏独立的学科与学理的组织，而应取西学规矩以绳中学。严复据此，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依据提出了系统的学问方法，“第一，考诸事实；第二，进行归纳分类；第三，对学问结论进行印证以巩固学问见解。”[1] (P602)从其所言、所作来看，严复确实对晚清的学术转型起了一个鸣锣开道的作用。特别是他已经有意识地强调学科的重要、强调学术方法的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学术修齐治平的学术理想。
然而，严复有以西学取代中学之嫌，而并未在以西学改造中学方面找到契合点。真正以西学改造中学，在学科建立、学术方法上有意识地、自觉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者，当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学人中真正意义上开近代学术研究先河第一人。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学术特点进行了精确的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 (P607)王国维最为关键的是以自己的实际学术研究活动证明了他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第一人的地位。1904年，王氏的《红楼梦评论》发表，“文章从人生与‘美术’的关系论起，指出有‘优美’、‘壮美’之区别，接着论述‘红楼梦之精神’，又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这已清楚地表明，王氏将文学作品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近代式论文”[2]，也“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现代学术范式”。[3]
如果说王国维是古典文学、“红学”、哲学以及美学、伦理学等方面近代化的开山祖，那么，梁启超则在新史学的学科近代转型方面，担当了同样的责任。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出版，1902年他的《新史学》出版。梁启超在这两部著作中，在揭示过去治史的方法的弊端后，以其新的史学方法呈现在学人面前。他批评旧史学的四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四弊又生出史著撰写中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给读者带来三大难题：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最终结果是中国史学外貌发达，而实际上不如欧美史学能使国民从史书中实际获益。同时，梁启超提出了他自己的史学主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所以，他的新史学所特别关注的为事物之进化，为人群之事，为诸事间之因果关系。此外，他还注重人类的全体史即世界史，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梁启超的新史学显然是以进化论为基础，并以归纳逻辑与因果律贯穿其中，与中国传统史学思维旨趣迥异[1] (P604)，从而显现出了中近代学术转型的主要特征。
从对上述三位晚清中国近代学术奠基者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的初步了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都十分注重西方学术专著的翻译介绍，改变了前人只注意对西学的一般性介绍；二是自身潜心研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并深得其旨；三是注意借鉴西方学术体系建构中国学术体系；四是开创了以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以及“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现代学术的研究范式”，他们的不少文章和著述都成为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标志性文献。
三、近代学科规训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
在中国近代学科规训制度引入、建立之前，我国传统教育体制中也有一个“规训”的机制，并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系统，其典型代表就是科举制度。然而，科举作为一种“规训”制度，与近代学科规训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科举所要求培养、选拔的是“修齐治平”的济世之才，是政府官员，学科规训所追求的是“学问家”式的专门人才，是新的知识生产者和守门人；科举“规训”的内容是中国传统的古典人文知识，没有学科分类，也没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其目的不是促进人文知识的发展，而是有利于人文知识为安邦、治国服务，近代学科规训则是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都在其规训的视野里，目的是既生产知识，又塑造人；在教学形式上，科举对应的是官学、私塾、书院，以读经、释经、注经为主，近代学科规训则是分班教学、课堂教学，其教学内容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等；在考试、评分方式上，科举考试不是客观题，没有标准答案和客观的评分标准，而近代学科规训，则有大量的客观试题，评分和答案都有客观标准。因此，我们说，科举制度的“规训”，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规训制度，是一种官僚选拔制度。但，“它是一种极端的学科规训制度，它倡导了知识的人文方面，而忽视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方面，故还称不上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规训制度。”[5]
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学术体系的引入，西方的教育制度也自然随之被借鉴进来。与此同时，近代教育制度所衍生的学科规训也开始在中国晚清社会的学术界、教育界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尤其是使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也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之后，首先发端于教育制度的变革。而教育制度变革之后，由其催生的学科规训制度则又以其固有的内在推动力促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中国晚清的一些先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辈，在研习西学基础上认为，“救国之本在于彻底改学，也就是说，彻底改变学问的系统和培养人才的方法。”[6] 如梁启超所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7] 于是，他们纷纷要求变革学制，设立新式学堂，改革教育内容，培养新人。从梁启超呼吁变法，自办时务报，自撰《变法通议》，力陈时弊，提倡兴学，可以看出，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民智不开，人才缺乏，而少数知识分子都埋头训诂辞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变法维新志士们还针对洋务派只学西方技艺，不深入了解西方社会、政治、学术的倾向，提出废科举、开新学的主张。京师大学堂正是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8] (P1)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使中国近代历史上真正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大学，也是中国真正意义上近代新式教育的确立，更为关键的是，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
