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主义和当代医学的宗教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宗教论文,主义论文,医学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2)03-0057-04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社会各类学者对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予了空前的关注。专业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分子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医学作为技术和人文的综合学科，它的专业化过程尤为尖锐地暴露出当代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冲突，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美国著名学者博格斯以其独有的理论视角，通过对当代西方医学模式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技术专家治国论专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对完善当代医学发展模式和深化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现代性和专业主义
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是美国洛杉矶民族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教授。长期以来，他在工业化、技术变革、社会力量的变化以及大众运动的语境下，对知识分子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形成独有的知识分子理论。
在博格斯看来，知识分子是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从古希腊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就是决定性的。知识分子团体在知识和权力之间、统治和合法性之间、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参与者。
随着现代化的到来，知识分子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化世界里，现代性意味着以哲学家、艺术家、传教士为代表的传统精英阶层的黯然失色，以专业人员、作家、科学家、记者、甚至政治家为代表的理性化知识分子阶层兴起。这一阶层依附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价值观、世俗主义、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当知识分子从传统宗教观念和社会限制中解脱出来时，现代性却以技术、大规模组织、特别是专业主义标准的形式施加一整套新的限制。现代专业主义产生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能动作用。它认定理智的不断成功将促进人性朝社会进步方向前进，专业人员能凭借他们的教育、专长和社会作用对权威提出特别的要求。[1]专业主义产生的客观基础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专业化过程。专业化指以知识为基础的、能授予其成员以成员资格的职业团体的发展过程。医学是最早出现专业化的领域之一。专业化使科学成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权利通常由国家认可，其成员的资格依据以下条件：专门从事这一职业，经受过合乎标准的训练，领取了合格证书，坚持共同的开业标准。对专业人员业务垄断控制可以让专业人员调节市场需要，专业人员则必须使他们的自主权符合于公众的利益。[2]专业主义正是立足于这种社会现实而建立起来的观念体系。依据这种观念，专业人员才有能力相互评价，他们强有力的法人身份维持着他们特有的“服务方向”。专业主义肯定了每一个科学领域都具有自己特有的利益，它还具有把正规训练同在制度化的官僚等级制度之内的提升结合起来的标准化职业模式；以及具有的“纯研究”的精神。这种精神得以维持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对知识专业化方式的研究最终有益于社会发展和大众利益。正因为如此，现在西方学界普遍认定，专业主义实质上是专业技术阶层的意识形态。
随着资本主义理性的全面展开，专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维布伦、托尼等著名知识分子将专业话语的标准、科学进步和精英控制看作是对处于瓦解边缘的关于工业制度的一种弥补。人们普遍认为专业阶层的集体目的的道德规范和公共责任感会最终战胜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和经济自我利益，对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专业义务会给失控的竞争性、贪婪性和攻击性提供一种治疗方案，从而阻止资本主义滑向经济衰退和道德堕落。然而，博格斯指出，专业主义并没有使科学成为纯科学，相反，它却使科学意识形态化了。专业知识分子实际上没能延缓危机倾向，反而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了一个特权地位。从这一地位出发，它提出了自己建立在对知识和技能的垄断、特有的社会地位和官僚杠杆基础之上的利益。专业无私的理想变成了一个神话。专业人士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发展成科层控制的垄断。
到了20世纪中叶为止，专业知识分子利用专业主义已经确立了自己为一种合法性的新来源，来确保他们在大学内外对话语具体形式的垄断。尽管专业人员受制于权力结构的规则，但是，他们在专业主义的保护下在有限的自主性范围内有阐述话语的特殊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伪科学的行话和一种神秘语言的特点。这种语言将专业人员与普通大众分离开来。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专业主义产生了反民主的结果，它确保知识分子能大量进入特权化的领域，大众则在文化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博格斯的结论很明确，专业主义使科学走上了技术崇拜和特权阶层产生的道路。
二 医学的意识形态化
恰如唐纳德·莱特(Donald Light)将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看成是政治哲学的体现一样，博格斯同样认为，专业主义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最典型的反映莫过于医药领域。博格斯依据其知识分子理论的视角，对当代美国医学发展的状况作了一番认真的考查。他认为医疗结构中，一个既庞大又有与官僚相结合的专业阶层已成为专业主义和技术崇拜最突出的典型。医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其必然结果。
意识形态一词出自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学D.特拉西。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将其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语汇中，意识形态意味着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西方学者最早对科学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的是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尤其是帕累托、韦伯、曼海姆等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人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
