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思潮对五四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文学创作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般来讲，创作方法就是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生活的原则。它首先取决于作家的创作精神与思想态度，因而受到或一时代社会意识尤其是政治、哲学、美学等文化思潮的影响，并由此决定了其创造不同艺术形象的基本法则和具体的表现手法。如现实主义常用白描手法，并且强调细节的精确与人物、环境等形象塑造的典型性。浪漫主义多用想象和夸张；现代主义多用象征、反讽及荒诞等。当然，某一特定的创作方法所具体选择的表现手法并不是绝对固定的，但这种选择的艺术侧重和思想倾向则是相对稳定而客观存在的。因此，创造艺术形象的具体表现手法，是构成创作方法的主体与核心。
由于我国“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鲁迅语），直到1918年4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才正式明确地提出“文学方法”的名词与概念，同时指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但是“什么叫做‘文学的方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在胡适看来似有三类：一是“集收材料的方法”，包括“推广材料的区域”、“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以及“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的补助”等。二是“结构的方法”包括“剪裁”与“布局”。三是“描写的方法”，包括“甲、写人；乙、写境；丙、写事；丁、写情”。显然，这种观点和认识还是非常肤浅和散乱的，但却已经接触到材料、思想与形象塑造的关系诸问题，标志着现代文艺科学创作理论探索的先声。
真正奠定了现代文学创作方法理论思想基础的，是瞿秋白。他在1920年7月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的“序言”中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以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之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段论述，不仅是科学地理解与阐述近、现代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名称、概念及理论思想的肇端，而且对于正确揭示创作方法的产生及发展的根源，都具有一定的意义。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不是因为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不过我们决不愿意空标一个写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新理想主义来提倡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这很清楚地表明，瞿秋白介绍引进外国文学及其创作方法，是以“适合中国社会要求”和“中国社会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为基本原则，而不同于胡适的主张。后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关于文学“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创作主张的分歧；早期话剧中“社会写实剧”、“善构剧”和“国剧运动”的探讨与理论倡导；“新月派”诗人关于“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和新诗格律化的理论追求；周作人提倡“记述的”、“艺术性”的“叙事”、“抒情”的“美文”，形成了新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言志派”散文理论；郁达夫、茅盾、鲁迅、胡适等对小说创作方法的研究及理论探讨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探索文艺创作科学规律的现代意识已经彻底觉醒并不断强化。怎样使新文学创作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自律”法则和社会目的性，逐渐成为现代作家的共识。尽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和思想立场各不相同，变化也很大，但这种艺术追求的热情和理性思考的逻辑力量，恰恰反映了五四科学精神在历史进步及相应的审美时尚制导下，对新文艺创作实践和经验的提升、总结，标志着中国现代作家最初的“实绩”与崇尚，正在孕育、催生着和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中国现代文艺科学。其中，创作方法问题一直占据着重要或主要的地位。这种创作方法意识及理论观念的逐步成熟，从20年代前夕到30年代初，经历了十余年的进程，成为推动五四文学深入发展的一条艺术命脉。这是由文学的自律性法则所决定的。五四新文学吸收、借鉴外国文学创作方法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表现出接受科学影响所形成的艺术创造活力。其中，首先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表现比较突出。这一方面来源于西方文艺及文化的科学性基础，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科学性基础适应了新文学运动健康发展、不断前进的创作实际。
二
