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发展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兵工厂论文,始末论文,红军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苏区兵工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要军工企业，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军、地方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军事工业。中央苏区兵工厂，由开始时的只有一两个人，只有“一把斧头、一把铁锤”的修械小组，发展到修械所，又由修械所再发展到修械处，最后发展成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它经历了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由少到多，由修造到发展的过程。兵工厂的广大工人，在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的极其艰难的恶劣环境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盖厂房，自造机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土洋结合，建立了修造各种武器的兵工厂，修理、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一 中央红军兵工厂建立前的主要兵工企业
1、养金山修械处。1927年中共武装第七纵队(队长段起凤、政委赖金邦)在江西吉安的东固地区成立，部队经常驻扎在东固养金山一带。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第七纵队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兵器修械小组。最初只有五、六人，他们大多是在农村打铁为生的铁匠。1928年，东固地区另一支革命武装——第九纵队(队长李文林、政委袁震亚)成立。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需要，养金山修械小组将规模扩大，由开始的5、6人发展到30多人，修械小组也改为修械所。由白手起家而建立起来的修械小组，经过短短数月的艰苦创建，已初具规模，有修配车间和制造车间，修配车间用土法修理土枪土炮，制造车间用土法制造单响枪，还建立了熬制土硝场所。1928年，七、九纵队发展成为二、四团，兵器修械所也随之得到发展，人数由30多人增加到80多人，其中妇女就有三、四十人(她们的主要工作是熬制土硝)，修械所又改名为养金山修械处。
2、江西省修械处。1928年2月，共产党人在江西于都县的桥头发动武装暴动，接着成立了地方武装——十五纵队。随着部队的建立，在桥头木湖山洞建立了一个红军修械小组，为桥头赤卫队和十五纵队修理武器。开始只有王有仁俩兄弟，设备简单，只有几把铁锤、火钳和打铁用的手拉风箱。到1928年12月，十五纵队联合七、九纵队攻占了兴国县城，缴获了大量武器。红军力量得到壮大，于是在1929年1月于兴国寨脑成立了第十六纵队。由于这几次战斗的胜利和革命武装的需要，修械小组很快增加到25人，并改为修械处，并从木湖山洞搬到桥头婆罗石的一个祠堂里。到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时，修械处已扩大到三、四十人，由周亚木任处长。
1928年朱学玖、钟声楼、雷震中等人领导于都里仁、桥头的暴动后，随即转战至吉安的东固，兴国的东村、莲塘和新城等地。为了有利于武装斗争的发展，党组织负责人陈玉书、李茂生等要郑煌德、赵生顺两人成立兵器修械小组，地址设在东村的沙公背山洞。后来有赵后禄、郑传熙等10多人加入。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个修械所经常迁移。从1929年2月到1930年10月，共迁到过十几个地方，最后迁往于都平安，并将修械所改为修械处，处长崔鼎武。
到1931年，红军主力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当时的于北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将桥头修械所合并到平安修械所，成立于北区修械处。修械处共有八、九十人，处长刘列珠、赖朝于。
中央苏区的另一个重要地区闽西，从1928年春开始，也相继成立了很多兵器修械小组，发展到1931年时，大部分联合组成了闽西兵工厂。1931年，该厂迁到平安，与于北区修械处合并，成立“江西省修械处”，共有一百二、三十人，处长为崔鼎武，党总支书记郑阿祥。
3、龙头修械处和白石修械厂。1930年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共在赣县的龙头成立了一个兵器修械处，名叫龙头修械处。该处有六、七十人，主要是从其它修械所抽调来的。厂房设在一栋矮屋檐的民房里。修械处分二股，一个修理股，一个火药股，主要任务是修理游击队的枪支和制造一些炸弹。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由吴汉杰等人到兴国白石筹办修械厂。他带领六、七十个工人前往白石，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修理厂。
二 中央红军兵工厂的建立和发展
1、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的建立。1931年秋，苏区主力红军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便决定合并红军各地的主要修械组织，在兴国的官田村建立中央红军兵工厂(又称中央军委兵工厂或红军官田兵工厂)。官田兵工厂主要是在白石红军修械厂和江西省修械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军委决定在官田建立中央红军兵工厂之后，吴汉杰首先将刚建立不久的白石红军修械厂迁来官田，接着于都平安的江西省修械处、三军团的修械处、东固的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的龙头修械处，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修械组织也先后迁来官田，并入中央红军兵工厂。
