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革与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对作为世界经济和世界共同体的主体的国家原先采用的分类已不实用了。新的分类的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两种类型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现在往往用另一个规定的概念来表示：“边缘”国家或“南方”国家，虽然这里完全不是地理学概念。
然而，为了弄清楚结构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同时出现的南方国家的分化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我们往往不得不利用可以说明属于这一类的国家，也就是依照传统的政治经济观点属于前第三世界范围的国家的情况的一些资料。这里所指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但不包括以色列、南非和日本以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不管其目前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性质如何。之所以受到这种局限，是因为缺乏大量“新的”发展中国家的可比的统计资料。
（一）
到50—60年代，“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历史命运的特殊性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根据人均产值（收入）将这些国家划分为三大层次的办法得到最一般的概念。1950年，最高层次（包括35个经济方面进步最快的国家，占总人口的14.3%）超过了中间层次（54个国家，占总人口的24.9%）1.4倍，而超过了最低层次（36 个国家，占总人口60.8%）4.4倍。从那时起， 三大层次由于发展过程在时空上的不平衡，其发展水平的差距大大地拉开了。例如，1992年，最高层次国家（19个，占总人口的12.5%）的人均收入超过了中间层次国家相对指标1.9倍，而超过了最低层次国家11.2倍。 这三大层次的构成以及每一层次中某些国家发展水平的比例以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尽管被统计的国家数量在考察期初和期末时的不同使所引用的资料的可比性不充分，但仍然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肯定最高层次国家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了，虽然最低层次的行列里又增添了若干以前曾属于中间层次的国家。”
有一系列因素促使边缘国家社会经济分化加深。首先是基础条件和与此有关的发展能力的差别。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对采用产业革命成果的准备程度。而产业革命奠定了技术成因文明的基础并在当时从根本上改变了目前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面貌。虽然如此，但显然不能完全抹刹有时被忽略的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一些国家中有利于或者很小妨碍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形式的建立，但在另一些国家则对此起着阻挠作作。而现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形式则是扩大再生产和与其相伴随的提高人均收入所必需的。
但是，不管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历史遗产何等重要，边缘体系每一个别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动态毕竟基本上是取决于另外一些对这一遗产施加影响并与其发生相互作用的因素。在这类因素中，对发展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国内的结构改革和外国投资，虽然外国投资的流入量也好，改造力也好往往都是受国内结构改革的深度和效益所左右的。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首先是人口不多但矿产丰富的国家，外国资本对其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为现代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尽管基础结构陈旧，但仍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一个良好的起飞点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波斯湾的石油输出国则是最鲜明的例证。然而，在其他的国家中，主要是该国中所实行的结构改革为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奠定了基础。
稍晚参与技术成因文明的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归根桔底是取决于这些国家对这一文明发展机制的适应能力和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一体化的能力。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和基础上，这些机制才能够有效地运行。这个两元问题的解决与国内深刻的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内改革除了其他的作用之外，可以缓解以现代化形成需要为一方与传统价值观和本国社会组织形式为另一方之间的深刻矛盾。当然，这里远不是经济所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但是，恰恰是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相互联系，成为实现这一改革的主要环节和主要动力。十分清楚，为了更好地阐明在这一发展道路上产生的失败原因，就应当大致地考察一下最近四十五年来边缘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怎样、以什么形式并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建立起来的。
如果撇开细节不谈，那末由于具体国家的不同特殊性而形成的众多的观点中（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执政的上层人物的意图和现实的经济政策）可以区分出两种主要的发展观点。这两种观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并继续为边缘国家所采用。其中之一主要是依靠行政的强行经济调节和国家的财力。最初明显地侧重于这一策略，它是某种变相的国家主义。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力求达到消费需求，有时还包括生产需求的工业品最大可能的自给和限制外国资本的活动，而这种限制由于过分强调的国家独立思想和关于国家独立极其原始的观念而有所加重。
