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做法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做法论文,国外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2-0158-05
核心价值观是反映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长期稳定的价值观，是对一个社会发挥根本性指导作用、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或价值目标。社会核心价值观除基本的、通用的价值元素之外，还具有结合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的价值元素。每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建设都与本土历史文化底蕴、时代背景和现代发展经验联系在一起并深受其影响，但是在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上，又有以下共同的做法和经验。
一、立足本国传统，吸收时代精华
民族国家成立以前，主权象征、宗教崇拜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解释体系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民族国家成立以后，以国家崇拜为标志的爱国主义变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二战以后，有的国家坚持把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有的则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各个国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时代精神的精华。
美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冲出英国王权专制主义努力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是美国精神的核心。随着19世纪末移民社会的建立，20世纪，在宽容与非宽容、民主与非民主、种族主义与人权运动之间的斗争中，宽容、民主、人权与正义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历史不长，但非常重视对美国文化模式的认同教育。
无论来自世界任何地区的移民，都要认同这种模式，因此，在美国的各种教育中，对美国化模式的认同成为政治教育的最主要内容。在美国的中小学里，几乎每个班级都悬挂有美国国旗和美国总统的画像，每天的课程是以唱国歌和对国旗的宣誓开始的，在开设的课程中更是充满爱国的内容。如美国中学开设的“社会研究”课程，就鼓吹美国的责任是领导世界，鼓励青少年努力为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秩序而工作。①
在欧洲，早期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伴而行，并互为目标与手段。其极端形式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希特勒把德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发挥到了极致，最终演化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二战结束后，欧洲社会一分为二，西欧国家开始走向多元社会，而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实行社会主义。欧洲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被打上冷战的烙印。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盟成为一个邦联体，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各种泛欧洲主义、新社会运动开始兴起，民间组织迅速崛起，各种普世的价值观如民主、自由、正义、性别平等、生态平衡等超越爱国主义成为全欧洲核心价值的主要内容。
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由于受儒家文明的影响，强调家庭伦理，崇拜等级与秩序，崇尚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共同的核心价值。此外，由于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程度不同，在亚洲国家中，有的坚持把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核心价值，有的则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社会核心价值。当然，各个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都按照各自文化特征的要求进行了取舍和嫁接。例如，韩国在民主改革后，坚持在儒家文明的基础上培养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吸收现代民主、人权、正义等核心价值理念；日本在“五五体制”形成以后，培养民众爱好和平、民主、宪政等价值理念，同时也融合了日本民族独特的祖先崇拜、等级崇拜和国家崇拜等观念；在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巧妙地把现代社会的民主、公平、法治等理念与传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强调公平、正义、有序、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核心社会价值观。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都把本国历史上留下来的古老传统与现代化使命联系在一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信念都含有本国传统的内容，如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所倡导的“非洲式社会主义方案”就以非洲的乡村秩序为前提。他指出，非洲传统的部落村社制度是真正理想社会的楷模。如果要寻找社会主义的政治渊源，就必须追溯到村社制度。社会主义是在村社制度原则指导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非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非洲传统精神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相结合。②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也提出，“我们有些原则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另外一些原则来源于我们的传统。例如土地公有制就是其中之一。”③
二、宗教、法治、教育、舆论等是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强有力手段
以宗教形式塑造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参与宗教生活和教会活动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代美国人去教堂的次数远远超过去球场和电影院，宗教意识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强烈地影响着国家意识形态，“基督教构成了民主和人民自治思想的最深厚的基础”④。《美国的本质》认为，美国社会与基督教新教具有密切联系，基督教新教为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曾说：“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⑤由此可见，宗教对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信仰的影响重大。
以法律手段规约意识形态。西方国家通过法律对意识形态进行规范和强化的基本做法，是以法律制度约束人们的思想言论与政治权利。尽管西方国家大都在宪法中把新闻出版自由确定为公民基本权利，但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无时无刻不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和限制，在表面“自由”的幌子下，“新闻传播将各种观念灌输到美国人民脑子里，人民耳濡目染的、该看到什么、该听到什么，全都由那些控制传播工具者来决定”⑥。西方国家宪法在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规定了许多限制性条款，例如联邦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18条规定：“如任何人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出版、教育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讯、邮政、电讯秘密权，财产权和避难权，此种滥用法定权利与自由、民主的基本法令相抵触，即丧失上述各种基本权。”⑦英国1911年颁布、至今沿用的《官方秘密法》规定，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不包括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所有信息，如果告诉没有得到授权的人或者没有得到授权获得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利用法律手段制约意识形态是西方政党的主要做法。它们一方面宣扬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另一方而又通过法律手段对“虚假的诽谤性文章”进行“有益的压制”。
