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白话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白话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定位
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山大师”（注：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7页，香港中国笔会，1976。 ）胡适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开风气之先，使整个中国文化完成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树立了新规范（注：此说近年已渐成定论，如乔清举：《他没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见《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49页，三联书店，1988。）。随着胡适渐渐成为“历史命题”，摆脱基于政治因素的抑扬褒贬，“重新看胡适”、“给胡适定位”（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台湾。）成为胡适研究者们有意识的追求。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绝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因为“他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字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注：唐德刚：《胡适杂忆》，90页，华文出版社，1990。）。有趣的是，恰恰是胡适身体力行作了一辈子的“白话散文”被人们普遍忽视了。关于胡适“白话散文”方面的成就，专论胡适的文章只当作一从此附属内容略略一提，散文专著也只当作“理论的倡导”一笔带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胡适的一生游移于政治、学术与文化之间，太过丰富多彩、生动非凡了，而他的白话散文又确“明白如话”，平易畅达，人们往往被他的声色吸引而忽略了他的文字，致使他的散文作为一种文体为其丰富而淋漓的内容所掩盖。另一方面，则涉及到一个“为散文划界”的问题。胡适文章涉猎太广，屡见于报刊各种栏目中间，形式又不纯粹，往往以各种时评、时论或其它著述的面目出现，是介于一般意义的散文与非散文之间的中间状态，根据不同的散文观念有不同的划分，无法给予确切的界定，只好悬而待之。
散文一词，无论在中外，它的原初意义都是指与韵文相对的散行文体。在我国古代，散文更是一种应用文体而非文学类式，包括了除了有韵的诗词曲赋和有声律的骈文外所有的作品，担负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艰巨使命。虽然“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注：朱自清：《背影·序》，见朱自清著《背影》。），真正“文学性散文”概念的诞生却是在“五四”时期。“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字的散文”（注：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63页，上海良友公司，1935。），散文开始“专指那一种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戏剧的散文而言”（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上海良友公司，1935。），不再是和韵文相对的散文，而是与小说、戏剧、诗歌并行的散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散文、小品文、杂文、随笔等名词混淆不清，交叉使用，原因在于现代散文来源于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国古典散文尤其是晚明小品和白话小说，一个是西洋散文（Essay）的影响，是二者碰撞、 融和的产物（注：关于现代散文源流的论述，可参见台湾郑明慧：《现代散文类型论》， 7页，台湾大安出版社。）。居于“文类之母”的散文是一种极特殊的文体。由于经常处身于一种“残留状态”，它永远缺乏自己独立的文类特色，而包容量太大也使它很难在形式上找到统一的关键。但是，这也造成了它形式的灵活自由，不拘常套，变化多端。因此，散文的内涵伸缩性很大，开放性很强，发挥的余地很充分，是一种能兼容其它文类特色的“弹性文体”（注：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散文是‘水性’的，完全看作者放它在怎样的框架之中。”（注：郑明慧：《现代散文类型论》，28页，台湾大安出版社。）所以，我们不必对散文作过多束缚，限制太多会妨碍它的发展，过于狭窄、过于“纯粹”的散文观念是得不偿失的。应该看到，“现代散文”概念诞生伊始便异军突起的杂文正在形成传统，由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盛行的报刊文章而形成的“报刊文体”也不容人忽视，散文类式中这些新形式的出现和成长正说明了散文的活力。有人用“跳舞”比喻诗歌，用“散步”比喻散文，如果用有无严格章程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比喻颇能道出实质。胡适的散文是“散步”式的散文，一直“散步”在散文世界的“边缘地带”，处于一种不上不下、不尴不尬、进退两难而不自觉的境地，一如作者自己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一生。这也是胡适散文的特点，即他的“散步”不是有意追求“散漫”、“冲淡”，而是无意识的。人们在把胡适大部分文章归入“散文”范畴时都会颇有迟疑；但是除了“散文”之外，也再找不出另一种文类能更恰当地涵盖这些“白话文”了。由于散文自身概念的伸缩性，由于胡适毕生坚持大作白话之文……在这里，我们用“白话散文”来界定他除了学术性著作和诗歌、戏剧、小说创作以外的大部分作品。
