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的唐宋之辨：一个被冷落的词学论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题论文,唐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典诗歌研究中，唐宋之辨一度是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唐宋之辨不仅存在于诗这种文体中，而且也存在于词这种文体中。然而，对于词体的唐宋之辨，当今学界却少有人关注，相关论文寥寥无几，可谓备受冷落①。笔者因撰此小文，试对其中某些问题略作论析。
词体的唐宋之辨，发端于北宋后期，在明末清初之际一度成为词论中的一个热点，清代亦不时有人论及，之后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冷寂的时期。
北宋后期，宋词的发展已进入了繁荣阶段，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已足可与唐五代词抗衡甚至有所超越，而关于词的评论也相应地多了起来。在这些词论中，将宋代作者及宋词与“唐人”、唐词有意无意进行比较即为其内容之一。如李之仪的《跋吴师道小词》云：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②
李之仪的这种比较尽管并未以辨明唐宋词各自的整体特征为立意，且因其时代所限，也不可能对宋词进行整体上的观照，但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词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与唐词的审美差异，初步涉及了词体的唐宋之辨这一论题。
北宋末至南宋，有关词体唐宋之辨的言论虽然不多，但却开始显示出从整体上进行比较的倾向。如杨湜于《古今词话》中评东都防河卒于汴河上掘地所得石刻上的词云：“词凡九十四字，而风花莺燕动植之物曲尽之，此唐人语也。后之状物写情，不及之矣。”③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④陈振孙评《花间集》云：“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⑤陈善《扪虱新话》云：“唐末诗格卑陋，而小词最为奇绝。今世人尽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尝以唐《花间集》，当为长短句之宗。”⑥这些人对于唐词与宋词在创作技巧、艺术特点、艺术成就等方面之差别的认识和评价，就都是从整体上来观照的。这种倾向，也表现在词选中。黄升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专选唐词，收录了自李白至冯延巳共二十六位唐五代词人的作品。卷首批注云：“凡看唐人词曲，当看其命意造语工致处，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⑦这里虽未提及宋词如何，但显然也是以宋词作为参照的。上述评价，对唐词基本上是赞扬的态度，但也有一些论者，于唐词有所贬抑而肯定宋人之词。如汤衡在《张紫微雅词序》中说：“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东坡虑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⑧
下至明代，拟古主义思潮泛滥，前后“七子”极力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由此导致诗歌理论中的扬唐抑宋之风大盛。词论亦受此影响。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
晚唐、五代，填词最高，宋人不及。何也?词须浅近，晚唐诗文最浅，邻于词调，故臻上品。宋人开口便学杜诗，格高气粗，出语便自生硬，终是不合格，其间若淮海、耆卿、叔原辈，一二语入唐者有之，通篇则无有。⑨
至明末的云间派诸人，则不仅论“言”，而且论“意”以及唐宋词的整体风格差异，并据此说明词史之盛衰。云间派宗主陈子龙在《幽兰草词序》中认为，晚唐词的特点是“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而自南唐到北宋末是词史的极盛时代，其特点是“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到了南宋，词的发展走向衰落，“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⑩。陈子龙之后的云间派词人沈亿年更是进一步提倡词道的“复古”，他在《支机集·凡例》中说：
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11)沈氏此论，实已明确指出了词体中存在着“唐风”和“宋调”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型。
云间派是明清易代之际最有影响的词派，因此其扬唐抑宋的复古主义词论在当时流行颇广。邹祗谟、王士祯所辑的词选《倚声初集》卷一曾特别指出《支机集》诸作者“本仿《花间》，刻遗宋调”(12)的特点。之后的清代词论家也有不少人持相似的看法。如陈廷焯，即屡倡复古之论，认为“有志为词者，宜直溯风骚，出入唐、宋，乃可救陈、朱之失”(13)。而在唐词与宋词中，陈廷焯又特别推许唐词，认为“唐人词，所传不多，然皆见作意。即于平淡直率中，亦觉言近旨远。正如汉魏之诗，语句虽有工拙，气格固自不同。至五代则声色渐开，瑕瑜互见，去取不当，误人匪浅矣”(14)。又言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而宋词则“不尽沉郁”(15)。况周颐以“高绝”称许花间词，认为“即或词学甚深，颇能窥两宋堂奥，对于花间，犹为望尘却步耶”(16)。陈洵《海绡说词·通论》亦言：“唐五代令词，极有拙致，北宋犹近之。南渡以后，虽极名隽，而气质不逮矣。”(17)不过，反对这种观点的亦不乏其人。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即认为云间作者“废宋词而宗唐”之论“虽高”，但“殊属孟浪”(18)。后来冯金伯编的《词苑萃编》、沈曾植的《菌阁琐谈》都曾摘引王的评语，可见王的看法也是很有市场的。