以思想教育引导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和政党高度重视对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极强的实效性。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西方得到广泛认同，各国在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及课程设置方面特别突出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及公民教育等内容。例如，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都有唤起民众爱国主义精神的格言警句。乔治·布什在《重视优等教育》中强调“必须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家庭参与重新纳入教育计划”，并相继成立了“品德教育联合会”、“重视品德同盟会”等机构和组织。进入21世纪，美国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强化“美国意识”，培养新时期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负责任的高素质公民。这些做法和举措把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每个公民的思想和行为中，实现其对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掌控。
以各种组织形式推广意识形态。西方政党为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利用各种组织和形式宣扬、传播其意识形态。组织上主要通过政党、学校等塑造意识形态，形式上主要通过电影电视、实物场所等宣扬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国家执政党经常举办演讲、培训等活动，吸引民众参与政党组织的各种活动，扩大本党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力。普遍重视利用文物或有历史意义的场所对社会成员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美国非常强调通过《独立宣言》、《解放宣言》和《联邦宪法》等重要历史文献进行政治观教育，宣扬资本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专门投资兴建华盛顿纪念塔、林肯纪念堂等规模宏大的场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把“自由女神像”看作美国精神的象征，赋予其自由、民主、平等的含义，培养人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政府主导与民间组织参与相结合
维护和推广作为国家利益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西方国家的基本内外政策。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和控制作用，是西方国家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后发国家都非常重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控制，以达到引领和支撑国家发展的目的。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利用其在“国际商业和信息网络”中的优势地位，谋求影响和引导世界未来方向，就成为其控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和目标。
一是掌握信息控制权。多年来，美国一直寻求其在信息方面的霸主地位，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和科技上享有主导权，在信息传播中推行文化霸权，在军事上保持制敌权。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信息权力已渗透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未来社会的信息技术有可能成为权力最重要的来源，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了信息权，那么这个国家最终能够主导世界。⑧美国借助其全球最庞大、先进的传媒系统，积极推进全球信息自由流通，输送美国的价值理念。
二是政府直接钦定核心价值。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其内容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⑨这一具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和西方价值元素的“共同价值观”，是人民行动党政府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而制定的，真实地体现了政府的期望和意志，对于应对西方文化挑战、弥补儒家文化不足、促进社会稳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渗透，民间组织也日益成为参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凭借其自由、广泛的优势，能动、自觉、迫切地传播它们的组织核心思想，而其显而易见、愈加明显的民间影响力也日益得到主流话语的重视，甚至能够形成超越国界的国际化的思想潮流。因此，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众多主体当中，民间组织的存在和运动不可忽视。
民间组织大量出现与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密不可分。近20年来，在欧洲和北美出现了一场由民间组织发起的新社会运动，其中间力量是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反核运动等。这些运动最初强调特定的价值观，如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并以此作为基础和纽带。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不同，新社会运动不关心“阶级斗争”等政治范畴，而是强调文化与共同价值观。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呼应，新社会运动开始跨越国界，形成一股国际化潮流。
正因为民间组织也在不同领域关注着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往往与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由于民间组织最了解其成员的偏好以及偏好转变或形成的过程，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组织的兴起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代议制民主的变革，兴起了协商民主的浪潮。代议制民主一般采用选举的方法来聚合选民的偏好，强调的是平等投票权基础上偏好聚合的最终结果，却不在乎偏好的形成过程。协商民主认为，偏好应该在公民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产生，偏好可以经过协商而转变，因而协商民主发生在三个不同领域：国家层面、普通公民之间、各种社区和由民间组织参与的公共论坛。这使得民主的价值由平等参与为中心转变为以协商和妥协为中心。协商民主理论是针对多元社会价值冲突而提出的一种理论。20世纪90年代由民间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北欧国家等地发起的协商民主实践与治理实践相呼应，推动了西方世界民主价值观的变化。
四、政党成为各国倡导和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发起者与统领者
进入现代社会，政党已逐步取代宗教力量成为国家构建核心价值的主要统领者。政党通过自己严谨完善的纲领、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执政党政府重要的决策和理念引导整个国家和社会形成了一种或几种价值观要素。在当代社会，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综合较量。构建一国的核心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模式选择必须纳入研究范畴。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为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核心价值目标以凝聚人心、获取支持者，提出了“伟大社会”的构想。“伟大社会”崇尚社会公正、保障民权并向贫困宣战。“伟大社会”的目标是为了消除美国在“镀金时代”所形成的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等社会阴暗面，巩固并保障社会正义等核心价值观。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运动”及其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美国社会影响巨大，巩固并塑造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直接推动了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以党纲或意识形态目标为例，欧洲右翼政党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其基本信念是主张限制政治权力、维护平衡的民主、强烈反共和扩大公民权利等。20世纪末，西欧保守党大都经历了政坛选举失势，为改变其在选民心目中“冷酷者的面孔”，欧洲大部分右翼政党如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党都开始注意吸取自由主义在欧洲失势的教训，修正过分强调效益、分割劳方利益、大减社会福利、忽视失业问题的右倾政策。这些政党开始强调人本主义、团结互助的传统价值观，提出要建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中右特色的“欧洲社会模式”，欧洲人民党甚至明确提出了“欧洲的未来在中间”的口号。
欧洲政党中左翼也开始了宣传新的社会价值观的历程。1994年，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概念。1995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来描绘自己的政治哲学，表明工党要超越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1997年英国工党重新执政后，“第三条道路”成为新政府的口号。
