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人口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审视了中国人口控制的必要性，针对当前不同认识阐述作者观点，提出生育率高低本身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大小；中国人口控制的理论依据可归纳为“协调发展理论”或“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控制仍然必要，不能对市场经济带来人口控制的正面效应抱过分乐观的态度。
一、问题和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五六年中，中国人口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概括地说，一方面，中国的高生育率即将成为过去，低生育率渐成事实。经过本世纪70年代的大幅度急遽下降和80年代波动中的缓慢下降之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事实上已跨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1〕。尽管对低生育率本身尚有争议， 但这种趋势却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省市区的生育率正在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迅疾转变被认为是7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最为深刻的人口变化之一。这样在表象上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控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市场导向的改革重塑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并为社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应当承认，在人口总量或存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也相当迅速，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善。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似乎表明，中国已跳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或者说“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井”〔2〕。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在国内外普遍看好，以致于出现一些值得讨论的观点。譬如，只要经济发展了，多生几个人不足为忧；或者从地方局部利益出发，认为人口多市场大，有利于吸引外资和加速经济建设；又如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可以松松劲，不必象过去那样抓紧计划生育了，等等。应当指出，这些看法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对此，有必要开展深入的讨论，以便澄清是非。
我们认为，上述议论和认识的产生并非偶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简单说，就是低生育率的实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早晚要给予回答的共同问题：在低生育目标已基本实现，市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连续两年都是两位数、人口增长略高于1%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要不要坚持人口控制，还要不要抓紧计划生育？
大凡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在他确立一个研究目标的时候，必定首先要明确工作的宗旨和意义所在。本项研究也不例外。为什么要将“低生育率”、“市场经济”同中国的人口控制放在一起来讨论呢？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现实性。我们抱定一个信念，中国所需的是致用之学，是面对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现实研究。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对自己的期待是在经过近20年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作一深入的论证和全面系统的研究，努力去找到和丰富那个真实的答案。至于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是一个更具体也更复杂的话题，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是存而不论，不作展开。虽然这是两个密切相关有时甚至难于辨析的问题，但科学是有分工的体系，显然只有在了解事实是怎么样的，才可能有改造世界的主观设想和客观实践活动。所以本文首先寻求为什么要坚持控制人口这一基本问题的答案。
二、中国为什么要全面、大力地推行计划生育：历史回顾及其启迪
现实是从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从历史观点看，我国人口控制的政府行为并非始于今日，事实上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连续几年中共中央、政务院批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等报告已是序幕。在实践上最早可追溯到60年代初期。当时，在上海等城市和苏南农村等相对发达地区已开始提倡节制生育并为群众提供避孕药具服务〔3〕。只是，当初仅在有限的人群中倡导“节制生育”， 与后来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有较大区别。可见，“人口控制”在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社会范畴。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人口政策也不例外。中国所以在本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全面、大力地推行计划生育，是对人口国情、人口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4〕。
新中国成立之初，总人口只有一个4.75亿的概数。那时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人力；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许多待开发利用的土地和资源，所以潜在的人口问题还未能引起普遍关注。
但是，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新中国成立时的全国人口实际是5.4亿，已占当时全球人口的22%。到1954年， 中国人口突破6亿大关，其时中国已同所有欠发达国家一样， 遵循人口转变规律进入了“人口转变增长”时期（Transitional Growth）， 即死亡率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率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映，依然居高不下。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高速自然增长。即或在新中国一成立就着手控制人口增长，由于死亡率下降、存活率提高造成的人口转变增长也是不能避免的，只是出生率下降早晚，人口自然增长的进程有所差别而已。应当看到，在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之前，无论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还是睿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对中国要控制人口增长这个关系到庞大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已有清醒认识，并且已在一些地区陆续开展计划生育的试点工作。只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认识还不够深刻并有过一些反复，而未能及时形成全面的政策在全国推广，贻误了一些时机〔5〕。
