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川房枝与日本妇女选举运动
——近现代日本政治暗流的形成
进藤久美子
【内容摘要】 市川房枝是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家和女性政治家。1924 年12 月，市川参与成立的“获得同盟”被视为战前日本妇女选举运动的摇篮，她作为妇女选举运动旗手始终坚持引领着为女性获得参政权的斗争。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正处于高峰期的妇女选举运动急转直下，市川在提出反战主张的同时，将市民活动纳入妇女选举运动领域。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妇女选举运动转向为战时体制服务、支持侵略战争，市川也成为战争帮凶。经过战后民主化改革，日本女性获得了平等的参政权，但政治风气却趋于保守。回顾历史，可以说战前、战时妇女选举运动累积的经验，形成了近现代日本政治的暗流。市川在领导妇女选举运动的过程中，一边推动女性参与政治，一边与自民党主导的利益诱导型金权政治相抗衡。其倡导的“政治即是生活”政治理念与实践，也成为导致战后日本两次政权更迭的重要背景。
【关键词】 市川房枝 妇女选举运动 日本政治 女性参政权
一、序论：探寻金权政治的暗流
(一)市川房枝与“政治即是生活”的政治
市川房枝（1893-1981），是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上绽放异彩的政治家。在战前保守社会中，她开启了谋求实现男女平等政治权利的妇女普选运动（也称“日本女性参政权运动”）。在军部法西斯跋扈的战争时期，是持续点亮“妇选之灯”的重要人物。战后，市川自1953 年参议员选举中首次当选以来，直至1981 年2 月去世为止，约25 年间担任5 届无党派参议院议员，是日本颇具代表性的女性政治家。其政治功绩被高度评价为“女权拥护者”“与自民党一党优位体制下金权政治相对抗的廉洁的政治旗手”“和平宪法的护持者”。在其去世前一年的1980 年参议院选举中，87 岁高龄的市川，在全国区获得超过278 万张选票，以最高票当选。可谓是日本宪政史上最受国民支持的政治家。
市川担任参议院议员时期，正值日本被称为“五五年体制”时代。作为民主国家，这一时期又是他国未曾发生类似政权交替的政治闭塞时代。1955 年左右两翼社会党实现统一后，应时局所迫，在日本财界的要求下民主党与自由党迅即合流组建自民党。以此为肇始，直至1993 年非自民党、非共产党的八党联合会派细川护熙内阁成立，自民党单独执政长达近40 年。这一时期，战败国日本实现了被称为奇迹的经济复兴，GDP（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空前的经济成长背景下，财界输送给自民党的“政治献金”日益巨增，自民党政权也始终靠着“金钱”来维系。可以说，在政治与“金钱”相互勾结的金权政治之下，也是战后日本贪污横行无以复加的时代。
在被“金钱”充斥的利益诱导型自民党金权政治常态化境况下，市川倡导“政治是为了保护生活”的主张，希求反映国民意愿和利益的公明正大的政治。
首先，她主张“选举是政治的开始”，严厉批判用金钱贿选的金权选举。为了使选举恢复到民主政治的本来面貌，创造了一种理想选举方式，市川主张“与想竞选的人相比，让希望当选的人参选更重要”，着手组建“让希望当选的人参选”的志愿者活动和用小额捐献筹集选举资金。实际上，自己一生的6 次参选均是通过理想选举实现的。其次，她明确指出“选举需要花钱，所以政治与金钱相互勾结”，这是日本宪政史上首次以实证的方式表明金权政治的动向，引发出了舆论对金权政治的危机感。[1]另外，为了彻底改革在金权政治文化中对政治人士有利的《公职选举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如在选举中引入连座制及限定企业捐款上限的相关法案修改方面，市川均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一系列政治净化的动向，最终形成了以“停止！腐败议员”为口号，旨在阻止腐败议员再次当选的国民性运动。
市川房枝与金权政治对决，标榜“政治即是生活”的政治理念及实践，目的在于诠释政治并不是按照政治家和候选人意愿发展的，应还政于国民手中。这无疑是为了改变自民党利益诱导型的金权政治，使政治重新回到以国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本来面目。这是市川作为廉洁政治旗手，在国民鼎力支持下毫不动摇始终坚持的政治理念及实践。
（二）“政治即是生活”走到台前
1928 年2 月20 日，举行了首次男子普通选举，市川把这次选举看作是女性政治教育的极佳时机。因为通过监督男性进行的选举，一方面使女性自觉自身无权利的处境，提高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可以培养正确的政治感觉。“获得同盟”决定从妇女参政的立场出发，关注男子普通选举，设立特别委员会，任命市川为委员长。该委员会采纳了针对男子普通选举而列出妇女选举的四个具体方针的决议书：第一，要求政党即候选人将妇女选举纳入纲领；第二，提议对于支持妇女选举的候选人，发送推荐信和派遣助理律师；第三，呼吁男性选民不要采取诸如弃权、贿选等不正当行为；第四，呼吁女性监督选举进程。[13]于是，完全没有政治权利的女性，为了男性选举的公正性进行监视。开始了一场在西方参政权运动中史无前例的妇女选举活动。在第一届男子普通选举中，“获得同盟”的女性在超党派议员候选的选举援助中异常活跃。据《朝日新闻》报道，从1 月21 日议会解散到2 月20 日总选举的一个月里，“获得同盟”的女性总计进行了276 次助威演说。[14]这项战略效果着实显著，选举的结果是支持妇女参政的议员及在野党合计超过了120 人。虽然尚未达到法案通过所需众议院议员总数466人的半数，但支持妇女参政的议员票数增长明显。
国民对于自民党政权的不满，在2009 年8 月召开的第45 届众议院选举中再度爆发。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凭借308 席的压倒性优势一举问鼎政权。反观自民党则由公示前议席骤减了181席，仅获得119 席，自1955 年结党以来首次失去众议院第一大党地位。这是“民主国家”日本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迭。在2009 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在其政权公约的开头语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国民的生活方是第一”理念。[4]1993 年选举，导致“五五年体制”崩溃后的日本第一次实现政权更迭，2009 年选举，则实现了日本战后史上首次由与自民党不同的政党单独执政的第二次政权更迭。两次政权更迭均提出了“生活者主权”或“国民的生活第一”宣言作为新的政治目标。这无疑证明在战后的日本政治世界里，“政治即是生活”的政治声明成为引发政权更迭的契机。
（三）本文论述的主要问题
战后日本的政治状况，一直持续到“安倍一强多弱”格局的今天，自民党主导的利益诱导型金权政治仍在延续。与追求回归战前型社会的保守政治风气相结合，在自民党政权继续保持稳固的政治力量情况下，为何“政治即是生活”的政治理念与实践会引起两次政权更迭呢？国民对自民党政权嗤之以鼻、予以拒绝的共鸣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近代日本政治的暗流又是如何形成的？
妇女选举运动家、政治家市川房枝，历经了战前、战中、战后体制的巨大转变。战后，市川所希求的“政治是为了保护生活”政治理念与实践，是根据战前、战中妇女选举活动中累积的经验凝练而得。因此，本文将系统检视战后市川所希求的“政治即是生活”的政治，如何在战前保守社会通过妇女选举运动得以磨炼形成；在始终以男尊女卑为特征的“家”制度社会中，何以产生了要求男女平等政治权利的妇女选举运动；在军部法西斯跋扈的“十五年战争”（1931-1945）期间，“妇女普选之灯”是如何持续点亮的；亲历战争体验之后的妇女选举主张，开拓了怎样的政治前景进而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暗流。
二、保守社会下的妇女选举运动：“政治即是生活”理念诞生的背景
