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深入访谈的运用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变化，早期人类学家（如古典进化论者）多在书斋中从事文献资料的分析，而极少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考察。自从功能主义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开辟了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后，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就成为人类学获取田野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成为民族志写作不可或缺的基础。虽然多数研究者认为人类学研究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参与观察”的信度要高于“深入访谈”，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就资料收集的实际效果来说，参与观察却并不总是全然有效的，因为现代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一些现象或场景是不能重现、无法直接观察的，比如在对人的诸种心理因素（如动机、自信心、价值观等）的调查中，深入访谈就能够发挥参与观察不能起到的独特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相比较而言，“牵连了更大的理论关怀，即把叙事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属性”，“认真地思考叙事对于构建现实和经验有何意义，以此重建人类学分析的根基”。①
人类学研究中的深入访谈（以下简称人类学深入访谈或深入访谈）不同于一般的利用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来获取信息资料的新闻采访。人类学深入访谈是一种无结构或半结构式的访问或研究过程，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深入事实内部去探寻现象背后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类学深入访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是已经成为研究的一个环节。②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人类学深入访谈长久以来一直和无结构、半结构、松散、片段等词语纠缠在一起。不过，随着现代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写作对深入访谈越来越倚重，人类学深入访谈资料收集过程越来越精细，资料收集程序的要求越来越规范，对于深入访谈的理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一些民族志作品中的人类学深入访谈不仅越来越“结构化”、“规范化”、“完整化”，而且也日益失去了与现实生活发生关系的能力——遗忘了像“询问”、“倾听”、“闲聊”等最为基本的技术和方法。
询问。也就是向人打听问题或者事件的大致情况。人类学深入访谈的询问主要是指访谈者或者田野工作者就所研究或所关心的问题或事件，向被访者打听一些简单的消息，以便大致了解问题或事件的概况以及被访者对有关问题或事件的评价和看法。通常来说，这种人类学深入访谈方式的运用主要是集中在牌桌上和饭局中，访谈者或田野工作者以普通一员的身份进入访谈现场，以一颗烟、一杯酒，甚至一句玩笑或者问候开头，然后佯装对整个问题或事件浑然不知，以“好事者”的姿态，向被访者打听有关问题或事件的来龙去脉。通常情况下，这种方式不仅有效避免了因研究者蓦然“出场”导致被访者一时难以接受而拒绝接受访谈，还能尽量使被访者放松下来，并能满足一些被访者希望抢先发布和透露内幕消息的冲动心理。在这样的场合和氛围中，访谈者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提起”新话题，而且当发现谈话内容偏离或者无法满足研究需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不断表现出自己特别想“抢先知道隐情”的方式，再次把被访者拉回到访谈者关注的内容上来。
倾听。也就是细心地听取，进而通过思维活动达到认知和理解。深入访谈中的倾听就是指被访者在讲述的时候，访问者尽量不说话或者少说话，要做的只是鼓励被访者不断地说下去。整个过程中，访问者尽量不打断被访者的叙述，并且不时地点头或者做出其他的回应动作，以求让被访者更有兴趣地讲话，对于现代人类学研究来说，很多时候促进交流比单纯获取信息更加重要。特别是对于被访者本来就不情愿直接谈的问题，访问者的任何不恰当的言语或肢体动作都可能引起被访者的心理警觉，因而加大进一步获取更加详细的资料的难度。当然，这种看上去有点“放任自流”的资料收集方式可能会导致被访者对叙述内容进行加工——隐瞒、夸大或扭曲事情真相。但不可否认，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有意无意地“加工”，比如被访者总是有意识地强调自己在事件中的作用，或者总是有意识地强调自己与这件事情无关，才更加真实地暴露他们对生活实践的批判和反思，这也让现代人类学研究者有机会透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被访者所经历的那个事件（或者说希望被别人看到的那个事件）。
闲聊。按照字面理解，闲聊也就是指因为空闲而聊天或者为了打发时间而聊天。人类学深入访谈中的闲聊是指那些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告知被访者明确的研究目的的访谈。在这种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被访者可以海阔天空，也可以在讲述的过程中有时间和思维上的跳跃。如果访问者非要让被访者按照访谈提纲按部就班地“答题”不可，被访者就很有可能“顺杆爬”。因为与研究对象的任何访谈，其实也是诱导被访者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而任何人在讲故事时，都要看听众抱有怎样的期望。大量的对于人类学现场研究的反思已经说明，即便是土著居民，也知道怎样投其所好，编讲访问者爱听的故事。相反，一个人在闲聊时候的讲述虽然可能是即兴发挥的、没有内在逻辑的，甚至是充满矛盾的，但却也很可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在人类学深入访谈中，不露声色、表面上看似乎漫无目的、平等随意的闲聊在很多时候也许会成为一种有效地获取相对真实资料的方法。
