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关系与汉语动词-宾语结构的习得顺序_动宾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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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与其后的宾语构成的深层语义关系有多种类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不同的学者观点不一，归纳的种类和数量存在差别。比如，丁声树等（1961）明确提出，动宾语义关系有受事、处所、存在的事物、主语的类别、结果、施事6类；朱德熙（1982）总共提到受事、施事、工具、结果、终点、延续的时间、处所7类；李临定（1983）则归纳出13类，分别为受事、结果、工具、对象、目的、处所、施事、类别、原因、角色、依靠、方面、依照的字体。其他一些学者也对动宾语义关系进行过归类，类别和数量上各有不同。这说明动宾语义关系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难把握性。

      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根本无法回避这种具有复杂语义关系而又无处不在的基本结构——动宾结构。既然如此，语义关系是否影响对此类结构的习得，就成为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聚焦于此，力图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外国留学生汉语动宾结构的习得顺序与该结构的深层语义关系有无相关性？

      第二，外国留学生动宾结构的习得顺序与其母语背景和所处水平阶段有无相关性？

      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厘清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语言学提出的语言的临摹性（iconicity）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及教学实施中科学处理此类结构，当然也有助于反观汉语本体的相关研究。鉴于动宾语义关系比较复杂，我们只选择归类比较明确的几种进行讨论，分别为：受事、处所、工具、施事。

      一、基本假设

      格语法倡导者Fillmore（1968）认为，句法结构的表层主语与深层语义格之间存在一种选择关系，其先后次序为：施事格（Agent）、工具格（Instrument）、客体格（Object）。与此相反，表层宾语与深层语义格的选择关系先后次序为：客体格、工具格、施事格。陈平（1994）就汉语主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选择关系做了研究，得到这样一个序列：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点＞对象＞受事。从左到右是主语选择优先顺序，从右到左是宾语选择优先顺序，这跟Fillmore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周国光（1996），孔令达、丁凌云（2002）分别对中国儿童习得汉语体词性宾语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儿童习得汉语体词性宾语的大致顺序为：受事＞处所＞结果、与事＞系事、对象、工具、材料、内容、施事＞角色＞方式。

      上述多位学者的研究显示，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为“受事＞处所＞工具＞施事”，其顺序基本一致。那么，外国留学生在汉语动宾结构的习得过程中是否遵循同样的顺序？他们所处的学习阶段和水平以及母语背景是否影响习得顺序？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假设：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动宾结构受深层语义关系的影响，遵循“受事＞处所＞工具＞施事”的习得顺序，且该习得顺序与学习者所处水平阶段及母语背景不相关。下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来鉴别该假设的真伪。

      二、实证研究和讨论

      现代汉语中词的结构与句子结构相通，动宾关系不仅表征为动宾句，也表征为动宾式合成词，尤以动宾式离合词为多。鉴于此，为了全面地验证上述假设的真伪，我们设计了两个测试：其一，通过动宾句相关的测试来考察动宾语义关系对动宾结构习得的影响；其二，通过“动”和“宾”结合得更为紧密的动宾式离合词相关的测试来考察动宾语义关系对习得的影响。

      2.1 动宾句相关测试

      动宾句内的动宾语义关系测试包括两种题型，一是接受性习得题型，二是产出性习得题型。①接受性习得测试的题型为判断题，总共给出20个正确的句子，包含“动词—受事”句3个、“动词-处所”句4个、“动词—工具”句4个、“动词—施事”句5个，20道试题的排序是随机性的，未作任何特别安排。题目要求被试判断每个句子正确与否，并用下划线标出认为不正确的部分。以下是从测试题中抽出的一道：

      ①爸爸吃大碗，儿子吃小碗。

      产出性习得测试的题型要求被试完成句子，总共20个句子。有的句子有图片提示，有的用文字提示，以引导学生写出各种动宾语义关系。以下是从测试题抽出的一道：

      ②夏天洗澡我常常________。（冷水）

      作为被试组的外国留学生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水平等级，分别为13人、28人、10人；作为参照组的中国儿童来自北京某小学五年级，共32人。

      2.1.1 接受性习得题型测试结果

      接受性习得测试完成以后，我们统计了不同组别对上述四种语义关系判断的正确率。详见下表1所示：

      