（一）妇女选举运动的摇篮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参政权运动（以下简称“妇选运动”），始于1924 年12 月“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的成立（次年改为“妇选获得同盟”，以下简称“获得同盟”）。
在战前日本社会，女性被置于“家”制度的桎梏之下，专门负责家务、育儿等从属性工作，紧紧束缚于家庭。“获得同盟”成立前一年9 月，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以此前所未有的灾害为转折，为应对灾后极端物资不足及救援活动，日本近代史上首次出现邀请女性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由此使得自明治时代以来在近代化过程中长期被压抑的女性能量，如泉涌般倾泻而出。地震发生一个月后，为了顺利开展救援活动，东京府的妇女组织团结一致，组建了“东京联合妇人会”。另外，因震灾重新组阁的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在递信大臣犬养毅的强烈要求下，1923 年发表了实施男性普选的声明。据此，在第50 届帝国议会上（于1924 年底召开）普选法案获得通过。该份声明激发了震后女性日益参与社会活动的政治热情，使得要求女性参政权的声音顺势高涨起来。[5]
1924 年11 月，“日本妇人参政权协会”策划举办妇女参政权及“对议会运动座谈会”，并向东京府内的妇女选举团体发出邀请。[6]该协会成立于1921 年，是“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内部的一个组织，目的是独自进行“妇选运动”，1886 年由矢岛楫子和佐佐城丰寿等人发起成立的“矫风会”，在倡导废娼、禁酒以及和平运动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女性唯有获得参政权才能达到上述目的。“东京联合妇人会”政治部的年轻成员们，将这次“对议会运动座谈会”，看作是将当时处于混乱状态的妇女选举团体和个人妇选运动家联合起来的良机。其中宫川静枝在11 月13 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题为《为了共同的目团结一致》的决议书，该决议获得全场一致通过，并当场成立了为建立“获取同盟”的筹备委员会。[7]
此时市川房枝刚刚结束为期2 年的美国之行，在国际联盟第一个国际机构ILO(国际劳工组织)的东京支部任职。1919 年末，市川房枝与平冢雷鸟共同成立了日本第一个女性政治团体，并发起了要求修改禁止一切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治安警察法》（1900 年）运动，但由于与平冢雷鸟因运动观念不同产生分歧，转而赴美考察。在关东大地震前，市川亲眼目睹了获得男女平等政治权利的美国女性参与政治的方式，地震5 个月后她回到东京。在市川赴美之后的1922 年3 月，《治安警察法》第5 条第2 项因新妇女协会提出意见得以修改，此后女性政治评议权力得到认可。虽然没有实现对第5 条第1 项的修改，也没有承认妇女组建政治团体的结社权，但是通过该项修改，女性在公开场合开展谋求自身政治权利的行动成为可能，开辟了女性获取参政权的道路。
(二)《治安维持法》下的“妇选运动”
1924 年12 月13 日，举行了“获得同盟”成立仪式。由“参政权协会”久布白落实起草的宣言和决议以及市川提出的规章草案，分别被协商采纳。《成立宣言》由六条组成，开篇就提到“我们坚信男女都应该根据天赋的义务和权利肩负起建设新日本的责任。”[8]这一主张无异于向以往男尊女卑乃是理所当然的“家”制度发起了正面对抗，提倡“妇选运动”依据男女同为人类，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自然权思想。
在这次会议上，市川等人为谋求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设定了三个具体目标：第一，“市町村的公民权”——妇女公民权；第二，“作为日本国民……应尽应有义务”，众议院选举应包括女性——妇女参政权；第三，认可女性“政治结社的自由”——妇女结社权。成立仪式上，久布白当选为总务理事、市川当选为会务理事。[9]成立仪式后“获得同盟”在支持妇女参政的超党派男性议员共同努力下，将通称为“妇选三法案”于1925 年3 月提交至第50 届议会。之后，每当议会召开，该会都会不断上呈提交“妇选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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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 届议会上首次提交了要求男女平等政治权利的“妇选三法案”，令战前日本“议会制民主主义”一方面走民主化道路，另一方面又纳入了与此潮流截然相反的反动装置，成为向集权主义体制转化的重要分水岭。首先，此次议会按照原定计划，于1925 年3 月末废除了一直以来选举权对纳税的要求，通过了《男子普通选举法》。政府于4 月通过并公布了《治安维持法》的敕令，5 月正式公布《男子普通选举法》。政府在预感男子普通选举中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畏惧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以普选法作为交换条件才制定了《男子普通选举法》。该法禁止“旨在改变国体和否认私有财产为目的的结社及运动”，并在三年后的法案修订中，将处罚的最高刑罚定为死刑。具体而言，其用意在于取缔社会主义运动，同时将与“变革国体”相关联的所有思想都视为取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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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制国家的国体下，女性被视为“家”的附属物，把以往男尊女卑为特征的“家”制度作为社会的基础。追求男女平等和同等政治权利的“妇选运动”，是要从根本上破坏男尊女卑的“家”制度，属于会诱发“国体变革”的危险思想。因此，在《治安维持法》下的天皇制国家，如何在不抵触“国体变革”的前提下谋求男女平等、同等政治权利——如何克服这一悖论，成为日本“妇选运动”的首要课题。
实际上，“妇选运动”当初，有人曾视其主张与社会主义运动观点相似，抨击其主张是涉及“国体变革”的危险思想。对市川而言，与此动向相对抗，保障以后的运动安全发展成为重要课题。1931 年7 月，市川在“获得同盟”京都支部发出了如下警告：广岛支部亦如此，没有比把“非赤色”的东西称为“赤色”（“社会主义”的别称）更麻烦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攻击材料才会奏效。“妇选是赤色的”这种负面宣传，正在被那些陷害“妇选同盟”的人和团体大肆宣扬，请诸位会员切勿上此恶意宣传之当。[10]
市川作为“妇选运动”家和参议院议员，追求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者主体”的政治理想，同时她也是具有卓越运动手法的现实主义社会改革家。市川的运动观是以新妇女协会运动为开端一以贯之的。新妇女协会时代的市川认为，倾向于理想的运动是“纸上谈兵”，多以“徒劳告终”。并强调既然是社会改革运动，“就应该是承认现在的社会，并立足于其上的运动”。[11]生活在将“家”制度作为基盘的天皇制国家社会中，市川果真能“承认男尊女卑的社会，并立足于其上”，从而开展妇女选举运动吗？有趣的是，相对于20 世纪初英国的“妇选运动”数千人被捕，日本的此类运动并未有一人被捕。为什么在军国主义盛行且由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妇选运动”却没有成为严格的《治安维持法》的管制对象呢？
（三）在天皇制国家“家”社会中开展“妇选运动”的战略
1.“妇选运动”目的及对男子普选权的协作