一般被视为现实主义鼻祖的司汤达认为“研究人”必须“从生理现象起步”①，福楼拜也从艺术的角度，呼唤着“方法”上的“物理科学的准确性”②。1858年2月至3月，泰纳在法国著名的《评论报》上撰文指出：巴尔扎克“奉自然科学家的趣味为师傅，以自然科学家的才能为仆役，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描拟着现实”③。正是在他们的认识基础上，左拉又吸取、学习了龚古尔兄弟描绘、反映病理学与遗传学的创作特点，形成并确立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法则，宣布“文学由科学来确定”等等④。总之，关于欧洲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强调“观察”、“实证”，与近、现代科学的关系，是不待论证的。
茅盾从西方输入“自然主义文学”，目的就是为了纠正“问题小说”不重视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等“蹈空”现象；指出“事事必先实地观察便是自然主义者共同信仰的主张”。茅盾尤其推重左拉“主张把所观察的照实描写出来”，因为“这种描写法，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茅盾指出，“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思想有关系”；联系当时文坛现状，茅盾认为，“自然派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问题”，而“有志于新文学的人”“仍不免于浅薄之讥”，是“都因作者未曾学自然派作者先事研究的缘故”。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的“自然主义的论战”专栏中，茅盾明确要求“凡试创作者应当注意到的，就是需有较高的常识，”而且“往往涉及好几种科学的学说”。可见，从创作方法到作者素养，茅盾都特别重视科学的意义和作用。
瞿世英在《小说的研究》中介绍自然主义，也同样推重“左拉的意见”和“科学的研究法”。他还特别指明“科学精神对于小说至少有三种贡献”：一是增加了创作的“材料”，使“小说家更学了一种新的方法”；二是受“科学的濡浸”，写出人生真实，形成了“近代小说的特别优点”；三是“因为科学发达”，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影响了作家作品。陈钧的《小说通义》也指出创作的“观察务真，一如科学之研究声光电化然。虽毫厘微末之间，亦必辨析精确。此种科学的精神，小说家所必备也”。郁达夫则更为具体地强调背景的真实，他说：“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精神，浸入于近代人的心脑以后，小说作家注意于背景的真实现实之点，很明显的在诸作品中可以看出”⑤。傅严在《小说通论》中，则明确指出“心理学进步，使小说描写人物动作之动机，及精神之变化，益加明了”，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自然主义对文学真实性的强调，在新文学理论建设中普遍地引起了对科学影响与作用的关注及推重；以至在某些五四文学观点中被当成一种“因果律”。如茅盾曾认为“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或者如瞿世英说“文学以求真为其任务之一，所以现在的小说家不可无科学常识”。
但是，成仿吾当年在《〈呐喊〉的评论》中的看法恰恰相反。他批评鲁迅把“典型写成abnormal的morbid的人物去了”。为什么鲁迅会写成这种“不正常的”(abnormal)和“不健全的”或“病态的”(morbid)人物呢？成仿吾明确地说：“这许是他所学过的医学害了他的地方，是自然主义害了他的地方”。这里，不仅涉及到“赛先生”在鲁迅创作中的地位，而且直接关系着“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功过是非，确实应该认真地加以辨析。
三
1933年初，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明确地指出《狂人日记》等作品问世，“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无疑，鲁迅这里所说的医学知识，首先是指他在日本仙台求学期间所接受的现代医学知识体系。有的观点认为：“于是《阿Q正传》的结构就有点像关于重病号的‘病理报告’”，其“开头通常都是病的自然情况，如姓名、年龄、单位、住址、婚史、家族病史等等，这就构成了《阿Q正传》的‘序’”；“《阿Q正传》的第二、第三章犹如‘病理报告’中的病情检查”，“第四章以后则像‘病理报告’中的病情演变史”等等。⑥这种看法恐怕有点简单化，虽然也注意强调了鲁迅“全部知识积累”中的科学性因素。也许，还是《狂人日记》能够说明问题。首先应充分估计鲁迅接受专业训练形成“医疗者”心理的潜在作用。另外，鲁迅为其表弟阮久荪延医治病的经历，也是他自觉而集中地应用医学知识观察“迫害狂”精神病症状的情感—生活体验过程，鲁迅日记中，“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等记载⑦，为鲁迅一年半后的小说创作潜伏了某种程度的契机。患者“病颇恶”、“夜愈甚”，并需雇人“守视”等，在经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鲁迅写来，是有其相当程度的科学依据的。可以说《狂人日记》里的相关描写，既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反映，也是这种科学依据的必然表现：开篇的前三节，都是从晚上下笔，写“月光”或者失眠。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研究《狂人日记》的文章副标题即是“‘狂人’康复的记录”；他把“月光与发狂”作为论述这种“康复”过程的“开端”。实际上，他是把“月亮”作为“‘发狂’的契机”来考察，“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鲁迅的医学知识以及在乡村时的实际见闻”的⑧。李欧梵也指出：“鲁迅的一个远房表兄弟即患偏执狂”，“这个题材恰好将鲁迅的医学知识与文学兴趣结合起来”了⑨；另外，小说中的“陈老五”就是一个“守视”者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鲁迅通过对患者话语进行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处理，使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服务于特定语境中的象征需要；将科学性理论依据升华、形成为“礼教吃人”的划时代“呐喊”。
