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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名位是一种学位的说法尽管由来已久，但一般中国人却所知甚少，倒是一些西方人更为了解。在重建中国学位制度的1981年，著名核物理学家张文裕教授曾谈到：“把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度认定为最早、最老的学位制，这在30年代我在英国留学时就听说过了，像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考考夫就亲口对我这样夸耀过。”随后不久，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有关科举制的学位性质的论文。1996年，我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对科举的学位考试性质也曾做过详细而充分的论述。最近，见有论者撰文对“科举功名学位说”提出商榷，极力否定科名的学位性质，所用的基本上是其他人（包括我的论著在内）使用过的二手资料，所得结论则似是而非。为此，特革本文，以做澄清。
一、东西方学位大同小异
首先应该指出，称科举制度为学位制度不够严密。科举制度是一种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也是一种学位考试制度，但不能直接称科举制度为学位制度，我们只能称其中的科名为一种学位。科名是指进士、举人、秀才等科举名位或科举功名、科第名称。中国的科名从层次分级、终身性到标明一定的文化水平、分科设立等方面看，都与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学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科名是一种学位可以说是“形神兼备”，16世纪以来那么多的西方人会将秀才、举人、进士看作学位，是有充分理由的。
从层级方面来看，科名与西方学位正好相同。中世纪欧洲大学中，最初只有博士一级学位，而唐宋时期只有进士或明经等一级科名。发展到近代，欧美各国通行的是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制，而明清时期西方人来华时，他们所看到的科举制也演变为进士、举人、秀才三级的科名了。另一类似之处是，秀才一级不能任官，到举人一级就获得了任职的资格，这与欧洲近代以前大学中规定只有硕士以上级才能任教职是一样的。因此早先欧洲也称硕士为Licentiate，意为领有开业证书的人，19世纪以前不少西方人便将举人译为Licentiate。
科名之所以具有学位性质，还有一重要原因是科名仅为任职资格，并非实际官位，我在相关论著中曾专门谈到这一点，但这一要点却被否定“科举学位说”者刻意回避。科名与官职是两码事，它既不是官位，也不是爵位，获得科名者具有一种非官非民的身份。考取科名只是获得了一种资格，在多数朝代还需参加任职考试才能入仕。著名教育家韩愈年轻时参加4次科举考试后，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进士科名，但后来连续3次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未能被录用，多年处于有“学位”无工作的待业状态。明清时期进士要经过朝考或翰林院散馆考试才能任职，举人也要等待挑选补充官阙或教职的机会，有的人获得举人、进士科名后长期等待官职空缺未能入仕。
应举者读书——考试——及第的目的多数是为了获得官职，就像现代人读书——考试——获得学位的目的多数是为了就业或取得一个更好的职位一样。然而，如同现代有个别人攻读学位纯粹是为了求取一种荣誉而没有功利的目的，科举时代也有一些人博取科名只是为了获得学术文化活动的有利条件，中举后长期居于乡间，有的人应举仅仅是为了追求科名的荣誉而不是为了当官，尤其是一些70岁以上的高龄考生。这充分体现出科名代表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一种学术头衔，与西方学位相同。
学位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不可剥夺性。科举时代士人一旦中举及第，其举人、进士名号将伴随终身，不可分离。“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既然举人、进士是一个人才学水平的标志，便具有终身不可移易的特点。官职可以升降，职称可能随职业的改变而变动，但只要不是发现其获得学位过程中有作伪行为，代表一个人学术经历和水平的学位与科名则是不可褫夺的，即使其日后触犯法律处以重刑也是如此。获得进士、举人等高级科名是很荣耀的经历，任何时候填写履历都可以加上此头衔。就像现代人喜欢将博士头衔展示出来一样，近代以前科第出身者也念念不忘自己的科名。甚至在科举制废除后，进士还是一个光荣的头衔，如蔡元培在1923年写自己的简历时，将“一八九二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作为第一个履历。因此，中国科名与西方学位不仅貌似而且神似。
至于说科名授予权的归属问题，既然法国等国有由政府授予的国家博士，则由政府授予或由学校授予并不是区别是否学位的依据。现代中国的学位虽然一般由高校授予，但也是由国家统一制定学位条例和证书。另外，谁都不能否认当今通过自学考试本科段考试后获得的学士学位，而自学考试便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考试制度和教育形式。而且，秀才是生员的俗称，所谓生员，即府、州、县学的学生，获得秀才头衔与学校密切相关。所以说，科名授予权主要归属政府并不能否定科名的学位性质。
授予数额的多寡和考试内容的同异也非学位制度的本质特征。现代学位制度也不是都没有限额。比如现代中国每年的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考试，都有录取人数的限制。1977、1978年都有近600万人参加高考，但录取率仅有4.8%和6.8%，竞争同样十分激烈。而考上本科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后来都获得了学士学位。明清时录取的进士和举人数额在当时也不算少，西方来华人士就曾惊叹中国的进士、举人人数大大超过欧洲国家的博士、硕士人数。顾炎武说明末秀才不下50万人，数量可谓不少。高考按省划分数线定额录取，也与科举时代按地区或省份分配名额如出一辙。科举名位与西方学位相比虽有某些区别，但只是小异，而两者从性质到形式总的说来却是大同。
