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历史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当前，人们对“灌输”的认识众说纷纭，甚至有的学者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论灌输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如何理解理论灌输，是坚持理论灌输还是放弃理论灌输，是关系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问题。因此，系统总结、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论述，深入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思想源流和发展脉络，对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源流
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对“灌输”作出了诗意的表述。他把使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灌输过程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射入人民的园地”，认为通过灌输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条必然途径。[1]恩格斯发表于《新道德世界》上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灌输”的概念。当恩格斯说到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时，特别提到画家许布纳尔描绘西里西亚职工的一幅画，认为这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的角度看”，“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主义思想”[2]。1875年，在批评《哥达纲领》草案的起草人时，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他们“歪曲了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3]。因此，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灌输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理论源流。
二、考茨基：初步形成[4]
1886年，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评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系列文章，虽没有直接使用“灌输”这种提法，但已大致形成“灌输论”的思想框架。两年以后，考茨基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海因菲尔德纲领》的讨论和最后定稿工作。这个纲领首次使用了“灌输论”意义上的“灌输”提法：“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是指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具有战斗力并保持这种战斗力，这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纲领。”考茨基在1891年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新党纲 （即《爱尔福特纲领》）的制订工作。他在为这个新纲领所作的解说中，再次从自觉性的角度表达了“灌输论”思想。他提出，对于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革命政党的要求应该是，“如果这个革命政党能够认识导向新社会的那些趋势，从而使它的政治活动具有自觉性，而不单纯具有自发性，那末，它对进步事业的补益，就已经很大了。”他还说：“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1901年10月，正当伯恩施坦主义盛行、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考茨基参加了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
他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引证了上述纲领中关于“灌输”的提法，并对其前述“灌输”思想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其基本内容是：(1)社会主义意识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两者虽然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但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的。(2)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3)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综上所述，可见考茨基对“灌输论”的形成和理论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列宁：丰富与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列宁在批判“经济派”“自发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灌输”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并丰富发展成为“灌输”理论。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列宁为主）关于理论灌输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在理论灌输的原因上，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受资产阶级思想控制，产生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5]“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2)在理论灌输的内容上：[6]工人阶级不可能创立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惟有有产阶级中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列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它不可能在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中产生，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学说，只有在有产阶级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经过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超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后，才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7](3)在理论灌输的途径上：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指出，既然工人运动自身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只有通过灌输，工人阶级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担负起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历史任务。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过程，也就是排除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8](4)在理论灌输的方法上：早在 1886年、1887年，恩格斯两次写信给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告诫置身于年轻的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德国无产阶级优秀分子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地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9]列宁也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10]“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并要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的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的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11]。(5)在理论灌输的主体（教育者）方面：理论灌输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就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正是这样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被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就是这种灌输的产物。列宁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此，各国共产党成立后，要担负起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去的历史使命。
四、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完善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理论灌输的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
1.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了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的任务。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12]。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情，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到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13]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1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邓小平也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他说：“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5]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16]只有“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17]共产主义事业才能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2.坚持理论灌输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必须同社会实践相结合，最终落实到革命和建设任务中去。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8]邓小平也提出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说：“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19]“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20]
3.主张循循善诱，反对强加于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主张从人们的思想实际和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循序渐进地开展社会主义的灌输，反对行政命令和强加于人。毛泽东强调，党要领导和教育群众，就要坚决地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他说；“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21]。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完全采用压制的办法，其结果，纵然可以在表面上收到一些效果，也决不是巩固的，更不会发扬战士的主动性，从战士自己的觉悟中发生出无比的战斗威力，尤其不能在任何困难环境中还保持一致以支持艰苦的斗争。”[22]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方法，使社会主义理论灌输更加扎实有效，深入人心。他指出：“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23]为此，他强调理论灌输要坚持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方法。他指出：“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不是成功的。”[24]他还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