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鲁迅以不进化的“虫子”和进化中的“猴子”，来象征“吃人的人”，和“不吃人的人”，已经突破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樊篱。“心思不同”，“何等惭愧”，只有联系于社会人生才能成立，才有意义。在生物学范畴内，是不能揭示社会发展与人生价值规律的。鲁迅既用“科学”表达他的思想喻意，又远远地超越了达尔文与海克尔，正是一种以常被忽略的科学思想为基础的艺术象征。
四
通观鲁迅小说，“精神病态”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一个联结现代医学和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中介环节。《狂人日记》不仅揭开了中国文学的历史新纪元，其“日记”体式，“独语”意境，在整个二十世纪小说创作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价值。尤其是“精神病态”这一人物塑造方式基于现代医学影响的创新发展，在五四文学中，产生了某种近于经典意义的示范作用。这既突出地显示着“赛先生”的思想光辉，照亮了社会——文化批判的五四疆场；也集中地透射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焕发的科学异彩。鲁迅起码获得了“思维”和“语言”两个层面上的成功：
1.“破裂性思维”。就是“病人的言语或书写中，语句在方法结构上虽然无异常，但语句之间、概念之间，或上下文之间缺乏内在意义上的联系，因而失去中心思想和现实意义”。如第一节从“晚上”、“月光”开始，写“才知道以前”“全是发昏”，接着说“然而须十分小心”，下一句又写“那赵家的狗”。这之间的转折生硬突兀，缺乏内在的关联。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紧接“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两句之间同样缺乏内在的意义上的联系。
2.“逻辑倒错性思维”。指“逻辑推理荒谬离奇”，“或表现为中心思想无法捉摸、缺乏实效的空洞议论（诡辩论）”。在第七节中，如果说“‘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那么，“赵家的狗”也属于“狗”故而也是“狼”与“海乙那”的“本家”。由此推知其“同谋”并“早已接洽”，还可以说略具“逻辑”、“捉摸”的可能性。但紧接一句：“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又颠覆了这种可能，使尚未展开的这种“逻辑”性丧失了它的“实效”。
3.“语词新作”。病人“严重时言语支离破碎，甚至个别词句之间，也缺乏联系”；或者“用一些很普通的词句、名词，甚至动作来表达某些特殊的、除病人自己外旁人无法理解的意义”；或者“以同样方式创造新词，把两个或几个无关的概念、词或不完整的字或词拼凑起来，赋以特殊的意义”，这在精神病理学上称为“语词新作”⑩。正是由于这一类“精神病态”的语言形式，导致《狂人日记》中的核心描写，获得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性；现实主义的艺术典范——“狂人”才能“从字缝里看出字来”，而且“满本都写着‘吃人’”。所谓“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正是一种典型的“精神病”患者的“语词新作”。然而，“狂人”形象的这种科学性依据，常常在我们的“思想内容分析”操作中遭到消解而一再忽略。事实上，只要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重新审视一下所谓“彻底的反封建战士”的形象，就能发现：这不过是在象征主义美学法则指导下，进行“索隐”式解读的结果；其前提是读者必须具备“反封建”的思想预设。否则，如果把《狂人日记》交给《祝福》里的“鲁四老爷”们去读，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反封建战士”的价值肯定，而只能是满篇“疯话”的“谬种”而已。但是科学性依据并不能代替艺术性创新，“狂人形象在塑造过程中”，是“显然经过作者用现实主义方法作了典型概括”的(11)。正是在这一点上，《狂人日记》区别于成仿吾所说的“自然主义”。上述分析还证明鲁迅“不仅创作态度严肃，而且自觉地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个性特点与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他注重应用现代“医学上的知识”。正是由于鲁迅能够从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是从狂人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病态的思维特征入手，才能把“过敏、多疑、妄想、奇怪的推理、不正常的判断”等等，表现得“非常符合迫害狂患者的病理规律”(12)。如果无视、否认这种“医学上的知识”因素及其独特作用，就会从根本上架空、歪曲《狂人日记》式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色彩，又经过了充分的典型化处理；正是二者的统一，承载起象征主义审美法则指导下产生的深刻思想命意。
