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时代选择与得失
对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的研究，首先应当分析迄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得失利弊。我国区域经济的布局结构从基础而言就是非均衡的。1949年以前，全国70%以上的工业偏集于面积不足12%的东部沿海，而广袤的内陆腹地，工业化程度有很大的差距。这样的基础，要求新生的政权在经济建设中执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发展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1949年以来，区域划分时有变化、区域发展重点多有变迁，权限收放交替更迭，但始终没有脱离以行政区划规范区域经济的基本格局。就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趋势而言，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与倾斜发展的反复转变。
大体说来，“一五”计划期间（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一五”时期，以下分别简称为“二五”、“三五”等，直到现在的“九五”时期。具体时间分别是：1953—1957年、1958—1962年、1966—1970年、1971—1975年、1976—1980年、 1981 —1985 年、 1986—1990年、1991—1995年、1996—2000年。）均衡发展战略居于主导地位，以内地为重点统筹兼顾各地区均衡发展，有过西北和西南的开发热潮，民族区域经济得到较大发展。1958年提出“建立地方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口号，此后，区域经济发展在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均衡与速度等关系的选择中摇摆。“三五”以后，均衡发展向倾斜发展转化，开始了以中西部重点发展为基础的区域倾斜战略。此战略以发展“三线”军工产业和能源、原材料等产业建设为重点，国家向西部投资超过了东部与中部地区，这可以视为西部发展的第二次契机。但这样的开发模式并不成功，“三线”工业是自成体系的“孤岛”，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农村的工业化、以及传统经营方式的转变、价值观念的更新没有很大影响，加上“文革”的干扰，未能取得预定成效。7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在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此，虽然依旧以区域倾斜为主，但倾斜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经济建设的重心东移，东部沿海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地区，生产要素向东部集结。东部与中西部的投资比例，从“三五”期间的1：2.41 变化为“五五”期间1：1.19（注：蒋清海： 《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态研究》，《开发研究》1991年第5期。）。 这种状况经“六五”与“七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持续强化，形成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发展区域的“梯度”发展模式。1981—1989年间，九千多亿基建投资中，东部占50.1%，中部为26.6%，西部仅有16.3%。（注：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这种梯度态势进入90 年代以后有增无减，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0年版和1994年版的数据计算对比统计，东、中、西部的人均GNP1987年为1039：922： 796（以东部为1，其比值为1：0.89：0.77），到1992年，为2487：1705：1541（比值为1：0.69：0.62）。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西部乡镇企业大为落后于东部地区，小城镇建设与城市化水平也远低于东部地区。（注：参见王陆进《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各种统计数据很多，不必赘列， 都证实了这样的倾斜，通过营造高效率的区域优先发展格局，取得了东部发展的显著成就，推动了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就必须肯定，但却是以区域经济的失衡和区域间差距的扩大为代价的。
人们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反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未能根本改变局面。向中西部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重化工、机械、电子等企业的置入，虽然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的距离，但忽视区域分工原则，延缓了东部发展的速度。而且外部强行注入的先进生产要素，与西部落后的传统经济基础很难有效结合，形成现代化工业与传统农牧业双层隔离并行的局面。1978年以来，非均衡战略转向由东向西的“梯度推移”，经济改革的基础格局是东、中、西部的已有差异，实施向东部倾斜的战略，是以“效益优先”为导向的，让有条件的区域优先发展，使整个经济呈现由东至西逐步推进的梯度态势。这带来了东部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由此促发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但也付出了拉大区域差距的代价，加大了若干矛盾。
这些矛盾近年来愈发突出了。无论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视角，还是从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的要求，都对现有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挑战。就理论而言，近年来“发展极”理论受到重视，这一理论认为具有发展优势的行业和地区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其优先发展可以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这就是其“扩展效应”，但同时也存在对周边地区消极影响的“回流效应”。“梯度转移战略”理论上重在“扩展效应”，在一定的时期内也的确收到了这样的效果；但是被忽视的“回流效应”，却无情地起着作用。据研究，国家对东部的优惠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在生产要素报酬上的区域差距在拉大，导致西部资金、技术、劳动力不断东流。1994年以来政府拨入西部的资金，约有40%左右回流东部，（注：参见张友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进》，《财经科学》1996年第6期。） 呈现东西部“锦上添花”与“雪上加霜”的不同局面。“梯度转移战略”忽视区域利益自主权，短期内不易形成区域间经济增长的高效传递机制，尤其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条件下，全国性的宏观战略所必须的政府计划调控职能减弱，而区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利益的直接驱动，因而很难实现目标。从基点上说，只看到了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到西的“梯度差”，忽视了自然资源由西到东的“反梯度差”以及决定生产力布局的多种因素，势必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危机。面对这些严峻问题，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人们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研究解决，提出了许多观点意见，如跨梯度开发、支撑点开发、南北向的中部崛起和东西向的长江经济脊梁起动战略、点轴发展战略、“三沿”（沿海、沿江、沿边）发展战略、经济协作区发展战略等等。具体观点不同但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共同的课题。