二
在很多时候，为了便于揭示所要研究的问题或事件背后的文化意义，现代人类学深入访谈不得不从时间和空间上对访谈得到的资料或者素材进行“重组”甚至“合成”，即：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识别每个人的每一段访谈资料的关键特征和主题，然后打破访谈的时空限制，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归类，最后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故事文本。
现代人类学民族志到底是不是一种故事讲述的形式，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人类学界曾一度成为争论的热点。无论是否赞同人类学的科学本质，大家一致认定，民族志表述是某种叙事形式。换句话说，经意或不经意地，人类学家的写作仿佛是在讲故事。③
值得注意的是，讲故事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事件、冲突或者问题。叙述中的故事并非无意为之。正像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一般来说，普通人的经验只有在与“故事”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获得意义。通过被访者生活史中的故事，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和决断以及行动；通过被访者在访谈中对故事进行拣选、讲述的角度，可以发现被访者想要赋予故事的意义，他曾经的、现在的以及想要的身份认同及其中隐含的意义。④ 所以，讲故事或者说铺陈资料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故事结构的完整性的完善。事件或者故事结构的完整是进行人类学文本分析的基本要求之一。
很多的深入访谈都是由那些零碎资料组成的，一些细节内容和片断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只好想办法来“拼接”。很多时候，深入访谈必须要尽可能搜集关于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的所有零散信息，并将它们有效地组合起来，因为日常生活中被访者的口述与记忆的呈现不可能总是完整的、连贯的。如果单纯把结构完整当成一个判断故事是否有研究和分析价值的标准，认为结构越完整越具有分析、研究的价值，那么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故事在被一再讲述的时候，往往会形成自己固定的模式。故事讲述得越是天衣无缝、越顺当，这个故事被“定型”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生活本身不是天衣无缝的，而是充满矛盾和缺憾的。故事一旦定型，很多现实中真实的内容和细节就会被掩盖、舍弃。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大都是片断性的，有头无尾的或者充满逻辑矛盾的，有的故事甚至连个完整的形式都没有，而正是这些片断性的、未成型的故事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着重大的意义。当然，这种资料拼接与场景推断的工作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虚构或曲解的嫌疑，甚至可能遭受来自学界的所谓访谈态度不端正的攻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在其经典著作《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个法国16世纪乡村的冒名顶替与身份认证》中的一段话来回答：“在此我提供给你们的，有一部分虽是我的虚构，但仍受到过去的声音的严格检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诉说着马丁的往事，因为这提醒我们，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有可能的。即使对解读它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仍有完全的活力。我认为，我已经揭露了这段往事的真实面貌！”⑤
此外，对于一些研究介入之前发生的背景资料，研究者需要根据间接资料和对于该地地方性知识的把握，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中的场景和内容做出有根据的推断和取舍。笔者认为，严格按照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本身的发展逻辑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地方性知识建构一些相关的社会场景，即使这些社会场景并不一定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发生时的真实场景完全吻合，但只要符合问题或事件本身的逻辑而不仅仅是建构的逻辑，就不会妨碍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比如：对于一个乡村社会中几乎众口一词的事件来说，资料收集工作还要特别当心是否已有意无意地排斥记录事件场域中的不同声音，即所谓的“否定证据”。另外，资料搜集绝不是对日常生活中某一事件或案例的照搬照抄，来源于生活但同时高于生活，这样的事件或者故事才更具有典型性。但是，为了保持所研究事件的真实性，还是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持不同的原始资料（口述实录和录音资料）中相互抵牾、甚至冲突的地方。