尽管诸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基本上都注意到了唐宋词在美学风格上的差异和变化，只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或表述方式而已。如清初的蒋景祁在《陈检讨词钞·序》中论文章之道“虽累百变而不相袭”时说：“词之兴，其非古矣。《花间》犹唐音也，《草堂》则宋调矣。”(19)指出《花间集》中的词与《草堂诗余》比较，其审美特性上有从“唐音”到“宋调”之变。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言：“或问《花间》之妙，曰：蹙金结绣而无痕迹。问《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远春。”(20)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云：“《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21)两人用诗意化的语言或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唐宋词在美学特性、风格上的某种差别。沈曾植则针对王世贞《艺苑卮言》的“《花间》犹伤促碎”之论，从音乐上进一步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宋词的不同之处。“殊不知促碎正是唐余本色，所谓词之境界，有非诗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词促数，北宋盛时啴缓，皆缘燕乐音节蜕变而然。即其词可悬想其缠拍。《花间》之促碎，羯鼓之白雨点也。《乐章》之啴缓，玉笛之迟其声以媚之也”(22)。
近代以来，一些词史著作对唐宋词体之辨这一问题亦偶有涉及。如王易的《词曲史》说：“五代之词，止于嘲风弄月，怀土伤离，节促情殷，辞纤韵美。入宋则由令化慢，由简化繁。情不囿于燕私；辞不限于绮语。上之可寻圣贤之名理；大之可发忠爱之热忱。寄慨于剩水残山；托兴于美人香草。合风雅骚章之轨；同温柔敦厚之归。”(23)不过，在关于词的美学体性的讨论中，大多数论著关注的还是婉约与豪放之争、北宋词与南宋词之争，很少有人如诗分唐宋那样，将词体的唐宋之辨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总的来看，关于词体唐宋之辨的讨论无论在数量还是深度上都远不及诗歌的唐宋之辨，这与词的地位不如诗歌，词论亦远不及诗论发达有关，也与唐词尚未充分发展，在作者和作品数量以及整体成就上不如宋词，不像唐诗和宋诗那样接近有一定关系。但是，从已有的论述中，我们已有足够的依据将唐词与宋词确立为两种并列的词体审美范型。
词之“唐音”、“宋调”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型，它们各有何美学特征呢?从上面对学术史的梳理可知，历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较为零散，分别涉及了内容、技巧、语言、音乐、风格等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探讨的，是当代学者孙虹。她在《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一书中认为，词中“唐音”产生于与南朝特别是宫体诗相似的社会环境中。因此也具有了与宫体诗相似的唯情唯美的倾向；并且，由于燕乐这种新的音乐形式的制约，其唯情唯美的倾向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唐五代词以动荡为美、以柔弱为美的总体风格。而“宋调”相对于“唐音”而言，则具有义归雅颂、语有寄托、节制哀乐、哲思化倾向以及传统辞章的历史整合五个特点(24)。笔者以为，对于这一问题，其实还可以联系唐宋诗之别进行一个更为简明扼要的总体性把握。
关于唐宋诗审美特征的差异，古今学者颇多精辟之见。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认为：唐诗所表现的是“兴趣”、“情性”，宋诗则“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唐诗由于“惟在兴趣”，故其艺术风貌自然浑成，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宋诗是“自出己意以为诗”，因此讲究法度，刻意雕琢，虽工巧而缺乏浑厚气象，“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25)。钱钟书则认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6)。此外，缪钺在《论宋诗》中认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27)唐宋诗的这些差异，其实也基本适用于作为两种不同审美范型的唐词与宋词。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从表现内容来看，唐词以“情”为主，宋词以“意”为主。所谓“情”，指的是先天所禀、自然而生的“性情”，是非理性的情感情绪，在词中它又主要表现为男女之情；而“意”，则指的是经过了后天修养、理性思考和精心设计而呈现的某种较为清楚的意识、意志或情感，它虽然也可以是男女之情，但这男女之情中常常融合了作者的身世之感或是其他的寓意寄托，在表现的方式上也往往比较理性、克制，符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德标准。对于这个区别，宋人自己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的。前引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所言：“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即已明确地指出了唐词在“真情”方面要胜过宋词。黄升虽有“凡看唐人词曲，当看其命意造语工致处，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的评论，但此处的“意”指的是行文的意旨，就其内容来看，仍然是发于自然的“性情”，如胡适所指出的“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28)。此外，明代的沈际飞在《草堂诗余别集》卷一中评贺铸的《忆秦娥》(“晓朦胧”)“无深意，独是像唐调，不像宋调”(29)，也明确把“无深意”作为“唐调”区别于“宋调”的标志。陈子龙称晚唐词“意鲜深至”(30)，亦可为证。清代虽有张惠言等词论家为推尊词体而极力挖掘温庭筠等晚唐词人作品中的微言大义，但究其实，大都还是“侧艳之词”(31)，“类不出乎绮怨”(32)。至于宋词主“意”的特色，在柳永的羁旅行役词中即已有所表现，传统的男女情感题材中开始融入了作者宦游求索的心灵感受。至北宋后期，这一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引领词坛新风，于词中“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33)的苏轼自不必说，黄庭坚、晁补之亦深受苏轼的影响，秦观则“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34)，贺铸、周邦彦也有“语意精新，用心甚苦”(35)的评语。