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的环境外交理念及取向——以亚太环境会议机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论文,日本论文,取向论文,亚太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积极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外交活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1991年开始，日本政府约每年都举办一次由亚太地区各国环境部长及政府相关人员、国际机构参加的亚太环境会议(ECO ASIA)。目前，该会议不仅是亚太地区各国进行环境政策对话、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国际关系活动的平台，也是日本确立亚太地区环保主导权、实现“国际贡献”、谋求环保大国战略地位的重要载体。
一 日本的环境外交与亚太环境会议
地球环境保护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基于这样的人类共识，一切地球环境问题都能够用外交手段来加以解决。①环保成效卓著的日本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攻势，倡导亚太地区各国参加日本发起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共同推进亚太地区的国际环境保护与合作。这充分反映出日本树立环保大国形象的对外战略理念。
（一）亚太环境会议的缘起
亚太地区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区域内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在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系统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况。就经济发展而言，20世纪后期，该地区内的东南亚和中韩等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资源和贸易的依存度不断提高。但是，该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环境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方面，亚太地区的急速经济增长持续增加环境负荷，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设施和环境技术严重不足。长此以往，有可能使亚太地区的环境保护难以有效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决定推进环境保护的实施，并据此发挥日本环保大国的主导作用。
日本作为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之一，在推进和保护亚太地区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历了产业公害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但在官民共同努力下最终使公害得到较好治理，环保技术也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同时，20世纪末期，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重要作用，日本主动参与世界事务，积极改变战败国形象。日本将所谓“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列为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将环保与开发作为对外援助的首要原则，积极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外交，通过有效利用以往获得的环保经验和技术，积极推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这一外交战略在日本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中得到具体体现。日本希望在率先确立环保国家形象的同时，发挥环保大国的主导作用，通过举办发展中国家参加的亚太环境会议，探讨环保对策，为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另外，日本政府还表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是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的全人类的课题，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应在人口、资源、开发、环境等各方面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合作。②可以说，日本以环境保护与合作为基点，积极推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全方位环境外交，正是日本大国化战略的政策表现。
（二）亚太环境会议的运作及目的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府为了确立环保大国的国际形象，积极实施全球环境保护，不仅在国内加强环保措施，还不断推动国际性环境保护的合作。日本希望通过推广本国多年积累的丰富环保经验、对策和技术等来加强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并进一步实现日本环境外交的政治与经济功能。出于这一目的，日本通过主办亚太环境会议，主导推进亚太地区各国环境政策对话，积极向亚太地区推广日本的环保理念及技术。
日本环境省于1991年在东京着手举办第一届亚太环境会议。该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来自亚太地区各国的环境部长在内的政府相关人员、国际机构、民间团体，还有许多来自各界的有识之士。从1993年第二届亚太环境会议以后，日本政府决定该会议每年都要在日本不同的城市举办。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已经举办了15届会议，其成效和影响也得到了亚太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亚太环境会议是日本环境外交的重要成果。日本政府竭力宣称，举办亚太环境会议的目的是给亚太地区各国提供自由交换环保意见的场所，以增强地区内各国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力度，促进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确立日本成为环保大国这一对外战略目标。具体来说，一是日本成功地将亚太地区各国环境部长在内的政府相关人员、国际机构、民间团体及各界有识之士纳入“亚太环境会议机制”之内，并以此为平台共同探讨、处理和调整区域内环境领域的相关问题；二是日本充分利用主办国的主导地位，掌握环保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树立环保大国的形象并发挥相应作用。
二 日本主导亚太环境会议的阶段性目标及成效
