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城镇化：动因、目标及策略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城镇化论文,农村教育论文,策略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村教育城镇化：城市化的题中之意
之所以把农村教育问题放在城市化的理论视域中进行考察，是因为骤然涌来的城市化浪潮把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农村发展要素与城市要素裹挟在了一起，要想摆脱城市化提速的大背景而孤立谈论农村教育发展问题，不仅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徒劳无益的。
（一）城市化的实质是村民进城
城市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的“量化”过程及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同化”过程的有机统一。[1]这里的要素既包括物质要素，也包括精神要素。城市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城市化的实质，是消化城乡差别，实现社会转型。”[2]城市化的本质是把原本不属于城市的东西“化”过来，是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工业、服务业劳动者的过程，是土地用途的转移过程，更是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简单地说，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城市扩大、市容量更新、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叫做城市发展，而不是城市化。[3]我国的城市化处于加速时期，至2008年末，城镇人口首次突破6亿，城市化水平达45.68%，年均递增接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使我国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的活跃期。2008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01亿。在未来30年，还将有3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从而形成城镇人口、流动迁移人口、农村人口各5亿的“三分天下”格局。[5]
（二）农民工进城不等于农村家庭进城
我国人口流动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劳动力进城，非劳动力留村；父（或母）进城务工，子女留村读书。笔者把这种只有部分（1/3、2/3或者1/2）家庭成员流动迁移的现象称为“离散式转移”。这种人口的“半城市化”状态，潜藏的问题甚多，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尤为不利，许多儿童因亲情缺失，教育缺位而患上“留守综合症”。2008年2月27日，全国妇联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0～17周岁留守儿童占全体儿童的比例为21.72%，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 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的比例达28.29%，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
（三）转移“三步曲”：土地→劳动力→家庭
中国城市化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和三个过程，即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三步曲”。一是土地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设城市数由1978年的193座，增加到2008年的655座。过去十年，全国各类建设用地高峰期每年达几百万亩，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如21世纪以来，北京每年城市用地要消耗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澳门的面积。[6]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圈地运动”就像“摊大饼”，一圈一圈向外摊，出现了普遍的人地分离情况。“城中村”景观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市化特定阶段“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事实。二是劳动力城市化。流入城市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由称呼即可知他们的成分构成十之八九是年轻体壮的男女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民举家迁徙，或称“复数迁徙”所占比重较小。对四川、重庆地区外出进城务工农民年龄状况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外出进城务工农民占到总数的88%，且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7]而这种没有家庭全体成员参与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口迁徙，既不合理，也不人道。这是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促成农村教育城镇化的一个潜在原因。三是家庭城市化。这是预期，还不是当下现实。但由于前两个阶段的有些做法持续时间太长，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以举家迁徙为特点的“人口城市化”阶段会加速到来，农村教育城镇化作为其伴随物自然相伴而来，“民工流”之后将是“学生流”。
二、农村教育的希望：不在乡村在城镇
（一）“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解释人口流动的原因与动机的最权威的也是广为人知的一个理论。观点的首倡者巴格内经研究认为，人口迁徙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由此，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徙的发生就是因为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两种强力造成的。乔治则进一步提出，从主观上看，引起流动的力量可以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情况。所谓主动的，就是因需求所引起的，例如对于高收入的追求；所谓被动的，就是由环境条件所引起的，例如在恶劣的条件下难以生存。扎波认为，所谓推力不仅是指恶劣的客观环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是由两种水平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一种是人们现有的生活水平，另一种是人们渴望达到的生活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则人口迁徙的可能性就越大。[8]按照“推拉理论”来解释我国城市化中的人口流动现象——无论是规模庞大的“民工流”，还是暗流涌动的“学生流”，都是有说服力的。
事实上，农村学生向城镇流动，正是基于对城镇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以及对农村教育现状的不满和前景的失望。农村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必须走出村寨进入城镇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去跨越中考、高考这两道门槛。而高中教育日益成为农村孩子最难跨越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最大瓶颈。因为高考的城乡差距早在初中阶段就拉开了。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4030.95万人，按照毛入学率52.7%计算，应有3500多万初中生流入社会，其绝大部分是农村初中生。2008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数为4576.07万人，毛入学率升至74%，比例虽有明显上升，但农村学生的不利处境仍然没有改变。进入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30年降了一半，且大多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9]