博格斯认为，作为专业化医药的堡垒，洛克菲勒学院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产生了第一代（白人男性）专家。他们的兴趣与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那些将常规医学改变成“科学”的医学的人来自新中产阶级。这些人与其说是医生，倒不如说他们是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将它的未来作为赌注压在科学和专家主义之上。他们不仅具有阶级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父系霸权的特性。妇女过去是传统保健实践的中心，在西方市场标准或自由主义的标准之中，都无法有效确保男性特权。然而，在更高的权威—科学中，医学专家学术专门的科学知识成为他的合法性的源泉。随着专业人员行使权力，妇女互相学习的保健方式只能被摧残或名誉扫地。
博格斯认为，这个以男性、白人、中产阶级为特性的科学主体的医学，基本上垄断了医学话语和实践。这些医学科学的工作者，追求建立在非人类计划模式基础上的治疗概念。建立在新生物学发现基础上的医疗技能作为一个客观的话语被提供给民众。现代医学的传播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而且也是视为一种社会的、道德的力量。医学将自己的进步建立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之上。它不仅重视实用性问题，而且自身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别品质——先验论的、顽固的和男性化的，沿着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雅各宾主义路线，新的（医学）专业人员，作为“科学”的提供者，调动他们的力量来扑灭疾病，同时也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医学的科学权威被一再提升和加强，它不再是一种思考和批判方法，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医学已成为一种新宗教。
显然，博格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主题。与哈贝马斯等人从国家对科学技术利用的角度来论证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不同，博格斯着重从专业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和其利益机制的角度解释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原因。在他看来，西方现代医学代表了白人、男性、新中产阶级的利益。现代医学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具有独断性；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具有虚伪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有政治性，它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般特征，而且还具有宗教的某些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博格斯将现代医学视为一种宗教。
三 知识分子的霸权
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博格斯不仅重视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分析，更着力于对其现实社会政治性的探索。博格斯认为，专业主义不仅使医学意识形态化，而且还使知识分子在医学领域建立了特有的霸权。医学专业发生的情况，与知识分子整个学术生活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医学领域里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知识分子利用科学理性的强制性标准来使知识的具体垄断合法化。这种垄断是通过学术刊物、书籍、会议、课堂教学等方式来实现的，这种公众的“科学的”范式用普通人听不懂的语言来谈论问题。这一来，知识分子作用的职业化，既使话语的领域变狭窄了，同时又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权力。正如伊利奇所言：“通过专业控制而产生的市民无能是凭借幻想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和“外行”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医学领域中，知识分子的生活日益受到经济和权力结构的制约。博格斯认为，现代美国医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保健方法。这种方法自开创以来，就使医学院与集团公司和基金会结成了联盟。这种方法系统地排除了各种社会利益：地方性的，以社群为基础的医疗，妇女的利益，也排斥了预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并对疾病的环境因素采取漠视的态度。由于医药事业大部分发展的动力来自大学赞助的研究和教学，而大学制度完全融入了权力结构之中，因而所有领域和所有理论派别中的学术性输出将几乎肯定是符合权力逻辑和资源的牵制。也就是说，医学专业主义精神特质被用来掩盖某种“智力的系统性腐败”。在这种腐败中，知识分子急切地在科学客观性和学术独立性的伪装下为既定利益服务。医学作为一种合法性现象，与某种权力机制融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霸权的一部分，人们的批判意识在医学领域中很少有发展。
在博格斯看来，医学事业的发展固然受到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影响，但实际上更多地受到官僚和商品的理性化原则的影响。这种理性化原则尤其表现在技术、利润最大化、行政控制和信息垄断方面。科学的医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快速进步，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将体现在管理、保健、儿童抚养、甚至在家务劳动中的科学推崇为能解决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力量。但是，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尽管现代医学以关注科学作为一切进步的源泉，但是现实是它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也还是无法为最普遍的疾病提供补救方法。这些普遍疾病包括癌症、心脏病、慢性感染和糖尿病。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博格斯这样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正直学者的关注与思考。
四 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医学的解放