日本主办亚太环境会议的目的是确立本国在亚太地区的环保主导权，赢得国际环保大国的地位。从迄今召开的15届会议的内容来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1996年）通过探讨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整合亚太地区环境保护与开发机能，为确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环保主导地位奠定基础。第二阶段（1997-2000年）探讨亚太地区的环保与合作的可行性对策，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的落实。1997年日本加入《京都议定书》公约，承诺减排6%的温室气体，并且将落实《京都议定书》及温室气体减排等内容列入亚太环境会议议事日程，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和推广日本的环境外交理念和政策。第三阶段（2001年以后）以成立亚太环境开发论坛为契机，加强环境教育和亚太地区环保合作，力求通过“环保技术国际转让中心”将日本先进的环保技术转让给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展示了日本的环保理念和技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具体成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筑亚太环境信息网络工程
在1995年的第四届亚太环境会议上，根据上一届会议达成的协议，不仅完成了《关于亚太地区环境和开发的长期展望计划》的中期报告，还在亚太地区环境信息网络的设立问题上，取得与会者对实施《亚太环境信息网络(ECO ASIA NET)构想计划》的积极回应。亚太环境信息网络含有亚太地区22个国家的环境信息数据库，它以通过环保等信息的共享、普及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为目的。这一网络的设立，将有利于亚太地区跨国沟通和交流环保信息。在1996年第五届亚太环境会议上，包括12名环境部长在内的20个亚太国家的政府高官及10个国际机构的代表，就充分利用“亚太环境信息网络工程”，构建和应用环境信息网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达成共识。日本环境省积极推动通过有效利用该网络来进行各国环境信息交换，不断完善“亚太环境信息网络工程”，使它既可以便于日本掌握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信息，也可以加强亚太各国环境信息的交流。
（二）推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关于防止温室效应的对策研究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COP3)，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的目标是在2008年到2012年间，将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日本等各参与公约的发达国家均领到了一定数量的减排温室气体的配额。在1998年第七届亚太环境会议上，日本及与会者普遍认为，在日本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成功通过《京都议定书》是与亚太地区国家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的。会议就有关温室效应对策进行了讨论，并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内容探讨了防止温室效应的具体“行动”，特别强调了《京都议定书》尽快生效的重要性。在第七届亚太环境会议上，探讨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出席者一致赞成《京都议定书》尽快生效的计划，强调了《京都议定书》关于减排温室气体的配额规则的明确化，突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加强对话的重要性。为了推动《京都议定书》的落实，在第九届亚太环境会议上，把于荷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第六次缔约国会议”(COP6)的议程等作为讨论题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主办国荷兰也派环境部长列席了第七届亚太环境会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日本主办亚太环境会议的国际影响。
（三）促进了以环保为主导的亚太可持续发展进程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发起举办的十五届亚太环境会议，对于应对亚太地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将亚太地区4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力量整合起来，而且，还制定了《亚洲太平洋环境革新战略计划》(APEIS)。该计划旨在由亚太环境会议主导推动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与会各国就促进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环保行动和环境信息透明度的必要性等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解。在亚太环境会议基础上，日本还倡导日中韩三国环境部（局）长定期举行日中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谈(TEMM)，并达成了TEMM机制化、举办促进三国环境教育协作(TEEN)研究会和探讨恢复中国西北部生态系统等三国对等合作关系的共识。③2003年第11届亚太环境会议以“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题，在广泛征求了与会亚太各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建议的情况下，制定了面向2025年的《长期展望计划》，以促进《亚洲太平洋环境革新战略计划》的落实。
（四）设立了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APFED)
在2001年的亚太环境会议上，日本环境大臣川口顺子提出设立供有识之士讨论21世纪亚太地区新发展的论坛，受到许多与会国的支持。设置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的目的在于通过促进学术知识交流网络和能力开发计划的发展，构筑牢固的知识基础，推动各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策略。④2001年召开的第十届亚太环境会议上正式设立了“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APFED)。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当选论坛议长，论坛的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亚太国家的有识之士和专家。该论坛的目标是探讨亚太地区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和贫困化等问题，并摸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向亚太乃至全世界各国决策者提供广泛而科学的建议，支持并推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2006年由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发起设立了“桥本龙太郎奖”，主要是为了收集亚太区域创新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经验，并在亚太地区推广。在“2007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上，孟加拉国、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五个涉及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项目分别获得“桥本龙太郎奖”的金、银奖和鼓励奖。目前，“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已在淡水资源、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土地利用、气候变化、电子废弃物与循环经济等方面提出许多科学而可行的决策建议。