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局面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差序格局”造成的，即学生就读学校的区位结构决定了他的未来发展。据推算，若把多年来给广州一所省重点高中和一所县城高中的投入平均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则“可能是数十万元和几千元的对比”[10]。这里讲的是高中教育的梯度差序格局。因为若以偏远落后的乡村初中与县城特别是省城重点初中比，由于过分悬殊的差距，几乎失去了比较的意义。问题的核心在于，初中教育最先也往往是最终拉开了城乡学生的差距。这是农村学生向往到城镇读书的最强劲的动力。
（二）“离土不离乡”的乌托邦
“离土不离乡”曾以发展乡镇工业小城镇为主要内涵的“苏南模式”而红极一时，广受追捧。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对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作了以下诠释：城市所需要的劳动力可以流动，但非劳动力不可以流动；人可以流动，户口不能流动。其结果是，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外出打工进入城市，只能将自己的户口和家人留在老家，以“流动人员”的身份漂流在城市。这种人为制造的人户分离带来两个严重的社会隐患：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农民“漂流族”给社会带来的治安隐患，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带来教育隐患。以前者论，因为它有悖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及我国现代化的长远利益，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以后者论，乡校的衰败与城校的繁荣是同时并存的。无论我们在乡村学校建设上下多大力气、投多大成本，终究是“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基础教育上的“离村不离乡”、“进乡（镇）不进城”的设计没有前途。教育城镇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成为民众的自发行为和普遍诉求。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这样一组矛盾现象：农村中学十几名教师数几十名学生，处处衰象无以言表；城市中学则学生爆棚，“超大班”成了治不了的顽症，需要动用政府的力量强行“减肥消肿”。安徽临泉某中学，在不足60平方米的教室里，竟然摆放了12排桌椅，安排了136名学生。而还有的教室里超过140人！[11]事实上，不仅中学如此，许多县城小学也成了“巨无霸”，却仍然供不应求。流动儿童“借读生”和农村高年级学生转学生是县城小学急剧膨胀的主要原因。[12]
乡村教育的萧条，如同乡土社会的衰落一样，顺乎时势，不可逆转，它迫使乡村学生及其家长作出“背井离乡”、走入城镇的选择。世界城市化进程曾表现出一个规律性特征，即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衰落几乎是相伴而生，并形成此消彼长的循环态势：城市越是繁荣——流入城市的人口就越多——乡村越是萧条。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而“城郊化”、“逆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暂时还不会到来。正因为基础教育的优质资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教育移民”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或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一种模式。
（三）乡村教育的困境
有学者有感于乡村教育的衰落，呼吁“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积极有效地促进乡村少年的精神成人，促进他们置身乡村社会之中，健康、活泼、全面、自由地发展，启迪、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乡村教育包括形式、文化、本体三个层面。过去我们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大多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即基本国民教育的保障。实际上，后一个层面的目标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即“怎样使作为乡村少年基本生存场域的乡村进入乡村少年的精神建构”，使其成为乡村少年发展的“精神场域”，培养其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等等。[13]
此设计好则好矣，美则美矣，然而操作实现的难度可谓大矣。首先，城市化潮流如大浪淘沙，奔涌而至，它把乡下的精英裹挟而去，老、少、妇成为乡村人口的主体。人气不旺，活力不存，往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美景不再。要想培育村童对故土的情感热恋，难；他们也许更热切地期盼早早离开乡村与在城市打工的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到城市学校。其次，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使得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主导社会文明，城市价值成为主流价值。乡村少年即使能坚守住自己的起居窝棚，却难以坚守住他的“精神场域”。生存场域肢解，精神场域异变。在此背景下，试图以一厢情愿的朴素乡土情感实现对乡村价值观念的坚守，已十分困难。斯本格勒说，“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此论虽未免言之太过，但我们对城市文明的巨大冲击力、破坏力，显然不可低估。再次，乡村文化领地的退劫失守是与城市文明的强势渗入及乡村精英的大量外流同步的，或者说，后两者与前者有着某种因果关系。由于精英外流，乡村文化出现了传承链断裂和文化领地的毁坏。在业已支离破碎的乡村家园，通过同样支离破碎的乡村学校和心猿意马、人在乡下心在城的乡村教师来守护、传承、弘扬、捍卫“乡村生活价值理念”，完成“乡村少年的精神构建”，继而“开启树立乡村少年量身乡土社会基本的生存自信”，恐怕是力不从心，强人所难。上述诸条，共同促成乡村教育的困窘和乡土文化根基的动摇。对农村孩子而言，无奈而又明智的选择也许只有一条：到城里去，找寻他们迷茫的希望与失落的理想。城市化潮流恰好给他们开拓了一条离乡进城的通道。
三、当下目标：农村初中县城化
“平原模式”——农村教育城镇化。这是笔者自行设定的一个概念，大致意思是：基于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教育质量低下，教师流失严重等实际，拟将农村教育的主阵地由乡村逐步转移至办学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镇地区，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借离乡进城之手段，达到城乡教育均衡化之目的，为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及城乡一体化创造条件。本文指农村中学教育县城化，并以为这就是当下农村教育城镇化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使目标指向变为现实行动的整体设想是：初中进城，小学进镇，集中修建一县教育园区，把县城所在城镇逐步变为一县基础教育的主阵地，从而实现由乡村化→县城化→城市化的战略转移。