正是因为秀才、举人、进士等科名与学士、硕士、博士极其相似，所以当时的西方人才会普遍将两者互译。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关系的美国人丁韪良(Martin)，1877年在美国教育部发表的《中国教育》一文中指出：因为科名与产生于西方的文科学位的差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换用其它名词来翻译肯定会引起概念混乱。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王云五曾在《“博士”考》一文中说：“余童年读广学会出版之美国李佳白及林乐知等著作，无不自署为美国进士，则以进士视为Doctor之当然译名也。”李佳白和林乐知都是曾在西方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美国人。中国古代“博士”一词通常为官职名称，是指教授专门学问的官员或人才，并没有任何学位性质。在清朝末年，要使人明白西方的Doctor一词，只能将其译为进士。
然而，中国的科名毕竟不是西方的学位。尽管两者极其相似，但并不是说完全相同。产生于不同文化土壤的东西方学位自然会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科名较具政治色彩，与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受政治的强大制约是中国社会和教育的一贯特点，何况科举本身就兼具文官考试与教育考试性质，因此科名由政府授予顺理成章。至于说考试内容不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古代中国科举的考试内容不同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不考计算机知识，当代欧美大学也不像中世纪大学一样非修习神学不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而且，若非要说考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才算学位的话，我们也可以举出强有力的史实。
二、中国近代曾采用科举学位
由于科名就是一种学位，所以中国近代曾一度采用过科举学位体系，其教育和考试内容包括近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清朝末年一段时间内授予学堂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考试合格者的科名实际上等同于现代学位，而且也确实起到了现代学位的作用。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实施的第一部近代学制。其中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经考试成绩在中等以上者，奖给进士科名；高等学堂及其他程度相当的学堂毕业者，考试列中等以上奖给举人科名；中学堂毕业，考试列中等以上者奖给贡生头衔，等等。1905年科举制废除，1905年7月以后还举行留学生毕业考试，凡回国留学生考试合格者可获举人或进士科名。这是清政府为鼓励发展新式教育而采取的措施。当时大学堂分为经学科（含理学）、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8科，所谓理学是指宋代和明代的新儒学；格致科即现代的理科，包括算学、星学（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地质学6门科目。高等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所定课程内容也都是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后来，毕业生所获科名按专业分类还具体加上某科字样，因此，有文科进士、法科进士、师范科举人、农科举人、工科举人、商科举人等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这些科名是在获得毕业文凭之外授予的，一般学生毕业即可获得本校文凭，但只有部分参加考试获得中等以上成绩者才能获得科名。而且，科举学位办法也是国家规定科名，学校具体授予。同时，清末学堂奖励出身办法已无预定限额。这样，否定科举学位说的所谓授予权归属和数额限制问题也完全不复存在。另外，为了表彰在学术上有突出贡献者，清末还实行类似于现代名誉博士学位的办法，免试授予科举学位给少量名士，如1910年1月，授予詹天佑等7人工科进士，严复、辜鸿铭等人文科进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政治官报》第1246号载《学部奏恳恩赏给总医官伍连德医科进士学位折》，1911年4月13日学部（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奏请皇帝批准奖给研究极有心得、在中国各地办理防疫有功的伍连德“医学进士学位”。该奏折中有4次使用“医科进士学位”，还有一处使用“医学进士学位”。奏折中提到伍连德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土学位”，在法国曾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可见当时清朝学部是很清楚西方的学位体系的，只是中国的学位体系名称与西方不同。该奏折中直接出现了“进士学位”这种科名与“学位”二字连称的提法，实际上，仅此一条材料已足以证明科名的学位性质。可以说，清末的科举学位体系已具备了现代学位的所有特征。
辛亥革命前夕，对是继续沿用固有的秀才、举人、进士学位体系，还是模仿日本改用博士、学士等名称来授予学校毕业生，曾出现过一次争论。为此，清朝学部于1911年9月9日《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中指出：“至于毕业名称，近时人士有以为宜仿日本，改用博士、学士、得业士者，有以宜从中国习惯，仍用进士、举人、贡生、生员者，二说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惟仿日本之制，则高等、专门学堂毕业者始称得业士，大学毕业始称学士，……若将社会习惯所推重之荣名，改革殆尽，恐无以鼓励群情推广学校。……是废止进士、举贡等名称，别定学位，虽属正当办法，而按之现在情形，则尚未能骤行。”因此，规定以后大学毕业者仍称进士，高等及与高等同程度之学堂毕业者仍称举人，并规定获得科名者不与官职挂钩。这标志着科举学位与做官完全分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奖励科名制度。