二、效益、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
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的重大挑战，关键是效益与公平的两难选择。主张“效益优先”或“公平优先”，均有其理由根据，但大致反映出这样的倾向：前者强调解决的办法靠“市场”，后者则强调靠“政府”，因而这又与经济体制相关联了。从计划向市场的经济体制转变，并不否定政府行为的积极作用，也不轻视市场效能的实际意义，应当既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又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控职能，在交互作用下不断优化发展。兼顾效益与公平，主要应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实现，建立中西部与东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的作用是重要的，应当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同时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提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水平，各级政府应在准确把握时机和对未来的科学预见上，制定适应的区域发展政策，将产业政策与区域开发结合起来，带动中西部经济与东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换言之，“两个根本转变”要求区域发展战略进行新的调整和转变，这种转变要以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为目标，将区域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然后逐步缩小差距。这样的转变，将对区域经济的生产力要素重组带来影响，需要由区域倾斜战略向产业与地区相结合的“优势互补”战略转变，是兼顾效益与公平的战略调整。
讨论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国市场化条件下东西部关系研讨会”上有意见提出，加快地区自身发展缩小差距，树立科学的区域发展观，应当遵循三个原则：共同富裕、高度重视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解决差距需要一个过程。会议指出构筑科学的西部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加大农业投入，充分发挥农业优势；二是国家要加大对西部投资的力度，确保基本设施建设；三是转化观念，深化改革，给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注入活力；四是理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价格，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转换；五是加强东西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注：见《经济参考报》1996年1月5日载会议综述。）
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经济起飞和体制转轨两个矛盾，这对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有深刻影响。实行市场经济，要求效益与竞争，这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是处于劣势的，公平与效益的矛盾突出。为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倾斜，就可能以牺牲等量投资用于发达地区所能获得的效益，影响东部先进地带优先发展的“扩展效应”，阻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而倾斜东部，则会带来资源利用的成本增加，生产力布局难以调整，区域经济的差距会更加拉大。（注：参见田江海《关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2期。）此研究认为应当确立“西进”战略，即生产要素由东向西转移，生产力布局由向东部倾斜转变为向西部倾斜。这意味着政府的地区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税收、信贷、金融、投资、利用外资等等政策，都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加大对西部的倾斜力度。但是，向西部的倾斜，决不应以牺牲东部或影响全国均衡发展为代价。应当注意加强东西部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东部地区应支持和鼓励向西部的投资，以及部分产业向西部转移，改善产业布局；西部则应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外部条件，作好迎接“西进”的各种准备。东西部的渗透与交流，不仅仅是政府对区域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政策调整，更是全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西部的发展需要从东部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随着这些年来经济的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改善了投资的环境，具有了可能利用率先发展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后发优势”；东部则需要解决发展所需的土地、人力、原材料等资源，同时其资金技术以及一些产业也有向外部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必要，因此东西部的互补、互利、与互助，具备了需要与可能两方面的条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发展西部而达到新的发展意义上的均衡，应成为“九五”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区域间产业布局和分工调整的需要，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需要，也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们认识到缩小区域差距，要正视差距的现状、分析产生差距的原因，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综括近年来的研究，关于地区差距现状的分析，从社会发展总指数、国民收入水平、人均GNP、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市场发育程度等七个方面看，差距都很明显。分析产生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体制、政策、人口与劳动力、经济效益、宏观布局等五大因素。关于对策，主要有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之说：1.放重抓轻，将轻工业作为西部发展的主导产业。2.从制度安排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3.搞好宏观调控，成立国家级中西部开发机构。4.国家拟从八个方面向中西部实行政策倾斜，主要是扩大开发当地优势资源等方面的权限，包括审批外资项目的权限，外国政府贷款等项目的安排，从速从宽审批对外经营权，外贸配额的照顾，优先安排外援项目，发挥当地科技优势，关心支持边远及民族地区外经贸干部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和提供东中西部信息服务等等。