第50 届议会结束后的1925 年4 月，召开了“获得同盟”第一届大会，运动的目的和策略得到明确界定。重新发表宣言，将“争取参政权作为运动的唯一目的”，接着强调“虽然要和政府政党保持紧密联系，但要保持绝对中立的立场”，维持运动的自主性，从事超党派活动。市川在此次大会中提出规章修订案，提议“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参政权，还要加入一般妇女的政治教育一项”，修改为“以妇女获得参政权和为此行使权力的政治教育为目的”，得到全场一致认可。[12]此后，“妇选运动”以妇女参政为轴心，以女性的政治教育为另一轴心，双管齐下开展日本固有的女性参政权运动。
回首市川离世后的日本政局，不禁慨叹在日本政治发生惊天巨变之时，市川穷尽一生所追求的“政治即是生活”主张正日益走向台前。1993年7 月第40 届众议院选举过后，日本新党领袖细川护熙携新生党与先驱新党等新党创立之热潮，团结非自民党、非共产党势力组成8 党联合会派联合政权，使自民党失权下野。这次选举亦使“五五年体制”下稳坐最大在野党席位的社会党议席骤减，“五五年体制”实际上已经崩溃。这次政权更迭国民毫无掩饰地流露出对执政党及在野党政治现状强烈的反感。[2]1992 年5 月，细川护熙在月刊《文艺春秋》上发表了《“自由社会联合”的结党宣言》，并于同月底创建日本新党。在这份宣言中明确提出与自民党一党支配下的政治迥然相异的全新政治目标，即“确立生活者的主权”。在该期杂志上细川护熙还呼吁“我们将改变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将生产者与供应者放在首位，实现向以生活者、消费者、供应者为优先的经济体制转型”，并宣布“以生活者革命为目标”。[3]
疏血通脉胶囊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大鼠的神经保护作用研究 ………………………………………… 陈 朝等（16）：2184
支持妇女参政的议员数量在议会里急剧增加，在“普选（男性普通选举）之后就是妇女选举了”的社会风潮高涨中，市川表示妇女选举的要求就是全体女性的总体意愿，并感到有必要开展女性对议会强有力的示威活动。1928 年3 月上旬，市川提议在“获得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将要求妇女参政权的所有女性组织，重新组建为大同团结合作的共同委员会。当初，报纸媒体等怀疑包括左翼女性组织在内的所有女性组织，实现大同团结合作是不可能的。[15]但是，最先响应争取同盟号召的是无产阶级女性组织关东妇女同盟。[16]结果在3 月中旬，包括“获得同盟”在内的三个有产阶级女性组织，加上四个无产阶级女性组织团体，组成了“妇选获得共同委员会”。
作为女性对第55 届议会的示威活动，该委员会在议会会议期间两度召开妇女选举演讲大会。另外，受到东京支部共同委员会活动的刺激，在关西一带设有支部、拥有150 万会员的全关西妇人联合会于同年4 月加盟了共同委员会。其加盟意味着女性参政权运动的全国化，超越了阶层、地域的限定，妇女选举支持范围得以扩大。但最终，妇女选举获得共同委员会也仅是昙花一现，于1929 年12 月解散。因为《治安维持法》对左翼组织进行了激烈的镇压，加盟的左翼女性组织被强行解散。不过，解散时就“今后必将给予适当合作”达成共识。[17]躲过了《治安维持法》严厉取缔的“妇选”女性们，以女性参政权为轴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所有女性们联合斗争，其历史意义重大。这一活动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后直至卢沟桥事变的中日陷入“准战争”时期① 国内学术界目前将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日本战败（1931-1945 年）期间，称为抗日战争时期，与此相应日本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日中十五年战争”时期。本文作者为论述方便将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称为“准战争”时期，之后称为全面战争时期。（译者注） ，再次牵连左右两翼的女性组织，全体女性强烈呼吁反战、反军备扩张、反法西斯主义。
3.符合保守社会女性观的“妇选”意义和目的
以市川为首的“获得同盟”的女性，通过在第一届男子普通选举中的助威演说，直面现实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女性观的坚实壁垒。在以往男女不平等的家庭制度社会中，妇女选举依据男女平等、同等政治权利的要求乃是禁忌。亟待解决的课题是如何以不抵触保守社会中女性观的形式有说服力地表明妇女选举要求的意义和根据。为了应对这一课题，优秀的现实主义社会改革运动家市川，在1928 年4 月“获得同盟”第四次大会上重新起草了宣言，以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形式提出了妇女选举的目的和意义。认为“获得同盟”创立以来，一直相信开展各项男女平等的参与政治活动，是理所当然的，女性参政权要求是男女平等、同等的“自然法则”——并确认这是立足于自然权之上的。而且，她宣称要求妇女选举是“鉴于我国当下现状，特别是基于如下理由”，举三点为证：第一，为了使政治“成为清廉公正的国民政治”；第二，为了“使政治和厨房的关系紧密相连”；第三，“为了改革废除那些不利于妇女儿童的法律制度”。[18]
在“家”制度社会中，女性唯一被认可的活动场所就是作为生活场所的家庭（厨房）。它作为私人领域，是从公共领域的政治性活动中完全剥离出来的场所，反之这一事实正是将女性从政治世界排除在外的证据。市川以此状况为反击，对政治进行了定义，“最好的政治，就在国民每个家庭厨房的米柜里，随时都能装满大米”“夫妻、孩子们都能各司其职、和睦欢乐”。[19]市川通过这样的主张，将与政治分离的生活场所和政治相结合，成功地将“家”制度下唯一被认可的女性在家庭中生活者角色纳入政治当中。为了“使政治和厨房的关系紧密相连”，要求妇女选举的理由是，作为被政治排除在外的家庭居民中，女性才是最适合将生活场所的经验和知识反映到政治中的人。市川还提出，如果不是作为家庭中专门从事育儿和家务的女性当事人，就不会了解那些“对妇女儿童不利的法律制度”，只靠男性执政，就会背离生活，有失偏颇。
于是，市川在保守社会中领导妇女选举运动的过程中，开辟了主张“政治是为了守护生活”的新政治展望，主张女性参与政治的意义。
在台词“And if I go back.”的翻译处理中，字幕翻译为“如果我再回去的话…”，配音翻译为“如…如果再回去”。再如“Max,it's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me.”，其字幕翻译为“麦克我就再也出不去了”，配音翻译为“麦克我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两例中字幕和配音翻译采用了不同的策略，为了达到戏剧效果，相比配音翻译为了画面和节奏上的对应，通过台词重复(即结巴)表演出害怕的效果，后一句的翻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对信息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却十分自然和谐，对于剧情发展和故事的叙述没有障碍，同样产生的戏剧效果。
市川主张妇女选举的另一个意义是为了使政治成为“清廉公正的国民政治”。在市民社会不成熟的状况下，实施前所未有的男子普通选举，乃是买卖选票猖獗的金权选举。经历了这一现实的市川，将保守社会的女性观——担负着养育孩子角色的女性，与生俱来富于道德心，具有清廉洁白的特质，与妇女选举的意义相结合。并主张妇女选举，就是用作为家庭居民尚未受到社会和政治污染的清廉洁白的女性之手，净化男性进行的选举和政治腐败。此后的“妇选运动”，按照新提出的妇女选举意义，开展与“妇选三法案”提交议会相并行，为将政治与生活联系起来而听取身边的生活课题的市民运动。而且每次选举都要进行修正选举的活动，监督选举后的政治腐败现象。于是，在运动开始三年后的1928 年，市川把要求男女平等、同等政治权利的自然权主张从纲领中删除，以与保守社会的女性观相匹配的形式重新设定了妇女选举的目的和意义。这暗示着之后在军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反动社会中，“妇选运动”为了生存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
