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中的共青团与青年联合会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青团论文,联合会论文,关系论文,青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青联”、或“青年联合会”)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青年群众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都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共青团和青联这两个组织在工作性质、工作对象、工作范畴、工作方式、工作职能等方面都具有诸多相似性和重叠性，因而关系也非常密切。明确共青团和青联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对于党领导下的整个青年工作体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在2015年7月全国青联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中，“总则”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基本的人民团体之一，是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1]。这里面明确规定了共青团和青联的关系。然而它们之间最终关系的确立并不是从两个组织成立之初就形成的，而是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社会背景下演变的结果。关于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历史演变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主要依据其关系形态和历史背景的重大转折而划分，每个阶段有其演变的独特过程。 一、1920-1948年：共青团与青年联合会早期形态的起源与互动 全国性共青团组织正式成立于1922年，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成立于1949年，相差27年之久。虽然如此，青年联合会这一组织形态实际上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统一战线。1949年成立的青年联合会是在青年统一战线基础上正式建立的。在此之前的近30年时间，实际上是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起源时期，对于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后期在党的青年工作体系中的定位及组织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段时间共青团和青联早期形态的起源是不同的，共青团属于内生性起源，而青联早期形态则是外生性的。但是最终它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融合，走向了同一条发展道路。 1.共青团和青联的起源及其早期互动关系 共青团(成立初期叫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5年才更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而成立的，这决定了它的内生性。青年团的成立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五四运动的主导群体是青年，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干部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的历练。因而，共产党成立初期就高度重视青年工作。1920年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立即指派俞秀松等8人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性组织正式成立之后，1922年5月共青团的全国性组织也随即成立了。第二，共产国际的工作指导。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成立主要是受苏联共产党影响，接受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即少共国际)的指导。在党团成立初期，由于人员队伍弱小和组织不健全，工作上曾存在着“党团不分”的现象。可见，党团组织早期具有天然的“直系血缘关系”。而且，早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心逻辑就是成为各革命团体的领导核心，因而共青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也自然要成为各青年革命团体的核心组织。1922年9月10日，团中央执委会发出《本团与各种青年团体之应急联络》通知，青年团的主要工作是“应该联合全国为自由而战的一般民众，结成一个最大的群众势力，一致地在同一战线上努力奋斗”[2]，这说明青年团的早期定位就是全国青年团体的联合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身份。 这里提到的“同一战线”是指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以共青团为核心的青年统一战线，这是青年联合会早期形态建立的基础。在抗日战争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并不具有组织形态。青联的早期形态是在近15年的革命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直到1937年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才逐渐成熟，形成了具有完整组织形态的联合型团体。因而，青年统一战线主要是联合当时的各类进步青年团体，这项工作主要由共青团来做。 在1920年至抗日战争之前，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前期，即从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主要以共青团为主，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吸引和建构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力量。后期，即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到1936年共青团改造之前，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共青团力量损失惨重，因而这一阶段共青团发展外围青年组织的工作步伐比较缓慢，在上海等主要城市中主要从事地下工作，更加依靠其他青年组织和团体的力量来开展工作。 2.