另一种观点也是不否认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然而认为国家干预的主要使命是保证有利的发展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情况和走向是策略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定向标，而国家归根结底是尽力调动市场的创造性潜力及其所具有的竞争和自调节作用。面向市场，就不得不去寻求利用国际分工的优势及与外国资本合作的可能。这完全不排除行政的强行决定。但是，采取行政强行决定时对市场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以便消除已产生的不平衡，维持财政经济的稳定性并为决定长期发展趋势的市场所固有的自发力提高广泛活动可能。国家对经济过程的这种干预类型现在有时被称之为对市场友善的政策。总的说来，第二种发展观点与第一种观点不同，它一开始（虽然可能不总是自觉地）就旨在建立竞争型开放经济，包括一系列加入世界经济重点生产企业。
这两种发展现点形成了两种有原则区别的经济增长战略。它们并不是一下子和突然间形成的。头10—15年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浪潮汹涌澎湃的年代，一些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束缚的国家实际上是按照一个模式在发展，主权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巩固。这个同一的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加速开发本国工业品市场为依托，而本国的工业品市场又是在对外贸交换日益增长的基础上产业和继续发展的。世界原料市场的有利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对此起了促进作用（原料在当时是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当地出口项目）。而世界原料市场之所以存在有利的形势，是因为欧洲战后的改建和朝鲜的持久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但是，当时就是在边缘体系的某些国家中实行了社会经济改革，为另一种发展方向和形式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
总的来说，这些改革所引起的农业和对外经济领域的改革对发展的动态和潜力产生了特别有力的影响作用。凡是在通过实行农业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农业向现代社会经济组织和发展形式过渡的国家和地区（南朝鲜、台湾、马来西亚以及至少还有稍晚的巴西、墨西哥、印度、秦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发展的生产基础和市场基础都有了明显的扩大并得到了巩固。这样就能够提高，或者至少是保持较为可取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那些没有实行或者没有能够实行这种改革的国家，进口替代式工业化在受到了国内市场局限制的影响之后，便相当快地不起作用了。传统的生产出口原料这种形式的增长源泉在多数情况下已不再能发挥发动机的作用了。
构成任何一种经济，尤其是欠发达经济的基础的农业结构和整个农业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别也为边缘国家目前在其进行的社会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性质上的分化奠定了基础。在克服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的农业结构的保守性之后，那些打破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了这些束缚的国家便又增加了社会经济进步的可能。这不仅仅是靠扩大生产潜力和国内市场容量来达到的。由于大量的农村人口参与发展过程，结果，市场这个实际上是关键性的社会经济机构得到了完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社会文化传统与市场民主价值观体系所必需的统一这一道路上的障碍被加速清除了。
保证人均的收入进一步增长的扩大再生产在边缘国家通常都是依赖农业的相对繁荣这一事实证明了生气勃勃的农业改革对于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当农业的发展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尤其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时，人均收入通常就不再会提高了，或者更为常见的情况是，社会不断不降。在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中这种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农业部门在生产和就业人数所占的份额是相当大的。
然而，正如从已经在克服农业落后中取得显著成就的边缘国家的经验中所看到的那样，农业改革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构和动态中实行根本性变革的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条件。凡是长期未能通过在市场基础上对经济机制实行深刻改革使农业改革得以巩固并且未能在国际分工和财政稳定中加强自己的地位的国家，保持较为可取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付出的代价是国内极度紧张（如印度、已基斯坦、斯里兰卡），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在80年代期间变成了人均收入降低）。
一些出口增长迅速并且国内财政状况相对稳定的国家在最近的二十五年来跻于经济发展顺利的国家之列并不是偶然的。按经济增长速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的综合资料对此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综合资料不仅包括总计指标，而且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所引用的9项宏观经济变量。在采用这一分类法时， 为了更为明显起见，我们只取了其中的四项。这四项宏观经济变量足以说明生产动态与财政稳定和出口的关系（参见表1）。
表1 42个发展最迅速和42个发展最缓慢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其他经济指标※ （年平均产长速度%）
1972—1983年 1984—1993年
42个发展最迅速的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 5.8 7.4
消费品价格 12.0 11.5