三、“准战争”时期的“妇选运动”：反扩军、反法西斯活动与新运动策略
(一)九一八事变和“妇选运动”的恶化
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事变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此后“独断”实施事变的关东军继续无视政府的“不扩张”方针，以自卫为借口继续扩大对中国大陆的占领。1932 年2 月占领了哈尔滨，几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的关东军，拥立清朝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为皇帝，宣布建立“伪满洲国”。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侵略行为，在日本称为“满洲事变”。以此事变为契机，日本开始了近代历史上为期最长的“十五年战争”，直到1945 年8 月15 日战败。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妇选运动”正处于高峰。1930 年2 月，第58 届议会上众议院通过了妇女结社权和公民权法案。翌年，政府向议会提交了对妇女结社权和公民权限定于市町村范围内的限制性妇女《公民权法案》，并且在众议院得以通过，但均被贵族院否决而成为废案。尽管如此，市川等人以1931 年末召开的第60 届议会为目标，争取到了有马赖宁等贵族院有力议员们对妇女选举的支持。结果，在第60 届议会上，妇女谋求部分政治权利(妇女结社权、公民权)正逐渐成为现实。这是自1925 年首次向议会提交“妇选三法案”5 年后取得的成果。
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议会上部分认同女性参与政治的趋势瞬间烟消云散。事变后在军事国家化的背景下，日本社会呈现出军部意志——国际危机——优先于所有的国内政治态势。将“妇选三法案”提交议会变得困难重重。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 年的七七事变，“准战争”时期议会共召开11 次，“获得同盟”将“妇选三法案”提交议会仅有三次。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中日进入全面战争时期（1937-1945），此时任何妇女选举法案提交议会都已经不可能了。[20]
(二)反扩军、反法西斯的主张和活动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妇选三法案”上呈议会困难重重，市川等女性在社会中开展了两种活动。一是坚决反对日军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政策，并开展反扩军、反法西斯的主张和活动；二是，按照市川在1928 年的第4 届“获得同盟”大会上提出的妇女选举的新意义，开辟新的活动领域。首先，为了“使政治和厨房的关系密切相关”，积极提出生活课题，开展各种各样的市民运动；其次，为了使政治成为“清廉公正的国民政治”，致力于政治革新；再次，为了“修改不利于妇女、孩子的法律”，致力于母子保护法的制定。
原本市川就基于反战的立场，完全否定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因此，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予严厉批判，并提出质疑，“是否有必要将事变扩大到那种程度”，强烈谴责军部与政府当局。[21]她还强烈主张，为了尽快结束事变，日军应“撤兵至满铁附属地内”。另一方面，市川强调女性是天生的、富有经验的爱好和平者，指出“在各自国家”的女性应当弘扬和平精神，“通过国际协作才能实现最初的和平”，提议中日两国女性联起手来结束战争。
市川还通过在“准战争”时期的议会会议期间召开的全日本妇女选举大会，尽力向社会表明“反扩军、反法西斯”的主张是全体女性的意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召开的第58、59 届议会上，该大会举行了包括无产阶级女性组织在内的全国妇选组织集会，以对议会施加压力。“妇选运动”的女性，通过“准战争”时期的这次大会，正面对军部法西斯统治下的政府提出了异议。在1932年的第三届妇女选举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反法西斯”的决议。[22]在1933 年第四届大会上，形成了“要求裁军”的决议。[23]在警察严厉监视下召开的第五届大会上，主张裁减军队预算，为恢复和平要求取缔鼓励战争的出版物。[24]在1937 年1月召开的第七届妇选大会上，为改善扩军而导致生活环境的恶化，通过了要求“立即实现妇女选举”的决议。[25]
1.1缺乏了解与认同临床科室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消毒供应中心的工作,认为供应室就是简单的回收和发放,没有技术含量,也不直接面向患者,地位和重要性自然不如临床科室,这势必影响着他们与供应室人员沟通时的态度、语气、方式。
3、积极推进规模产业发展。各级政府要以我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引入战略投资者，建立以土地规模经营为载体的种养业大型龙头企业，通过规模经营、产业聚集，带动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为促进我市农业保险工作加快发展提供支撑。
(三)开拓连接政治与生活的市民活动领域
这一时期，市川等人在进行妇女选举等和平活动的同时，还积极致力于“为了使政治和厨房关系密切”的市民活动。继1929 年的煤气费降价运动之后，从1932 年到1934 年，还将东京的垃圾处理问题、反对女佣税及小市民（中产阶级）税运动、东京批发市场的设置等诸多方面的日常生活问题，纳入到妇女选举的新活动领域。“妇选运动”的女性们，挖掘生活周边的切身问题，向市政当局提出解决方案，通过与市政府的合作，既反映了女性的意见，又处理了问题。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垃圾处理问题的努力。市川等人通过这个运动，致力于计划“站在家庭主妇的立场，谋求减少垃圾量，将厨房垃圾(生活垃圾)和杂物(可燃垃圾)彻底分类处理”，并使之普及。[26]这是准战争时期的妇选运动在维持自主性的同时，通过与市政当局的密切合作处理生活相关问题的极佳事例。这种市民运动的潮流，在七七事变以后成为战争时期妇选的重要活动领域被继承下来。
1936 年3 月广田弘毅内阁成立，作为税制改革的一贯主张，决定向议会提交《母婴扶助法》。因此，在第70 届议会即将召开之际，继广田内阁之后的林铣十郎内阁提出制定《母婴保护法》，该政府案获众贵两院一致通过。当初政府案不包括对私生子女的保护，但是由于“女性保护联盟”的强烈要求而得以涵盖进去。市川对于该法的制定做出如下说明：“去年以来，我们以东京市政为对象，解决了垃圾问题、市场问题等，使一般妇女明确认识自己与自治政府间关系的同时，履行了妇女作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次推动《女性保护法》制定的运动，只不过是替换成以国政为对象而已。”[30]
（四）选举和政治革正战略——“市民不要选择有丑行之人”运动
市川在“准战争”时期实施的所有东京市议会选举、众议院选举中动员妇女，继续开展监督活动，以使政治成为“清廉公正的国民政治”。这与在“准战争”时期发起的垃圾处理问题等市民活动一样，在对女性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成为证实女性政治能力的极好机会。
“获得同盟”决定在1933 年3 月的第2 届东京市议会选举中，向有犯罪嫌疑的候选人发出辞退劝告。市川等人深知涉及金钱的选举会产生重大贿选嫌疑，在第一届东京市议会选举中，编制出成为战后理想选举原点的“十钱袋”，开始尝试用募捐来筹措选举费用。[27]但是东京市议会的重大贿赂案不断出现，在这次市议会选举中由于重大贿赂案而受牵连，甚至被起诉被监禁的议员也在竞选。决定了“市民不要选择有丑行之人”这一口号后，市川等人向11 名嫌疑人寄出了放弃候选劝告书，结果有6 人落选。[28]在这次选举中首创推动向有犯罪嫌疑候选人直接提出放弃劝告的“市民不要选择有丑行之人”战略，与战后“停止！腐败议员”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为战后最为重大贿赂案之一道格拉斯·格拉曼案件的嫌疑人——自民党重量级议员松野赖三的落选做出了贡献。