人口增长迅速，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欠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但到60年代，在所有欠发达国家中，中国人口的出生数和增长量均首屈一指，进入了建国之后持续十几年之久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和人口增长高峰。根据历年《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统计，6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高达5.96。当时中国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育子女达6个之多。 这一水平高于亚洲和拉美平均的生育水平，同非洲、南亚和西亚各国的平均生育水平不相上下。6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高达26.1‰，甚至高于出生率最高的非洲和南亚，只略低于西亚。 1960 ～1975年，年平均出生2730万人，累计出生了4.1亿，净增2.7亿人。其中1965～1975年净增的人口就相当于其时美国的总人口。
在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中国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多，固然与人口出生率多年保持在33‰的高水平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死亡率总体水平的显著下降显示了中国保护庞大人口生存权的巨大成就。中国死亡率的下降之所以快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除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得到了有效控制外，还由于普遍开展了卫生保健、群防群治工作，以及建国后人民生活稳定、境遇有所改善和经济分配上相对平均等原因。认识到死亡率的迅速下降是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科学认识中国人口增长的一把钥匙。
由于在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出生人数多，高峰持续时间长，所以人口增长的惯性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和消除。1969年中国人口已突破8亿大关，至70年代中期又逾9亿。人口总量的继续增加已成定势， 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增长达到峰值时，人口规模很难少于15～16亿。庞大的和激增的人口与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日趋尖锐的矛盾冲突，引发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深层次矛盾。由此可知，为使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相协调，计划生育成了必然的历史抉择。
中国在70年代初开始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有着当时深刻的历史原因。按国家公布的数字，1969年中国人口已突破8亿，翌年又到8.3亿。人口无节制的快速增长使得当时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人口贫困化的势头难以遏制。据统计，1978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达到2.5亿。中国政府显然感觉到了人口迅猛增长的巨大压力， 当时突出的是吃饭和就业问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反映出城镇就业难的矛盾。周恩来总理曾一再指出，中国再不抓计划生育就太迟了！70年代初政府终于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号召。1972年12月，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指出：“在城乡人民中，要大力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除外。”1973年重建国务院直属领导的计划生育机构，从而拉开了严格控制人口的帷幕〔6〕。
可以说，“人口过多”是中国最突出的国情，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巨大而且深刻的负面影响。
其一，人口的居住环境、生存环境和环境容量十分有限，而且人口的持续增长正在逼近环境容量的极限。若不大力控制人口，未来的生存空间无疑将更加“人满为患”，而环境容量的承载极限也将提前突破。
中国领土广袤，但适宜生存的地理环境条件是苛刻的。据198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平原和丘陵的面积各占总面积的12%和9.9%， 合计不到22%，其中丘陵地区有不少是不适宜居住的；而盆地、山地和高原的比例各为18.8%、33.3%和26.8%，合计达78.9%，中国盆地大多在西北，不宜居住的居多，而山地和高原地区不宜居住的则更多。换一角度看，中国适宜居住的湿润、半湿润地区分别占32%和15%，合计47%；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分别占31%和22%，合计53%。据国家统计局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中国有20.3 %的人口居住在海拔500公尺以上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其中一半又居住在1000公尺以上；而全球平均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海拔400 公尺以上的地方（参见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第13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另一个足以说明国人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的重要依据是，大约有95%的人口分布在东南半壁，5%的人口分布在干旱、 半干旱的西北半壁。这种分布大势近半个世纪以来基本未改，今后也不会有大的改变。目前，中国贫困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正是同恶劣的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构成发展的致命约束条件。所以“环境移民”成了一部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选择。从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移民至生存条件相对稍好但并不优越的地区，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行之尚算有效，但并不表明可以依靠国内大规模的环境移民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历史上，中国内陆开发达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极限，差不多是20世纪中叶的事。如果继续大规模开发，就要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因此，耕地基本上框定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未来的人口增长只能在既定的生存空间中进行。人口的环境容量或者说环境的人口承载量（Carrying Capacity）是不能置之不理的。目前国内学者大多认为， 中国最大的人口环境容量为15～16亿。中国大力控制人口正是为了不愿意看到人口规模的膨胀超过本国资源、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避免从根本上损害中国人口的生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其二，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使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也使环境问题日趋突出，进而殃及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国人口增长的均分或称分母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自然资源绝对量虽居世界各国前列，但人均占有量“捉襟见肘”。按80年代末的测算，中国人均耕地不到1.5亩，林地1.7亩，草地4.1亩， 淡水资源2600立方米，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只及世界的1/3、1/9、1/3和1/4。一般来说，一定时期内的资源总量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人口的持续增长极可能强化均分效应，从而使人均资源占有量下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增地减现象。对于象中国这样有9 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曾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现在的情形却是人口每年净增1000多万，可耕地面积却在以每年600～800万亩的速度递减！据统计，1957～1986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790万亩；1993年一年就减少937万亩。最近又有报道说，1994年减少耕地680万亩。问题还在于，中国可耕地后备资源不足， 现有宜农荒地不过5亿亩，其中可望开垦为耕地的仅1.7亿亩。如果人增地减势头得不到有力遏制，半个世纪以后人均耕地将降到0.6亩。 这一前景无疑是值得忧患的。其它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在下降中。