二、“胡适之体”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1920年3月）后，这种标新立异的、 用浅白的白话尝试写作的新体诗被称作“胡适之体”；“胡适之体”后来也被用来指他浅白通俗、风行一时的白话文体。“胡适之体”明显有别于现代散文中优美精致的“美文”（如周作人和朱自清）。实际上，胡适的白话散文可圈可点的不多，能令人反复吟诵，反复回味的更少。从创作目的上看，“美文”的作者们追求“精致”、“趣味”、“抒情”的艺术性特点；胡适白话文更注重的却是文章的社会功利目的及大众传播功能，是一种刊登于报刊、随报刊随时发行而广为流传的“报刊文体”（注：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三、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清末民初，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出现在《临时约法》上，“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注：戈公权：《中国报学史》，178页，三联书店，1955。），梁启超曾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注：《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转引自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散文文体在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承载起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以梁启超为代表，适合于报纸发表、便于“开启民智”、符合广大平民阅读者需求的“报刊文体”迅速繁荣滋长，流传一时。梁启超以“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愤发的文章”（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给少年求学时的胡适极大的震动和影响，胡适自己曾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今天看来，这个恩惠可能不只表现在他自己已经认识到的“打开新世界”（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的思想上，还体现在他自己尚不自知的运载思想的文体上。梁启超的“报刊文体”伴随其思想潜移默化地留在少年胡适身上，胡适提笔写作的时候难免会有“报刊文体”的影子。启蒙时期的“过渡学者”中，胡适和梁启超的文章是唯一能念出来、能用来讲演的，而其他的新文学的始创人员能为白话之文、或虽极其鼓吹白话，都不能达到胡梁畅达晓喻、明白如话的程度，这一点恰恰是“报刊文体”的典型特征。纵观胡适一生，他的文章发表于报刊上的最多，影响也最大，甚至连他的“暴得大名”也是凭借报刊这一传播媒介宣扬出去的。从少年时主编《竞业旬报》，到成名时主笔《新青年》，他活跃于各种报纸、杂志之间，尝试了报刊发表的绝大部分文体，形成了独特的“胡适之体”。
“胡适之体”的最早源头是在他不同于其他新文学发起人的早年教育。“九年的家乡教育”中他阅读了《三国演义》等大量的古典小说、笔记传奇、弹词等，从中不知不觉“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把文字弄通顺了”（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当时“正是废八股时文”“科举制度松动”的时代，他的二哥三哥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在阅读方面并不限制他，尤为可贵的是不要求他“开笔”作八股时文和策论经义一类的文字，支持他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因此，他的束缚较少，在这一点上，比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在少年教育方面显得明显不同。本世纪初，胡适入上海公学，15岁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作长篇章回小说《真如岛》，写得一手圆熟清通的纯正白话；以后更负责编辑主笔达数十期之多，得到了一个训练白话的绝好的机会。胡适自己说：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我了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国民白话日报》和《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40期，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它停办时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注：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自传》，49，47，49，27，57页，黄山书社，1986。）可见胡适在他起步阶段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报刊文体”的特点。
现代报刊诞生伊始便成为传播思想、发表言论的工具。由于印数较大，拥有的读者群较庞杂；发行快，针对性与时事性强；周转期短，不要求一读再读；同时还受囿于篇幅的限制，不能太宏篇巨制，也不能太专业（门）化等因素，“报刊文体”基本上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普遍性的大众文体，要求简洁生动，一目了然，使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即不能太含蓄曲折，也不能太深刻生僻；“报刊文体”还求清楚明白、通俗易懂，使社会各阶层包括“担车卖浆之徒”都能看懂，所以不能古奥格涩，不能太“个人化”，也不能离现实生活太远。因此，“胡适之体”的散文往往从题目开始就醒目独特，比如陈独秀被捕后他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爱情与痛苦》，比如《什么是文学》、《易卜生主义》、《不朽》、《新生活》；在文章的结尾还往往提纲挈领地总结全文的意图，如“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主张是……”、“我们的口号是……”，唯恐别人看得仓促来不及领会，唯恐写得不够清楚使人看不明白。人们批评胡适为文的“浅”、“白”、“薄”，不耐咀嚼，其实这也是“报刊文体”很难避免的缺点，因为太“深”、“文”、“厚”的作品读者是很难接受的。
