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理论研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 Since 1980,archival associations at variousleve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more
than
70
kinds
ofprofessional journals have been emerged; archival programs areoffered at several dozen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quality of archival professionals as a whole has
beenimproved to a great extent,As a result,the theoretic study on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It ismarked by the facts that an unprecedented large quantity oftheoretic articles and academic works on archives have beenpublished,that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se publicationshave been enhanced,and that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the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 have been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Nevertheless,problems still exist, especially underthe new circumstances in China,archive study is facing manynew challenges to cope with.The author enumerate in the artic-le some problems in the areas of administration of archivalenterprise,professional operations,and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As a senior researcher,the author advances viewson how to conduct theoretic study on archival science and themethodology of archival theoretic study.
理论的新阶段
1980年以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迅速发展，形成了档案事业发展的大气候，大环境，并促使档案事业的发展。
1979年4月，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恢复， 地方各级档案工作机构也相继得到了完善和加强。从而确立了档案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地位，形成了有力的全国档案事业组织管理机制。同时，促使原来初具规模，正常有效开展起来的档案馆工作，党、政、军、群团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外事工作等，经过恢复、整顿，得到了巩固和提高；原来没有或未形成国家规模的档案科研、教育以及宣传出版等工作，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逐步发展了起来，并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体系。
档案事业的发展，呼唤着档案理论，促使档案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档案理论研究发展的直接因素已经形成：第一，1980年以来中国档案学会、各级各类档案学会的相继建立及其70多种会刊的出世。档案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群众性（非政府的）档案理论学术研究团体。从此开始了有组织的理论研讨活动。广大的档案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学术性文章有了更多的发表园地和可能。这是繁荣档案理论研究的重要组织保障和基本条件。第二，档案干部队伍数量增加、结构改善，整体素质提高。有研究能力和善于理论研究的人员遍布各种实际工作岗位。这些人员身临其境，很自然地要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并运用书本知识和理论研究成果去指导实践。这是发展理论的基本力量和有效途径。第三，2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档案专业的创办（1980年以前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等几所高等学校有档案专业）和几十所成人高校及中等档案专业教育的开设，聚集了一批高层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人员，又培养了一大批有理论研究能力的人员。这是发展档案理论长期起作用的带根本性的因素。
总之，档案工作实践、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对档案工作理论研究，档案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理论组织机构的成立和人员结构的改善及素质的提高又为发展档案理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推动着档案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达到新的高峰。
档案理论新阶段的标志有三：
一是档案理论文章、档案学术著作数量空前。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81—1989年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档案专业图书1800种左右，档案专业期刊3800期左右。其中，有一大批档案学术专著和理论性文章。1995年《中国档案报》正式创刊，也陆续刊登了不少理论性文章。
二是论文、专著的质量和水平普遍提高，有一批好的研究成果。像中国人民大学吴宝康、和宝荣、陈兆祦王传宇、邓绍兴教授，郑州大学王金玉教授，杭州大学何嘉荪教授，以及中山大学陈永生教授等人的一些著作和文章都是有深度的。
三是成立了理论研究组织。各级各类档案学会的成立，省际间、行业内协作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既是理论研究发展的原因又是理论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档案局在教育中心建立了档案理论研究室，使理论研究在国家档案工作机构中有了一席之地。
在这个阶段，理论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论文作者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东抄抄，西摘摘，没有自己的观点；有的论文联系实际不够，空谈所谓重要性、必要性，言之无物或无的放矢；有的文章观点偏激，推理的方法不对头，把特殊当一般，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规律。