与此同时，人口的持续增长也形成了对环境的巨大压力。有迹象表明，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在部分地区已超越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不少贫困地区，毁林开荒、滥垦乱伐、陡坡开荒、超载放牧、围湖造田等现象很难避免，继而带来土壤侵蚀、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恶果。伴随人口的持续增长，必然是基本需求的膨胀。当需求超过承载力时，就会有“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之虞；另一方面则直接导致资源短缺，进而使环境恶化，危及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在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人口持续增长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扩大人口的消费需求压力和就业需求压力。
在中国，由于人口太多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长期以来压倒一切的是生存问题。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 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和骄傲，但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无奈，至少表明中国人口的生活质量还停留在低水平上。在人增地减的条件下，中国将不得不日益倚重通过提高单产来实现粮食增产。要进一步提高单产事实上是非常不易的。预测表明，即便在粮食增产的乐观前提下，由于人口增长的均分效应，人均粮食消费将长期维持在人均原粮不到400 公斤的低水平上。
当然，中国人口的消费需求压力并不仅限于粮食方面。据粗略估计，为抚养数以千万计的新增人口，每年要花费至少300亿的国民收入。 新增人口对国民财富的均分效应，直接制约着现有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巨大的消费需求压力影响到积累，继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另一方面，城乡劳动力过剩问题举世瞩目，解决不好势必影响现代化进程。1990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达75451万， 比1982年增加13449万，年均增长1681万。从预测看， 劳动适龄人口仍将继续膨胀，到21世纪上半叶年平均规模将维持在9～10亿的水平上〔7〕。劳动力资源充裕固然有好的一面，但在资金短缺、资源又相对不足和劳动者素质不高等历史条件下，解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是极为困难、也极富挑战性的。中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城乡第三产业和活跃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措施，广开就业门路，已取得可喜成效，但供远大于求的就业格局依然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一直面临着就业压力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
首先，劳动力供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及早从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现代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转轨，制约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很难达到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其次，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经济深入变革步履维艰。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失去了多次发展机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来推进改革开放。所以，社会公平问题是极重要极敏感的。在就业问题的解决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动摇社会安定，甚至引发“经济地震”。另一方面，中国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引进竞争机制，注重效率优先和提高就业的经济效益。为此，就要建设规范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推进就业制度和二元城乡制度的变革，使城镇的“在职失业”和农村的“隐性失业”都公开化，以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处在成长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尚弱，劳动力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也远不完善，所以上述效率优先的做法有着巨大的挑战。这种两难抉择告诉我们，计划生育搞得好一点，改革开放就顺利一点。
再次，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很好地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力的出路问题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成败之所在。由此又产生了另一种“两难抉择”：或是放任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从而带来“过度城市化”的各种不良后果，或是限制农民进城结果又导致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遥遥无期。这样，计划生育同现代化进程就直接联系起来了。
综上所述，减少出生人口、缩小家庭规模有利于削弱人口增长的均分效应，从而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人口控制无疑也是减缓未来就业压力的“釜底抽薪”之举。
其四，推行计划生育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和权益。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就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1960年又重申：“提倡有计划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计划生育能使父母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用于培育子女，达到优生、优育、优教的目的。同时，计划生育也使妇女从繁重的生育劳动中得到了解放，能更好地接受教育和参与就业，从而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特别是生育健康问题目前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关注，在中国也受到新的重视，而完善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是实现生育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必不可少的途径。
其五，计划生育的必要性还在于它是提高国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提高国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是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上留给中国的是数量过多而素质偏低的人口。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面貌，就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同时并举。但当务之急是控制住人口的过快增长，否则也就不能有余力提高现有人口的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所以，控制人口有利于普及教育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谈提高。