第二步是检查故事内容或访谈资料的有效性。以访谈为主的方式收集资料往往比较庞杂。为了能够突出研究中的某个主题，研究者必须对其中的一些资料进行筛选、摒弃。就是说，寻找那些可以将本研究田野笔记中的资料连接成一个叙事结构的关键线索。叙事线索的寻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每个事件中都包含了很多的叙事线索，每个新的叙事线索都可能造成叙述结构的重新编排和调整，可能带来一次新的文本阐释机会，也可能为我们打开一片新的视野。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很多的资料都是访谈者与被访者合作完成的一种话语文本，都是由社会大众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记忆而形成的片段话语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资料往往会因为被访者的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理解和表达能力所造成的不同记忆亮点以及有意无意的遮蔽而走形——夹杂了许多被访者的记忆错乱和依照个人兴趣的“添枝加叶”。人类学深入访谈要想把它们整理成一个独立出现的故事，就必须对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进行细致的划分，把所有资料详细地进行消化、分解，不断地在资料中寻找反复出现并串引整个故事的关键线索。
因此，要想保持资料的效度，研究者就必须注重理解并解释被访者赋予的访谈资料（话语）的意义。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的这些资料的意义，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格尔茨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首先掌握它们，然后加以转译。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的概念系统来完成的。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⑥ 然后再将所得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此外，研究者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因为被访者同样赋予其以某种意义，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的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⑦
第三步是检查访谈资料内容的真实性。调查资料只有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才能表述出来，而调查资料一旦转换成文本表述，那么歧义就在所难免，要想在访谈资料中完全客观地反映事件的“真相”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发生过的事情总是客观地存在那里，只要掌握了充足的资料就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叙说和对真实的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故事化的叙事往往会在展现事件的某个部分的同时遮蔽和置换另外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某些部分，因为只要是具体的人的叙述，就会有叙述者不同的选择、增删、解读（包括误读）和诠释。当局者迷，旁观者未必清。无论身处局内还是局外，人们永远只能看到局部的真相。人类学深入访谈资料整理工作的重点要区分两种真实：一是表述的真实，二是行动的真实。虽然这两个层面的真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以问题或事件意义阐释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学研究来说，形成分析结论的访谈资料却只能属于第二个层面。虽然不能否认在人类学深入访谈中也会出现被研究者撒谎、隐瞒事实或试图进行自我辩解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人类类学深入访谈可以借助对其他相关当事人陈述的事实进行相互的验证，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混淆“两种真实”的危险。
三
尽管深入访谈的方法相对简单和易于掌握，但是，每次深入访谈所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必须对现代人类学研究中的深入访谈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些具体操作程序和步骤做进一步的说明。
访谈地点的遴定。一般认为，深入访谈的地点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访谈者能否顺利进入研究现场，能否充分搜集到合用的素材。笔者认为，对于深入访谈，特别是针对一些隐私问题进行的访谈来说，研究者最好选择相对熟悉或者至少在其中生活了一年以上的地方（比如研究者自己的家乡）进行。这样选择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更多地通过体验的方式来获取资料。当然，如果访谈提纲设计完善，研究者又有经验，完全可以把隐私屏障的影响程度降低，但无论如何，这个屏障是不会消除的。这时候就需要研究者通过体验的方式感受被访者生长的环境，体验被访者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想、所为。另外，相同的地缘、相同的成长背景、相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可以使访谈者准确、迅速、深刻地领会和理解被访者土话、俚语中的内涵。比如说起民风、民俗、民谚时，如果没有良好的“地方性知识”储备，那么访谈者肯定会一次次失去绝好的深入获取资料的机会；再比如当被访者无意中说起社区内某某人的故事时，如果访谈者并不熟悉情况或者在当时就追问起来，很可能会打断被访者的思维连贯性。
