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新趋势及成因——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测度及其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系数论文,中国论文,分解论文,新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1)10-0037-09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试图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所伴随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①。时至今日，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究竟如何？进一步，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变化？其影响程度又如何？这是国家区域宏观管理决策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关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学术界形成了产业分解与空间分解两条研究路径。常用的方法是基尼系数分解法(邓翔，2002；段景辉，陈建宝，2009)和泰尔指数分解法(张藕香，张军政，2007；刘学良，2008)。但是，单独使用这两种方法均有其局限性。前者的局限是，它虽然可以将总收入差距分解为组内差异、组间差异和组间重叠三个部分(Camilo Dagum，1997；陈风波等，2002)，但这种分解是有限的(李实，2002)，而且会因组间重叠造成严重的估计误差(Sundrum，1992)。因此，有学者认为(刘学良，田青，2009)尽管基尼系数群组分解方法还在改进(程永宏，2006，2007)，但将总收入差距在不同区域间进行分解方面泰尔指数更优。后者的局限则是不易进行产业或收入来源的分析(Akita，2003；鲁凤，徐建华，2006)。干春晖、郑若谷(2010)构造了一个基于三次产业分类的泰尔指数，却忽视了空间的影响，为了避免这些局限，一些学者同时、分别做了这两种分解，以分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唐平，2006；吴桂珍，2006)。显然，这样做并没有从实质上把产业分解与空间分解有机地统一起来，仍然存在前述的局限。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加权变异系数法。Williamson在1965年采用了该方法衡量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Shorrocks(1980，1982)分别从空间、收入来源两个方面对加权变异系数进行了分解，分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但没有将这两种分解有机地统一起来。Akita and Miyata(2010)提出了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二重分解方法，才使得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分解与收入来源分解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得到统一，这是一种创新性的改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②分析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变化过程，进一步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分析导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的空间和产业原因。通过这些分析，从中获得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的启示。
二、研究方法
1.区域发展不平衡测度方法
2.区域发展不平衡成因的分析方法
本文对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进行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分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和产业方面的成因。首先，将区域发展不平衡分解为各区域内不平衡和各区域间不平衡之和，这是第一重分解。然后，以第一重分解为基础，进一步把区域发展不平衡分解为各个产业所导致的不平衡之和，这是第二重分解。这样，就可以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分析各区域内不平衡和各区域间不平衡对于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揭示不同产业对各区域内不平衡和各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进而分析其对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
根据式(1)，将区域发展不平衡分解为区域内不平衡和区域间不平衡之和，得式(2)：
3.空间和产业划分、分析时段及数据来源
1999年以来，中国开始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调整，逐步形成了由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构成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由这四个区域战略所划分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就成为了支撑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四大战略区域(以下简称四大区域)，同时，也是观察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的主要空间体系。从当前和未来看，这四大区域仍将主导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和区域战略或者政策调整。因此，本文就以这四大区域，以及四大区域内的省市区作为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进行成因分解的空间体系。
为了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进行产业分解，本文根据GDP的产业来源，同时考虑统计口径一致及数据的可得性，将三次产业细分为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邮电业、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以便更具体地分析主要产业部门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③。
如前所述，本文分析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可获得的相关数据，选择2001-2009年为分析时段。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过程及成因
1.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过程
2001-2009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呈现出先持续较快上升，然后经过短暂快速下降，再趋于平稳、缓慢下降的过程(如图1所示)。这个过程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点，即2004年。在2004年之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逐渐上升，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由0.3470增大到0.4008，年均增幅为4.92%；2004年之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快速下降，然后趋于平稳并缓慢下降，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由0.4008下降到0.3697，年均降幅约为1.60%。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上升幅度大于下降的幅度。这说明，在2004年之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持续较快扩大的；2004年之后，国家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效果开始显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因而得到控制并逐渐下降。
图1 2001-2009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0)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2.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成因的空间分解
运用前述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本文先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进行第一重分解，即空间分解，以揭示导致其变化的空间成因。具体是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分解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内部不平衡和这四大区域间不平衡之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四大区域间不平衡程度是四大区域各自内部不平衡之和的1.5—1.9倍。而且，2001-2009年中国四大区域间不平衡变动过程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动过程高度一致(见图2)，同样是在2004年之前不平衡程度持续较快上升(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增大了0.0463，年均增幅达6.79%)，2004年经过短暂快速下降之后趋于平稳、缓慢下降。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四大区域间不平衡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同时，四大区域内部不平衡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图3所示，四大区域内部不平衡变化过程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过程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程度在2004年以前虽有波动，但总体是趋于不平衡的，到2004年区域内不平衡水平达到最高，之后逐渐开始下降，2007年之后趋于平稳。与区域间不平衡相比较，区域内不平衡对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无论是区域内不平衡程度的绝对值，还是其变化的幅度均小于区域间不平衡。
3.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成因的产业分解
本文选取反映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过程的2001年、2004年、2009年三个重要时点，在第一重分解的基础上，继续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进行第二重分解，即产业分解，以分析具变化的产业成因，结果见表2、表3和表4④。
根据表2、表3和表4所显示的分析结果，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1)四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对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总体贡献均大于61%，在2001年、2004年和2009年，其贡献率分别是61.27%，64.59%，63.58%。四大区域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对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均小于39%。这表明，从区域产业发展差异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总体贡献看，四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差异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四大区域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是次要原因，这个结论进一步解释了前述空间分解所得到的结果。