实践呼唤着理论
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实践经验需要上升为理论。在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时候，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理论显得更为突出，理论研究更加迫切。
我在这里出一些题目，寻找理论的答案。
（一）在档案事业管理方面
管理体制已经发生变化，专业主管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的体制开始解体，有的正在为大型企业集团或公司所取代；多种经济组织日益增加，而且所有制成份多元化，这些也给管理体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问题，哪些统，哪些分；宏观管住与微观管活问题，管到什么程度合适；馆网布局与档案流向问题；外资企业、合资合作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在关、停、并、转或破产过程中、档案的处理问题；开发区档案如何管理问题等。
（二）在业务工作方面
电子计算机、录音录像、光盘设备、传真设备等广泛进入办公室，计算机软片、磁盘、光盘等磁性材料为载体的文件材料越来越多地成了档案，必然引起办公程序和档案管理一系列变革。
如立卷可以在机器上进行，或叫计算机辅助立卷。
整理分类，可以按传统方法，亦可在计算机上进行，亦可按读者需要自由分类。
鉴定与保管：①机器上可以随意删增指令，文件不断修改，不但保管期限难以划分，而且原始性、凭证作用难以确定，法律效力发生了问题；②一个全宗单位内，件、卷档案保管价值的划分与一个全宗单位全部档案价值的评估问题；③档案价值的永久性与机器寿命的暂时性的矛盾问题；④如何防止在机器上被盗、被销毁；⑤电子文件的保管要求问题等。
一些单位为方便本单位利用和追求自己单位档案的完整齐全，希望把散落在外或原移交或被有关档案馆接收的自己单位形成的那一部分档案再回归过来。这就牵涉到档案馆档案该不该退库的问题。
以上两个方面，既有工作问题，也有理论问题。
（三）在档案学研究方面
档案学需要建树，需要浓化理论色彩。
什么是档案学，已有定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著作，似乎档案学就是“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学。”叙述多，讲重要性、意义、作用的多；论述少，往往论不透一个“为什么？”，揭示不了事物的本质，缺乏理论的深度。
在档案学分支学科设置上，要不要建立横向的学科？如分类学、利用学、鉴定学等。原来的教科书虽然不断修改，有很大提高，但伤筋动骨的不多，亦需要不断完善、丰富，增加一些现代知识和论理深度。
此外，来源原则、全宗理论在信息时代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局限性问题也很值得论证。1841年，法国提出来源原则之后，1898年荷兰档案学家缪勒、裴斯、福罗英合著《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奠定了来源原则的理论基础。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办公自动化，档案逐渐电子文件化，需要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进行快速、多角度的整序。在档案利用上，作为凭证、佐证性的越来越少，作为历史、科学等专题性研究的越来越多。往往不是某一份，而是某一专题甚至打破年代打破全宗的更大批量的档案和资料。很明显，单一的来源原则分类法已被利用者专题利用和自由选题所打破。一些国家或国际性的专业（专题）档案馆、档案信息资源中心也应运而生。如我国的土地房产档案馆、黄河档案馆，美国总统胡佛档案馆——起义、战争与和平档案史料馆，荷兰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史料馆，俄罗斯苏共档案馆——国际共产运动档案史料馆等。这似乎代表着国内专业、专题档案馆和国际性档案馆建立、馆藏结构建设的一大趋势，回到了“来源原则”以前的“事由原则”分类法。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理论需要建设
理论来源于实践。档案事业的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土壤，但仍需要培植。
（一）充分认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重视理论研究，使之形成风气——思想建设。前面已经谈到，实践呼唤着理论，档案工作确定离不开理论。行政管理决策、制定政策、法规等需要论证；业务指导需要经验，更需要有理论的高度，否则实际工作水平难以提高，或者犯经验主义。当然也有工作作风问题，如果不深入，不调查研究，不分析综合，不演绎推理，就形不成理论，就不能解决深层次的认识问题。
（二）化零为整，把档案专业学校、档案研究部门以及档案实际工作者等联系起来，形成整体理论研究力量——组织建设。可以以学会为纽带，把分散的理论研究力量联系起来，组成若干个专家组织，有目的地进行重点专题研究，解决重要理论学术问题。国家档案局干部教育中心理论研究室拟作为我国档案理论研究专门的办事机构，负责规划、组织、评述等工作，把广泛的群众性的自发研究，同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研究结合起来，互相促进，推进我国档案理论研究工作的繁荣。
（三）实际工作者，尤其是理论工作者、研究工作者都需要占有充分的材料——图书、资料建设。各级档案工作部门，尤其是中央、省一级的档案部门，档案学会、档案专业学校（专业）都要有档案资料、图书情报工作，并建立这方面的阅览室，订阅专业报刊，采编有关图书；索取、翻译出版外国有关资料；编辑出版档案报刊论文目录；组织图书、情报、资料的交换与借阅等。使理论研究工作者获得更多的原材料，同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吸取营养，获得直接的有用的素材。
（四）注意方法，形成好的学风、文风——作风建设。没有好的学风，不可能有好的理论学术成果。当前要注意三个方面的的问题：
1.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我主张做什么谈论什么；研究什么写什么；熟悉什么议论什么。当你对某一个问题有深刻的理解，有所发现的时候，你就可以动笔了。没有研究就没有理论。
2.在求实的基础上求新。孙冶方同志有一句治学名言“存同求异”。意思是说，搞学术理论研究，不在于与现成的理论求得协调一致，而在于探求现成理论所没有发现，没有概括，不能解释的东西——求新。但求新决非容易。“求”的本身就意味着辛勤和智慧的付出。它有赖于实践经验和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大量的素材，需要认真的扎扎实实的研究，才能达到求新的思想境地。那种以为“新”就是赶“时髦”、凑热闹的想法是不对的；那种不是来自实践，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或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所谓“新观点”、“新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求新与求实是辩证的统一。求实是求新的基础，求新是求实的结果。只有以求实的精神去求新，才会有真正的创造、发现和发明。
3.千锤百炼，厚积而薄发。这是大家公认的写作信条。不可“急功近利”。素材有了，思考成熟了才动笔；把写作的过程当成研究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研究；写完之后往屉子里搁一搁，反复看，反复修改，然后再发。这样比较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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