访谈主题的确定。很多人类学深入访谈都是围绕某一个事件或者案例展开。在这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访谈的事件有没有代表性。也就是说，选择了这个事件，可能说明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选择了另外一个事件，分析和阐释起来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码事。笔者认为，对于深入访谈来说，绝大多数访谈的旨趣显然不在于理论的抽象或规律的探求，而在于对事件本身文化意义进行充分的阐释和解读。因此，某一个特定的事件是否会在日常生活中再次出现（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具体到一些敏感问题，访谈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在这起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纷纷登台亮相，展示自己，从而呈现出关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图景。所以，对于很多敏感问题的访谈来说，事件是否具有代表性不是访谈者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如果有人坚持质疑，此类访谈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同类事件的真相和全貌，我们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所称的“家族相似性”来回应：在这类访谈中，事件的个体化呈现好比分支众多、世代交替的家族中的某个个人。人们可以说此人的长相和叔叔有几分相似，也可以从他的面容中找到舅舅的轮廓。作为家族相似性的示例，读者可以不受事件的具体内容的限制，展开人类学的想象力。⑧
访谈对象的划定。在深入访谈中，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被访人很可能表现出不配合或者不理解的态度。有鉴于此，访谈对象的选定最好遵循亲缘性原则。首先，访谈对象周围的亲属群的“证人证言”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帮助确定访谈得到的材料哪些是真实可信的，哪些是被访者自己误记甚至编造的（当然，亲缘性原则往往不能保证当事人能够告诉你更多的隐私；相反，人们在一些时候更愿意向陌生人倾述内心的秘密）。其次，访谈者对被访者的背景资料比较熟悉，因为彼此之间有亲缘关系，所以对对方的背景情况比较了解，这将帮助访谈者回避一些被访者容易忌讳的话题，省却了许多背景性资料访谈时的麻烦和尴尬。在一些隐私性比较强的访谈中，经常发现有时对背景性资料比对真正要访谈的资料更难调查，比如当事人的成长经历、以往的社会关系等。也许一些被访者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资料是因为怕牵扯到自己的家人，给他们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强调亲缘性原则并不是说深入访谈只能局限于亲缘关系范围之内进行。一些成功的深入访谈往往可以在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形成一种“拟亲缘关系”，即通过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把原有的业缘关系（正式的）转换成一种类似血缘的关系（非正式的）。比如人类学大师摩尔根以义子的身份把自己变为魁北克部落的成员，以便全面、深入、细致地考察该民族的各种情况。
记录方式的选定。在深入访谈中，访谈者往往要根据访谈的进展和实际情况遴选最适合、最恰当的记录方式。在对敏感问题深入访谈的初期，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现代化的录音工具，以辅助访谈者的资料收集工作。在访谈初期，很多具体的访谈结论或者访谈目标并不十分清晰。这时，一些访谈者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资料或者信息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只有整理出比较长的录音资料之后才能知道这一点。可以说，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录音资料为访谈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当然，录音工具的出现会给一些访谈场面带来尴尬，甚至造成一定的干扰。在做录音时，访谈者及其助手都要事先征求对方同意，如果对方不愿意，只能以速记和事后回忆的方式来记录。而到了访谈中、后期，要根据实际情况转而采取以事后追记“深入访谈实录”为主的记录方式。
总之，“深入访谈实录”不同于一般的“深入访谈笔记”。“深入访谈实录”是对深入访谈地点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发生情境的忠实纪录，是对深入访谈地点所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原版保存”。而“深入访谈笔记”带有相当大的主观认定性，当访谈者在做“深入访谈笔记”时，已进行了资料初选和数据删减，这样往往会造成其他访谈者无法从一个访谈者的“深入访谈笔记”中发现新的信息和线索。由于缺乏检验性的深入访谈资料，只能按照访谈者本身的主观认知来看整个深入访谈资料的“访谈分析”。而“深入访谈实录”除了具有对被访者本身进行“访谈分析”的深入访谈资料之外，还提供了资料获取的情景、氛围等检验性资料，这样，也就可以使后来的访谈者的相关访谈能够对此前访谈所引征的资料进行检测。
注释：
① ［美］流心著、常姝译：《自我的他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② 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入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③ 参见［美］流心著、常姝译：《自我的他性》，第71页。
④ 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入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⑤ 转引自吕文江：《真假马丁——〈马丁·盖尔的归来〉读后》，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⑥ ［美］格尔茨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⑦ 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入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⑧ 参见［美］流心著、常姝译：《自我的他性》，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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