五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重视鲁迅“医学上的知识”参与了他的小说创作“准备”。所以，《狂人日记》不仅以其思想冲击波震撼五四文坛，而且，容纳这一精神内涵的人物塑造形式——“精神病态”的艺术表达特点，也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文学、美学或文艺心理学方面的史的价值。茅盾曾说：“《狂人日记》以《人权宣言》的姿态出现，其力量比当时所有的‘专打孔家老店’的文章更为猛鸷”，比《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更多些光焰，更多些启示”(13)。那么，为什么《狂人日记》会具有这么多新文学之“更”？恐怕与其人物塑造的“精神病态”形式大有关联。王统照当年便指出：“借重疯人的口吻，以抒写情感与思想，则其更为显露，更为容易”(14)。这就从一个侧面恰当地说明了“精神病态”形象塑造的艺术魅力，吸引五四作家们从“狂人”身上发现了宜于抒发情绪、展现意志的精神“喷火口”与心灵“传声筒”。例如：《长明灯》里的“疯子”，以其鲜明的反封建思想特征，成为鲁迅笔下的第二“狂人”。这种以“精神病态”出现的人物形象，在五四时代的其他小说创作中频繁诞生，甚至可以说极一时之盛：孙俍工写了“问题小说”《疯人？》，许钦文写了“乡土小说”《疯妇》，署名“K.S.”者写了《狂人话》(15)。连历来“思想纯洁”、“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郁达夫语）的冰心，也创作了那篇沈雁冰所“不能领悟的”《疯人笔记》，以理论建树和美文创作著称于世的周作人，也竟然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真的疯人日记》等等。透过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背景来看，也许可以说“精神病态”的人物塑造形式，是鲁迅为中国小说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就在于充分体现了科学知识影响文学个性的划时代作用。五四小说中盛极一时的“疯”、“狂”热现象，和大量“病狂者”、“狂热症”的形象描绘，既反映了鲁迅这种艺术创造的美感凝聚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赛先生”影响于新文学创作的时代感召功能。以“狂人”为代表的“精神病态”型人物塑造的开创性成功，及其广泛社会影响与普遍的文学示范作用，证明了现代科学性与文学形象化的艺术结合，也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林毓生说“用现代医学中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状态描写狂人有系统的幻觉，使故事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写实，实际上却是作者为控诉中国传统而作的寓意的构思。”(16)他这里不仅混淆了“幻觉”与“错觉”的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赛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学灵魂之一的系统功能。只有把在《狂人日记》中表现为创作方法的“科学”问题，纳入五四新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思想背景中，才能充分理解“赛先生”的这种文学功能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鲁迅的小说创作起点高，出手就显示了堪与世界文坛精品相媲美的深刻与成熟。可能与“赛先生”的这种文化功能及其潜在影响，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
同样，李劼人以自觉的理论译介，接受、宣传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重视其中的科学因素，也取得了突出的创作成绩。他留法学习期间，就在1922年第3卷第10期《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较系统地总结、分析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出现、发展及衰落过程，特别指出：“左拉学派之所以成功，自是全赖实验科学的方法”，“之所以失败，其大弊也正在此。”因为“他只重实质的经验，忽视心灵的力量”。正是由于李劼人能够清醒自觉地借鉴左拉理论和创作中的积极因素，把自然主义反映人的遗传性、生物性与现实主义注重表现人的社会性、思想性相融合，在20年代初创作了以《编辑室的风波》为代表的一批中、短篇小说，茅盾认为其“作风上”和文学研究会相“调合”(17)。1925年李劼人开始酝酿长篇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创作，后在抗战前夕出版，受到郭沫若的赞誉——所谓“中国左拉之待望”，实际肯定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在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成绩，其中也在或一程度上显示着“赛先生”的艺术功能。
六
五四新文学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与吸收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思想、创作方法的情况，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一般说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所内涵的科学理性精神，与五四时代倡导科学与民主的社会风尚，是基本一致的。由此决定的创作方法、表现技巧等等，与其所表达、展现的思想内容也是一致的。和谐的。这也许是它们的真实性原则能够在新文学运动中持续发展、不断成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却有很大的不同。当西方世界认为“理性破产”、“科学破产”，因而导致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盛行并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之时，中国的五四先驱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大力倡导科学理性精神，针对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愚昧虚妄等，呼吁“诉之科学法则”，“一遵理性”，达到“迷信斩焉”，“无知妄作之风息焉”的目的。