三 从亚太环境会议看日本环境外交的作用与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多国谈判是能够将复杂多样的利害关系最终整合在一起的有效手段，多国谈判中的主导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通过单独行动实现的主导权”(Leadership through Unilateral Action)，包括实际影响(Substantive Impact)和社会公信力(Social Persuasion)；第二种是“通过强制实现的主导权”(Coercive Leadership)；第三种是“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的主导权”(Instrumental Leadership)，包括理性主导权(Intellectual Leadership)和仲介主导权(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⑤亚太环境会议作为亚太各国就本地区环境与发展等问题进行协商和合作的平台，势必受到主办国日本的环境外交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从日本主办亚太环境会议的宗旨来看，其目标之一是通过掌握会议议题和话语权，取得亚太地区环保主导地位，并进一步以亚太地区环保主导者的角色参与国际环保活动与决策。日本通过主办、主导亚太环境会议，实现“环保大国化”等战略目标，是这一环境外交形式的政治价值所在。
（一） 日本在亚太环境会议初期阶段发挥的主导作用主要是第一种形式，即“通过单独行动实现的主导权”
日本是最早推行环境外交的国家之一。1989年，日本外务省设立了有关环境问题的特别小组，研究在环保领域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国际合作等问题，这是日本开展环境外交的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府、政党、企业界、学术界提出了各种环境外交构想，纷纷拟订“地球环境保护基本法草案”，制定“地球环境宪章”，实行“海外环保合作志愿人员制度”等等。日本政府发表的《环境白皮书》也将中心问题从国内转向国际，提出日本应该带头为全球环保提供资金。日本参议院外交与安全调查会还建议将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协助外务省开展环境外交。在日本主办第一届亚太环境会议后，日本政府积极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外交攻势。1992年，宫泽首相明确表示，日本将从知识、经验、技术、资金等方面全力参与国际环境保护。日本代表团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表示，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各国需考虑全球性问题，日本在这些方面将能发挥有益的主导作用。日本首次提出发达国家应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并呼吁向发展中国家增加环境援助，还承诺会后五年内为国际环境保护事业提供9000亿—10000亿日元巨资，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日本的承诺受到与会各国的欢迎。⑥此次环发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也认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的成功离不开日本的表率作用。日本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拥有世界领先的节能治污新技术，环境保护取得的进展更胜于经济领域的成功。这些经验技术能够帮助世界各国搞好本国的环保事业，值得各国认真学习。”⑦
此后，日本对外政策中的环境外交比重不断增大，进入了广泛开展和大力推进环境外交时期。1997年6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气候变化会议上，日本积极主张发达国家应削减有害气体排放，从而促成《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日本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环境外交攻势，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确立日本“环保大国”的“实际影响”和“社会公信力”的。
（二）进入21世纪初期，日本主办、主导亚太环境会议的理念转变为“通过政治手段实现主导权”
在日本看来，在亚太环境会议上，“通过政治手段实现主导权”不仅有利于探讨解决亚太地区环境问题的方法，还能使与会国在环境保护与发展方面达成共识，并通过深化亚太各国的环保意识，促进地区多国间环境外交的发展。例如，2001年第十届亚太环境会议强调了各国加强环境指向性研究、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亚洲太平洋环境革新战略计划”。这一举措有影响与会各国环境问题决策的意味。这次会议还以亚太地区各国合作为基础，推动了影响亚太各国决策的“亚太环境会议长期展望计划”和“亚太环境信息网络(ECO ASIA NET)计划”两项计划的实施。另外，日本倡导的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谈(TEMM)计划也得到确定，并就TEMM计划中建立三国对等的合作关系、促进三国环境教育协作(TEEN)研究会和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研讨会等问题达成了三方共识，推进中日韩环境合作的进程。
随着历届亚太环境会议的成功举办，日本环境外交的成效日益显现。在日本倡导和各方努力下，环日本海环境合作会议、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ESCAP)、温室效应亚太地区研讨会、保护臭氧层研讨会、亚太地区地球变化研究网、西北太平洋地区海洋计划、东亚酸雨预警监视网构想等环境合作项目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⑧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环保“理性主导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得到了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可。
（三）日本积极彰显亚太环境会议承办者的主导权，维护和巩固自身环境安全利益，推动亚太地区的环境政策对话