（一）操作思路
第一，逐步把农村初中全部撤销，学生全部转入县城中学就读。中学师资全县整合，统一调配；学生则打破原有属地界限，实行城乡混合分校、编班，实现县域内初等教育的城乡无差别化、学生身份平等化、农村教师城镇化。目前的高中教育，早已先行一步集中到了县城办学，无须再议；小学教育，受办学条件、地理环境条件及小学生年龄等种种条件限制，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只能维持乡下学生乡下就读的格局。但有两个问题需特别强调：一是在合理布点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办好乡（镇）寄宿制中心小学，教学设备、师资配备、课程开设及文娱场馆建设诸方面尽量缩小与县城小学的差距，为农村小学生提供尽可能理想的学习成长环境，同时，缓解小学生进城所带来的种种压力；二是鉴于农村人口转移模式已由单纯的“进城务工经商”向“进城务工经商”+“送子进城读书”转变，“教育移民”已渐成风气，因此，有必要为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进城求学做好准备。
第二，集中打造一县基础教育园区。根据县基础教育资源的现状及对未来学生规模增减的预测，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集中投资、集中修建，为农村教育城镇化搭建好硬件平台。从长计议，园区规划应合理安排初中及高中学校的扩容数量及规模，以及职校布点和小学的增置扩容。实行师资、设备的统一调配，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从而逐步取缔重点校，为校际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二）政策保障
第一，打破陈规，拆除城乡教育分治的属地、户籍樊篱，为乡下孩子进城读书扫平体制障碍。
第二，广开渠道、多方筹资，扩大县城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一是把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社会捐资集中用于园区建设；二是进一步放宽政策，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以分担政府办学压力。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学者甚至以美国庞大的家庭教育市场为例，主张“复兴私塾”，为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提供灵活的教育机会。[14]
第三，为贫困生提供生活补助。国家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政策，已经大大减轻了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但由乡入城后住寄宿制学校所产生的生活费用成本肯定是提高了。解决的办法有三：“一补”：政府筹资直接给予贫困生以生活补助；“二奖”：对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予以奖励，奖金额足以维持一个时段（如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用；“三调”：调整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措施，为农村独子家庭予以教育重奖，使计生政策与助学帮困政策互相衔接，不能让少数人违规超生，众多遵规守纪的纳税者为其超生致贫买单！[15]
第四，修建“助学廉租房”，开辟“教育三产”市场，为陪读族解困分忧。我国的城市化以土地城市化速度最快，但曾经的土地主人——农民从中获益最少。建议政府比照城市“经济适用房”的办法，筹措专项经费，以更优惠的价格专门针对入城农民群体修建价廉适用的廉租房，缓解学区高房租带来的生活压力。在“教育园区”覆盖或辐射地区，开辟服务于教育的三产市场，尽可能为入城陪读家庭创造就业机会。
第五，适当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确保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发展战略彼此衔接、并行不悖。科学规划、适当撤并、整片整治，如设置村民中心居住区或专业农民居住点等，让村民远离贫困，向城市文明靠拢，使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与城市化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统筹考虑。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以及初中教育县城化的实施，也必须依赖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这两大政策上的意志统一、步调一致。农村教育的文章要在城镇做，农村教育经费要往城镇花，农村教育的主阵地要往城镇挪，农村教育的希望在城镇。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理当包括对农村教育发展战略的理性调整。
（三）可行性分析
第一，城市化的规律决定了教育移民规律。城市化，说到底是一个人口要素和经济要素在一定区域范围的集聚。人口集聚的趋向，总是从边缘地区迅速地流入核心地区，从而形成旨在“改变其生活方式”的移民类型。[16]当土地、资本、劳动力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移民类型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即由个体移民转化为家庭整体迁移。人口流动的动力因素也将由经济因素为主逐步转变为教育诉求、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家庭幸福等非经济的多元因素。有研究发现，城市文明普及有阶段性加速规律：当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时（例如20%～30%），城市文明在一定区域内加快普及，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数多于城市实际人口数，城市文明覆盖的区域大于城市社区面积，即城市文明普及程度高于城市化程度；当城市化水平超过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达到70%以上，这个阶段是城市辐射力最强、城市文明普及最快的时期；当城市化水平超过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达到90%以上，就意味着，不住在城市里，照样能享受到城市文明，这时，人口和经济就不会再往城市流动了，城市引力趋近于零甚至为负。所以，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便趋于稳定，如英国城市化水平1931年已达78%，而到1959年也只有78.5%。[17]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45.7%，即使再过30年，城市化率达到60%，也还不能达到人口与经济的流动“趋于稳定”的程度。因此，城市引力依然强大，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愿望依然强烈，与“民工流”相伴而行的“学生流”势头依然强劲，农村教育城镇化方兴未艾。
第二，农村初中县城化，有助于破解农村教师外流困局，整体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农村教育落后，根本在于优秀教师缺乏。好教师留不住，大学毕业生又不愿来。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维方式，把乡下的中学挪到城里，境况就会大大改观。农村教育城镇化，毫无疑问是吸引人才、稳定人才、遏制人才外流的釜底抽薪之道，一定会受到现职教师和未来教师的欢迎。
第三，“平原模式”具有示范价值。我们认定农村教育城镇化具有可行性，不止于理论上的逻辑推论，更有来自实践的成功案例的佐证。2008年，山东省平原县农村初中全部“农转非”，一步到位，实现了农村初中以上教育的城镇化。[18]这一改革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和示范性价值。事实上，全国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探索性试验，如海南省实施贫困县“教育移民”[19]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