由于京师大学堂既是一所独立设置的官办大学，又是一个国家管理教育的机构，所以他的建立还同时为确立全国的学制创造了条件。在梁启超《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基础上，管学大臣张百熙于1902年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是为适应晚清政府兴学的号召，在全面考察日本教育的情况下制定的。尽管该学制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实施，但为后来的《癸卯学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较为完备的具有全局性质的从蒙学到大学层次递进的学校系统方案。以此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基本确立，“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初步进入了制度化、系统化的时期，从此确立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式。”[9]
如果说晚清中国学术转型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确立，那么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确立又反过来规训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而且，学科规训的独特作用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十分的充分。
首先，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使得新式学堂(大、中、小学)全面取代了传统的书院、私塾，从而有了真正意义的班级建制，学校开始采用课堂教学形式。近代教育体制确立之前，晚清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就是书院。书院从教育方针而言，是造就“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科举制人才”，教育中重人伦轻物理，尊道贱艺，重视学习修身养性之学，轻薄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讨；就教育内容言，主要是单纯的人文类课程(《四书》、《五经》)，“或专精训诂，或仅事词章，或空谈性理，而于经世致用各学，转致少所钻研”[10]；就教学形式而言，则主要是集中授课、分级教学，诵读和讲解经书。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使传统的书院全部改为新式的学堂。学堂与书院相比较，最根本的就是实行了班级授课制，并有了现代意义的课堂教学活动。
其次，以京师大学堂为标志，加之《癸卯学制》的颁布，中国近代教育的制度化发展，则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大学堂开始按照西方学科分类设立专业学科并实施分科教学，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的经、史、子、集的教学内容，尤其是增加了自然科学的教学内容，“科学技术所需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教学也开始设置，凡此均说明近代科学教育思想已逐渐在中国萌芽，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步。”[11]
第三，传统的书院、私塾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科举应试人才，其考试方式、内容单一，主要是释经、注经；其评定试卷主要是由主考官根据其自身的品味给予相应的等级，并无标准答案，也无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考试题目。近代教育体制确立后，新的考试、计分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考试、计分方法。也正是这一变革，使得考试、评分等基本的学科规训手段在中国的近代教育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由于考试内容的扩展，评分的相对客观性，加之晚清政府授予新式大学堂的毕业生以科举出身，这样就使得不少学子开始摒弃科举仕途，热心中西实学，走上了学问生产的道路。
第四，一些学术期刊和学会开始创立。学术期刊的创立，表明西方学科分类模式已正式引入中国学术领域，同时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中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也已相应地逐步形成。如《万国公报》虽为综合类的报刊，但却主要以教育、各类新型学科为主。它在每一期的扉页上印有这样的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12] 一方面，倡导新的学校教育；一方面，则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万国公报》虽不是纯粹的学术期刊，但确实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创立了一些学会。“据不完全统计，光绪21年至24年间，全国成立的学会有103个。这些学会分布于10个省和31个不同的城市，拥有近万名成员。一时，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尽管这些学会最初的宗旨都是为了“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13]，以促进开明政治的发展。
第五，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新的教育体制下诞生了。正是由于中国近代新旧教育的转变与易位，使知识分子获得自身发展转型的机遇。“及至改革大潮席卷，大批知识分子因科举废弃而转向西学，从而自觉把握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遇，教育功能也因此发生根本转变，有力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进程。”[14] 教育学科规训的功能之一就是生产新的知识守门人。“教育对知识分子思维模式、知识结构、思想内容及政治取向具有巨大影响，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直接改变了知识分子原有的知识结构，尤其是清末教育改革和废除科举，更直接改变了知识分子受教育的方式与内容，并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朝廷及官僚政体间的因缘联系。”[14] 于是，在新的教育体制下，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了。他们“由不出如苍生何的王者师，一变为学有所长的专门家。”“撇开个人的功名利禄，也不谈致君尧舜上的伟大抱负，由推崇‘通人’转变为注重‘专家’。”[15]
综上所述，中国晚清近代学术的转型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确立和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的确立与发展衍生出学科规训的功能，而学科规训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和近代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