（五）《女性保护法》的成功制定
1934 年5 月，“获得同盟”在第10 届大会上通过了“为了将议会中的舆论转向妇女选举，在一般妇女问题上（例如母婴扶助法案等）做出努力”决议，并设立了筹备委员会。[29]经济不景气和扩军预算，使得女性单亲家庭的经济窘境在过去2 年间发生的母子自杀事件高达560 件以上。9月，女性保护法制定促进妇人联盟成立（后改称“女性保护联盟”）。第67 届议会(1934 年召开)上，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建立以母婴为中心的预防对策”的建议案，并在第70 届议会上(1936年召开)提交了《母婴扶助法案》。
由表1中可见，全县2015年密植型玉米面积0.92万hm2，2016年密植型玉米面积1.22万hm2，可见耐密型玉米播种面积逐步增加，农民认识逐步提高，占玉米面积30%左右。建昌县耐密品种种植情况见表1。
2.左右两翼女性组织的大同团结
四、战时“妇选运动”：持续点亮的“妇选之灯”
（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和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1937 年7 月7 日，日本再次挑起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事变如出一辙，在这次事变中军部也无视近卫文麿内阁的“不扩大”方针，单方面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军队。8 月13 日，战火蔓延到上海，日本和中国的冲突激化为全面战争。市川直至中日全面战争前夕都在主张避免战争。市川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月前的1937 年6 月，指出近卫文麿基本上是个有着前卫思维的人，对近卫内阁又有所期待，认为“只要能避免战争发生就好，战争一旦开始，一切都完了。”[31]
2008年5月中旬，乌梁素海明水区域大量暴发黄藻，最盛时发生面积达 8万余亩（0.533万 hm2），超过明水面积的1/3。2009年5月下旬乌梁素海再次发生黄藻并迅速蔓延，最大面积达 1.6 万亩（0.107 万 hm2），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危害，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经调研监测分析，这是乌梁素海特殊气候条件、湖区水体水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特殊气候条件下水体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增高所致。监测结果见表1。
然而事与愿违，战争最终演变成全面战争，战况已呈无法挽回之势。市川在晚年回忆道，当时有三种选择可以在战时状态下生存：到现在为止在可能的情况下仍然会表示反对战争，军部也仍然会对我们加以攻击……但是这次战争真的开始了。当时，要么选择正面反对战争而入狱，要么选择从运动中完全退却，要么暂且肯定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三条道路必须选择其一。[32]
优秀的现实主义社会运动家市川，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暂且肯定现状，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合作”。其理由叙述如下：如果是我一个人的感情和生活，无论如何也能解决。但是为了增进全体妇女儿童的……乃至国家社会的幸福，多年来与同志共同努力，我们的立场是，有责任考虑如何克服当前时局的困难，如何建设未来的幸福，我们有付诸实行的责任和义务。[33]
（4）新生古储成藏模式主要是指孔三段火山岩油藏成藏模式，孔二段烃源灶生成的油气通过断层、不整合面运移到孔三段火山岩有利圈闭中聚集成藏，形成火山岩油藏。
至今为止领导妇女选举的人不管在“监狱”中，还是隐居(“从运动到完全退却”)，从社会上撤退都是不负责任的。在任何情况下，思考并实行救活妇女选举道路的方法，都是和平时期引领妇女选举者的“责任和义务”。战争时期的“妇选运动”——要竭尽所能守护战争中受害最严重的“女性、儿童的生活”。[34]这便是市川在战争时期摸索“妇选运动”而选择第三条道路的直接原因。
(二)历任与生活相关的国策委员
市川把战争时期“妇选运动”的目的放在“守护女性、儿童的生活”上，并积极地将近卫内阁为了配合战争时期状况、整备国内状况而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下简称“精道运动”)的国策委员(战争时期的政府委员和政府外围团体委员的总称)与“妇选”女性关联到一起。1937 年10 月，政府作为推进“精道运动”的母体，设立了半官半民的组织——精道中央联盟。11 月，该联盟成立了4 个涉及后方援助、社会风气、农山渔村、家庭实践的调查委员会。其中与生活相关的家庭实践调查委员会，委任了以市川为首的多名妇选女性为委员，对战时状况下家庭生活该当如何的国家方针进行探讨。市川作为特别委员，将“在紧急时局下家庭中应该实践的事情”总结为14 个项目，参与起草了“家庭报国三纲领及付诸实践的十四条要点”。[35]“妇选”女性们还在战时物资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国民健康，发起了“不吃白米、吃胚芽米”的国民运动。[36]
(1)水位。地下水水位是最基本的地下水动态监测要素，现场主要监测地下水水位埋深，然后根据测点高程换算水位标高。人工测量主要采用电触悬锤自警式电子水尺，自动化测量主要采用压力式遥测水位计。
从1937 年到1940 年的“精道运动”阶段，市川从事了非常时期生活方式委员和大藏省储蓄奖励委员等各种国策委员的相关工作。但是在这个阶段，其活动目的基本上限定于女性扩大社会参与和以保护生活环境为目标的战时“妇选运动”。例如1938 年3 月，精道中央联盟为实施精道政策建设实践系统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并任命市川为唯一的女性委员。在该委员会中，市川成功地使家庭主妇获得许可并得以参与实践系统组织的邻组例会。[37]另外，在“精道运动”第二阶段(1939 年3 月)，作为干事在“革新公私生活，强化战时态势基本策略”的形成过程中，强烈主张政府根据科学依据下确定最低生活水准，“比如吃多少大米才够，副食供应多少为好”等。[38]这与继承“精道运动”的大政翼赞运动中，国民食品制定营养委员会确定的国民食品基本营养标准息息相关。市川还强烈主张，在物资极度缺乏、黑市物资和囤积行为横行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措施，确保“必要的有级别的家庭”获得物资的“适当”配给。[39]
(三)战时状况下的“市民性”活动
市川通过这次旅行也了解到中国大陆的辽阔和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高涨，深切感受到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是多么困难。预测战争长期化的市川，在旅行后的9 月解散了“获得同盟”。其实在1939年末，一切自由主义社会运动都成为严厉取缔对象，在这种战时背景下，市川为了持续点亮“妇选之灯”，新设立了作为“获得同盟”后继组织的妇女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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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7 月，市川响应“精道运动”在非常时期生活方式委员会要求，提议妇女进行街头活动，决定设置户外托儿所和召开防止囤积协议会。在战时状况下工作的母亲急剧增加，在没有保育设施的情况下，“被遗弃在街头孩子”问题变得日益严重。8 月，在深川区元加贺小公园设置了帐篷托儿所，在当地女子高中、日本女子大学学生的志愿服务下，共计有近9000 名孩子参加。此次尝试还探索了由各地区女子学校和地区妇人会来分担，继续探索在各公园推进实施。[40]9 月，市川接受了非常时期生活方式委员会提出的“为了有效利用闲置物品举办展销会”的提案后，呼吁“妇选”团体、普通女性提供沉睡在橱柜里闲置的物品。最终汇集了3 万768 件闲置物品，总销售额达到了508 万5 千日元。销售时共有2550 名女性参加了志愿者活动。[41]
