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北京人对SARS的应对行为、认知评价和情绪状态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北京论文,认知论文,情绪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02年11月份在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患者以来，非典型肺炎以很快的速度波及到了很多城市。2003年2月广州进入疫情高发期，香港和北京也相继在3月和4月底5月初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其他26个省市自治区也输入了非典患者。截止到6月10日为止，全国已经出现了5328例非典病例，443例非典疑似病例，其中4294人出院，343人死亡。非典型肺炎在一段时间之内迅速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并对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了影响；政府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将抗击非典作为压倒一切性的工作。
非典型肺炎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主要由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SARS，即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这种全新的病毒的病因、治疗和有效预防的了解甚少，非典型肺炎(SARS)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讲是一场灾难，对于每个人都是一种应激。整个人群陷入了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对情绪和行为失去控制的感觉和认知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担心。对于那些情绪不稳定、暗示性强、神经质素质的人，他们的情绪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在环境压力的影响下，面对应激情绪，人们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超过自己能力控制的特定内外情境，做出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从而减少压力或伤害。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关于非典型肺炎(SARS)的调查问卷》，对北京人面对非典型肺炎时的行为、认知、情绪以及环境压力进行调查，并探讨随着疫情发展人们的行为、认知和情绪的变化规律；以了解人们面对非典型肺炎这一应激事件时的反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其他应激事件的处理在信息提供、认知和行为指导以及情绪安抚上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本研究回收到北京人群的有效问卷共473份，其中有男性228人，占48.2%，女性245人，占51.8%。被试的年龄在16岁－5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6岁；其中，19岁以下的有30人，占6.3%；20-29岁的有345人，占72.9%;30-39岁的有71人，占15.0%；40-49岁的有17人，占3.6%；50岁以上的有5人，占1.1%；不详5人，占1.1%。在所有被试中，学生有269人，占56.9%；公司职员有94人，占19.9%；教师有25人，占5.3%；记者、编辑有22人，占4.7%；其他人员63人，占13.2%。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有14人，占3.0%；大学本科的有291人，占61.5%；硕士研究生有141人，占29.8%；博士有27人，占5.7%。
方法 采用自编《关于非典型肺炎(SARS)的调查问卷》
编制程序：(1)首先确定要调查的7个方面，分别为：对非典型肺炎及其信息的了解和关注程度、环境压力、对非典型肺炎的认知、面对非典型肺炎时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当非典型肺炎出现在不同城市时人们的情绪、人群填问卷时的情绪、人群需要的帮助。由临床心理学教研室的教师和心理学系三、四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共11人组成调查问卷编制小组，编制出《关于非典型肺炎(SARS)的调查问卷》。(2)编辑小组对调查问卷的初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增删、修改了题目，并将选项进行了统一。(3)根据初稿和讨论的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最后定稿。
《关于非典型肺炎(SARS)的调查问卷》分为3部分，包括67道题目，第一部分包括8道题，考察人们对非典型肺炎及其信息的了解和关注程度以及环境压力，其中第1、4题为多选题，其他为单选题；第二部分包括56道题，考察人们面对非典型肺炎的行为、认知和情绪状况，均为单选题；第三部分包括3道题，了解人们填问卷之时的情绪体验以及他们希望得到的信息内容和其他帮助，均为开放性问题。具体而言，问卷考察了7个方面的内容：