霍华德·拉斯马森(Howard Rasmussen)曾把美国医学专业化的不良后果归结为：医学思维片面化，医疗服务中高度严格的阶层化制度的发展和职业培训的分离三个方面。[3]另一位著名的医学社会学家安塞尔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nss)则认为，专业化使医疗组织失去了人情味，像一个巨大而冷酷的怪物，对穷人来说，专业服务程序是没有意义甚至是危险的，他们的批评基本上都是在专业化的层面上展开的。
博格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阔学术背景下，从知识分子角色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视角，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尖锐的批评。对专业化不良后果的分析，上升到对专业主义的批判，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不少同时代的学者。专业主义、医学宗教化、知识分子霸权、权力和经济控制，大众民主权力的剥夺，博格斯通过他对专业化后果的分析，把一连串严峻主题放在人们的面前。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相异，科技和经济发展程度悬殊较大，然而，由于共同遭遇现代性，博格斯所提出某些问题，在我国医学发展和医疗保健实践中已见端倪。因此，认真分析和思考博格斯对当代西方医学成为一种新宗教的警告，对于我们完善医学发展模式及其与此相关的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将医学从迷信中解放出来
西方医学和科学的其它分支一样，在近200多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主导地位。正如人们很久以来，习惯于将科学与正确划等号一样，人们已习惯将西方医学的发展看成是绝对进步的过程，有不少人甚至认为，西方医学终将取代包括中医在内的一切民族医学，成为唯一的、科学的、有效的医学。博格斯尖锐地指出，这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一个神话。博格斯认为，西方现代医学并非完美无缺，而且，由于专业主义使它成为自我崇拜，拒绝批评的，甚至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无独有偶，英国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医学社会史罗伊·波特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正如对西方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体制大张旗鼓地批评一样，对西方医学的批评声音也日渐增强，并以某种方式谴责西方医学体系太技术化取向、太非人格化、太体制化、太高技术化、太科学化、太官僚化，谴责它考虑更多的是医学职业的发展而不是病人的利益。”[4]
由此可见，现代西方医学不顾自己实际医疗状况，而将自己自封为唯一正确的科学体系，排斥其它民族古老的医学文化，排斥当代大众朴素的保健经验，从而使自己变成顽固的、独断的理论体系，变成一种拒绝批评的“新宗教”。博格斯寄希望于女权主义对现有医学模式的冲击，希望现有西方医学模式能重新审视自己，容纳更多的内容。罗伊·波特教授也认为，正统医学应接受来自其它民族（特别是中国）的医学文化，发展病人自助和援助团体。在西方思想界反思现代西方医学发展的局限性的时候，在当今西方出现了替代的、补充的和边缘的医学与科学医学并肩发展的趋势的局势下，我国医学界却一直弥漫着一种用西医完全替代中医的思潮，这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医学的一种迷信。认真思考博格斯看法，我们不是对此应该有所醒悟吗？博格斯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门科学，从文化的角度看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因而也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如果一定要将某一种科学形态绝对化，只能走向现代迷信，从而使科学宗教化。
2.将医学从权利的制约中解放出来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科学（医学）看作是价值中立的纯粹的知识系统。然而，近些年来后现代主义以大量的证据表明科学决不是纯粹客观公正的知识，科学往往受制于阶级和权力关系。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深入研究病理学、医学和性学，他的结论是：现代医疗诊断不再是医生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是受制于一套现代医疗话语结构和规则，它们是一切现代诊断可能性的条件。知识实际上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与福柯一样，博格斯则进一步指出，当代美国医学发展，不仅取决于医学工作者的努力，更取决于背后的社会因素。学科经常被用于使既定的阶级和权力关系合法化，随着各种资源通过联邦和州的支持，基金会的赠与和私人的捐助进入大学，知识分子活动变得更加官僚化。从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医生、精神病专家、医疗技术人员和卫生管理人员的不断增加的过程。他们巨大的威信、收入和权威并不来自实际的医疗效果，而是来自长时期高要求的获取证书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些专家占据并管理着一个巨大的医药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高收益在所有经济部门中是屈指可数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调查结果表明，这个部门存在着高度的官僚化和商业化，竟使1/3人口无法享受这些企业的服务。博格斯实际上分析了医学的发展和大众医疗状况受到两层利益关系的制约：医疗工作者阶层以及其它阶级和社会集团。因此，博格斯对美国当代医学的真理性、公正性理所当然地提出质疑。博格斯的论述隐含着这样的结论：医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与政治、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才能取得。平等与正义不仅是政治学的范畴，同样是医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将医学从权力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现阶段我国医学发展和医疗保健实践，一方面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政府行政机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人们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似是而非的实验室检查，然后接受广泛而昂贵的治疗，随后是一摞待付的帐单。开业医生、律师和制药公司关系日益融洽，他们组成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利益共同体，用美妙的允诺去诱导医疗消费，制造保健市场，鲸吞有限的社会资财。”[5]这种状况在我国不是也时有发生吗？博格斯的这种质疑不是应当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医学面对市场诱惑和权力制约怎样才能保持自己崇高的目的？西方医学社会学一般从政府政策，医院市场化和消费者权力保护三个方面去削弱权力对医学的制约和知识分子霸权，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些！
3.将医学从男性主义中解放出来