其六，中国对稳定全球人口负有重要责任。所以，中国全面、大力地推行计划生育，既是从中国的切身利益出发，也完全符合全球的共同利益。中国的人口控制对早日实现全球人口稳定至关重要。据测算，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 世界人口相应指标就会下降两个千分点。由于中国自70年代初以来全面地、大力地推行了计划生育，所以才使世界50亿人口日迟到了2年，使亚洲30亿人口日迟到近4年。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测算，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2%，1975年上升到22.7%。1986～1990年，中国育龄妇女年平均人数达到2.98 亿； 1991～1995年，又增加了8.1%，年平均达到3.22亿左右〔8〕。假如不推行计划生育，那么2000年时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5%。正是因为卓有成效的人口控制， 所以1990 年中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21.5%，预计这一比例今后还会有所降低。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被难民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所困扰。中国虽然有大量的过剩人口，但作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成员国决不会将过剩人口的压力转嫁给其它国家和地区。当然，我们也不想永远背着沉重的人口包袱蹒跚前进。鉴于此，除了大力发展经济外，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良策。
三、中国生育率已经达到更替水平，为什么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一些同志认为，既然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计划生育不妨“松口气”。这种观点产生于对生育水平和中国计划生育终极目标的关系认识不深。这里涉及到人口控制或者说计划生育的依据问题。在表象上，似乎要不要计划生育与生育水平的高低有关。但从宏观来看，要不要计划生育并不完全取决于生育水平的高低，还取决于现有和未来人口规模以及由此引发的需求压力是否超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从深层次看还取决于一国的国情。因为生育水平高低本身并不能真切地反映出人口问题是否存在及存在的严重程度、范围有多大。
纵观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较高，但并不推行计划生育，甚至鼓励生育，如非洲大陆和西亚地区。又如日本生育率一度低至1.53，但并未改变一贯提倡家庭生育计划的初衷，仍深怕人口膨胀。
深入考察之后不难发现，目前的“低生育率”呈现的只是全国的一个笼统平均数。它有三个含义。一是高生育与低生育地区的平均数；掩盖了一些高生育现象；二是针对低生育率本身的特点而言，我们对生育率的下降以及目前所呈现的低水平不宜过分乐观。三是低生育率目标的暂时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增长问题不复存在，相反地，由于低生育率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人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目前，国内学者一般将低生育率的特点概括为不稳定性、非均衡性和不彻底性〔9〕。这些特点中包含了许多给人启迪的信息。其一， “不稳定性”表明生育率下降机制在总体上还是强制力主导型的，自发下降的机制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说明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需求与政府的生育控制要求之间尚有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矛盾还会持续，生育控制稍有松懈，生育率就可能反弹；其二，“非均衡性”表明各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在时间上有早有晚，在幅度上有大有小，我们不应被全国低生育率笼统的平均数字所迷惑，还应当充分关注未降低地区生育率继续下降的必要性，注意到“低生育率”背后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有助于我们对低生育率这一人口现象作更细微的考察，继而获得中国保持低生育率的经验；其三，“不彻底性”即没有达到控制人口的最终目标，意味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仍是必要的，这是减少未来人口增量，遏制人口规模继续膨胀的唯一途径。
比较而言，“低生育率”的第一、第二层含义还是阶段性的成果，第三层含义达到人口最终稳定才是深层的，是触及问题本质的。现阶段中国“低生育率”和“高增长量”是历史的产物，它说明中国人口控制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众所周知，这种“低生育率、高增长量”已被概括为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口增长的基本特点。从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来看，中国已开始从“人口转变增长”时期转向“人口惯性增长”时期〔10〕。据预测，中国人口今后仍将持续增长40年左右，到2035年前后，总人口将增加到15亿以上。之所以在低生育率条件下，未来人口仍将有一个巨大的增量，直接原因是现有的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和育龄人群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过高。
人口统计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人口增长率是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与净迁移率之和。在中国，国际迁移因素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甚微，因而“人口增长率”实际上可以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替代。这样，在死亡率变化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未来人口增长除了受现有人口规模的影响外，将较多地受到出生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将出生率的变化分解成两个要素：一是生育率，一是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后者往往在近期和短期内难以改变。过去出生的人口变成了今日的育龄人口，这种变化是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使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是生育率因素，控制了生育率，也就意味着同时控制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是减少未来人口增长的唯一途径。而要降低自然增长率，最终又取决于生育率的控制。
中国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还出于中国为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考虑。这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找到说明。我国“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在1995年提前完成。在此基础上，中央建议，‘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 年翻两番，……为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体制基础。”
在中央的“九五”建议中，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作为奋斗目标，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把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影响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建议中着重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是在中国人口比1980年增长3 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实际上又说明人口增长量对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影响。