对解决地区差异的难点与局限也有各种意见，主要认为缩小差距是一个过程，国家的资金和国际资本有限，东部的再发展有潜力还应重点发展，贫困地区人口的盲目流动造成东部地区压力加大，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转轨困难等等。（注：卫珑：《缓解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异问题观点综述》，《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2期。以上问题可参考：史炜：《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推进前景》，《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国家拟从八个方面向中西部实行政策倾斜》，《政策天地》1995年第11期；厉以宁：《地区差别问题的思考》，《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3月5日；杨汝岱：《关于缓解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家》1996年第3期；缪合林：《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思考与建议》，《经济与管理研究》1996年第3期；陈耀：《解决我国地区差距的政策选择》， 《经济管理》1996年第3期； 胡鞍钢：《要从制度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5月3日等。）
许多研究从各种角度提出了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具体对策。如：增强国家扶持力度、加速东西市场接轨、制定优惠开发政策、推进东西经济协作、优化经济产业结构、形成区域经济优势、建立西部“经济特区”、疏通资金筹措渠道、加快科技进步步伐、创造良好环境条件。再如：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战略决策上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中西部实行优惠政策；投资政策西移，加强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全面起飞的条件；中西部应借鉴东部经验，利用自身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农业是关键等。还有人提出“开源、开发、开放”是振兴西部经济的有效途径。（注：韩振峰：《解决东西差距的战略对策》，《经济参考报》1996年1月5日；李罗力等：《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治理对策》，《工商时报》1996年8月12 日；胡定荣：《开源、开发、开放：振兴西部经济的有效途径》，《中国财经报》1996年8月28日。）有一种观点认为，西部的比较优势，不是体现在能源及矿产资源的相对富裕上，而是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土地、农产品资源相对丰裕上。因此，西部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其重点发展产业，这样才能加速市场化进程，才能突现其经济增长绩效。（注：宦国渝：《“双重转型”与经济增长——关于西部地区发展模式再选择的思考》，《经济体制改革》1996年第5期。）还有一种论点指出， 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加快中西部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一环，而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紧紧围绕“两个转变”。具体是在以下过程中来培植：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创造条件，内外并重，提高开放水平；点面结合，加大力度，深化改革；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加快优势资源开发：教育奠基，科技先导，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加强农业，从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基础环节中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安启元：《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中西部发展》，《人民日报》1996年1月13日。）有学者敏锐地指出， 东西部差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本身的差距，人的素质、观念、信息、知识等等的差距也很明显，因此提出发展主体的培育问题，认为这比投资更重要，如果没有发展主体的培育，如知识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技能的增强、经营方式的改变、观念的更新等等，缩小区域差距是困难的。（注：王春光：《发展主体的培育是中西部发展的重要环节》，《未来与发展》1996年第5期。）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
在“外资西进研讨会”上提出：“开发中国中西部可采用发展极理论”，西部与东部总体上有差距，但西安、重庆等中心城市经济发达水平比东部许多地区高得多，可集中发展，培养几个发展极，打开几个突破口，会使中西部更快地发展起来。还有学者从区域政策产业化，即区域倾斜政策向产业倾斜政策过渡等角度研究问题。（注：见《沿海经济信息报》1996年1月4日。）总的看，多数意见是主张改变“梯度转移战略”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但也有不赞成改变梯度战略的，其中较有影响的，如陈吉元认为投资和发展的重点应当继续放在效益高的东部地区，这是以全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为立论点的，如果把有限的资金分散性地“撒胡椒面”，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但是，中西部差距问题不是不要解决，应当解决一些最为迫切的问题，如加速乡镇企业发展和转变人的观念等是缩小东西差距的关键。（注：陈吉元：《加速乡镇企业发展是关键》，《中华工商时报》1996 年1月22日。）再如朱厚泽在四川召开的“国际山地丘陵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论述了中西部发展经济的现实性、必要性、长期性、战略性和可行性，说：“我估计：对西部地区全面的、大规模的开发，可能是下个世纪的事情，甚至是下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的事情。”（注：见《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15日。）
三、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中华民族振兴