“报刊文体”受经济因素支配，囿于读者群的影响，也是它的特点。读者的阅读需求决定了创作者的创作规则，无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受牵制。读者的阅读心理要求“报刊文体”有时代特色、针对性强，针砭现实，讽喻世人，能说出他们心里想说却不能说出的话，胡适的散文具有的“时代特色”一直是白话反对者攻击的一个靶子（注：胡先肃语，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487、488页。），却是他自己大力鼓吹的“新文学”的一个要素。能直面社会现状、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是“胡适之体”形成影响的原因，1918年10月，他在《新青年》上开辟“什么话”专栏，辑引当时报刊上令人肉麻发笑或叹息发怒的材料，加上几句画龙点睛式的犀利语言，甚至直斥为“什么话”，曾使得全国各地报刊纷纷仿效，影响一时。“胡适之体”的一类文章都有这种特色，《人权与约法》直接冒犯了国民党的“蒋主席”，《名教》直接触及到了国民的心理、党国的种种忌讳。这种“针对具体问题”的态度既可反映出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底色，“报刊文体”的影响也不容人忽视。再者，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趣味也使当时的报刊文章偏重于介绍性、知识性。引人注意的是，胡适和陈独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地理学方面的通俗介绍文章：《地理学》和《扬子江形势略论》（注：胡适《地理学》，《竞业旬报》第1期；陈独秀《扬子江形势略论》， 《陈独秀文集》第1页。这方面的材料可参见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 载《胡适研究丛录》，77～112页，三联书店，1989。）， 不过胡文是白话而陈文则为文言。胡适《地理学》的序文开始是这样的：
“诸君呀！你们可晓得俗语中有见多识广四个字吗？这四个字不是人生最难做到的么，为什么呢？因为那见识二字是没有一定的。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但是照兄弟看起来，这还算不得什么呢。若真要做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定要晓得天下的大势，各国的内情，各色人种的强弱兴亡，各国物产的多少，产业的盛衰；这种人方才可以叫做见多识广呢。”（注：胡适《地理学》，《竞业旬报》第1期；陈独秀《扬子江形势略论》，《陈独秀文集》第1页。这方面的材料可参见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载《胡适研究丛录》，77～ 112页，三联书店，1989。）“报刊文体”受囿于读者阅读水准、力求坦白清楚的特点也可以透过这段引文可见一斑。读者中多“担车卖浆之徒”，太深的道理他们接受不了，太“文雅”的文体他们看不明白，而一般人的心理又不喜欢端着架子的大道理，他们要求报刊的文章坦白朴实，不故弄玄虚。胡适散文中有不少是“面对面”与读者谈话式的，不但开口称“诸君”闭口称“兄弟”，有问有答，不亦乐乎，而且直接把方言、口语、俗谚直接写进文章，有时也颇有意想不到的妙处，《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注：《胡适散文选集》，2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 ）中就用了“做戏无法，出个菩萨”、“见了黑旋风不认得是李逵”、“跑野马”、“米米小的问题”等数个俗语，结尾是：“养个孩子还免不了肚痛，何况改造一个国家，何况改造一个文化？别灰心了，往前走罢！”口语俗谚的引入制造了一个如话家常、诙谐风趣的气氛，尽管略有些许表演性，却不显隔膜，从这一点上讲，“胡适之体”的“明白如话”并非是那么地应该受到指责。
“五四”时期启蒙的社会思想氛围在“报刊文体”中得到了体现。胡适的每篇文章都是可以念出来，作讲演稿用的。他自己也对“讲演”有异乎寻常的重视，毕生乐此不疲，作过的演讲不计其数，他的许多散文实际上也是讲演稿的记录。讲演的社会效果和煽动性使胡适的散文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曾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喜欢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董乐山中译本，1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 79。）新文学运动率先发难之际，“举国若狂”，“天下悦胡之言而响之者众”（注：章士钊语，见《胡适研究资料》，45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青年们纷纷“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注：章士钊语，见《胡适研究资料》，45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如此狂热的效果除了因为当时启蒙思想已成共识，一人举臂，应者云集之外，还是“胡适之体”煽动性的讲演风格带来的，不如此，不能达到启蒙、号召的目的，更不能吸引广泛的读者。梁漱溟曾说：“他（胡适）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注：梁漱溟口述：《略谈胡适之》，见《胡适研究丛录》，1页，三联书店，1989。）抗战期间，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巡回讲演达百次之多，为抗战的争取外援作出了贡献。50年代去台后，他发表过的讲演更是声势夺人，盛况空前至令人叹为观止。