      从表1的信息可以作出以下判断：

      （1）中国儿童对受事宾语的判断正确率为100%，而对处所、工具、施事的判断不同程度地出现误判现象，四种语义关系的正确率呈递降的趋势，这说明以上四种语义关系的可接受度也呈现出递降的趋势。

      （2）与中国儿童相比，外国留学生无论处在哪个水平阶段，对受事宾语的判断正确率都在90%以上，但是在对处所、工具、施事的判断上，正确率却要低得多，并且呈递降趋势。

      （3）作为一个整体，留学生对受事、处所、工具、施事四种语义关系的判断正确率呈递降的趋势，与中国儿童的情况是一致的。

      显然，外国留学生在汉语动宾结构习得过程中受语义关系的影响，遵循“施事—处所—工具—施事”的顺序，而且此顺序与其所处水平阶段不相关。因此，上文所提假设的前半部分是成立的，至于假设的后半部分，即外国留学生习得动宾语义关系的顺序与其母语背景是否相关，需要进一步验证。

      我们把参与接受性习得测试的51名外国留学生按照母语背景重新分组，以印欧语各种语言如英语、德语、俄语、法语、乌克兰语和西班牙语为母语的12名学生组成印欧组，以日语和韩国语为母语的18名学生组成日韩组，以泰语和越南语为母语的10名学生归为泰越组。②其余11名留学生母语背景差异大，不纳入统计范围。

      首先来看不同母语背景的被试在测试中的表现，见表2：

      

      从表2可知，无论哪个组的被试，他们对受事、处所、工具、施事的判断正确率都跟中国儿童一样呈递降趋势。同时，我们用SPSS软件对不同母语背景的被试在同一种语义关系的判断中是否具有显著差异进行了分析，单因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数据是两两之间显著性差异对比的p值。

      

      从上表3可见，每两组之间在对受事宾语的判断中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因为每两组之间显著性检测的p值均大于默认值0.05。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母语背景对动宾结构习得的影响不显著，这个结果完全支持上文提出的假设。

      2.1.2 产出性习得题型测试结果

      接下来要统计产出性习得题型测试的结果。由于产出性试题由被试根据图片或文字提示输出已有的汉语知识，所以出现各种答案的可能性大，因此，我们只做了一个统计，即被试输出的含各种语义关系的次数，以此来考察被试对不同语义关系的选择倾向。结果见表4：

      

      

      2.2 动宾式离合词相关测试

      我们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选出20个动宾式离合词。③选词标准有三个：

      第一，所选动宾式离合词均为动词，目的是使词性统一，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因素；

      第二，尽量选丁级词，但组成该词的汉字尽量为甲级和乙级，目的是尽量使用学生学过的汉字、未学过的词；

      第三，受事、处所、工具、施事各五个。

      最终确定的20个动宾式离合词如下：

      受事：集邮 点名 念书 吸毒 下令

      处所：滑雪 出门 拐弯 站岗 种地

      工具：播音 吵嘴 打针 开刀 赔款

      施事：变质 变形 出神 出名 泄气

      为了尽可能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测试题设置为每题列出一个无上下文的带拼音的动宾式离合词，每个词给出四项字面释义，要求被试选出释义最准确的一项。例如：

      ③种地zhong dì（

       ）

      A外地 B一种地 C在土地上种东西 D种土地

      以上20道试题按语义关系分为四组，而其成绩统计也以此进行分类。参加本次测试的被试是中级班的学生，我们总共收回57份有效答卷。因为要考察语义关系对答题情况的影响，我们采用以SPSS软件进行单因方差分析的方法来统计分析57个被试对上述四组题目作答情况，详细情况见下页表5。

      表5的组1、组2、组3、组4分别代表“受事”、“处所”、“工具”和“施事”四类测试题作答的成绩，第一部分是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s），从中可以看到，四类题目的得分呈递降趋势，分别为3.7544、3.0877、2.5965、2.0351。而且，第二部分的组间对比统计（Multiple Comparisons）结果显示，每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值均小于默认值0.05）。也就是说，外国留学生在理解动宾式离合词的过程中会受到动宾语义关系的制约，从易到难的序列为“受事-处所-工具-施事”。这个结论同样也完全支持上文提出的假设。