在亚洲国家中，一些国家的政党也非常善于推动全社会形成核心价值。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调国家法团主义，并将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予以宣传。国家法团主义提倡以人民行动党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倡导多元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传输，并在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号召社会组织在合作的基础上放弃部分利益；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国家法团主义，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执政党或政府凌驾于各种势力之上，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干涉，成为各种势力和组织的仲裁者和平衡者；国家法团主义并不是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允许接受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挑战。
五、国外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纵观世界各国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做法，虽然因国情和文化的差异而各有特色，但也不乏一些有共性的成功经验。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人们价值取向多样化，学习借鉴国外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成功经验，能够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1.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一切先进文明成果
正如任何国家建立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历一样，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建立核心价值的主要渠道。当前，应该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合理吸收以孝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伦理；立足于儒家思想的精华，强调纪律、服从、勤俭节约、诚实、严谨等社会美德。当然，立足于传统文化土壤，既不能对传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全面回归的态度。费孝通把我国传统农耕文明背景下和乡土社会中形成的道德格局称为“差序格局”，即“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既缺乏一种像基督教那样兼爱的观念，也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传统社会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收缩”，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费孝通把这种道德称为以家庭为核心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⑩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社会公德、宣扬集体主义，提倡统一的道德标准，尤其是抵制那些以牺牲他人利益来满足自我利益的个人享乐主义。
任何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都离不开吸收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吸收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
2.着眼于社会主义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任何国家在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都具有战略上的考虑。例如，美国中情局提出的对华《十条诫令》第一条规定：“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第三条规定：“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11)美国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称，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其中第一步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立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现实。社会主义既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价值目标，公平、正义、自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立足于社会主义实践，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也是抵制敌对势力的有力武器。
3.多管齐下，丰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平台
在国外，无论是学校、家庭、社会还是大众传媒，无论是政党还是宗教团体，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充分利用一切时机张扬本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各级政府、民间机构更是不惜巨资兴建博物馆、纪念馆，资助庆典活动，打造本国文化建设的平台，以熏陶人们的思想情感、凝练社会价值取向。我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平台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可以通过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民间的以及社会、家庭、单位、媒体、学校等多种途径，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搭建多重平台，为其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国外非常重视青少年价值观的养成和教育，以保证本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日本非常重视以多种平台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引导其价值养成。例如，组织在校青少年开展各种活动，如爱家乡活动、集体住宿教育活动等；校外劳动青年的社会教育主要通过劳动青年学校、青年教室等载体，培养青少年的团队意识，深化文化素养学习。我们应把青少年教育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建章立制，持续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进程。文化是制度之母，价值是文化的核心，制度供应不仅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建设要求，而且是推进核心体系建设进程的持续动力。制度化的优势在于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地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程。制度化进程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互动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具体制度和体制的创新和发展，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建章立制，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有序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进程。
4.坚持党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领导
面对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中外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交织，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无法避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会严重影响和冲击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执政党应承担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政治责任，强化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主动权，运用文化这种“软力量”，从价值观的深层次来扩大社会思想共识，增加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强势引领的关键在于把那些已经成为热点、疑点、难点、盲点的问题作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着眼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的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通过舆论导向、文化辐射、政策激励、制度安排等一整套措施，强势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注释：
①苏崇德，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②③李培华.《发展中国家政治》，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354页，第358页。
④⑤⑥⑦农华西.《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第56页，第51页，第52页。
⑧汤啸天.《信息控制权——因特网的争夺焦点》，载于1999年7月28日《光明日报》。
⑨李路曲.《新加坡“共同价值观”评析》，载于《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
⑩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6页。
(11)《中情局〈中国十诫〉》，载于《环球》200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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