这确实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共识与民族的心声。在这种社会风气、思想崇尚的影响下，五四新文学也必然地注重科学的理性精神，讲求表达的明白清楚；因此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反理性倾向、反传统真实、反逻辑的风格大异其趣。由于中国和西方在理性倾向与美学趣味上的这种根本对立，五四时代尽管引进了相当多的一批反理性主义哲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但反映到新文学创作和五四作家思想上，恐怕主要还是从中吸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与重视生命意志的主观力量，来作为批判封建专制和争取个性解放的精神武器；对于那种排斥、淡化理性的思想倾向，则很少真正的接纳与认同。五四新文学作家是把西方现代反传统、重生命意志、重主观精神的实质性内容，纳入了科学理性的思想框架中来消化感受的。所以，五四时期真正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品，很难说真正地具备了西方现代派文学那种反理性的思想品格；而五四时代强烈的科学崇尚与理性追求，新文学建设初期的开放型视野，又必然导致作家们兼收并蓄地容纳吸收了大量现代派写作技巧、创作手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与近、现代科学联系至为密切，并在新文学创作中卓有建树。甚至世纪初刚刚出现的未来主义中的科技影响，都在五四文坛得到了迅捷的反映。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主义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现代物理学的一系列发现和发明，以及现代机械文明带来的生活节奏加快等等，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未来主义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之一。章锡琛最早在《东方杂志》发表译文介绍未来主义对“现代器械文明之赞美”；馥泉的文章指出“未来派的诗，采取工场的喧声、汽车的咆哮等”。茅盾则分析未来派产生的原因是“当本世纪初，物质文明骤然进化，科学和机械挟其雷霆之力扫荡社会，人的心里感受其影响。机械是力量愈大愈好，愈速愈好，所以一般人的脑子里也旋转着‘力’‘速’两个字”。1923年，郭沫若发表了《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从“无线的想象”，“信号式的形容法”，“谐声字与数学的记号”，“印刷的革命”等艺术形式的角度，介绍了未来派诗歌的“尖端性”。他认为未来主义“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是没有精神的照像机、留音器、极端的物质主义的畸形儿”。五四时期，郁达夫、徐志摩、宋春舫等也都介绍、宣传过未来派文学，并且也都充分注意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18)但是从创作实践来看，除了极为个别的标签式模仿外，实在乏善足陈。恰如鲁迅所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如未来主义……其实又何尝出现。”(19)但从“赛先生”对创作方法的决定性作用来看，心理分析（又译精神分析）学说，则应充分引起我们的注意。
七
作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创立的一整套精神病治疗法则与心理学理论体系，心理分析学说既是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又形成了现代主义文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创作流派，具有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梦”的艺术处理等方面。
弗洛伊德的最大功绩就是对潜意识领域的开拓，在心理上确证有无意识存在。这标志着近代心理学的进步，打破了以往把意识当作“构成心理之全体”的陈旧观念，大大开阔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视野，从而发现了人的精神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从未认识到的“潜意识”王国，这里潜藏着人的许多隐秘的、本能的欲望，并自然而不自觉地支配着、影响着人的意识的活动。这既启发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充分认识潜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联，更在创作实践上，影响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五四作家描写过带有明显心理分析色调的梦幻与梦境。
本来，写梦在中国传统文学里古已有之，但都不是写潜意识的欲望表现，而是现实人生愿望的直接展示。如黄粱美梦、南柯一梦、神鬼托梦、祸福兆梦等等。五四新文学中的梦描写，首先完全摒除了传统迷信因素，是对潜意识进行自觉的揭示，因而具有近代心理科学的思想依据，成为一种表达隐秘欲望的现代创作技法。郭沫若在《残春》、《月蚀》、《喀尔美萝姑娘》等篇中，都精当地描写了心理分析式的“梦”。他还具体地解释过《残春》就是通过主人公的梦境来表现“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
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受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便是构成梦境的主要动机。梦中爱牟与S会于笔立山上，这是他在昼间所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在梦中表现了，及到爱牟将去打诊，便是两人的肉体相接触时，而白羊匆匆专来报难。这是爱牟在昼间隐隐感觉着白羊为自己的障碍，故入梦中来拆散他们。妻杀二儿而发狂，是昼间无意识中所感受到的最大的障碍，在梦中消除了的表现。