这些例子都说明在作家之性情的基础上进一步修养而成的“意”，已构成了词中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到南宋时，词的内容“上之可寻圣贤之名理；大之可发忠爱之热忱。寄慨于剩水残山；托兴于美人香草。合风雅骚章之轨；同温柔敦厚之归”，更是成了创作中一种自觉的要求，“意”在词的表现对象中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其二，从艺术技巧来看，唐词多以自然胜，宋词多以人工胜。唐诗具自然之美，而唐词同样也具有这个特点。况周颐曾指出：“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刘梦得《忆江南》云：‘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谓风流高格调，其在斯乎。”(36)这里的“风流高格调”，与词论中所言的“唐人风致”一样，指的都是一种自然浑成之美。词发展到北宋，随着慢词的渐盛，人工雕琢的技巧亦逐渐多了起来。至靖康之后，讲究人工技巧更逐渐成为一种明显的风气，如周济所言“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38)。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杨缵的《作词五要》、沈义父的《乐府指迷》、陆行直的《词旨》等专门讲论词法的著作。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曾从文学进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总结，认为：
无论何种文艺，其在初期，莫不出乎自然，本无所谓法。渐进则法立，更进则法密。文学技术日进，人工遂多于自然矣。词之进展，亦不外此轨辙。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宋初小令，如欧秦二晏之流，所作以精到胜，与唐五代稍异，盖人工甚于自然矣。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如东坡之纯任自然者，殆不多见矣。南宋以降，慢词作法，穷极工巧。稼轩虽接武东坡，而词之组织结构，有极精者，则非纯任自然矣。梅溪、梦窗，远绍清真，碧山、玉田，近宗白石，词法之密，均臻绝顶。宋词自此，殆纯乎人工矣。(39)
缪钺在《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一文中，亦认同每一种文学体裁的演变大都是由“浑成自然，生新活泼”走向“渐重技术，渐重雕琢，以人巧掩天机”的规律，并且指出：“晚唐五代词天机多，无意求工，而自然美好，北宋词天机人巧各半，如周清真词，虽极经意，而尚能浑成，不伤于雕琢，至南宋则弥重技术，人巧胜而天机减矣。”(40)
其三，从语言风格来看，唐词较为含蓄婉转，宋词较为发露生硬。大略而言，以《花间集》为代表的唐词“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41)，语言浅白而情味深长，比较含蓄婉转，这也就是李之仪在《跋吴师道小词》中所称许的“韵”。与唐词相比，柳永的“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张先的“才不足而情有余”，即显示出语言风格发露直接、较为生硬的特点，而苏轼、辛弃疾等人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指责宋人作词“开口便学杜诗，格高气粗，出语便自生硬”，说的便是这个意思。明代陈耀文在《花草粹编》自序中认为，当时词集传播中之所以会出现“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的现象，是因为“宣情易感，含思难谐”(42)，这其实也道出了宋词和唐词的语言风格一发露一含蓄的区别。其他如陈廷焯云唐词“于平淡直率中，亦觉言近旨远”，五代以后则“声色渐开”之论(43)，纳兰性德“《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之喻，同样都涉及了唐词与宋词在语言风格方面的上述差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历来对于唐词和宋词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特点的分析，分别是以唐五代词和宋代的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作为审美范型意义上的唐词与宋词，其存在是可以超越时代界限的。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多种美学风格共生并存是一种常态。钱钟书在论诗分唐宋时曾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44)同理，词虽分唐宋，但亦不可以朝代限之，只能是“举大概而言”。因此，当我们用上述关于唐词与宋词审美特征的区分去观照整个唐宋词史时，可以发现：就时段而言，晚唐五代词多为“唐音”，南宋词多为“宋调”，北宋词则是“唐音”与“宋调”并行；以情况较为复杂的北宋词人而论，则欧阳修、二晏等以小令创作为主的作家“唐音”的特色较为明显，而从柳永到周邦彦则显示了词中“宋调”从初创到成熟的轨迹；从词人个体的创作情况来说，也往往是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只是数量多少不同而已。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作为审美范型意义上的唐词与宋词尽管在主要审美特征方面分别接近于唐诗与宋诗，但词体的审美特质在整体上毕竟与诗体有异：诗歌发展到唐代的时候已臻巅峰，各种体式都已高度成熟，宋人不过是在“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45)；而词在晚唐五代的时候比较成熟的只是小令，慢词到宋代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首先要明确这种差别是相对而言的；其次还应注意到，因为词史发展的特殊性，词中“唐音”的特点多见于小令这种体式，而“宋调”的特点则在慢词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重新审视词体的唐宋之辨这个在历史上客观存在而现在却被冷落的词学论题，究竟有何意义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词体的唐宋之辨为唐宋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视角。