（四）“东亚新秩序构想”与首次中国旅行
1937 年11 月，近卫文麿内阁首次向国民表明同中国战争的目的，发表了题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翌年12 月，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发表了“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总而言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无非就是日本政府以创造“东亚和平与新亚洲文化”的名义，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予以正当化(“圣战”化)的说辞。
九一八事变以来，市川一直坚持希望早日结束对中国大陆的战争。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宏伟战争目标，无异于意味着战争的长期化。因此，市川当初就对“需要一百年或五十年”完成的近卫“东亚新秩序构想”持怀疑态度。[42]但是到了1939 年9 月欧洲爆发战争后，日本在国际社会逐渐被孤立，市川逐渐认为“构筑东亚新秩序”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8 月，汪精卫赞同近卫声明，脱离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市川充满期待地说道，“要是汪能够尽快实现强有力的政权就好了”。[43]因为，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中国方面必须实现亲日派的统一政权，以作为与日本谈判的对象。对新成立的“汪伪政权”的期待，成为市川首次决定前往中国旅行的契机。1940 年2 月22 日至4 月11 日，市川在年长自己18 岁的中国通竹中繁的陪同下首次赴中国旅行，访问了上海、南京、汉口。在上海，与即将准备在南京建立“伪政权”的汪精卫见了面，并深感汪精卫是一个“民主的政治家”。[44]在南京，还得到了外国传教士所记录日军进攻南京时残虐暴行的小册子，对作为“皇军”的日军暴行，感到愕然。[45]
在中国旅行时，市川还在南京面见了当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此人曾与石原莞尔一起谋划九一八事变。市川对板垣将近卫三原则解释为“不取土地、不取金钱”“唯一的战果是通过中人合作，建设东亚永远的和平”的说辞，深铭肺腑。对于在中国旅行不到一个月的市川而言，板垣的主张是“完全能够理解的”，[46]从而变得积极支持近卫三原则。
使被迫生活在战时环境中的女性、儿童，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哪怕一点点“得以好好生活”的状况。按照战时“妇选”的目标，市川等倡导“妇选运动”的女性，为解决战时状况发生的各种市民生活问题，开展了各种实践性的市民活动。这些活动的典型例子有开设帐篷托儿所、闲置物品交换展销会，以及防止囤积协议会和捡拾街头废品活动等。这一系列的战时活动，无异于是“准战争”时期“妇选运动”处理垃圾问题等与生活相关的市民性课题的延续。
（五）政治转向的轨迹
1940 年9 月27 日，第二次近卫内阁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4 天前，日军进攻法属印度支那，战况从中国大陆扩大到东南亚。战况的扩大是因为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钢铁等战略资源，印度支那的石油和天然资源就成为了必需品。市川指出在日德意三国同盟中，日本“表明了和德意两国一起破坏旧秩序，致力于建设与欧洲比肩的东洋新秩序”，因此“难免会与民主国家的美国发生摩擦、冲突”“必须做好将来参加‘世界大战’的思想准备”。并表示在此基础上建立三国同盟，乃是为了完成日本构筑“东亚新秩序”使命的必然方向。[47]
在“十五年战争”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期间，支持日美开战的市川，以两种形式从“妇选”的立场上参与了大政翼赞体制。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大政翼赞内外支持体制的活动，以便在战时政策中反映妇女的意愿和利益；一是寻求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的女性动员，强烈呼吁女性参与战时协作。1942 年1 月，战时的三大女性组织——大日本爱国妇人会、国防爱国妇人会、联合妇人会被统一为大日本妇人会后，市川就任审议员，一直工作到1944 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今日进入“准战争”时期，此时的市川从一贯的反战立场出发，高举反扩军、反法西斯的主张而四方奔走活动。然而，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她转而认为事到如今“战争已经无法回避”。因此必须对执意发动战争的政府给予“一定程度的协助”，但此后也并未发表肯定侵略中国的意见。蒋介石政权欲借助将中国和亚洲殖民地化的欧美列强之力，加剧与日本的全面战争（抗日战争）。相比之下，日本试图将亚洲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由亚洲人掌控的新的“和平秩序”。通过这样描绘“中日对立轴”，原本持反战论者的市川首次肯定了与中国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市川在近卫提出的“东亚新秩序构想”中，找到了终结战争的出路，通过视察中国大陆的战况，产生了转向的轨迹。
1941 年1 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了“四大自由”演讲，承诺该国将“毫不畏缩”地向极权主义国家德国宣战，援助英国参加二战。在紧张的国际形势背景下，翌年2 月，市川虽然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处理(“建立东亚新秩序”)尚未结束表示遗憾，但仍固执地坚持“只要美国不承认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否认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就有可能陷入最糟糕的地步。”表现出支持日美开战的姿态。[49]
(六)大政翼赞选举运动下的“妇选活动”
同年10 月末，近卫政权与“汪伪政权”建立“邦交”，发表了“日满支共同宣言”。1941 年1 月，市川表示了强烈的支持:“这意味着‘日满支’三国建设东亚新秩序迈出了第一步……不胜庆贺。”而且市川还首次吐露了直接容忍现行对中国大陆侵略战争的言论：“日本一方面有责任对拥有实力能够参加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新国民政府’予以援助，另一方面必须继续打倒在第三国援助下抗日意识日益增强的蒋介石政权。”[48]
东条英机内阁领导了战争时期唯一的翼赞选举，战前和战争时期的所有选举中，始终参与妇女选举的市川房枝，在该选举中也组成了贯彻翼赞选举的妇女联盟，并担任代表。市川一如既往地从妇女的角度，呼吁男性选民不要弃权或违反选举规则，妇女希望的是“没有私心”“一心报国”“为了帝都”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应该认识到“妇女和儿童乃是国力之基础”，从而认真对待“包括教育、保健和生活等各方面”问题的人。[50]选举结束后，以“选举教育”和“肃清教育”为目的成立了肃清选举研究会，堀切善次郎、前田多门等人以及与市川作为“妇选”同仁的山高しげり也参加了该研究会。[51]战争结束后，堀切善次郎成为日本政府决定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关键人物。1942 年11 月，市川被任命为在战后剥夺公职整肃对象的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直到战争结束。[52]