预算赤字(占用内生产总值的%) -2.8 -3.2
出口额
8.6 10.4
贸易条件 0.4 0.1
42个发展最缓慢的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 4.0 1.4
消费品价格 26.4 53.5
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 -5.3
出口额 -0.5 3.4
贸易条件 4.7 -3.0
*在按经济增长速度对国家进行分类时,取1984— 1993年的资料作为基础资料。这些数据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其他国际组织公布的指标不相符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里都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由于这一原因以及由于包括了有关中国的数据。所以两类国家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便有利于最大的、最发达的和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了。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4年5月。
对表中的综合数字不需要进行特别的注释了。当然，这些综合数字掩盖了某些国家情况的差异。但是，显然不容置疑，通货膨胀（国家预算赤字是其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对经济增长起着抑制的作用并往往使增长停顿。经济增长与出口的反比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凡是出口发展迅速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通常都较高，相反，若出口萎缩，则经济就得不到充分的资金以刺激经济较迅速而稳定的发展。
贸易条件可以对这种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因为贸易条件能够加强或者相反削弱生产从出口中所获得的动力。然而，如果世界市场上不发生任何激变（如因石油价格暴涨而引发的能源危机，油价上涨使世界贸易结构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修正的幅度根本不会很大。无可怀疑，某些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因贸易条件恶化而蒙受的损失可能是十分严重的。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发展迅速的一类国家中出口增长速度总是相当之高并且整个贸易条件也总能起着促进作用，而在发展缓慢和不断下滑的一类国家中这两项显著变化都明显地无法相互弥补。部分的原因是第二类国家中包括一些非石油输出国家，而这些国经济状况受世界石油市场行情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对于这一类的某些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主要原因都是出口的结构落后，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较为缓慢和购买力很低的结果。构成这些国家出口的基础的，如同从前一样是原料，而原料需求的特点则是与收入增长相比弹性较低。此外，由于发达国家向节能型经济增长过渡，对很多种原料的需要量相对降低了。然而，输出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力图补偿出口收入的不足，所以在不断增加出口的物量。由此而引起的供大于求变成了价格的相对下跃，从而对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客观上的意义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以原料贸易为依托的国家中出口的实际作用则相反，呈下降趋势。
（三）
通常，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和台湾这个“四小龙”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构成了发展迅速的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核心。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多少自然原料的储备，农业耕地有限且条件相对来说又不很有利，因此在进行周密思考的农业改革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寻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为此而必需的与外国资本多向合作的可能性。
由于社会政治稳定和始终一贯实行有利于市场的经济政策所建立和保持的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这一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就南朝鲜和台湾来说，美国的地缘政治倾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此起了促进作用，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资本援助国和输出国。在香港和新加坡，大力扩展传统的中间职能对促成这一问题的解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中间职能是：过境贸易，远东地区所办理的一系列国际经济业务的资金保证。所有这些使“四小龙”能够操纵对经济（特别是落后的经济）有关键作用的第二发展方向。这种政策所产生的给人印象最深的结果就是工业品的增长迅猛。
成为经济迅速增长基础的是技术工艺上不复杂的纺织和其他传统部门的制品，以及各种组装部件的生产和在外国直接投资基础上建立的发展迅速的新的国际工业综合体范围内完成的包括装配在内的单项的生产工序，还有执行与当地企业主的合同等。最初，出口制品和服务的竞争能力主要是赖于当地廉价的劳动力。稍后仿效“四小龙”的有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再后便有突尼斯、土耳其和墨西哥。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圈（其经济进步与参与国际分工息息相关）在逐渐扩大。
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属于这一类国家中的多数早在工业化进口替代阶段的潜力耗尽之前就开始使本国的工业品积极打入世界市场了。这一特点在开始先锋的国家和地区（“四小龙”的工业品出口的开创经验中尤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与目前世界的经济领先国家不同，领先国家的工业品出口通常只是在工业化成熟的较高阶段才不断增大的，而在这一类国家和地区中，工业品出口差不多在工业化开始阶段实际上就成了工业化的重要动力，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甚至成了主要动力。