据当时的听众说：“那样强有力又有礼煽动性的谈话，教人眼花燎乱，既亲切，又新奇”，令观众耳目一新，精神一振，“情绪紧随着他挥舞的‘魔棒’，如迷如痴”，“直听得人人心惊肉跳，热血沸腾”，万头攒动、途为之塞的会场上有人喊出“我们需要胡先生领导我们”的口号来，“有似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几乎“酿成巨变”（注：万隽：《胡适去台后的几个侧影》，见《胡适研究丛录》，71～74页，三联书店，1989。）。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更大、声名更显，与“胡适之体”的这种煽动性的讲演效果不无关系；“启蒙”的目的，“传播新思想”的考虑，更使“讲演文风”蒙上了必然性的色彩。尽管过于铿锵有力导致了韵味不足，过于浅白直率带来了后劲不足，但从启蒙时期的社会背景和需要来看，过多苛责他的“白”也是欠公允的；虽然讲演讲文体诚如胡适自己所说的“卑之无甚高论”，但这确是其他人力所不能、追而弗逮的。
三、在“启蒙”的心态之下
进入20世纪以后，“启蒙”成为几代知识分子的共识。白话文运动的起始就是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白话文的倡导者清楚地意识到要改变国民的观念、传播新的思想，必须借助于通俗易懂、能读能听的白话，因此晚清知识分子在个人品味和审美心理上也许更偏重于文言，而出于社会改革的需要才努力勉为白话。蔡元培曾说：“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注：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公司，1935。）但是他们的努力毕竟为下一代人形成了气候，培养了情绪，提供了借鉴，而“启蒙”更作为一种背景潜移默化地融入下一代的思想底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将白话由文言的补充变成了文言的替代，而且大大强化了其启蒙指向。运动的开山人胡适甚至用了一个充满浓厚的启蒙色彩的称谓“中国的文艺复兴”来名状他开创的时代。在“启蒙”的心态下，胡适为学既懊悔又自愿地“求博不求精”，因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藏晖室日记》，1915年）。这种心态直接影响到了“胡适之体”的特点，涉猎广泛，思想传播性强、通俗易懂、浅白明了等等都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胡适在谈“胡适之体”时，认为这是他“自己戒约自己的结果”，而这“戒约”的第一条就是“说话要明白清楚”（注：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见《胡适文萃》，294～295页，作家出版社，1991。）。甚至认为“文学的三个要件”第一条也是“要明白清楚”，要“把情或意，明白清楚的表出达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决不会误解”（注：胡适：《什么是文学》，见《胡适文萃》， 214页。）。因此，“清楚明白”是他有意追求的境界。胡适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没有“散文意识”的，他似乎更有意于使散文成为运载“新思潮”、或“在政治之上影响政治”的工具；或是传播科学、探讨学术的代言人。因此，考虑到要使人人清楚，人人明白，不致于糊涂，他力图使自己的文章“明白如话”，准确、平实，因为太过含蓄曲折的“灵魂深处”的流露，太过深刻独到的个人体验是无法传达、无法交流，担当不起“启蒙”重任的。胡适自己曾说：
“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注：胡适：《谈新诗》，见《胡适文存·一》，233～234页。）
这个“形式”要负载“精神”，必然不能过于隐晦曲折，而务求用“担车卖浆之徒”的语言清清楚楚地大声说出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27页。），说得通俗易懂。 “报刊文体”的读者群大于“美文”的读者群，文学的目的让位于启蒙的目的，这是启蒙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胡适自己当时解释白话的意义有三：一是戏台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注：此说见于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在这个解释里，文学的地位是受到了忽略的，在“启蒙”的时代里，文学的作用是远远抵不过“文化”需要的。也许，陈独秀的见解是一种少有的例外：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主张白话的人，也有许多只注重通俗易解。……白话文若是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一种容易的误解。”（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化运动史资料》，4页，上海书店1982 年印行“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胡适自己也是非常清楚自己文章的长短，但是，以启蒙主义者自居，他是以自己的通俗易懂为荣的，“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注：胡适：《四十自述》。）