说它熟悉，是因为诗歌的唐宋之争几乎已尽人皆知，唐诗、宋诗作为古典诗歌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审美范型，人们对其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相当透彻，许多研究工作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而如上所述，唐词、宋词作为词体的两种审美范型，其美学特征与唐诗、宋诗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关于唐诗、宋诗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向词学领域“移植”或拓展，词史上的一些问题可由此得到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比如陈廷焯对张先的一段著名评论：
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46)
张先词为何是“古今一大转移”?柳永生年本在张先之前，陈廷焯却将他置于“后此”的词人中是否妥当?我们不妨先看看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关于诗分唐宋的论述。他先引述了德国席勒《论诗派》一文中的看法，“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然后指出：“诗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47)钱的观点，正好可以运用到词分唐宋的理论中来，并进而对陈廷焯的这段评论作出解释：陈在这里论述的是词的流变，着眼点在于词的体制，或者说词的审美风格问题。就词的体制或审美风格而言，则自然含蓄之唐词为古，发扬蹈厉之宋词为今。他将张先词称为“古今一大转移”，正是看到了张的词风“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的特点。而柳永被列为张先之后的词人之一，也正因为他的词在体制上“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当然，总体而言，诗词“古体”的出现还是要早于“今体”，“唐体”要早于“宋体”。从词史发展的时间线索来看，张先的创作周期从北宋真、仁之际一直延续到了神宗熙宁年间，而正是从熙宁年间开始，苏轼、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活跃于元祐前后的词人纷纷登上词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创作，被某些论者认为是“真正的‘宋音’，而不再是‘唐调’”(48)。因此，张先在时间上也是处于词风由“唐”到“宋”、由“古”到“今”的转移之间的。
其次，词体的唐宋之辨能为理解和阐释文学史演进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提供方便。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曾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一个宏观概括，他认为：
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从建安到盛唐，这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光荣的时期，都是诗的时期。两个时期各各拖着一条姿势稍异，但同样灿烂的尾巴，前者的是《楚辞》、《汉赋》，后者的是五代宋词。而这辞赋与词还是诗的支流。然则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49)
王国维也有一段与闻一多观点类似的话：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50)
闻一多和王国维的这两段关于文学史演进的言论虽然看似有些偏颇，但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诗分唐宋、词亦分唐宋这一事实，那么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建安到盛唐，是以“性情”为主要表现内容，以真朴自然为主要美学风格的“唐体”(或曰“古体”)诗歌的兴盛期；从中唐到北宋，则是具有相似审美特征的“唐词”的兴盛期，故被称为前者的“灿烂的尾巴”。而中唐以后的诗史和宋室南渡以后的词史，则是另一种审美范型——“宋体”(或曰“今体”)诗词的兴盛期。这种类型的诗词，“真情”减少了，说理的成分增加，大量用于社交应酬的场合，讲究法度技巧，人工雕琢的痕迹趋于明显，从其抒情性和感染力来说，确实是不及“唐体”。
其三，词体的唐宋之辨亦能为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唐宋时期，中国文化史出现了一次极大的转变，论者多以“安史之乱”为界，将之前称为开放、外倾的“唐型文化”时期，之后称为收敛、内省的“宋型文化”时期。而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和组成部分，也常常被简单地归类：唐诗成了“唐型文化”的代表性文体，宋词成了“宋型文化”的代表性文体。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确切、不完整的。从文化史的发展来看，“安史之乱”虽可称为“唐型文化”到“宋型文化”的转折点，但它只是一个开端，到北宋后期，这种转折才接近完成，至南宋方逐渐凝定。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作为宋型文化精神内核的理学在北宋后期始初步生成，至南宋才普遍流行这一事实中即可得到证明。而诗、词均有唐宋两体的事实又提醒我们：体现了“唐型文化”特色的，实际上是“唐体”的诗、词；刻上了“宋型文化”烙印的，则是“宋体”的诗、词。由于成熟的“宋体”诗、词均出现于北宋后期，而盛行于南宋，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它们各自的发展轨迹、盛衰变化，与文化的发展变化在时间上是基本同步的。这样一种认识，较之那些笼统的说法，应该是要更加深入、更为准确一些。