郭沫若的这种“梦”描写，是自觉地按照弗氏心理分析学说来构思的。他在回答别人的批评时说，“梦是昼间被抑制于潜在意识下的欲望或感情强烈的观念之复合体，现于睡眠时监视弛缓了的意识中的假装行列”。所以，“爱牟”的潜在爱欲才能从“梦的隐义”转化为“梦的显相”(20)。这恰恰说明了《残春》的构思，有一定的现代心理科学依据。
早在20年代，赵景深就指出鲁迅小说《弟兄》接受了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用梦境刻露沛君的心情”(21)。《肥皂》、《离婚》篇虽不写梦，但直接描写潜意识的象征性情节（前者）或传达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规约（后者），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假道学伪君子的虚荣、卑污，或透视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精神病源，从而把这一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心理分析小说技法，结合并服务于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剖析、批判，正是鲁迅超出其他五四作家的独特成功之处。
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梦与潜意识的描写方面，进行过多种尝试和探索。《玉君》（杨振声）通过林一存在望仙桥下连做两梦，表现了他在潜意识中既想忠于朋友，成人之美，又希望玉君能够属于自己的微妙的矛盾心态。《风铃》（郁达夫）写质夫在梦中砍掉了少女的手臂，其实是借梦境发泄他潜意识中的嫉妒与恼恨。《一个勤学的学生》（汪敬熙）写丁怡考中后当晚就梦见自己当官发财，买妾享受等等，揭示了“勤学”动机的潜意识里，仍然包藏着封建官僚传统的精神污垢。《黄金》（王鲁彦）中史伯母的梦，更多地显示了民俗文化色彩，如“梦粪染身，主得黄金”，“棺材”与“官”、“财”的谐音等，同样也包含着一定的潜意识因素的转化。许杰的《暮春》安排主人公在梦境中实现“几十年来期待的初愿”，与青年时代的恋人欢聚，是作者自己明确承认的“白日梦”。其它如王以仁的《神游病者》、叶灵凤的《白日的梦》等，在梦描写中所揭示的，多与作者生活经历中的愿望、情绪密切相关，侧重于表达被压抑的潜在情欲和内心要求。总之，这些作品接受弗氏心理分析学说的程度可能不尽一致，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把对人物的心灵世界的探索推进到了潜意识的层面。这当然是弗氏心理科学影响到中国五四新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
八
心理分析学说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划分，在心理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动态的系统结构。本我即人的生物性本能，追求自然本能的宣泄和本能欲望的满足。超我代表着理想和良知，追求道德完善和精神超越。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对抗是以自我为中介的，自我既要适当满足本我的要求，又努力达到超我的认可。所以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实际上就表现为本我与自我的冲突。这样，人体内部的欲求基本上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自然本能的、物质的、“肉”的、形而下的欲求；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的、精神的、“灵”的、形而上的追求。二者相互对立而存在，决定了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本我与自我、潜意识与意识、自然本能欲求与社会道德规范、灵与肉之间的本质对立与激烈冲突。五四新文学作家接受了这种观点，遵循心理关系的科学机制，创作出一大批灵肉冲突的双重人格形象。
郁达夫明确指出《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若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22)。小说的主人公本我情欲炽烈，但又屡遭嘲侮，于是转化为带有某种变态色彩的性苦闷；而当超我中的道德感和自我理性意识觉醒的时候，他又深感自愧自惭，谴责自己“下流”，甚至自打耳光，决心“下次总不再犯了”。可是当重新受到异性的刺激与诱惑时，他的内心尽管“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结果又“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于是，灵与肉的冲突使他生活在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所引起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的折磨中，并陷在这种病态忧郁中不能自拔，最后竟致投海自杀。《沉沦》充满清醒的病态心理解剖意识，成为新文学史上自觉描写灵肉冲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优秀名篇。
郭沫若的小说中也存在双重“欲求”的描写。《喀尔美萝姑娘》中，那个已有了妻儿的留日学生，单恋一位卖糖食的日本姑娘，但妻子的圣洁又感化着他向善，不断增强他的道德伦理意识；同时，卖糖食姑娘的世俗美所象征的肉欲诱惑，又一再引起他“不可遏抑的淫欲”。他在这道德和情欲中间无法两全：一方面饱受良心的苛责，骂自己是“恶魔”、“二重人格的生活者”(23)，很想跑去在妻子的脚下忏悔；另一方面却又经常尾随卖糖食姑娘，并在梦中与她幽会，幻想着肉欲的满足。结果，他和《沉沦》中的主人公一样，陷入道德自责与灵魂破毁的绝境。