实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强化出口扩张的方针，首先就要求发展和扶植那些一开始就具有某些相对优势或者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具有相对优势的生产企业。这有助于更为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和开发技术工艺革新，从而最终地保证了工业品出口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的明显加速。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市场的地位的加强也与此有关。而这种地位的加强使其能够较为无痛苦地承受住世界经济总形势中所出现的重大转折和二十多年来世界贸易结构中由这些转折而引起的变化。出口的改善和由此而产生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面貌，使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质上构成了一类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常不包括那些虽然在工业发展中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这种成就尚未经过国际效益标准检验的国家和地区。
在评价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与其有关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质的变革时显然不能忽视这一进步的其他组成部分。以集约化为目的的农业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根本性改组，同时要求为提高构成现代劳动和生活文明基础的保健、普通与专业教育和社会保障以及发展应用与基础科学研究等创造物质条件和动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首先是那些开路先锋的国家和地区比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用于这些目的的费用和由此而产生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通常都在很迅速的增长。只有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国（如巴西、印度和中国）不属此列，因为这些国家依靠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基础科学和其他高技术的发展中已是成绩斐然。
（四）
一些国家长时期对私营企业主活动的创造性和市场经营方式重视不够，在没有对农业经济之实行适度的更新和没有积极利用与外国资本合作与参与国际分工所提供的可能的条件时就试图向落后发起进军。在边缘体系的多数这类国家中，事态的发展远不是顺遂的。虽然这些国家中有很多也取得一系列无可争议的成就，但这些成就通常都是通过增大各种不平衡才达到的，而对这些不平衡以后就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农业长期落后于发展过程对其提出的要求，从而抑制了对工业和服务需求的增长、限制了投资积极性并促使农村人口过早流入城市，由此而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紧张。由于同样的原因，农业品市场出现了脱销现象，对因资金不足而停顿的进口压力增大了。所有这些对整个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然而，由于强化工业化以及片面地面向容量极其有限的并且多数商品和服务又是很分散的国内市场，结果形成了效率很低的工业结构，而这种工业结构往往是在生产设备的负荷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运行，所生产的产品又是质量很低和无竞争能力。这种工业结构只是靠建立高度的保护贸易主义的壁垒才得以存在。受最终消费需求影响而引发的横向不断发展的工业的多样化拥有不成比例的宏大规模。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且资本和人才不足，这种庞大的多样化并没有通过组织大量必需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而得以巩固。
部门间和部门内部的比例失调的加剧促使进口需求迅速增长。进口需求的增长未能通过适当扩大出口资源而得到平衡，因而无法摆脱对外债和外援的需要，而外债和外援成了这些国家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许多国家中甚至成了维持扩大再生产的必备条件。传统的出口基础与急剧增长的进口需要不相适应由于能源危机时期油价暴涨和西方经济资源消耗量不断下降而明显地反映了出来。这种不相适应变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事件的如此发展过程中和投资效益很低的情况下，借入资金的流入并不能保证生产和出口的必要的增长。
边缘国家的这两种经济战略和由此产生的两种工业发展模式不仅仅取决于本国执政的上层人物的意图，因为这些上层人物对克服落后现象和确立国家制度倾向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方法。这些经济战略和发展模式应完全与形成完整的世界经济基础的多向力量体系协调一致。否则，实现这些战略和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方面，这两个发展模式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跨国公司的扩张是密切相关的，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扩张而产生的。这种关系对进口替代式工业化的影响尤为明显。跨国公司由于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进口限制和支付能力很低的影响（首先由于可兑换的外汇经常不足），为了保证这些有发展前景的市场，便采取了以输出资本部分来取代出口商品的办法，以调节当地的有关生产部门。稍后，在进入了刺激部门内部分工的科技进步的新阶段时，除了这种形式的扩张之外，又在边缘体系建立了一系列“局部的”专业面很窄的生产企业。这种生产企业被吸收到上述的国家工业综合体中。
总的来说，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发展模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不仅与边缘国家本身，而且与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过程的发展逻辑相吻合的。然而，第一种发展模式由于发展中国家本国市场的容量与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的要求相比显得太小。这一点在消费需求迅速多样化的条件下表现得特别尖锐，所以它便很快地失去自己的创造能力。然而，第二种发展模式的潜力由于在其范围内有世界市场，所以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的。很自然，已经采取了第二种发展模式的国家能够继续前进，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经济生活所提出的要求和问题。