词体的唐宋之辨，是一个相当大的论题。限于学识，本文只是大致阐述了其学术史轨迹、审美特征差异以及这一论题的学术意义，其他可以探讨的相关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词体唐宋之辨与词的婉约、豪放之争的关系，与词的南北宋之争的关系，是否可以从词分唐宋的角度来进行词史分期，以及词史上是否如诗史一样存在着“宗唐”与“宗宋”的派别之争等等，均有待于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研究。
注释：
①据笔者所见，近年来唯有孙虹的著作《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对这一论题进行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但孙在文中把词之“唐音”与晚唐五代词(主要指花间词，不包括南唐词)，“宋调”与宋代的词作为在内涵与外延上相互重合的两对概念，此论似可商榷，本文在后面将会论及。
②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10页。
③杨湜：《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页。
④(35)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85页，第83页。
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4页。
⑥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7页。
⑦黄升编《花庵词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页。
⑧汤衡：《张紫微雅词序》，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⑨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4页。
⑩(30)陈子龙：《幽兰草词序》，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505页，第505页。
(11)赵尊岳辑《明词汇刊》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页。
(12)邹祗谟、王士祯辑《倚声初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3)(14)(15)(43)(47)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卷八第3965页，卷五第3903页，卷一第3776页，卷五第3903页，卷一第3782页。
(16)(36)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423页，第4423页。
(17)陈洵：《海绡说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840页。
(18)(20)王士祯：《花草蒙拾》，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86页，第675页。
(19)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湖海楼词·序》，陈乃乾编《清名家词》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21)(44)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17页。
(22)沈曾植：《菌阁琐谈》，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606—3607页。
(23)王易：《词曲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24)以上引文及观点分见孙虹《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
(25)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26)(45)(48)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第3页，第4—5页。
(27)(40)缪钺：《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第71页。
(28)胡适：《词选·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9)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一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页。
(31)《温庭筠传》，《旧唐书》卷一九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79页。
(32)(33)刘熙载：《艺概·词概》，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689页，第3690页。
(34)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52页。
(37)沈义父：《乐府指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77页。
(38)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31页。
(39)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902页。
(41)晁谦之：《花间集跋》，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632页。
(42)陈耀文：《花草粹编序》，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702页。
(46)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49)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50)孙党伯、袁春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十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51)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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