博格斯认为，现代西方医学陷入男性主义统治之中。医学被用于加强对保健的家长式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使剥夺妇女作为治疗者和助产士地位的做法合法化，将她们并入一个主要作为“受害者”和“客户”的行政系统内来实现的。这一过程由一个男性专家阶层——科学家、医生、治疗者、教育家、技术人员来主持。这一阶层在医疗实践、教育，甚至语言方面操纵着深远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博格斯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对打破医学领域中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霸权具有特别的意义。女权主义者对统治的反抗表明了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新思考。就保健这个例子来说，女权主义挑战从属关系，同时又寻求将知识和技能民主化，并允许妇女作为完全的参与者平等地重新进入医药实践。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改变了的保健体系：预防性的和全面的、性别平等的、以社群为基础的、易接近的和非商业化的。
可能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我们对西方女权主义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发达工业国家女性的地位已经是够高的，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地位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地位的问题。我理解他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女性在医疗界的从属地位问题，而且是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属性。博格斯一再反对父系霸权，强调女性的保健方式，从更一般的文化学的意义上看，实质上是指出了现代医学存在重物质、重技术的男性思维的偏向，因而需要女性重精神、重呵护的思维取向的补充。博格斯独具一格的见解，使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医学本质上是一门富于人性和批判理性的，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内在统一的学问，要使医学真诚成为人类的造福术，医学领域中的知识分子不应当仅仅关注医学技术、医学知识增长，更应当关注这种增长的合理性。换言之，医生不仅是专家，更应当是思想者。
4.将医学从专家至上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博格斯抱着与哈贝马斯同样的解放旨趣，将医学视为大众批判和解放的事业。在他看来，专业主义造成了专家至上的偏向，专家至上使医学科学的发展脱离了日常生活，脱离了大众自我保健经验和民主监督，因而有使医学走向极权化、宗教化的危险。
博格斯的论述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反思科学与常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医疗实践中，专业化的进程是必需的，专家在医学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重视“科学”，轻视经验，重视专家意见，轻视大众呼声的倾向确实存在，而这一切都被不少人视为进步的表现。如果只满足用现有医学知识解释人们的疾病和健康，对于这种解释的合理性、真理性却缺乏深刻的思考；迷信医学在现有模式中的发展，忽视大众自我保健经验；坚持现有医学模式的“权威性”，拒绝来自其他方面的批评，如果这一切继续下去，将如博格斯所言，会使医学涂上宗教的色彩，从而变得僵化起来，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坚持专家与大众并重的原则，应是医学发展比较合理的取向。
如何实现医学的解放，博格斯认为，必须依靠批判性知识分子。在博格斯看来，当代知识分子分为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性知识分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无意中以自身的技术理性强化了资本主义统治，也巩固了医学领域中不合理的现实。所以博格斯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愿意超出专业狭隘界限，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批判性知识分子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特点：充当社会良心，对现实持有批判精神。他们对确定的权威、传统和价值观点抱有敌意，其思想观点具有反抗性，因而构成了对普遍接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有关的话语的冲击。这种批判性知识分子不仅从人文知识分子中产生，也会在科技知识分子中产生，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森特－哲而吉、鲍林、沃尔德、康芒纳等人就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典范。他们坚持科学是对知识公平的追求，挑战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霸权。其中阿尔伯特．森特－哲尔吉尤其具有典型性。他将自己的研究议程和知识风格都置于主流知识霸权之外。他公开拒绝公认的研究范式和专业人员对私利的追求。选择了自己的不起眼的小规则(small institute)。尽管，他的个人激进主义及科学激进主义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还是在微分子生物学和营养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博格斯的论述使我们感受到了批判性科学思维强大的生命力和知识分子新的觉醒，它将有助于科学（医学）走出专业主义的壁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科学（医学）批判的、革命的本质。
博格斯对专业主义负面影响的揭示，对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论述，对人们认识我国医学领域中至今弥漫科学主义和专家崇拜的局限性应产生一定作用。我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关注专业主义的负面影响。一些敏锐的学者指出，被人们无比尊崇的专业化和规范的知识，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技术的强制和暴力，思想从一种生存的智慧退化为专门学问技能，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正义和道德良知的普遍代表，成为精于操作，追逐专业成就的专门家，[6]医学的解放，首先是知识分子从专业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从狭隘的学术视角中解放出来，二是从狭隘的私利中解放出来。医学工作者只有将医学视为人的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在作为专家并获得应有待遇的同时，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对社会和人民所承担的使命，才有可能使医学真正还其人学的本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收稿日期】：200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