不能经常采用适当的经济政策也促使一些国家中大量比例失调现象变得更加尖锐。这些国家未能使农业和出口的创造能力发挥作用以利于发展，这一方面做得不够或者做得太晚了。国家对经济进行规模过大和形式不当的干预阻碍了正常市场机构和市场关系的建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当地生产价格结构发生扭曲，从而造成了生产和价格同客观的市场基础的脱节。结果，资源的合理分配变得更加困难了。由于同样的原因，技术工艺革新成果的推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无法运行。所有这些却对经济和正常活动的关键部门产生了消极影响。受害最大的还是农业和出口。
这些国家力图加速发展并同时限制外国资本参与这一过程，因此除了要对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筹集资金之外，往往还不得不承担基础工业部门和其他一些工业部门的很大一部分投资，而这些工业部门或者是需要大量投资，或者是投资回收期限很长。国有部门的经济效益通常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国有公司不能令人满意的财务状况之所以会变得严重起来，是因为这些公司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常常是以低价销售的。在这种情况下所生产的资金不足和直接亏损不得不用补贴来补偿。国家把大量的资金用到了各种补贴上。这种补贴却是为了缓解社会政治紧张的，而造成这种紧张的原因是存在一大堆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和陈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刚开始打破。维持庞大的却又效率很低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费用也是相当可观的。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足就以发行货币和利用外债来补充，前者引起了通货膨胀，后者导致了债台高筑。
结果，这一类国家被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前台，保证一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后，同时又产生了不少别的问题。多数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家没有建立必要的竞争环境，在企业主阶层已经成熟时没有能够，或者干脆说不善于及时地退居第二位并将由国家控制的生产的大部分转让给私人经营部门，还仍然保留了主要的支持、刺激和调控职能。这些问题未得到解决便引起了一系例极其消极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国有部门的扩大和国有部门的低效益和有时是负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预算的长期赤字和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保留了很多低效率的和完全无效率的社会经济结构。
在大量的国家主管部门、国家组织和国有公司的范围和基础上与此有关的一些经济层和集团得到了巩固并拥有极大的势力。这些阶层集团的小圈子利益与正经成熟了的社会经济改革发生了冲突。在这样的国家中，习惯于国家救济的广大居民阶层也对改革产生了一定的有时是很明显的阻力。由于拖延了改革，结构危机在边缘体系的国家中更大的范围内暴发并加深了。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克服结构危机和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的多次尝试都遭到了破坏，而面临着的新的经济现实是科技进步普遍加快和工业发达的市场经济向资源型经济过渡。
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和主要不在于行政干预本身，而在于行政干预的规模和根据。例如，在南朝鲜，国家常常采取经济调节的方法，通常也都产生了积极结果。这首先是因为这些经济调节方法经过了周密的研究，根据经济标准来实施并集中在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解决与市场要术相吻合的其他问题这样一些方面。
偿还数额剧增的外债耗去了大量的本来就有限的出口收入，而有时是大部分出口收入，并且又需要用新的外债来补偿，这对于已经失调的货币金融体系实际上是无力承受的重负。履行合同义务的延期，甚至违约，失去了债权国对这类国家支付能力的信任，限制了新的借入资金的流入，由此而使这些国家的外汇和财政状况更加恶化。负债累累的国家在外汇奇缺的情况下不得不压缩极端必要的进口。随之产生的并日益尖锐的许多商品和服务的短缺加剧了通货膨胀。国家预算赤字猛涨也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又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通货膨胀再次发生、资本开始外流和投资缩减，经济长速度明显减缓。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早先发展比较须利的国家，结果是生产规模绝对缩小。
如果说60年代期间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在108 个南方国家还只有两个国家出现了经济负增长的话，那末，到70年代经济负增长的国家就有10个，而到80年代就有20多个了。研究人均各项标时更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结构危机对世界市场经济边缘体系国家影响的严重程度和规模。例如，在考察期的最近十年中，当结构危机达到了顶点时，108 个国家中就有59个国家的人均国内总值降低了，而70年代期间，生产缩减到如此程度的国家只涉及到29个，60年代期间则只有13个。
为了公平起见，应当指出，许多边缘国家，首先是非洲国家再生产体系中屡屡遭受的失调和破坏在很大和程度上与旱灾、水灾和其他不利的自然现象有关。萨赫勒地区70年代的大灾难就是一个明证。然而，这类灾害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造成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极端落后，尤其是因为农业处于原始状态。所以，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大自然是不正确的。在不同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下，那怕是农业的经营形式实行了部分的现代化，自然灾害的后果就不会成为如此毁灭性的了。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否较为迅速地实行现代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解决的。