(1)对非典型肺炎及其信息的了解和关注程度；(2)环境压力；(3)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认知；(4)人们面对非典型肺炎时的行为；(5)当非典型肺炎出现在不同地点时人们的情绪反应；(6)人们填写问卷时对非典型肺炎的情绪感受；(7)人们所需要的其他信息以及帮助。
此项研究主要考察(1)-(5)方面的情况，(6)和(7)两方面的结果将另外撰文讨论。
使用电子邮件发放问卷以及网页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不记名施测，测查从4月22日开始，到6月9日（写稿日期）为止共持续了7周49天。使用SPSS for windows 10.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一．总体状况
1.对信息的了解与关注情况：56.0%的人认为自己比较了解非典型肺炎的症状、治疗和预防方法；有18.2%的人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同时，56.2%的人认为自己获取的疫情信息是比较清晰或非常清晰的，但也有23.9%的人表示说不清。对于非典的相关信息，77.6%的人表示比较关心和非常关心。
2.环境压力：在调查的473人中，其所在的社区／学校／公司中已有确诊病例和隔离人员的共195人，占41.2%；已有疑似隔离病例的有108人，占22.8%；已有发热病例，但未被隔离或就诊的有8人，占1.7%。以上情况都没有的占32.8%。
47.6%的人认为周围人戴口罩的比例介于40%-80%之间，超过80%的占18.0%。最近亲友提醒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防治非典的情况普遍较多，180人认为非常多(38.1%),152人认为比较多(32.1%)。
3.行为：被测群体面对非典型肺炎的行为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1)有效的合理的防护行为：89.9%的人减少了非必要的外出，82.1%的人比过去更加注重洗手等个人卫生及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佩戴口罩是有效的防护方式，然而只有40.0%的人出门戴口罩，40.6%的人不会每次出门都带上口罩。有61.3%的人认为学校／公司应该改为远程教学／远程办公；不确定的有111人，占23.5%。(2)非理性行为：23.0%的人非常想离开“非典”疫区，到非典不流行的地方去，29.6%的人表示自己肯定不会和不会逃离疫区，还有21.4%的人不确定。大部分人都没有每天量多次体温(81.4%)、储备现金和食品(79.9%)、开始吸烟／增加吸烟量(93.0%)的非理性行为。
表1 被试的应对方式和行为（括号中的为百分比）
注：1很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不确定，4比较符合，5很符合。
4.认知：被试对非典型肺炎疾病的性质、非典型肺炎与自己和周围人群的关系、关于非典的信息的认知如表2所示。
表2 被试对非典型肺炎的认知（括号中的为百分比）
注：1很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不确定，4比较符合，5很符合。
(1)对非典型肺炎及其与自己的关系的认知
60.6%的人认为任何人都可能得非典，但是这种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却是很不确定的(39.3%)，也有13.3%和28.1%的人认为自己肯定不会得或者应该不会得。45.3%的人认为感染与否并非命中注定，应该是可以预防的。
64.7%的人认为，SARS威胁到了自己的健康；但是否威胁到自己的生命，22.6%的人表示不确定。如果得了非典型肺炎，68.1%的人认为自己能够康复，5.3%的人则比较悲观，认为不可能康复；其他人表示未可知。
采取措施预防、调整心态坦然面对是大部分人的行为和态度，分别有75.5%和90.7%。
(2)对周围人群的行为和态度、公共场所的应对行为的认知 面对周围人的行为，53.7%的人认为不采取预防措施的人是在拿生命开玩笑，有44.9%的人认为人们是“病急乱投医”。对于周围人对非典的关注是否过头，人群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但他们一致认为服务业的人员应该戴口罩(86.5%)。
(3)对非典型肺炎信息的认知 96.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每天都公布非典信息；32.0%的人认为官方媒体上的信息可信，29.8%的人认为非官方信息可信。49.9%的人认为不应该控制非典型肺炎的信息，现在对非典型肺炎的宣传并非太多(53.9%)。是否应该加强对非官方信息的控制力度，33.2%的人不确定，36.5%的人同意加强控制。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应该采取措施限制人口流动(86.3%)的措施。
5.非典型肺炎出现在不同地点人们情绪的变化：
表3 距离非典的远近对人们情绪的影响情况及差异检验
非典型肺炎出现在不同地点人们情绪的变化情况见表3；并使用组内的线性回归模型(GLM)进行差异检验，如表3所示。在知道广东出现非典时，位于北京的人们更多的反应是平静，占52.0%；少部分人感觉到紧张(17.1%)和兴奋(18.2%)；在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开始出现非典型肺炎患者时，感到紧张、恐惧、愤怒、悲观和无助的人数增加，而感到兴奋、平静、麻木的人显著减少；除兴奋（P＜.01）外，其他的情绪差异的显著性水平均达到.001。当非典出现在个体生活学习的社区、学校或者公司时，人们越来越紧张、恐惧、悲观、无助；而平静和麻木的水平进一步降低；与非典出现在北京相比，除麻木（P＜.05）外，平静、紧张、恐惧、悲观、无助都在.001水平上差异显著。