“九五”计划要求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意味着每年人口增长量不能不限制在1500万左右，下世纪前10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量限定在1000万，这就是为什么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还提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论据。
中国目前的人口同整个发达地区近30个发达国家的人口不相上下。我们努力缩小同它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首先就遇到人口这个分母增长量上的差别。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基本趋于相对稳定，人口已不会有多大变化，但中国人口到零增长还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人口惯性增长，总人口再增加1/4或1/3，即达到15～16亿才有可能。如果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人口增长是仍会拉大中国同发达国家的人均差距。即或中国GMP增长略快于发达国家， 人口增长仍会抵销我们为缩短“差距”所作的努力，因此，既要坚持快速、持续、健康的国民经济增长，又要减缓人口的增长，才有助于缩小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这是从宏观上中国在实现低生育以后继续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的另一论据。
当然，从宏观上提出这一要求与微观的个人和家庭的愿望与要求是有一定矛盾的，特别是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难以避免。这就涉及如何把宏观的长远利益和微观的眼前现实利益相协调。制定宏观的目标要尊重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与意愿，而个人和家庭也要以宏观发展对个人予预期利益来考虑。现在提出的“三为主”和“三结合”的路子就是要解决这种矛盾。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控制人口的机遇和挑战
关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论者不少，文章亦多，但真知灼见却常付阙如。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还远未发育成熟，只能说还处在初始成长阶段〔11〕；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颇有不同，所以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概括而成的一些人口理论未必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情形，如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2〕。那么，现在来讨论市场经济和人口控制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勉为其难，恐怕很难在近期获得确切的和全面的认识。
在社会、经济、人口均发生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对社会现象的许多认识的确在不断刷新，但转型期的诸多认识常常见仁见智、似是而非，也可能似非而是。在观点纷呈、莫衷一是的时候特别需要保持科学的理性并坚持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里，我们的宗旨是力图澄清在“市场经济和人口控制”领域的若干模糊认识。
其一，有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是昔日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可由市场来调节，而不必像过去那样严格控制。我们认为，这种人口“市场调节论”有失偏颇。
的确，20余年来中国富有成效的计划生育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提出并展开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中国人口控制的理论依据，也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得以诠释的。当初的一种认识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发展的，那么人口生产也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即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要互相适应、互相协调。无疑，这种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包含着朴素而深刻的辩证法。对“两种生产理论”这种哲学原理的人口学阐述和传播也的确为计划生育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是不是推行计划生育（这里指将家庭的生育活动纳入国家计划和社会管理网络中的PlannedChildbearing，而不是指家庭生育计划，即Farnily Planning），要不要控制人口增长，在本质上取决于决策者在不同的国情、区情下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的系统运行能否实现协调、持续发展目标的价值判断〔13〕。可见，经济体制本身与要不要控制人口并无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印度等虽然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都曾推行过“家庭生育计划活动”，而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东欧国家也并未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毋庸置疑，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历史时期，再从经济发展的有计划性去论证人口再生产的有计划已经不能自圆其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坚持控制人口，是基于中国人口膨胀压迫生产力这一看似十分简单其实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
对“市场调节论”要持一分为二的辩证观。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对人口运动和人口控制的确存在着影响，而这并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认清其中的规律，并努力做到因势利导、兴利除弊。
首先，市场经济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对劳动人口的需求来实现的，常常通过人口流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生育决策。市场经济调节劳动力人口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的配置，即实现劳动资源优化配置。一般都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产业和部门向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和部门转移。总的说来，这种转移是从高生育向低生育转移。但是在这种转移中，流动人口摆脱原来的行政约束，必然出现暂时性的出生率比出发地高的现象。例如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有14%左右到了北京超生。
市场经济通过对劳动力需求来影响家庭生育决策，也还要考虑社会政策的因素。目前的认识还不清晰，因为市场经济对人口再生产的宏观影响和家庭生育决策的微观影响之间还夹杂着一系列“中间变量”，而且市场经济的影响，不是短期静态的，而是长期动态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观察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中国在总体上还没有达到使生育率自发达到更替水平的收入水准和文化水平。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增长可能成为刺激生育率反弹的潜在因素；与此同时，以少育晚育为特征的现代生育文化虽然已初露端倪，但目前还不是主流。