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各科学生修业期满，试验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得称学士”；“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不过，当时实际上并未及时颁布配套的《学位令》，因而没有确定大学院生（即研究生）可以获得何种名称的学位。1912年，庄启在著名的《教育杂志》第4卷第7号发表的《论大学学位及学凭之颁给》一文中，建议除农、工二科外，凡按章毕业者，应颁给学士及博士学位，农、工二科毕业生所给学位则称硕士。当时他所设想的硕士对应的英文为Engineer。至于大学研究生，应当特别定制，“其学位亦宜慎重定之，此学位即进士是也。”在民国初年考虑建立现代学位制度的时候，庄启建议将学士、博士和硕士等作为不同学科的大学毕业生所获学位名称，而研究生所获学位则使用“进士”。清末民初虽有研究生制度，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并未实施研究生教育，因而迟迟没有颁布《学位令》。不过，我们从庄启所设想的学位体系中，可以看出进士与学士、硕士、博士一样，都是拟议中的学位名称。1910年刊印的小说《续镜花缘》第一回，虚构了武则天开女科举的故事，说考取才女百名，“一等五十名，授职女学士；二等四十名，授职女博士；三等十名，授职女儒士。”毕竟学士、硕士、博士与进士等科名都只是中国的固有名词，如果民国初年颁布了《学位令》并沿用清朝末年的“进士”等科举学位名称，今人对科名的学位性质就更容易理解了。然而，1935年公布的《学位授予法》时，还是受日本使用博士、学士等汉字作为英文Doctor、Bachelor译名的影响，最终完全放弃了科举学位名称，采用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名称并一直延续至今。
三、第三种视角看科举学位
否定“科举学位说”的论据之一是，西方人是为了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寻找某些结合点，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和西学的传播，中国人则是为了减少接受外来文化的障碍，减弱异质文化交流时的相互排斥，“科举学位说”才会成为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得出的看法。如果说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将科举名位看成学位，这两种视角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再从非中非西的第三种视角来看科举学位。
日本在中国引进西方近现代高等教育和学位制度方面，曾起过重要的中介作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借鉴西方学制时，多经过日本这一东西方之间的过渡桥梁。考察一下当时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的科名，对我们认识科名的学位性质很有帮助。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占据台湾，为了统治台湾人民，日本比以往更重视探究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结构。1905至1911年前后，日本的“临时台湾旧贯调查会”出版了《清国行政法》和《台湾私法》等书。在《清国行政法》第3卷第9章第2节《科举及学堂奖励法》中，便一再提到进士、举人是中国“旧来的学位”。在《台湾私法》第2卷第2编有关“阶级”的款项中，第一项“绅衿”分析了中国学位、官位、爵位的区别，其中第一目“学位”将中国的学位分为“文学位”和“武学位”。文学位包括文生员、监生、文举人、文进士等，武学位包括武生员、武举人、武进士等，并做了详细的介绍，另外还述及一些孝廉方正、博学宏词一类的“杂科”学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还有一些文献提及中国的科举学位，但仅举以上2例，已足见采用西式学位的先行者日本是将中国的科名看成学位的。
历史上曾实行近千年科举制度的韩国，一些学者也将获得科名的绅士阶层称为“学位身份层”。同属东亚科举文化圈的越南也与日、韩类似。河内文庙中立着一座碑亭，上面醒目地刻着“科甲中来名不朽”几个大字。在历史上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的越南，至今学位制还带有一些科举文化的色彩，如称大学毕业获得文凭者为“举人”。
总之，无论是从科举名位的形式还是从其特性来看，中国古代的科名与西方的学位制度都极其相似，因而当时东西方各国都将科名看作一种学位。而且中国在1904年至1911年间曾采用科举学位体系，在1905年科举制本身被废除之后，科名的学位性质更加显现。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科名的学位性质毋庸置疑，“科举学位说”可以确立。
承认科举学位并不会使中国的学位制度史蒙黑。过去对科举制的评价不够全面和客观。实际上，科举制曾造就和选拔了当时社会的一流人才。现代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却不知道大量杰出真实的科举人才。范进、孔乙己虽然反映了历史真实，但毕竟还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科举制并不完全像以前我们中小学课本所描述的那样片面，它不仅造就了范进、孔乙己这样的腐儒，也造就了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而且连我们熟知的韩愈、朱熹、蔡元培一类的教育家也是进士出身。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也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才。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过去所宣传的那么坏，由于奉行“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科举制曾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在追溯中国学位制度史时，应有充分的理由和自信述及科举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