共青团在抗日战争时期融入青年革命统一战线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共青团改造和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之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共青团组织解散，共青团的主体力量都分散到了各类青年抗日群体中去，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包括“宣传抗日，发动青壮年参加抗日组织，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发动青年参加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组织青年拥军支前”[3]。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共青团改造成为青年救国联合会。 从1936年中共中央改造共青团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委”)，负责领导青年救国联合会下的各青年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实际上共青团实现了两个方面的改造：一方面，其作为青年革命团体的核心组织的职能归并到中国共产党新成立的各级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去了；另一方面，其作为青年群体先锋的团员干部队伍实际上分散到了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去了。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青团的核心作用和青年统一战线的广泛动员实现了有机融合，形成了“青年救国联合会”这一新型组织形态，从而使得共青团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先锋作用。领导这一组织的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早期形态的融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区的青救会、青抗先、青联会等组织在参战参军，文化教育和其他建设根据地工作中，都起了伟大的作用”[4]。 3.共青团的恢复与青年联合会建立的探索 1945-1948年这一阶段对于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关系发展非常重要。这一阶段共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进行了建立青年联合会的探索，这时仍然是以青联组织的建构为主。1945年，中央民运工委青年组负责人冯文彬提议建立青年团时，中共中央认为当时应该建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以加强对解放区广泛的、新式的青年运动的指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始终没有正式成立。由于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面临国统区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等具有青年联合会的组织形式，以爱国学生为主体，动员国统区广大工人、市民及其他阶层人民，形成了有力的第二条战线。第二阶段，恢复共青团的探索，中共成立全国性青年组织的重心向青年团转移。1946年，中共中央将成立共青团提上日程，出台了《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首先对成立青年团的必要性做了说明，认为青救会式的组织已经不能满足不断涌现的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青年积极分子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以满足其工作与学习的要求，并成为党团结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5]。可见，除了强调必要性之外，这个文件对于即将恢复成立的青年团组织的定位非常清楚，即党的青年工作的“核心”组织，由青年积极分子组成，“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其名称拟定为民主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6]。而文件的最后，党中央对于青年联合会的定位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在青年团普遍成立后，现有的青联会拟转化为各种青年团体的联合大会性质，仍为各地全体青年的代表机构”[7]。 由此，关于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定位，一方面是在党的革命实践的历史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早在1946年，中共中央就对两个组织作出了明确的差异化定位。共青团的先进性和青年联合会的广泛代表性的差异化定位奠定了它们之后关系发展的基点。 二、1949-1976年：共青团与青年联合会关系的建立与转折 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落实了成立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组织的事项，两个组织于1949年同时成立。两个组织成立期间，中共中央所进行的青年工作体系的设计对于它们后期的发展和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其后的青年工作实践也将这种设计不断扩大和演化，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在此期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变化最为剧烈的则是1957年青年联合会的危机以及“文革”期间两个组织基本停止运行的挫折。主要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青年团和青联成立时的差异化定位 关于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成立的进程中，起初有将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合并为一个全国性青年组织的考虑。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基于差异化定位的考虑，分别成立了两个组织。1948年10月11日，周恩来专门致函毛泽东，就青年团和青联的职能、成立方式等问题提出建议，分析了同时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必要性，建议“全国青年联合会，可成为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只以团体资格参加，并起领导作用”，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亦无异议[8]。 