其次，市场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口控制的影响既有预期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利也有弊〔14〕。从发展角度看，市场经济无疑有利于人们生育观念的现代化和人口控制系统工程的顺利实施，稳定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的低、负和零增长是可以预期的。但在市场经济的初始成长阶段，给人口控制带来的更多的是挑战而不是福音，降低生育率的效应难以在近期呈现出来；相反由于行政措施弱化倒极有可能牵引生育率回升。在这种情形下，放弃计划生育，听任市场调节是不明智的。
综上所述我们主张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市场”力量调节人口流迁的正面效应，使资源的综合配置优化，当然也要消除其不利影响，如过度城市化现象；另一方面则要努力扼制住市场对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
其二，第二个亟需澄清的认识是“人多好处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快人口增加也无关宏旨。这种论调在部分经济界人士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中有一定市场。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人口多，意味着潜在的需求市场规模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消费需求的市场并不现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人口多和市场大之间还有一些中间变量必须予以考虑。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商品供给的规模、质量和品种等等。一定的人口规模只是潜在意义上的市场规模，因为人口消费需求的实现还有赖于“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无和大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人口多市场大”来否认人口控制的必要性〔15〕。
总之，“人多好处论”对人口消费刺激生产的效应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虽然从局部利益出发，人口的规模经济效益作为人口多的一个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优势的发挥需要条件，而且不应由此推论多生几人没关系。那种以为依靠劳动密集型就能发展起来，这是停留在低水平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结果只能使得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而且中国不必靠生育来提供劳动力，因为中国从全国来说劳动力是过剩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版图，在敏感的人口控制问题上，不允许有凌驾于现行政策之上的“生育特区”。虽然从某些地区的局部利益角度看，生育控制的适当放松可能是有利的事；但从全国来说，就有一个示范效应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人口控制问题上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观念。
其三，我们还要警惕市场经济条件下抓产值、抓利润是主要的，而计划生育是无关紧要的“经济中心论”。诚然，人口问题的产生机制和解决途径最终都要从发展过程中去寻找，但由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和巨大挑战性，不能静等发展去自然而然地解决，而必须充分运用政府宏观调控社会事务的职能对人口再生产过程予以干预。人口是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复杂的人口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构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两方面坚持“两手硬”的方针是极为必要的。今天，当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同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这一论断时，也要避免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解决人口问题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作为政府行为的计划生育工作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能完全替代的。事实上，已经有同志看到，人口控制也是解放生产力。在可预见的将来，无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多大的成就，人口控制的必要性都是无可置疑的，所能改变的只是人口控制的手段和方式。
注释
1 199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1，而1992 年国家计生委组织的38万人的抽样调查显示的总和生育率为2.7，具体数值虽有争议， 但“低生育率”的事实已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所接受。参见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在中国参加开罗人口与发展会议的国家报告中， 确认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为2.0（见英文版第3页）
2 现代经济学家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形象化为“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井”。参见〔美〕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8年，第7章，282～285页
3 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4 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第11章，370～393页
5 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人口控制必要性的认识在50 年代就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都发表过赞同节制生育的谈话。1957年，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和“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的设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387页
6 本文权且将“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作为同义语来使用，其实两者有着重要的区别。
7 陈卫，中国的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8 曾毅，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第21页
9 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0 陈卫，中国的低生育率；18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11 顾海兵，当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究竟有多大。改革，1995年第1期
12 李兢能。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在理论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人口与经济，1994年第1期；穆光宗，生育的成本一效用分析。 南方人口。1993年第4期；李银河、陈俊杰。家本位、 个人本位与农民生育观念。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陈俊杰、穆光宗。 农村社区二重性与农民生育决策：社会人口的解析，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6期
13 穆光宗、侯东民。挑战与成长：人口控制基论基础的思考。人口学刊，1993年第3期
14 穆光宗。市场经济和人口控制。人口与计划生育，1993 年第2期
15 邬沧萍。十二亿人口日感怀。人民日报，1995年2月15 日第五版；挑战大于机遇，中国人口报，1995年2月20日第三版； 人口理论研究要回答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求是，1993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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