（五）
日益加强和结构危机使很多国家陷入旋涡之中，还涉及到那些以前结构危机尚处于潜伏状态或者由于局部的改革而暂时得以制止的国家。结构危机像一个灾难的信号，成了采取旨在继续和深化改革措施的强大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动员采取这些措施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两大机构积极参与制订必要的稳定和结构适应措施的计划并对这些计划给予资助。然而，这一创举在政界、科学界和社会各界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作为这些计划的主要倡议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尤其是前者）往往被指控干涉受援主权国家的内政。初看起来，这种责难似乎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向受援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通常都要以严格规定受援国同意执行有关的计划和计划完成的进程为条件。如果更为仔细地研究这一问题的实质，实际上一切都要复杂得多。
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计划，原则上毕竟是自愿的事。有些发展中国家有时拒绝这种计划也并非意外。如南朝鲜在70年代后半期和印度在80年初就这样做了，在同意执行这种计划、对计划进行一定的修正直到提出自己可供选择的方案之前，任何国家都容许这样做。然而，十分清楚，多数遭受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外来的支持和援助，显然是无力自行摆脱这一危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适当的计划和资金。在很多国家中已形成的社会政治力量布局的条件下，执政的上层人物往往干脆不愿意实地所需要的改革，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能消除一些势力很强大的阶层和集团的阻力，而这些阶层和集团不愿意放弃特权并倚仗营私舞弊的官员而千方百计地暗中破坏各种改革。
在这种似乎是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有时就要靠外部的压力发挥作用，以利于改革。施加这种压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杠杆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与实行已成熟的结构改革硬性地挂起钩来，而这种挂钩看来就是主要的抨击对象。其实，这样所达成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并且也符合整个世界共同体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通过贷款获得改革所需的部分资金和执行财政纪律的经验，而财政纪律是进行经济整顿和使经济活动正常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偿还所得到的贷款本身就对实行改革形成了一定的推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能力有效地履行自己维持世界财政经济稳定的义务，并应得到归还所提供贷款的保证（这一点更为重要，虽然这不是经常可靠）。要知道这两个组织都是本着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活动的。
当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力坚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稳定和结构适应计划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也显然有些夸大。但是，在这些计划中去寻求赞助者和援助者的什么特殊的利益，似乎是在追求某种帝国主义的目的，至少是不恰当的。无可怀疑，远不是所有的这类计划都能获得成功。有时对于得到货款的具体国家的社会经济落后的严重程度和特殊的传统没有给予应有的考虑。在执行计划时之所以产生很多不协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在这种不协调和社会舆论的尖税批评的影响下，计划可以进行修正和完善，由此而提高了计划的效率。
尽管第一批综合性的稳定和经济适应计划问世以来已过去了二十年左右，但对这些计划执行结果的分析工作还刚开始进行。并且，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赞助下开展的，而这两个组织又是多数这类计划的倡议者。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开论述极为少见，并且更为遗憾的是缺乏列为所研究的这几类国家的个别国家的原始资料，而各类国家的综合指标正是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制订的。此外，鉴于确定对经济的总的情况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所占的比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决定其动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指标也不清楚。因此，解释这些指标时须持谨慎态度。最好不以这些指标本身为依据，而以说明数量级的指标间的比例关系为基础。根据这一比例关系，我们可以对有关处于结构改革不同阶级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一个总的但较为可靠的认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2年10月公布的资料，到那时为止有35个国家在结构改革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这些国家占发展中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的二分之一以上。依照作为已开始的改革的稳定性指标的实施期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一大类国家又划分为两个小类：一类是稳定和结构适应政策实行了不少于5年的国家， 另一类是实行这种改革的时间为3—4年的国家。使用于两个主要标准来说明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第一个标准的依据是根据国家预算赤字的缩减幅度和经常业务平衡改善情况来评价稳定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实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适应计划的国家中（这种国家占多数），稳定性是根据达成协议的计划规定依据国家预算赤字的缩减幅度来确定的。第二个标准是考虑实行改革的经济的僵硬性的消除或减弱的程度。为了确定与这一标准的符合情况，规定了五个主要的改革方面：财政、预算、贸易、劳动力市场和国有部门企业的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要列归为改革顺利的国家，就要求在上述五个方面中的几个方面取得稳定的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进行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载于表2。