在“精道运动”、大政翼赞体制下的极权主义社会中，市川作为“妇选”运动家，每当机会的出现，就继续力求将女性参与“社会”的活动制度化。持续批判唯男性意志驱使的妇女政策和组织形式，反映妇女意愿、高效率动员妇女的方案是市川在战争时期的主要政策建议。但是，这种探索从战时“保护女性和孩子的生活”的最初目的，到“十五年战争”末期，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充分利用女性能力赢得战争胜利的提议。
在1943 年10 月召开的第83 届议会上，东条英机首相宣称:“征用女性劳动者会破坏日本的‘家’制度，所以目前不会进行。希望她们自发地工作”。市川指出，尽管战争处于危机之中，但政府却没有“走出封建时代对女性的思维”“如果女性劳动对于增强生产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此表示保留。有没有一种逻辑认为，征用工人会破坏‘家’制度，但不会破坏自愿工作的?”对东条的发言予以正面批评。[53]
五、结语：妇女普选是如何实现的，其主张又如何成为战后政治的暗流
（一）妇女选举的实现——“麦克阿瑟的礼物”？
1945 年8 月15 日正午，市川在准备租借房子的友人家中听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第一次听到的“天皇肉声”是“低沉，无力的”，泪水顺着市川的脸颊流下来。“这是一种战败的悲哀”。[54]身处战时残酷状况下，“保护女性和孩子的生活”的主张——支撑了市川比别人更强烈的责任感，并保持了“妇选之灯”在战中始终不灭。但是，战争期间的“妇选”活动，反过来说，无异于参与了夺走“女性、孩子”生命的战争。战争时期，“妇选”活动与战争协作是表里一体的关系。在未与战时妇女选举所蕴含的种种桎梏充分对峙情况下，置身于“完成圣战”潮流中的市川，迎来了日本的败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天后，东久迩宫稔彦内阁取代了战败后集体辞职的铃木贯太郎内阁。既然日本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实现女性参政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市川希望无论如何都不要依靠占领军的命令而实现女性参政权。她立即通过友人向该内阁提出了“女性参政权”的建议。然而，忙于推出“一亿总忏悔”、模糊战争责任的首相，只是回答:“我会考虑的。”[55]
1）在梨小食心虫越冬前，树干绑诱虫带，诱集幼虫越冬，冬末解除集中烧毁。春季越冬幼虫化蛹羽化前，刮除树干老翘皮，消灭根颈周围土壤中的越冬代幼虫。
10 月9 日，在东久迩宫内阁之后，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堀切善次郎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堀切在战前担任过神奈川县知事、东京市长、贵族院议员。时任东京市长时曾与以市川为首的女性一起进行了选举净化运动和东京市政改革运动，战争时期与市川、前田多门等组成了选举和政治改革肃选研究会。堀切通过这些活动，对女性参政权运动表示理解，并对女性的政治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组阁后第二天（10 月10 日），堀切在首次内阁会议上提议:“此时，应赋予妇女参政权，然后降低男子参政年龄。”持进步倾向的币原首相最先赞成表示“可以”，被任命为文部大臣的前田多门也积极支持“赋予20 岁以上国民无男女差别的选举权”，对此内阁决议一致通过。[56]10 月11 日下午，币原首相访问了麦克阿瑟元帅。麦克阿瑟提出根据《波茨坦公告》修改宪法，出示了确保人权的日本民主化5 大改革指示。开篇便写明了“通过完全的性别平等解放妇女”。币原向其报告说，关于妇女解放问题，在前一天的阁议上已通过了赋予女性与男子平等参政权的决议。
1955 年，堀切善次郎在“女性参政权十周年”纪念宴会的发言中，强调“女性参政权”在程序上虽然有些晚，但是在麦克阿瑟提出建议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并且指出，“即使没有麦克阿瑟的劝告，即使我们在国会和枢密院遇到障碍，我和币原总理都相信我们一定会实现女性参政权。……‘妇选运动’人士非常认真和热情地开展工作，我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再次强调在修改《选举法》时提到的女性参政权，希望历史能够得到正确的传达”。[57]
(二)金权政治是通往战争之路
目睹长达十五年残酷战争的市川，深知政权与财界相互勾结的金权政治，将追求终极利权作为手段，从而最终将走向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十五年战争”前期阶段，在领导反战、反扩军、反法西斯主义的“妇选活动”过程中，看到政府和议会很容易追认军队为争取中国大陆权益而不断侵略的行为，并一步步陷入战争泥潭。战后的市川指出，在女性缺席的战前众议院里，将政治解释为权力争夺的男性政治家们，始终“致力于政党党派之争，自我权力的扩张”，“没有敢于挑战军阀与官僚的政策，为了庶民的生活不惜牺牲自己的国会议员身份。”[58]并且她还严厉批判了男性政治家的失政，其结果是没能阻止军部的崛起，致使国家走上了战争道路。
市川为了重建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认为今后女性的政治参与，并非是把“厨房”和“政治”相结合，进而将政治作为追求利权的工具，而是主张向“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东西”转变。作为一个历史上负责生活领域(厨房)的性别，如果将女性所培养的生活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纳入政治，将引起滑入继续追求财界利益和政治霸权的金权政治。市川强调，女性的政治参与，是通过将生活者的视角融入政治，将以男性为中心构建的利益诱导型金权政治，改变为以国民为主体的政治。
(三)突破“政治即是生活”的政治展望——向共生型政治的转换
市川将政治定义为，“所谓政治，是为了让经营社会生活的人们能够共同幸福地活着，对有限的东西进行公正分配、进而调和人们生活的行为”。[59]这种“政治即是生活”的政治观，与现代政治学之父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将政治定义为是“权力和财富的权威性分配”或“稀缺价值的权威分配”[60]的政治观截然相反。“五五年体制”是自民党以男性为中心展开的利益诱导型的金权政治，就充分体现了伊斯顿的政治观。
生活的智慧要求不同立场、年龄、性别和利益的家庭成员，为了“共同幸福地生活”而“公正地分配”有限的东西。其行为原则就是共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零和”或“双赢”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它创造了一种共生政治，使用和探索各种各样的“生活智慧”，不管是强大的还是弱小的，都能达成和谐共存生活的社会状态。
若像伊斯顿一样把政治视为“稀有价值的权威分配”，政治就会堕落为围绕“有限的事物=利权”的权力争斗，最终沦为追求利权型的权力政治。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榨取另一方的利益，从中牟利。如果根据伊斯顿的政治定义，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有时以“数量的逻辑”，有时凭借“武器的力量”，拥有强大力量的者(执政党和霸权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始终被视为政治意志，那么这无疑会走向政治割裂和战争。以西方式民主主义作为唯一政治价值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全世界持续推动战争，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国家；在国内存在着种族、民族、贫富差距等问题，其党派之斗争亦不可逾越，这些都美国作为割裂国家的做好佐证。
