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与近现代民粹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近现代论文,道路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革命是通过走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农民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社会主义也建立在农民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呢？“民粹派”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西化派”认为必须经过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国情的认识，做出了这样的历史选择：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国外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曾经论述的：近代史就其近代性和进步性而言，不外是“农村城市化”的历史，因而“工作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据而断言，中国的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他认为：“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居然变成了‘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依据的主要思想体系”，这是“现代历史上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大事”（注：〔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97、51～52页。）。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缺乏理解所致。为了正确估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发展。
19世纪中期，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的观点，主要是通过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时期马克思倾向于把他所发现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看作一种典型发展模式，并以此来探讨和衡量非欧社会的发展道路。19世纪后期，非欧社会在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矛盾四起。非欧社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引起马克思的关注，他开始研究东方的社会问题，并修正了自己原先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些观点。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马克思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中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坚决反对把多样发展的世界历史简单地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马克思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可避免性”只限于欧洲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他指出，非欧洲国家“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马克思上述观点的重要启示在于：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各具特色，在东西方不同社会结构与传统条件下，如何最少波折地吸收资本主义因素中一切肯定成就，而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着在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选择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农村的农民革命为中心，农民革命的最终目标一定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抵制民粹主义思潮的侵扰，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成就、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应该看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条件下，民族主义与工业化有时是互相排斥的。在近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民族主义憎恶和抵制现代工业化的思潮和运动。这在俄国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称之为民众主义；在非洲有乡村社会主义；在亚洲有甘地主义。在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影响（注：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早在建党初期，瞿秋白对中国社会革命目标选择上的乌托邦主义就有过深刻剖析。他指出：“中国如此的经济组织里，最会发生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主义——以为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一切旧时帝制资本主义的流弊便立即轰得烟消云散，顿现地上的天堂”。他认为：“旧时的乌托邦主义，虽然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不能解释明白他，所以亦没有办法可以颠覆他；他们只能一味的否认资本主义”（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瞿秋白批评了“孙中山主义”，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式的‘社会主义’之意识形态”（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1943)，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他也批评了章士钊的“农业社会主义”，他指出：“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心灵将“日益堕落，但历史决不能‘向后转’”。瞿秋白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行社会主义。路只有一条——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行阶级斗争”（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第202页。）。在《赤都心史》一书中，瞿秋白专门记录了在莫斯科访问苏俄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的一段话：“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19世纪70、80年代盛行的民粹主义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派和民粹派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注：《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140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认为：“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第230页。）。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是巨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就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中，正确地批判了民粹派主张利用俄国的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天堂”的浪漫幻想，他们坚持认为俄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注：参见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显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二月革命后，列宁又进一步提出由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到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认为“直接过渡”的设想不合实际，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贸易自由。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0页。）。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出台，就引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1921年5月至1922年底，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和通信中，不仅全面介绍了“新经济政策”的详尽内容，而且还向读者展示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苏联国内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党内争论。瞿秋白认为，“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概括的提高‘生产力’”。瞿秋白也特别注意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能免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必须以“振兴经济”同时又“不堕资产阶级化”为原则，“所以必须受国家的监督管理”（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328页。）。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显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弊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一部分人由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幻想的破灭转向了中国固有文明。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旅欧归来所写《欧游心影录》，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章士钊等人则打起了“以农立国”的旗帜，主张建立一个“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业国家。
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批判中国的非工业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国共产党人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是一部珍贵的文献。
杨明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提出了人类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他认为，生产力发生了“这样大变动，附属于生产力的要求也就继之而生”，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新世界’出现之时，便是旧世界崩坏之时”（注：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308页。）。他针对社会上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非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因生产不足民用，极力主张发展生产，工艺学术，并没有想到逃工归农。他们要做到的均劳动发展生产和均民用的享用权，做梦也没想到弃工，更没有隐然逃工归农之意”。社会主义者提倡“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淫奢欺压弱国奴隶弱族；他们要解放弱国弱族使其自由的发展生产经济财政教育；并不想去工就农。他们只是主张自由通商排斥列强之霸占市场强迫关税协定和强盗性质的条约，可是并不想闭关自守长为农国。”（注：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225页。）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我们要彻底的责备自己，痛恨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在物质上努力，以致五千多年还不能脱离原始社会时代之受自然压迫的状态”（注：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研究社1929年版，第37页。），而补救的办法，“唯有急进于工”（注：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227页。）。
事实上，在涉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一些早期中共领导人都能较为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正确分析。1923年，恽代英就指出：中国“政治革命后必须由革命政府进行国有的大生产事业”，“只有产业发达，无产阶级才能发达，共产党的政府才有他的立脚点”（注：《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9、479页。）。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大潮之下，“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可以自存”（注：恽代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1923年10月23日。）。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时，蔡和森强调：“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已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的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客气地反对党内党外这一类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油腔滑调，而认真在此贯彻民权革命的斗争中准备此种转变胜利的条件”（注：《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3页。）。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那种认为中国革命正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以及所谓“不断革命”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大会决议案为此申述了理由：“（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事实表明，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成为民粹主义浪漫理想王国的追求者，也没有认同于拒斥“现代化”思潮的保守派，而是保持了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这对于最终解决通往社会主义途径具有深远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才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有着客观物质基础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经济状况。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工业先进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因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如此落后，毛泽东坚持在当时条件下不能立即把社会主义付诸于实践，并坚决反对在社会转化问题上存在于党内的民粹主义观点。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内有民粹主义思想存在，就是想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这是错误的。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684页。）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肯定的东西加以吸收、消化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政治、经济基础。这就规定了中国在社会转化问题上的基本走向。这一基本走向表现为：
第一，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国富民强，是中国人民的百年之梦，但是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人民的强国梦破灭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政治舞台。毛泽东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注：转引自〔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页。）。这是一个必然的因果链条，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濒于绝境的经济才能启动。所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规定，除了节制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之外，允许和保护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4、1479页。）。毛泽东明确提出私人资本主义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且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毛泽东在回答党内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毛泽东还着重论述了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注：转引自〔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但是“我们并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注：转引自〔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因此，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而避免官僚、垄断带来的一切灾难性弊端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才能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毛泽东就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工业化的任务。1943年10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稍后，毛泽东又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搞工业革命。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81页。）毛泽东针对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一部分人中存在的急于在农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指出：“新民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任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为了尽快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工业化基础，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并倡导注重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47页。）。
第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毛泽东坚持在当时条件下不能立即把社会主义付诸于实践。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161页。）1939年9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法子做的”（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1939年9月24日。）。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社会革命转化思想更加完备。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他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得到了党内外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42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分别指出，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和联合富农”，“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力为主”。1942年，张闻天就此问题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调查中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山西兴县农村调查后，他写了《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的报告，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之下的落后的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他指出：“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方面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社会将来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的”（注：《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解放区，张闻天首先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且规定了对待五种经济成分的正确的政策。
只有能使生产力解放发展，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评价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的作为，任何一个政治主张，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社会事业，归根到底，要看它对于中国的极度萎缩残败的生产力能否起提高的作用”。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通过对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又要避免一切因官僚垄断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才能做到。在这个问题上国共两党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回避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俨乎其然地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们自己并不走在资本主义的前面，而是落在它的后面。正如他们的新经典（指《中国之命运》——笔者注）中所说，他们一面排斥自由资本主义，一面排斥社会主义，在拒绝这两面以后，他们自己退到了什么地方是可想而知的。”（注：《胡绳文集》(1935-1948)，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275页。）
资本主义，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最佳途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又有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正确估价，其基本价值取向与民粹派和全盘西化派不同，也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旨意不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置于现实国情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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