表2 发展中世界的主要地区内正在实行改革和未实行改革
〔1〕属于正在进行改革一类的国家非洲48个国家中有10个，亚洲27个国家中有12个，中东16个国家中有4个，拉美32个国家中有9个（中东不包括伊拉克和科威特）平均指标是采用1985—198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权数。
〔2〕1992年数字为预计数字
〔3〕其他国家包括示实行稳定和结构适应计划的。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5月
总的来说，调查研究的结果说明了稳定和适应计划对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的经济所产生的良好影响，而不管这些计划是由谁制订的和怎样得到资助的。这些国家在增长速度上取得的肯定性的变化或者至少在这个综合指标上保持了明显超过同一地区的邻国这一事实证实了上述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构危机实际上是非常深刻并且蔓延很广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凡是没有实行有效的结构改革的国家仍在继续迅速衰退。说明边缘体系的国家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就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积极参与改革过程的国家数量大大增加了，而这一数量的增加令人信服地显示了这些国家所信守的发展宗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已经开始实行深刻的（实质上是基本的）社会经济改革的边缘国家的经验中可以取得不少有益的教训。对于这些教训经济学家有时不够重视或者不善于应用。改革奏效的一个必备条件（我们认为是主要的）是实行改革的系统方法，要考虑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主要方面之间的和相应的实行改革的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结构。例如，彻底的货币主义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现实的通货膨胀期望值，而现实的通货膨胀期望值也与一般财政纪律的状况密切相关。然而，为了防止外汇储备的损失，货币主义政策应当适当地与调节本国货币汇率等等措施挂起钩来。在实行如此困难和复杂的改革时，要想达到系统性，就非要有非凡的政治决心和坚定性不可。
从这一改革经验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主要的经济机构和广大社会阶层对改革的信任具有特殊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的作用。如果不深信经济方针的稳定性并且对改革的不可逆转没有相应的保证的话，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的盈利性就无法体现，更无法得以巩固。只有在具有这种信念的条件下，才可能使投资过程活跃起来，制止住资本的严重流失，刺激资本回流和吸引外国投资。要获得对改革的必要的信任并非易事。而一旦这种信任由于改革的倡议受挫而丧失，要想再次取得就更加困难了。为此而需要有非常明显的不容置疑的信号来说明结构型的改革实质上是稳定措施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不是决定于某种权宜考虑，而是着眼于长期的远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边缘国家经济改革所进行的分析拥有很多实行了合乎要求的经济政策的实例。这些实例对于进行改革滞后的国家具有示范的作用。正是这种政策保证了许多国家在自主的国家发展最初阶段的稳定的高速度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一跃而成为第三世界的经济领先国家。无怪乎发展相当迅速的国家的数量要比上述调查研究中所划分出来的多些。表1的数字就是一个证据。
但是，从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高低两个层次的比例变化的统计所证实的指标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分化过程仍在继续。一些国家发展水平所形成的连锁反应正在扩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已经有现代的经济机制在运行并已经成为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对象的国家经济在迅速增长。造成分化加深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国家的经济停滞和直接恶化。这些国家都是未能实行极端必要的结构改革，并且不拥有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自然财富，而只有可观的自然源资源才能保证外国资本的流入。
结果，发展中世界的最高一个层次国家和地区在90年代初按人均收入（这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为重要的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计算已跨进了发达国家行列（这些国家和地区有：香港、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巴哈马、百慕大）或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南朝鲜、台湾、沙特阿拉伯）。然而，为数有几十个之多的一大片国家至多也不过是在原地踏步，而其中的多数实际上在衰退，由于严重落后和缺乏人力与物力来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而承受着社会经济的重负。有些国家的生存能力本身都成问题了。说得委婉些，这种国家形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局面，后果难以预料。十分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采用寻常的办法，就是说不属于一般的稳定和结构适应计划，虽然稳定和结构适应计划也许可以构成这些措施的某些结构形成基础。这一问题向世界共同体提出了挑战并且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
漪章译自《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5年第5期
标签：发展中国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