日本政府强调，亚太环境会议要推动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参与地域环境论坛和其他国际机构，在环境政策方面不断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对话。事实上，日本政府主办亚太环境会议也确实为推动本地区环保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取得了十分有意义的成果。日本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给本地区提供了一个交流环境保护意见的场所，各与会国可以就亚太地区环境事务畅所欲言，自由交换意见。在2003年第11届亚太环境会议上，各国秉承1996年6月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的共识，就“实现循环型社会”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的具体实施”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与会各国代表纷纷发表各自意见，确认了完善环境政策及推进环境保护合作等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沿海地区特别是南太平洋国家等岛国、山岳地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采取防止温室效应的措施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由于温室效应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地球上的极地部分冰盖已经发生融化、消失，海平面不断上升。日本和南太平洋岛国一样是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岛国之一，其积极参与制定《京都议定书》，承诺减排6%的温室气体，既维护了日本的国家环境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沿海国家和岛国的生态安全。所以，亚太环境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京都议定书》在温室效应对策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同时，还确认了亚太环境会议要积极配合各国、各机构在环境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在第13届亚太环境会议上，来自亚太地区20多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代表就各国环境政策、区域间的环境合作与交流、区域间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对话和交流。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率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重点介绍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同时，就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污染治理、加大环境保护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和监察等情况做了发言，消除了一些与会者对中国快速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的疑虑和担心。⑨像这样，亚太环境会议以本地区环境状况的改善为目标，就环境问题和技术合作等进行经常性的信息交换和政策对话，推进了亚太地区环境保护与合作的进程。
（四）以亚太环境会议为平台，发挥日本环境外交的政治与经济功能
环境外交在追求生态功能的同时，其带来的政治、经济功效也是促使各类主体积极参与环境外交的重要动因。而且，从环境外交的实践效果来看，这一部分功能才是环境外交产生的主要效用。⑩从2004年第12届亚太环境会议以后，推动与会国强化环境对策、促进亚太环境合作成为会议探讨的主旨。作为第12届亚太环境会议主办国的日本，特别提出了在亚太地区推广环境教育的经验和方法的必要性，探讨了开展面向21世纪的亚太地区可持续性发展的开发项目等问题，并突出强调了“亚太环境开发论坛”的“建设性”及其政治作用。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是由亚太环境会议衍生出来的、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又一个高层对话平台。自2001年成立以来，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对话和交流，对亚太地区各国分享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作为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的创始国之一，积极参与组织论坛的各项活动，设立“桥本龙太郎奖”，围绕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开展对话和交流，做出了相应的外交努力，达到了树立“环保大国”形象的战略目的。
同时，通过亚太环境会议和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日本与其他成员国的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层面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为了促进亚太地区各国的环境合作，2006年的第14届亚太环境会议倡导从激发民众环保行为、促进社区环境保护、推动亚太国家合作三个层面推动地区和国际的环保行动，强调借鉴和推广日本在建设循环型社会方面的经验的重要性。会议倡议亚太国家在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扩大合作。(11)其中，特别强调“技术”是亚洲环境产业的催化剂。“日本外交一直以谋取经济利益为行动原则，其环境外交也未能完全跳出这一思维定式。”日本对外提供的环保资金、技术也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因素。(12)可以说，日本正是以亚太环境会议和亚太环境与发展论坛为平台，从援助、贸易和投资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通过不断扩大环保技术和设备的海外市场份额，实现其环境外交的经济功能的。
四 日本环境外交的调整及走向
日本的有识之士指出，环境外交是一项要求极高知识水平的工作，在21世纪有着与安保外交同等重要的意义。(13)但是，日本的环境外交还是忽视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自身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给地球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从日本自身的发展来看，日本国土面积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0.3%，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不到2.3%，粮食进口量却占世界总量的15%-20%，日本应对粮食原产地国家的自然环境破坏以及世界粮食分配不均衡负有相当的责任。(14)从日本的对外战略来看，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日本一方面积极扮演“环境大国”的角色，对外大量提供环境资金和技术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海外转移污染严重的企业，破坏他国的环境资源。此外，日本在国际环境事务中也多站在发达国家一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要求有一定差距，这也是南北矛盾的一种反映。(15)发达国家无视其跻身工业化国家过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历史事实，视发展中国家为造成全球变暖的元凶。目前，日本未注重落实《京都议定书》关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6%的减排规定，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减反增至8.1%的情况下，(16)不是将重点放在从根本上加强本国的减排力度上，而是怀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各国有效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及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可行性，极力呼吁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纳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温室气体减排框架之中，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从这一点来看，日本距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具有理性主导权的“环保大国”尚需时日。