首先，关于中共中央在建构新的青年工作体系中两个组织的定位。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已经非常明确青年团的领导地位和先锋性，青年联合会的基础地位和广泛代表性。《决议》中明确使用了青年团“是党去团结和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9]这样的表述，还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是当前青年运动的中心环节。这和青年联合会的基础性定位有明显区别。 其次，关于两个组织联系的不同目标群体。《决议》中对于青年团联系的群体使用的是“先进青年”、“青年群众中的先进积极分子”这些表述，并在文件中反复出现。而青年联合会的定位则是“广大的青年群众”、“全中国的青年群众”。它们之间是“青年团团员”和“团外青年”两个群体的差异[10]。在强调先锋性之外，《决议》也强调了青年团的群众性，但先锋性是第一位的。 最后，关于两个组织在青年工作中的工作方式。《决议》认为，青年团“要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的积极分子，再经过这种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去团结和教育广大的青年群众”[11]。这比较明确地规定了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的青年群体工作方式，即青年团做青年积极分子的工作，而青年联合会做基层青年群众的工作，青年联合会在青年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据此，青年联合会最广泛的青年代表性和青年团在青年群体中的先锋性两个定位都已经初露端倪。在强调青年联合会群众基础作用的同时，特别明确了青年团在青年联合会中的领导作用。这沿袭了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时期的传统：第一个传统是1936年之前青年团在青年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第二个传统是1936年之后青年团员在青年联合团体中的先锋作用。而这些传统是中共中央在最初成立青年团组织的基本意图。后期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实践也逐渐强化了这一趋向。 2.青年团和青联组织体系的扩张和工作空间的拓展 1949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进行了成立初期组织体系的扩展，共青团组织发展迅速。青年联合会在成立初着力加强对各地青代会的领导，建立健全各级青联组织。但相比共青团完善的组织体系，青联的组织覆盖还是有所不足。除了组织建设之外，这一阶段青年联合会的主要工作包括，通过青年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及其他形式与广大青年建立联系，倾听广大青年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传达政策法令和动员各方面青年投入抗美援朝等。总体来说，青年联合会的工作比较狭窄，而且和共青团高度重合。所以，党中央领导人对青联的工作不是特别满意，对其工作范围作出了明确的指示。1952年毛泽东明确指出，“青联是全国基本的人民团体之一，是中国青年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做得很少，很不够，今后必须加强，青联要着重开展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宗教和技术人员等五方面青年的工作”[12]。后期青联工作主要围绕这个指示来做，而青联的工作也因此而划定了明确的范围。 3.共青团对青联工作实际领导的开始 在第二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青年联合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指出了自身联系五个方面青年的不足，而这五个方面的青年属于党的统一战线联系的群体。1953年共青团通过成立统战部参与青年联合会引导和服务这些青年群体的工作。如果说之前文件上规定的共青团对青年工作的核心地位属于工作设计的话，那么统战部的成立则是青年统一战线核心地位功能的落实。全国青联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团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副部长一般担任全国青联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其他副秘书长则由团中央常委、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等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兼任，还有一部分则代表重要的界别，主要是宗教和科技界。因此，全国青联的直接管理者基本是团中央工作人员。地方青联与地方共青团的关系也基本一致，略有出入。此后，青联的秘书长会议则经常与团委的统战部长会议联合召开。这一调整对于青联后期工作定位的改变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青联明确了“青年爱国统一战线”的定位，被纳入党的统战工作体系之中，青联的青年统战工作职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4.青委的取消与共青团成为党的青年工作核心的基本确立 从共青团成立之后，各级党委陆续取消党的各级青年工作委员会。1953年之后基本在全国范围取消，这实际上意味着党将青年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共青团，共青团获得了中央青委负责党的青年工作的职权。正如前面所述，在1938年成立的各级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实际上是保留了共青团领导党的青年工作的核心职能，将团员融入党的青年统一战线各青年团体中去发挥先锋作用。根据1938年《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全国青年运动与集中统一党领导下各青年团体的领导，特决定”……“县委以上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吸收在青年团中的负责党员参加青委，隶属于同级别党委领导之下。上级青委对下级青委给予经常的指导，下级青委应对上级党委及青委作工作报告”[13]。可见，青委的双重领导与团委的双重领导是同构的。而且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在党史和团史上，各级青委负责人和团的负责人确实是重叠的。1954-1960年是共青团组织大发展，及领导青年工作的核心作用不断增强的时期。而就在这一时期，各级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逐渐取消，实现了共青团在党的青年工作中核心领导职能的回归。实际上，在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取消之前，工作委员会在人员和职能上就已经和共青团基本重合了。