二．随疫情的发展人们的行为、认知以及人们对信息的了解和关注的变化
以一周为单位，比较4月22日到6月9日（共7周）被测群体回答问题的情况，并进行多元方差分析(One-wayANOVA)，有显著变化的项目及其方差分析的结果表4所示。结果发现：从调查开始的第一周到第二周，发生显著变化的项目有15项，除表中用＃表示的项目外，还包括“我觉得我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避免非典”和“我觉得应该加强对非官方信息的控制力度”。从第二周到第三周，题目“我觉得政府应该每天公布关于非典的信息”的结果在.05水平上发生了显著性变化(t=-2.158,df=115,p=.033)，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有必要每天发布关于非典的消息。第三周与第四周之间发生显著变化的是题目“我觉得感染与否都是命中注定的”（t=-2.122,df=43,p=.040＜.05），持此观点的人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从第四周到第五周，感觉“自己的健康受到了威胁”的人数显著减少(t=2.403,df=21,p=.026)；。第五周到第六、七周，被试对“非官方信息是不可信的”的认同程度在.05水平上显著增加（t=2.362,p=.026＜.05）。图1和2是北京人面对非典的行为和认知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表4 非典7周中发生显著变化的项目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北京人群对非典型肺炎的了解和关注程度、认知评价、应对行为和情绪反应的情况，以及随疫情发展的变化情况。
1.环境压力 从整体结果看来，北京人面对非典型肺炎的环境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多数人周围出现了非典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隔离人员，非典距离人群近则意味着有比较高的被传染的可能性。戴口罩的比例是人群对非典的认识和疫情严重程度的一个间接反映，戴口罩的人越多，可能疫情越严重，结果显示69.0%的人周围有4成以上的人戴口罩。来自亲友的提醒和叮咛也是被试环境压力的一个来源。在过去的7周内，亲朋好友提醒注意预防非典型肺炎的频率也比较高。
2.行为 为了避免患非典型肺炎，人们会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或其他的应对行为；比如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希望学校和公司改为远程教学和远程办公，以减少出门被感染的几率。注意洗手和个人卫生是有效预防非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可以通过接触传播，在公共场合用手触摸眼、口、鼻会增加感染非典的可能性；而早睡早起的良好生活习惯是身体健康和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保障，超过80.0%的人比过去更加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和作息习惯。增强免疫力也是一个预防措施，部分药物和营养品有助于提高免疫力，但最主要的还是加强体育锻炼、注意饮食和作息；只有38.3%的人表示会通过服用药品和营养品来达到提高免疫力的目的。
离开非典型肺炎的疫区、到非典不流行的地方是减少患病可能的一种非理性行为。当时非典不流行的地方以后也可能出现非典病例，乘坐交通工具到其他地方也冒了路途中被传染的风险，而且自己也可能携带非典病毒，这样就可能感染更多的人，给其他城市带去输入性病例，造成疫情的扩大化。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有逃离的想法，21.4%的人表示不确定，不知道该不该逃离或者持观望的态度。总体看来，大多数人还是比较理性的。监控体温、观察是否发烧是一个合理的预防措施，一旦有发烧症状可以立刻就诊，做到“早发现”；但是每天多次测量体温则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是过分担心、焦虑的一个特征。抢购、储备现金和食品也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在最初的病例报道中，发现得非典的人中没有吸烟的人；有些人可能会据此推断“吸烟可以防非典”，从而开始吸烟或者增加吸烟量，这还是一个非理性行为。同时，尼古丁依赖的人在此时也可能增加吸烟量，以降低内心的焦虑与担忧。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没有每天量多次体温、储备现金和食品、开始吸烟或者增加吸烟量，其百分比分别为81.4%、79.9%和93.0%。
由于很多人减少了非必要的外出、聚会等，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方式就更多的体现在了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上，以此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表达焦虑和紧张的一种途径，表达情感、宣泄情绪，既是焦虑的表现，也是降低焦虑的方式。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使用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与他人联系的频率增加了。