      2.3 讨论

      认知语法认为，语言结构具有临摹性，语言结构是人的认知结构的临摹，句法规则是现实规则在语言中的投影（石毓智2000），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情景概念及其表述方式无不在语言结构中体现出来。以动作情景为例，动作始于发出者而止于承受者，可以说是动作情景最简单最自然的顺序。投射到语言结构中，无论是表层句法结构还是深层的语义结构，“施事—动作—受事”的组合序列反映的都是人类认识情景概念最原始也最自然的图式（schemata）。在语言结构中，临摹性越强，在语言编码时越容易处理，因而越容易习得，无论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该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上文所述的测试结果，无论哪种母语背景的外国留学生，测试中都在“受事”试题方面表现最好，其余三种依次递降。“受事-处所-工具-施事”作为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动宾结构的难易序列，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认知图式所决定的，与其母语背景及所处水平阶段无显著的相关性。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支持以上论断。对外汉语的学习者来自不同的母语背景，各自母语在表层结构上千差万别。根据一语迁移理论，当目的语规则模糊时，学习者就会退回到第一语言的知识中去寻求解答，这时，第一语言对目的语学习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尽管第一语言（母语）和第二语言（目的语）之间存在差异，但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是一致的，都倾向于先接受具有普遍性的、在认知发展上处于开始端的知识，后接受非普遍的、在认知发展上处于末端的知识。标记理论（Markedness Theory）把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看作是无标记的，把个别的、少见的、罕用的知识看作是有标记的。越是普遍的，标记性越弱，越是个别的，标记性越强。比如，问长度、距离时汉语用“多长”、“多远”而不用“多短”、“多近”，英语用“how long”、“how far”而不用“how short”、“how near”。在标记理论看来，“长/long”、“远/far”是无标记的，“短/short”、“近/near”是有标记的。标记性越弱越容易迁移，而标记性越强越不容迁移。下表6是标记性与一语迁移的关系。

      

      从上表6可以看到，无论一语和目的语有无标记，在中介语中都是无标记的。这充分说明，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目的语规则模糊时，会倾向于选择最简单（亦即在认知上最具普遍性）的规则。

      再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可以把“施事—动作—受事”视为无标记或标记性弱的语义结构，至于其他情况相对而言是有标记或标记性强的语义结构，因此“动词—受事宾语”是无标记或标记性弱的语义关系，而“动词—处所宾语”、“动词—工具宾语”、“动词—施事宾语”的标记性逐渐增强，所以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动宾语义关系遵循的顺序是“受事—处所—工具—施事”。

      同时，我们也可以预测到外国留学生的一些习得特点。以“动词—施事”为例，从接受性习得来看，外国留学生倾向于认为这是错误的语义组合；从产出性习得来看，学习者倾向于回避使用这种组合，而更多地采用“动词—受事”的组合。

      本文从动宾句和动宾式离合词两个方面考察了动宾语义关系对外国留学生汉语动宾结构习得的影响，所有测试的统计分析结论都支持我们提出的假设，即外国留学生在汉语动宾结构的习得过程中受动宾语义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习得顺序上，遵循“受事—处所—工具—施事”的先后顺序，并且，这种习得顺序与学习者的母语背景无显著相关性。因此，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及教师教学过程中，对动宾结构的处理应重视其语义关系，在顺序安排、使用频率等方面均要科学处理。

      如引言部分所述，汉语动宾结构的深层语义关系并非只限于本文所考察的四种，而是多样的。要得到外国留学生对各种语义关系的习得情况的全貌，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经由输入通道较多的习得为接受性习得，如听和读；经由输出通道较多的习得为产出性习得，如说和写。

      ②语言谱系分类中，泰语一般归为汉藏语系，越南语一般归为南亚语系，但是后者的谱系归类存在争议，因为它不仅与南亚语系的高棉语关系密切，更与汉藏语系的侗台语关系密切。但是，我们认为这应当对我们的分组及其结论影响不大。

      ③国家汉办《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没有标注词类，因此，离合词的认定以《汉语水平考试词典》（邵敬敏2005）一书的标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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