例如，1949-1953年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冯文彬、副书记廖承志和蒋南翔就与建国初共青团一届一中委员会重合。部分省市的青委书记就是青年团党组书记，例如1949-1950年期间的河北省。还有部分省市的青年工作委员会随着青年团的成立就立即取消了，例如1948-1949年期间的北京市。 5.共青团与青联关系的大调整及两个组织大挫折 1957-1958年是青年联合会和共青团关系的重要转折点，青联的工作面临重大挫折，青联组织的工作在1959-1961年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转机，但是这样的转机不久就消失了。这主要是由于反右派斗争对青联工作的干扰，青联委员被打成右派，对青联所联系的工商、宗教等各界青年进行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青年只需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青团组织就够了。因而逐渐导致“青联组织的性质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青联的主动工作能力大大削弱”、“青联的工作范围收缩，联系对象减少”[14]。1957年中共中央同意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召开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和改变青联组织形式的请示。此后，全国范围取消召开青年代表大会，青联保留少数，省青联除必须保留外，改为全国青联的办事处。在1960年代初，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也改为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委员会的体制。青联主要“通过召开青联委员会、常委会以及各种座谈会、谈心会和通信、互相访问等方式，同青年中的积极分子保持联系”[15]。青联体制大变，青联组织对青年群体的广泛代表性的功能也遭受重创。 青联的组织空间和工作空间被压缩后只能由共青团去填补，共青团的地位作用不断上升，青年联合会和共青团的工作空间此消彼长。所有这些变化都由青联新章程加以确定，将青联组织的性质由原章程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改为“中国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并明确提出“它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6]。这是第一次将共青团的核心地位写进青联章程总则的第一条，而且取消了“全国性的青年组织”的表述。青联的工作定位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和扩大我国青年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这一表述是在共青团统战部管理青联组织事务之后在章程中明确了其统一战线的性质。青联的政治功能趋向统战性，社会功能不断收缩。 “文革”期间，共青团与青联工作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总之，在重大转折之后的青联组织工作的外部环境比较艰难，工作更加难以开展，形式比较简单，联系的青年对象比较狭窄，主要是非团员的青年积极分子。 三、1977年至今：共青团与青年联合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直到1976年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共青团和青联才逐渐恢复组织和工作，而这一时期，共青团和青联面临的主要工作是党的青年工作体系的恢复和建构。共青团组织恢复后，其定位基本不变，而青年联合会则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过渡到“爱国统一战线”，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完善共青团主导下的党的青年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开辟工作新空间，创造工作新格局，形成了稳定的、欣欣向荣的新型党的青年工作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共青团与青联组织关系的恢复与重新确立 “文革”期间长期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尚未得到清理，共青团和青联在“文革”后面临共同的工作形势。在工作中首先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最迫切的工作首先是恢复组织。青年联合会恢复省级地方组织23个，帮助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等全国性的青年团体恢复了工作。组织纷纷恢复之后的共青团和青联之间的关系定位延续了大转折之后的关系模式，青年联合会更加向党、团组织靠拢。1979年青联大会在工作报告中对青年联合会做出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次明晰的界定，认为全国青联的组织定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以共青团为核心，广泛地团结和动员各族各界青年”，青联的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取得共青团的帮助”[17]。这明确了党的领导、共青团为核心、面向广大的各族各界青年，党的青年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定位基本延续了建国后青年联合会所形成的与党、团的关系模式。 在共青团和青联的组织关系恢复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随着青联定位的变化而调整。关于青联在党的青年工作体系中的定位已经不是之前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了，而是“爱国统一战线”，青联的青年统战工作定位更加巩固。1979年全国青联五次大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明确提出了青联“爱国统一战线”的定位，这次大会修改的青联章程也明确将青联“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写入。至此，青联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组织，正式纳入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体系之中。青联工作开始明确处于党的青年工作体系和统战工作体系之中。因此，共青团成为党领导下的一个由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青年组成的群众性组织，青联是党领导下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们之间的定位更加明确。