在启蒙心态的深处，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无法消除的“拟想敌人”。他们面对的旧传统旧文化，他们要创造的新思潮新文化，文言文首当其冲地成为它所代表的那个旧时代的符号，与胡适等大力提倡的新思想的“工具”白话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文言文是胡适等新文化缔造者的“假想敌”，他们心里时时刻刻有这个敌人貌似庞大的阴影，他们时时刻刻警醒着准备随时与之你死我活地战斗，为此不惜偏执孤行，鲁迅甚至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注：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卷二，360页。）“敌我分明”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文白对立， 胡适在文学革命初期提出的“八不主义”：“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27页。），几乎都是针对文言文而言。不无偏执地宣判文言文是“死文字”，“已死的文言只能产生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为给自己搜求证据，壮大胆子，胡适甚至不惜运用自己并不怎么精通的知识，做出一部《白话文学史》来，要人们无论如何都要相信白话文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假想敌”的存在，使胡适作文总是端着架子，惟恐被文言文抓住辫子，有一种“偏作白话文不可”的心理。明明是“丁文江传”，他不惜画蛇添足地说是“丁文江的传记”，其微妙的苦心颇有点天真老实；再看《高梦旦先生小传》结尾：“高先生生于公历一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死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葬在上海虹桥公墓。葬后第四个月，他的朋友胡适在太平洋船上写这篇小传。”（注：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见《胡适散文集》，250页。 ）这完全是古代记传体文言文结尾的白话翻译，胡适这样写，恐怕心中不无向文言文“示威”、“作对”的想法。然而，“假想敌”真正存在与否、是不是象估计的那样可怕，还是一个问题。新文学运动初期提倡“白话文学”，虽然标新立异，但也并非史无前例，胡适等过高地估计了反对势力的实力、过分地具有战斗警觉与战斗精神了。胡适开始想象的白话文战胜文言文的历程是漫长的：
“当我在一九一六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注：胡适：《胡适的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17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79。）实际上，仅仅用了四年，到1920年，不仅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这样的大刊物都采用白话，北洋政府也通令全国小学统一改用白话（语体文）教材，白话文已经成为官方语文，取得对文言文的决定性胜利了。因此，胡适的“假想敌”并非那么根深蒂固、不可摧毁，经过晚清白话文运动几十年的努力，白话文已经成为势在必行的趋势，陈独秀因此才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实之虞。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注：陈独秀语，见《胡适研究丛录》，126页。）胡适与文言文的对抗是他创作的一个潜在语境，即使在 30年代，白话文已不成问题的时候，他还力主“清楚明白”，说那些“做这种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的能力太差，他们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注：《独立评论》1937年6月13日238号，梁实秋（絮如）：《看不懂的新文艺》的《编辑后记》，署名“适之”。）。尽管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开山大师对他开创的“胡适时代”过分浅白平直的思想状况和思维方式是负有责任的；他自己只“耐一回读”的诗文，虽“尚清顺明白，不为烂套恶语耳”（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白话文”篇。），但除了研究的目的，至今仍传诵的极少极少。再，尽弃文言，甚至象胡适那样视文言为瘟疫，以为文学只有死活没有雅俗，也把新文学引上一段歧路，至少是狭路。文学有别事在，不在“白”与非“白”之间。几千年的文方是不是真的都是“死文字”还不太好说，文言与白话也不好作太严格的区分。绝对的“白”，文学就患上了贫血病，失去了根基，失去了历史绵延的厚重沉实感，变得轻飘不定。冯友兰的批评是中肯的：
“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共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呵！”（注：唐德刚：《胡适杂忆》，90、26页，华文出版社，1990。）
四、结束语
尽管胡适已成为“历史命题”，但我们也许从根本上还不曾脱离“胡适时代”。胡适没有完成什么，但是几乎开创了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页。这位“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注：唐德刚：《胡适杂忆》，90、26页，华文出版社，1990。）贴近看来并不觉得怎么伟大，放进历史的长河中，他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显示出来。“胡适之体”的意义更在于文化方面，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我们自己竟觉察不到。我们生活在他的影子里，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但随着时代的推移他的影响将越来越深远，越来越显著。这位毕生从事“建设事业”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位在非常态社会中经营的常态人物——在这里，我们用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的论断作为结语：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的古老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注：唐德刚：《胡适杂忆》，90、26页，华文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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