(2)各产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差异显著。在八个产业中，工业对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大于46%，在2004年超过了50%，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其他服务业的贡献居第二位，其贡献率接近或超过了14%，在2009年达到了15.06%。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对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位居第三位，其贡献率比其他服务业略低。金融业对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排第四位。房地产业的贡献呈现出相对稳定、略有上升的趋势。交通运输及邮电业则相反，从2001-2009年出现持续的大幅下降趋势，其贡献率在2001年为8.19%，在八个产业中居第五位，到2009年仅为3.75%，在八个产业中位居第7位。建筑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较小。农业的贡献在八个产业中最小，其贡献率持续下降。总体上，各产业对于区域间不平衡、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与其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基本上呈现出相似的格局，只是对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均大于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
(3)四大区域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以东部地区的贡献率最大。在2001年、2004年和2009年，东部地区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分别占89.18%、87.86%和77.27%，远高于其他三个区域。从趋势看，其贡献率比例是在不断下降的，2001-2009年共下降了11.9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率较小，但均呈现出增大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对于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比例由2001年的4.44%上升到12.52%，增幅较大，达8.0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由2001年的2.81%上升到5.05%，上升了2.24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该比例上升幅度相对较小，由2001年的3.56%上升到5.16%，仅上升了1.6个百分点。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变化过程，并对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进行了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以探求导致这个变化过程的原因。归纳起来，本文获得了以下研究结论。
(1)21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呈现出先持续较快上升，然后经过短暂快速下降，再趋于平稳、缓慢下降的过程。以2004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趋于上升，之后趋于平稳并缓慢下降，总体上升幅度大于下降幅度。从趋势上看，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持续下降的趋势基本形成。这种新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为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及有关政策措施的效果从2004年开始显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得到了一定控制。
(2)上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变化有空间和产业两个方面的成因，而且，空间成因与产业成因还具有耦合作用。从空间成因看，四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最主要原因，四大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从产业成因看，工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大于46%，远高于其他产业。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金融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和第四位。房地产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略有增大，交通运输及邮电业的贡献则不断减小。建筑业和农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小。除了程度上的差异，各产业对于区域间不平衡、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总体上与其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格局相似，而且对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均大于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从空间成因与产业成因的耦合来看，四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差异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其贡献率超过了61%；四大区域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则是次要原因，其贡献率小于39%。这一点与空间成因是相吻合的。就区域内不平衡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最大。虽然其贡献率比例在下降，但是仍远高于其他三个区域。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率较小，但均呈现出增大的趋势，尤以西部地区的贡献率增幅最大。
(3)本文的研究表明，Akita and Miyata(2010)提出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可以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有效地解析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成因和产业成因，在成因分析的内在逻辑和整体性方面明显优于基尼系数分解法和泰尔指数分解法。除此之外本文在研究中还发现，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结果中可以分析空间和产业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耦合作用，据此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揭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包括各产业对区域间不平衡和区域内不平衡的影响，区域间、区域内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及各个区域内部产业发展差异对区域内不平衡的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注意到，虽然从2004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出现了下降的良好趋势，但是，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仍然大于21世纪初，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下降幅度是缓慢的。这说明，中国区域发展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不平衡压力。因此，国家仍然需要从完善和创新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干预。本文认为，中国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是需要在现有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重点解决四大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因为，目前中国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由这四个区域战略构成的。然而，这四个区域战略主要是针对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分别制定的，其目的是解决这几个区域如何加快发展，尤其是加快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发展，从而缩小其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但这几个区域战略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在促进四大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方面存在缺陷。所以，进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创新，弥补现有的四大区域战略的不足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这个方面，认为，研究和制定多极网络发展战略(覃成林，2006)，构建多极网络空间组织体系(覃成林，2011)，形成多极带动、空间相对均衡、区域经济联系网络化的协调互动发展格局，是可行的办法之一。二是需要把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政策与区域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利用东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构建有利于东部地区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加快发展的新的区域分工格局，形成全国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受四大区域之间及其内部工业发展差异的影响，因此，需要把解决好四大区域之间及其内部各省市区之间工业发展的差异问题作为相关战略或者政策的重点。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多数省市区而言，在今后的发展中仍应把加快工业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就是在东部地区内部，大力发展工业仍然是其发展中区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此外，需要根据本地情况，科学指导各区域有选择地发展服务业。
注释：
①学术界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常常从区域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距、区域收入差异等方面进行具体描述。因此，在本文的文献评述及有关阐述中遵从相关文献的原有表述，而不作统一处理。
②本文之所以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是因为没有加权的变异系数是在忽略各区域人口规模的基础上衡量人均收入，会造成对人口规模相对小(大)的区域差异程度的高估(低估)，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不准确的信息(Kanbur and Venables，2005；Akita and Miyata，2010)。
③一些学者(范剑勇，朱国林，2002；敖荣军，2007)分析了三次产业对中国区域差距的影响。但这种产业划分有些粗略。因此，本文划分了八个产业，试图使分析的产业更具体，以获得更有价值的政策信息。
④各表中数据为各产业、区域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率，其中，区域内不平衡的贡献率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内部不平衡贡献率之和。贡献率为负表示其作用力与不平衡变化的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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