现阶段，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主要是一般性培训、补充知识性培训，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员工的岗位技能，根据2014年4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要求，事业单位必须要根据不同的岗位要求，编制相应的培训计划，开展分级、分类培训工作，同时工作人员必须要根据所在单位的实际要求，参加相应的岗前、在岗、转岗以及一些专项培训工作。结合此条例要求与调查结果可以发现，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开发多数是围绕岗位知识、技能展开，较少涉及到职业开发方面的内容。
扎根于生活领域的女性与男性一样被纳入政治时，霸权型权力政治的核心就会被打破。只有到那时，政治才能展现出和平志向的共生型新面貌。决不能再“重蹈覆辙”，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市川房枝将战前、战中积累的“妇选”经验和教训，希冀于战后女性的政治参与计划。1945年11 月，在战败不到3 个月业已沦为一片焦土的东京，市川与从战争时期活动到最后一刻的斋藤きえ、原田清子等年轻的妇女选举运动家们，结成了新日本妇人同盟(1950 年改名为“日本妇女选民同盟”)。此后，以该组织作为活动的母体，直到1981 年2 月（87 岁零9 个月）作为现役参议员去世为止，市川引领着普通女性，展开了“政治即是生活”的政治实践活动。如“五五年体制”下与自民党金权政治相对峙的清廉政治运动，维护和平宪法、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等将日本作为真正独立国家的外交摸索，推动《禁止卖淫法》和联合国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这些活动，横跨了象征维护女性人权的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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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ikawa Fusae and the Japanese Women's Election Campaign—The formation of the undercurrent of political politics in modern Japan
Shindo Kumiko
Abstract: Ichikawa Fusae is a representativ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female politicia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In December 1924，the "acquisition alliance" that was established by Ichikawa was regarded as the cradle of Japan's "women's election campaign" before the war.As the "female woman" flagbearer，she always insisted on leading the struggle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ower.The outbreak of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caused the "women's election campaign"，which was at its peak，to turn sharply.Ichikawa，while proposing anti-war claims，included citizen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women's election campaigns." In 1937，Japan launched a full-scal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The "women's election movement" turned to serve the wartime system and support the war of aggression.Ichikawa also became an accomplice to the war.After the post-war democratization reform，Japanese women gained eq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while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tends to be conservative.Looking back at history，it can be said that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the "women's election movement" before and during the war has formed an undercurrent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women's election campaign"，Ichikawa promote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while competing with the interest-inducing gold power politics led by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The political concept and practice of"politics is life" advocated by i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background that led to the change of two regimes in Japan after the war.
Key Words: Ichikawa Fusae;"Women's Election Campaign;Japanese Politics;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中图分类号】 D443/447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9)03-0009-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19.03.002
【作者简介】 进藤久美子，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译者简介】王鹏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天津 300387）
吴占军，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阳 110136）
（责任编辑 吴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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