3.认知 在北京人群对非典型肺炎的认知中，大多数人认为任何人都可能得非典，这是符合现实的一种认知，但是39.3%的人自己患非典的可能性不确定，还有超过40%的人表示认为自己肯定不会得和应该不会得。这其中可能有一种侥幸的社会心理存在，即万分之几的患病率是一种小概率事件，这种消极的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近一半的人认为感染与否并非命中注定，应该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一种积极的、非宿命思想的一种体现。
作为近距离接触下高传染性、7%死亡率的疾病，更多的人认为非典威胁到了自己的健康，但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即使得了非典也是能够康复的，这是适应性的认知。人群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调整心态坦然面对。在针对周围人群的行为和态度的认知评价中，有53.7%的人认为不采取预防措施是在拿生命开玩笑，有44.9%的人认为周围人是“病急乱投医”，这反映了面对非典两种不同人群的态度，一种认为绝对应该采取预防措施，一种认为没有必要过分关注、采取过多防护措施。
4.情绪 非典型肺炎出现的地理位置与人群的远近，同时也是心理距离的一种体现；距离越近，人们感受到的危险性和威胁性就越高，恐慌的情绪反应也会更加强烈。结果支持了这个假设。非典出现在广东时，北京离广东的地理距离没有让人们感到太多的不安，只有17.1%的人感觉到紧张，还有18.0%的人感觉兴奋。但是当非典开始在北京出现时，人们的紧张、恐惧、愤怒、悲观、无助的负性情绪均显著增加，非典已经出现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已经近在咫尺，这让人们强烈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兴奋、平静和麻木的情绪降低。当自己所在的学校、公司或者社区出现非典时，非典与人们的空间和心理距离进一步减小，人群也表现出更多的紧张、恐惧、悲观、无助，更少的平静和麻木。
5.行为、认知和情绪的发展变化 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的行为、认知和情绪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第一周（4月22日－4月28日）到第二周（4月29日－5月5日），是人们的行为、认知和环境压力发生变化最多的一段时间。4月20日之前人们对非典型肺炎及其疫情的了解很少，所得到的信息也可能是很不确切的；4月20日之后政府出台防治非典的政策，大力宣传非典及其防治措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公共卫生建设，同时开始透明、及时、全面的公布疫情，免去高级官员的职位也给人们一种政府下决心控制非典的暗示；人们更多的了解了非典型肺炎及其症状、预防、治疗和疫情信息，政府的态度也让人们对非典有了更清醒、更乐观的态度。这可能使人群逐渐降低对非典的关注，越来越少的人感觉到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认为不必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来预防非典，服用药物和营养品提高抵抗力、重视个人卫生和日常习惯的行为也在减少。环境压力也在减小，亲友减少了提醒预防非典的频率。政府的态度、媒体宣传的改变让人们逐渐重新建立起了对政府的信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官方媒体上的信息可信，非官方信息不可信，认为应该加强对非官方信息的控制力度。另一方面，在重大危机事件发生时人们的恐慌情绪有一个急速上升然后逐渐下降的过程，在刚刚了解到非典及疫情的严重性时，人们会有强烈的恐慌、担心、恐惧、焦虑的感觉，人们的不合理行为和认知会相对较多；根据情绪发展规律，这些情绪和伴随的恐慌行为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第二周人们在很多方面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可能原因。此外，持续两周的高确诊人数也可能让人们对环境压力的敏感性降低，认知也开始发生改变；到第五周，感到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的人所占的比例进一步显著减少，这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不无关系；到第七周，认为非官方信息不可信的人越来越多，说明人们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正在更好的恢复之中，人们对非官方信息的信度判断也更加客观和理性。
综上所述，面对非典型肺炎，北京人群感到了比较多的环境压力，他们对非典型肺炎的信息比较关注，同时采取了注意个人卫生、作息习惯、出门戴口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等措施进行预防，部分人也出现了一些储存现金和食品、过多测体温等非理性的行为。在认知上，人们认为应该调整心态坦然面对。在非典型肺炎与人们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减少时，人们越来越多的体会到紧张、恐惧、愤怒、悲观、无助的负性情绪，兴奋、平静和麻木的情绪在随之减少。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的认知、行为和对非典型肺炎的关注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也符合人们面对应激性事件的心理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