由此，随着新时期青年工作的开展，以共青团为核心的党的青年工作体系格局也越来越清晰。 2.共青团和青联在工作关系上的调整与定位 组织关系恢复之后的共青团和青联组织，在工作关系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青联和共青团在联系的青年群体上进行了差异化的定位。改革开放环境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青年群体开始分化，类型更加丰富。关于青年联合会所联系的青年群体，在全国青联五次大会上，青联认识到“青联是党联系、团结，教育青年的一个重要渠道”，“如果不这样做青联就会脱离广大青年”[18]。青联意识到其脱离青年的问题，因此需要青联找到自己明确的联系对象。而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过程中，青联所联系的青年群体已经表述为“各族各界青年”，突出了少数民族青年、广大归侨青年、台湾青年等群体。由此，共青团领导下的青联工作的工作空间也主要是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实际上早在1953年共青团就成立了统战部，开始介入青年联合会的管理工作。而在新时期青联确立“青年爱国统一战线”的定位之后，统战工作更加深入拓展，共青团和青联的工作关系也更加密切。 第二，青联和共青团在机构关系上的建立与运行。根据当前团中央的规定，统战部主要负责“研究、指导青年统战工作”，“负责全国青联秘书处的工作”，研究和指导需要统战的各类主要群体的青年工作[19]。这些群体也是青联需要联系、团结和教育的对象。因此，统战部下设五个机构，分别是青联办公室、社团和民族宗教工作处、港澳工作处、台湾工作处、科技与海外学人工作处。青联办公室的工作职责覆盖全国青联的全部日常工作。其他四个机构分别对应青年联合会工作的几类重点群体，对应全国青联的民族宗教和社团工作部、港澳联络部、台湾联络部、科技与海外学人工作部等机构[20]。由此可见，共青团的统战工作职能基本覆盖青年联合会的工作职能。就机构的工作方式而言，在新的历史时期，青联和共青团的工作方法也更加灵活多样。共青团的工作方式更具有广泛动员性和群众性，青联逐渐突出青联委员的重要性，成立了委员联络部。认为“青联组织要广泛地团结青年群众，主要是依靠委员去做工作”[21]，要充分发挥委员们的特长和积极性，通过组织旅游、辅导讲座、文体竞赛、办展览会等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工作。 第三，青联和共青团在工作空间上的开创与互补。除了上述几个方面青年群体的工作之外，共青团领导下的青联还特别注重开辟新的工作领域，主要包括青年外事联谊、国际交往工作和旅游工作，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则负责青年联合会外事工作的管理，《中国青年外事》《全国青联通讯(英文版)》的编印工作就是由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办公室负责。 3.青联在共青团指导下服务国家战略、推进适应性改革 90年代中后期至今，共青团和青联的组织关系保持稳定。关系的主要变化体现在工作空间和职能上的调整。共青团和青联的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高度交叉互补，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局面。青联在这样的调整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新的工作重点。青年人才工作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青年人才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成为青联工作的主要部分，充分发挥其广泛联系各界青年独特的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围绕青年人才工作不断开拓工作格局。例如，1993年全国青联与共青团一起共同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青联在扩大工作对象的过程中，特别注重面向各行各业中的青年人才做工作，认为青联的主要工作方式应该转向更经常、更大量地通过青联委员们的带头示范作用去影响身边的青年，通过青联委员在各自岗位所作出的成绩来感召青年，充分开掘和发挥青联的人才智力优势。这使得青联在1980年代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青联在共青团的领导下将近20年的工作，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94-1999年，主要是适应市场经济和网络社会的发展新形势，调整工作格局，制订和设计适合青年需求的活动和项目；21世纪以来主要是以“造就千百万青年人才”为中心，在科技创新、创业就业、国际交流等方面着重培养精英和领袖人才。除了这些，青联在劳动就业、自学成长、文体活动、婚姻恋爱等青年民生方面也配合党、团、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都是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组织，共青团与青联当前的关系及它们在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都是历史形成的，它们之间关系演变的趋势也从本文中可窥一斑。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短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在长时期的历史进程中是不断调节、动态变化的。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它们之间都将长期存在着这种互动和调节的关系。所以，对于共青团和青联之间的关系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笼统性表述，而要将其放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青年工作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同时结合当前共青团和青联在青年工作中发生的实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共青团、青联组织以及对党和国家青年工作的未来发展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从共青团和青联组织发展和关系演变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其发展并不是直线递进式演进，实际上也会出现倒退现象。所以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未来的改革发展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从历史中去溯源两个组织在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中的定位，发掘历史上可供借鉴的工作经验和变革经验，这也是其组织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