中央红军兵工厂成立之后，规模得到更大发展，工人人数不断增加，设备和技术也得到改善和提高。工人人数达450多人，其中妇女有五、六十人。厂房主要设在7个祠堂，而整个官田村70余栋房子基本上成了兵工厂的厂房和职工的宿舍。在设备方面，由于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下了国民党钟绍奎军的巢穴岩前，缴获了敌人兵工厂和造币厂的机器设备；4月20日，红军又攻克福建的重镇漳州、厦门，缴获了国民党军卢兴邦和张贞的修械厂的两部机床、一个30马力的发电机、一批汽油和其它一些修械材料，使兵工厂的设备得到大大改善，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提高。
中央红军兵工厂，直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后方办事处领导。厂长吴汉杰(后改为韩日升)，党委书记张健(后改为范启明)，特派员陆宗昌，职工委员会委员长马文。厂内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有：中共中央红军兵工厂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红军兵工厂委员会、中央红军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特务连等。
中央红军兵工厂成立初期，分为两部分：枪炮科和弹药科。
枪炮科有200余人，科长刘球，设有：①制造股，五、六十人，主要是制造枪炮的零部件，因那时只有很少的机器，加上熟练的造枪工人很少，所以每天的产量不高，平均每天能配制10多条枪，生产10来支枪。②木壳股，专门制造各种枪支的木托和木壳。共有30多人，平均每天生产量是200件左右。③牛皮股，专门负责制革和缝制各种军械用具，如皮带、炮盒、马鞍等。共有20余人。④刺刀股，专门打制刺刀，有工人30余人，平均每天生产100把左右。
弹药科共有工人100余人，科长王赞。设有：①炸弹股，有工人40多人，主要任务是制造马尾炸弹，另外也制造一些地雷和火药。②子弹股，有工人80多人，大部分是从养金山修械处来的女工人。当时，弹药来源除了有从国统区来的少量“洋硝”外，主要是工人自己熬制的土硝。弹壳开始不能做，主要是收集战场上打过的子弹壳。
以后随着机器设备的增加，人数的增多，到1932年夏，兵工厂的生产组织，在枪炮科和弹药科的基础上，发展成枪炮厂、杂械厂、弹药厂。枪炮厂内有修理股、机器股、机枪股；杂械厂内有红铁股、刺刀股、木壳股、牛皮股；弹药厂内有子弹股、炸弹股。
1932年，党中央从沈阳兵工厂调来了韩日升、郝希英、刘广臣等熟练技术工人。这样，兵工厂从设备到技术力量都得到大大改善和提高。这时兵工厂不仅能修理枪支，而且能修理迫击炮，还能制造步枪，不久又造出了完全合格的子弹。兵工厂造出的地雷、手雷，威力极大，一个20多斤重的地雷，可以把周围3丈远的树木炸伤、炸断。
2、中央红军兵工厂的发展。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虽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但国民党旋即又组织新一轮“围剿”，形势严峻。党中央认识到兵工厂对革命战争的重要性，考虑到兵工厂不宜集中在一个地方，于是决定将官田中央红军兵工厂的弹药科和枪炮科迁往于都的银坑和兴国的寨上。
银坑弹药处1932年6月成立，起初由福建汀州兵工厂调来五、六十人和一些设备组成。1934年4月，从官田兵工厂弹药科又调来四、五十人；5月，上海党组织又派来两名翻砂工人，负责指导生产。1934年初，红军攻克沙县后，再调来几十个弹药工人。到后来全厂工人和干部发展到200多人。厂长朱良臣(后为韩日升)，党委书记李子成。
银坑弹药厂主要制造子弹、马尾炸弹和地雷。全厂由两部分组成：子弹股和制药股。厂房设在银坑的“万寿宫”里，在桥头石山、平安竹高石山和小鸡坑设立军库。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后，中央军委为了便于领导和调配弹药，决定将银坑弹药厂迁往瑞金江面，1934年5月，迁移完成。
寨上军械厂，是由中央红军兵工厂枪炮科红铁股和刺刀股抽调的10多人，于1933年6月建成，位于兴国县古龙岗。厂址设在一栋旧祠堂里。主要生产“洋镐”、“洋锹”、刺刀等。以后在当地不断招收工人，发展到200多人，扩大到5个厂房。厂长李志云，政委叶荣邦。1934年5月，该厂迁往瑞金的瑞林寨。7、8月又合并到江面兵工厂。
1933年10月，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将50万重兵部署在中央苏区。中央军委为了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相继把各地的兵工厂迁往瑞金的江面，并预先在那里盖起了新厂房。
1933年10月开始，官田兵工厂、银坑弹药厂、寨上军械厂陆续迁到江面。各地兵工厂迁来后，组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央红军兵工厂。人员达600多人，分两个科：枪炮科(400多人)、弹药科(200多人)，下设枪炮股、修理股、火药股、弹头股和底火股等。有8栋厂房，总厂设在一栋大祠堂里。从官田和银坑等地搬来的机器和沙县缴来的机器30余台。厂长韩日升(后为刘广臣)，副厂长陈有仙，政委范启明，党总支书记杜绍棠，职工会委员马文，特派员谢石林。
中央红军兵工厂在江面时期，工厂的规模较大，直接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中央领导对兵工厂的工作和生产极为关心，陈云曾亲自到兵工厂来了解情况，找了许多工人和干部谈话。并且对生产、质量、成本计算、节约、发明创造、克服困难以及加强民主管理等方面进行指导。
1934年9月，中央军委将兵工厂的工人和干部，编成一个工人师。此时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兵工厂发展到了最辉煌的时候。
3、中央红军兵工厂的转移。由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和“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兵工厂亦随主力红军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突围时，中央苏区兵工厂也掀起了一个突围北上的高潮。
1934年10月初，第一批工人随红军出发，共60余人，他们都是技术较好的，他们带上各自的修理工具，另外还带了两部较好的机器(弹药厂和枪炮厂各一部)。11月间，第二批工人出发，共200余人，并把全部可带走的机器全带走。留下坏的和没有装好的机器全部埋掉。12月底，第三批工人出发，共300多人。临走时，为了不让敌人今后在这里制造镇压革命的武器，工人将兵工厂的厂房亦烧毁了。至此，中央苏区兵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 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的历史功绩