“区域民族经济”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的不同的民族经济，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均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其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现代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继续延存相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必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深化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发达的城市经济，同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各类矛盾，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如上所述，中西部经历了几度重点发展，却至今差距依然较大，其原因值得深思。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为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这是需要特别提及的。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 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 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注：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研究区域民族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学说，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成“显学”，但是，经济学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依然微乎其微，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注：笔者自80年代末以来致力于这样的探讨，在主持的课题《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管理》、《“儒教文化圈”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文化史考察》等研究和发表的一系列著述中体现了逐步探索的轨迹，如《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中日近世经济观略论》，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1期； 《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译序，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301页；《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日本高崎经济大学《东洋思想与现代》特刊（1994）；《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 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 《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 《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5期等。）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当一定的区域经济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状况及其变革，就成为区域民族经济发展的要因，需要在经济变量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一定经济状况的成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之间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注：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以指导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
区域民族经济发展问题关系重大，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理论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注：参见厉以宁《经济、文化与发展》，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3页。）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落后民族经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高。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是民族区域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确认人类文化所认定的各民族文明类型的价值等同性，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进步、共同繁荣，才能实现区域内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互助、和谐共进的民族关系成为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应平等参与共同受益，特别注重培育民族人才，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是中华民族腾飞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为区域民族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对缩小区域差距问题已经高度重视。1995年9月28 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讲，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李鹏代表国务院宣布支持中西部的五点措施，主要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到中西部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等。国家“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已把解决东西部差距和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确定为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强调要更加重视和支持中西部和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近期的现实也在变化，有关中西部投资问题，成为中国国际经济论坛1996年会议的热点，中西部在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已由80年代的6%增至20%， 其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对外商独具魅力（注：参见何振红《中西部：吸引外资的新亮点》，《经济日报》1996年12月12日。）根据全国29省、区、市信息中心投资预测汇总，预计1997年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将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分别为17418.0亿元、6152.3亿元和3494.7 亿元。三大区域投资总量之比由1996年的1：0.343：0.192，变为1997年的1： 0.353：0.201；中西部投资额占全国比重分别比去年提高0.3和0.4个百分点，东部则下降0.8个百分点。西部增长尤为突出，1997 年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比东、中部快5.3和1.9个百分点，主要由于西部除西藏外8省区中有6个投资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云贵两省略低）。不过国家对东部预算内投资占预算内总投资的比重仍高于中西部，而且国家财政向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不足（注：据《金融时报》载文《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看投资》的预测，见该报1996年11月17日。）。这是中西部发展的机遇，也是民族振兴的契机。事物总是相对的，落后地区大多具有发展潜力，当把握时机、发挥出其“后发效应”的时候，“富饶的贫困”和“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