首先，从长远来看，日本作为一个环保技术大国，有必要认识到产业公害和全球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严重性，在促进世界各国环境技术合作、解决相关的环保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问题上，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应该是今后日本环境外交的最佳选择。环境外交是以科学性知识为基础，包括环境、经济、政治、安全保障等问题的外交。(17)目前，不仅以外交方式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例子越来越多，而且科学技术已经介入到外交当中，并行使其所拥有的影响力。这对于重视“环保立国”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机遇。日本若能够很好地运用本国的环保先进技术，并解决好相关的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问题，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环境外交的影响力。
其次，鉴于今后亚太地区环境问题有不断严重化的可能性，日本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将会进一步机制化、常态化。亚太环境会议对于各国就环境问题达成共识，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共同的地域环境保护意识将会促进亚太地区多国间环境外交的发展。日本政府针对亚太地区环境问题所采取的自身环保措施是一种“通过单独行动实现的主导权”，通过主办环境会议，扩大日本环境外交的影响力，就能够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地区发挥表率作用。在推动亚太地区的环境保护与合作的基础上，日本还将充分发挥国内丰富的环境保护对策、技术和人才优势，把环境保护与合作作为亚太地区外交活动的重心，推动亚太各国环境保护和信赖关系的不断发展。
再次，为了有效地应对环境保护这个世界性问题，亚太环境会议采取的环保理念和措施将会不断深化和完善。日本环境省主办的亚太环境会议是探讨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之一。从历届会议取得的实际成果来看，虽然多国间环境保护与合作关系确立后，该地区的环境状况并没有立刻得到改善，但是，通过亚太环境会议这个国际环保机制显然能够有助于亚太各国环境决策者之间达成共识，还将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环境保护与合作事业的发展。
近来，日本又以亚太环境会议主办者的身份倡导亚太地区应该采取“针对全球环境课题的对应措施”，提出了日本政府的亚太及全球环境政策建议和构想。日本内阁于2007年6月通过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报告，提出了以亚洲国家为中心“建设国际循环型社会”的战略方针。以“地球环境问题”为主要议题的八国峰会将于2008年夏季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召开，日本“希望运用先进技术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18)，向各与会国展现日本对亚太及世界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还在2008年“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提倡，通过科学的累计温室气体的可能减排量来设定“各国总量目标”。有分析认为，日本独自提出对于“减排目标”的新构想是为2008年7月北海道洞爷湖八国峰会所作的铺垫。(19)这从政治意愿上充分表达了日本积极掌握亚太乃至全球环境外交主导权，确立日本“环保大国形象”的对外战略取向。
注释：
①今西錦司·東畑精一·藤井隆·松本重治编“人類とその環境”、講談社、1974年、141頁。
②“日本環境基本計画”，http://www.env.go.jp/earth/coop/coop/index.html。
③“日中韓三カ国環境大臣会合（2001年4月）プログレスレポ一ト”，http://www.env.go.jp/earth/coop/temm/temm3/pr4_temm3j.html。
④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index.html.
⑤蟹江憲史“地球環境外交と国内政策：京都議定書をめぐゐォランダの外交と政策”、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43-44頁、61頁。
⑥参见林晓光：《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
⑦赤尾信敏“地球は訴ぇゐ：体験的環境外交論”、世界の動き社、1993年、275頁。
⑧“環境白書”1995年版，http://www.env.go.jp/policy/hakusyo/zu/eav24/eav 240000000000.html。
⑨http://www.zhb.gov.cn/inte/qyhz/200506/t20050613_67784.htm.
⑩参见伏文艳、祝政宏：《浅论全球化时代的环境外交——以〈京都议定书〉为例》，《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1)“環境省報道発表資料”，http://www.env.go.jp/press/index.php。
(12)参见林晓光：《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
(13)日本国際フォ一ラム政策委員会“政策提言リォ+10と日本の環境外交”、2001年、8頁。
(14)同上书，第42页。
(15)参见房乐宪、张越：《美日欧环境外交政策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4期。
(16)共同社2007年5月21日电。
(17)田辺敏明“地球温暖化と環境外交：京都会議の攻防とその後の展開”、時事通信社、1999年、247頁、250頁。
(18)共同社2007年9月2日电。
(19)共同社2008年1月26日电。
标签：环境保护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京都议定书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环境保护措施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环保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