同样，《白日的梦》（许杰）中，主人公也是有了妻子又爱上“春子”姑娘，于是对“春子”“极强的性爱”与“道德律”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女娲氏之遗孽》（叶灵凤）则描写了一位与男青年恋爱的有夫之妇。《楼头的烦恼》（周全平）中那位知识青年，在男女交欢的刺激下战胜自责，闯入房东女儿的房间。《微眚》（白采）也是描写暗中爱上青年男学生的中年妇人等等。还有张资平笔下的某些人物（如《苔莉》中与表嫂私通过的“克欧”、《梅岭之春》中与叔父偷情失身的“保瑛”等），都是在双重“欲求”的情网中作痛苦的挣扎，既有“猿猴似的淫心”，又受到社会道德制约而“兔儿似的胆小”，因而“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了”(24)。这类人物形象反映了自然本能的情欲性爱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普遍对立和本质矛盾。如果说描写梦和潜意识重在从人的表层意识向深层意识开掘，从而使心理表现更有深度的话，那么，双重“欲求”与灵肉冲突的描绘则重在打破人格的单维结构与静态呈现，有助于更真实地显现人格的多层面性以及深层人性的动态变相，从而区别于古代文学人物性格的单纯性与脸谱化特征（如诸葛亮的智，曹操的奸，关羽的忠，宋江的义等等）。这标志着“赛先生”影响于五四新文学中的性格描写，大大地接近了现实的社会人生。
九
纵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等文学方法中的科学影响，应该注意当年梁启超的有关认识；
科学的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是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理科试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作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他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的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25)
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所以，他进而认识到西方的所谓“世纪末情绪”与现代主义思潮源自科学冲击的某种联系：
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却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所以受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的怀疑，满腔子的失望。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就是为此。(26)
显然，梁启超这里的描述还相当表面化、简单化，不能正确而完整地揭示科技文明影响文艺创作的内在联系。但他牢牢把握“科学”这一现代性视点，注重方法论的创造价值，对于我们考察新文学创作方法中的科学性因素，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 参见米·贝京著，任光宣译：《艺术与科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22页、第134页。
③ 泰纳：《巴尔扎克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第75页。
④ 左拉：《实验小说》，引自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66页。
⑤ 郁达夫：《小说论》，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1月初版。
⑥ 参见汪应果：《科学与缪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332-333页。
⑦ 《鲁迅全集》第13卷第237页。
⑧⑨ 参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472、第129页。
⑩ 参见《精神医学基础》，湖南科技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第236-237页。
(11)(12) 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70页，第113页、第105页、第111页。
(13) 茅盾：《现实主义的道路》、《茅盾文艺杂论集》（下）第884页。
(14) 剑三：《论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
(15) 孙俍工的《疯人？》最初载1921年3月3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狂人话》载1922年3月2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作者“K.S.”疑为李石峰。
(16) 林毓生：《鲁迅的复杂意识》，载《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52页。
(17)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18) 参见：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221、2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徐志摩全集》第6辑载《未来派的诗》（1923年的讲演词）。宋春舫发表于《东方杂志》18卷13号的翻译未来派戏剧“四种”，及刊载于《戏剧》1卷5号的翻译“未来派戏剧二种”等。
(19) 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第291页。
(20) 郭沫若：《批判与梦》，《沫若文集》第10卷第116页。
(21) 赵景深：《鲁迅的〈弟兄〉》载1927年7月《北新》第1卷第39、40期合刊。
(22)(24) 郁达夫：《〈沉沦〉自序》。
(23) 引自1925年2月25日上海《东方杂志》第22卷第4期。
(25)(26) 参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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