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反“围剿”中奋起和胜利发展的，它为工农红军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武力镇压的斗争，为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当时，兵工厂在设备和原料均很少，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广大兵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中央苏区的红军制造和修理了大量的弹药和武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最早成立的养金山修械所为在当地进行革命活动的红军第二、四修理和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有力地支援了东固各地新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
1928年6月，七、九纵队攻打吉安白沙时，不幸被靖卫团重重包围，全体战士在赖金邦、曾天龙等率领下，坚持突围5天5夜，几乎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机。养金山修械所的全体工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第四天的晚上派了10多人，背了很多子弹和一些枪支，绕过深山险谷，将枪支弹药送到七、九纵队战士的手中，大大鼓舞了战士的士气，赢得了第二天突围的胜利。1929年，养金山修械所为白沙地下党员郭梅提供20支枪、5支鸟枪和一部分子弹，帮助其组织游击队进行革命活动。
桥头修械组主要是修理于都桥头赤卫队和十五纵队及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的革命武装的武器。1929年2月，独立红二、四团与红四军会师于吉安东固。不久，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三、四百人，转战到瑞金和于都一带，由于红五军弹药很少，桥头修械组送了35支枪和一担子弹，并把红五军战士坏了的枪全部修好，有力地支援了红五军。随后，红五军在红二、四团的配合下，夜破于都城，俘敌数百人，军威大振。缴获了一些坏枪又运往桥头修理。
赣县田村的龙头修械处，也基本上是靠简单的手工工具生产，修械处分二股：修理股和火药股。他们不但修理游击队的枪支，还修理前方红军运来的枪械，并制造一些马尾炸弹，有力地支援了赣县地区人民的游击斗争和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官田红军兵工厂在迁往瑞金江面前，前后经历了两年半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做出了巨大贡献。为苏区红军大约配制了4万多条步枪、40多万发子弹，修理了100多门迫击炮、2门山炮、2千挺机枪，制造了6万多枚手雷、5千多个地雷，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②。
银坑弹药厂的生产任务是支援前方战争，每月生产任务根据红军各军团造的计划而定。先由各军团造好计划，然后根据各军团需要的数字制造和发出弹药。弹药产品由各军团组织运输队来领，每次最少也有100多担；供应地方武装则有限，主要为前线红军服务。
寨上军械厂的工人们在中共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生产积极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运动。尤其是党团员显得更加突出，在生产竞赛中起了先锋模范作用，给群众和青年树立了榜样。厂里的任务是每人每天生产5把刺刀，但大家常常突破定额，超额完成任务。生产出来的成品，先由部队写信来订购，然后根据各部队的需要数字发出去，有地方政府组织运输队来运输。当时主要是运往南丰、黎川，支援那里的红军。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永安打败国民党军卢兴邦部，缴获枪支900多支，其中机枪10余挺，大炮7门。但大部分都被毁坏或缺少零件。江面兵工厂的工人们将这批武器运往工厂，苦战10天，把武器全部修好，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在广昌的战斗。同年5月，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决战于建宁之洛阳堡，在最紧张的时刻，江面兵工厂的工人又在两天中赶制了几十担弹药，及时把它送到前方战士手中，从而保证了红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胜利。
总之，在苏维埃运动时期，苏区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运用自己的智慧，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个兵工企业，使兵工厂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最后建成颇具规模的中央红军兵工厂。并且制造出大量的手榴弹、地雷、子弹和杂械，还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广大红军修理了大量的枪支，有力地支援了红军革命斗争，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此文主要资料来源为60年代的调查资料，由詹义康先生提供。调查对象为：郭祖妮(莲塘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郑家通(红军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委员)、郑德煌(兵工厂铁工)、谢石林(兵工厂特派员)、邹崇碧(寨上杂械厂事务员)、朱老听(兵工厂工人)、赖来贵(兵工厂铁工)。
②吴汉杰《官田兵工厂》，载《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