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10）01－0005－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理论建设的最高纲领，而哲学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其中国化尤为重要。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虽然这个命题的本意是说明理论和现实的互动关系，但也不无哲学必须走出国门进而改变整个世界之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升华，表述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国是近代东方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它所孕育的革命形势最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哺育和指引。历史没有辜负哲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和积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行得有声有色，经历了一个无比生动的辉煌历程。现在，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和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已告一段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征程已经开始。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阐发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意义将掀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篇章。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的哲学形态，它直接的思想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经过哲学革命变革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了其前驱者的哲学思想，创立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1]，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内容来说，已经摆脱了先前哲学的民族、地域和哲学家个人所具有的局限性，它所开启的是哲学共性，创立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践哲学。但就实践唯物主义的既成形式和表述方式来说，它又以西欧和德国文化为母体，对于其他一切民族来说，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的任务。
马克思一生都没有写出系统阐发自己思想的哲学专著，最能表明他哲学革命变革实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又一直没能出版，他的学生和弟子们很难准确地把握他的哲学观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前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确定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模本，被广泛宣传和推广，这部有着严重缺点的著作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推到了中国的面前，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准和思想风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大多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且又忧国忧民的革命志士。他们为了救生民于水火，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诚挚渴求，但又深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和中国国情相对接，经过自己的消化和咀嚼，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真正发挥它指导实践的巨大功用。所以，中国共产党经过大革命失败的磨炼，很快就悟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各种言必称希腊的洋教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切的了解，对各种食洋不化的思想贩子的浅薄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说：“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就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2]789在毛泽东看来，以欧洲文化形态出现的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存在较大的距离，不能生吞活剥，机械套用，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822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2]822但是，要应用就必须“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正是在“理论性的创造”上，毛泽东显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湛的理解，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天辟地第一人。
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本来是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传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版本只是前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确实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理论上进行重新的解读和创造。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成堆，各种矛盾性质不同，互相交错，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统揽全局的总的指导思想，这是任何具体的原理都不能取代的。毛泽东凭着他的超人智慧，首先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实质进行了新的理解和整合。在毛泽东看来，不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界说，它的唯物主义基础是不可动摇的，而唯物主义的精华和基本精神并不一定非得归纳为什么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对自然科学和一般哲学也许是必要的，而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最切合实际的归纳就是能够应对一切的实事求是原则。为了阐发实事求是，毛泽东专门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实践论》，从认识论的视角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恩格斯曾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3]这一观点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把实事求是当做唯物主义的实践纲领，这就把唯物主义哲学彻底中国化了，既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又适应中国民主革命的急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出发点问题。
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除了唯物主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了。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的发祥地，马克思就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然后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进行再批判，才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因此，实践唯物主义本身就具有辩证法的性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因为唯物史观立足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转化，也带有鲜明的辩证法的特征。
所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绕不过辩证法，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带有黑格尔印记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新的理解和整合，毛泽东为此而专门写作的《矛盾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法的伟大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矛盾论》作为辩证法的专著，没有一般地谈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和三大规律与五大范畴，而是专门选取矛盾的视角，对辩证法作了非同寻常的阐述。《矛盾论》适应中国革命夺取政权斗争的需要，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同时，格外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论述填补了辩证法理论的空白，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卓越贡献。没有《矛盾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完备而圆满，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就包含着《矛盾论》对辩证法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二、邓小平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并不是永远一帆风顺的，如果说在民主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展还比较顺利的话，那么，在建国后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这个进程就颇为坎坷了。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始终是和党的思想路线与事业的进取并行不悖的。当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指导思想比较端正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从中汲取不竭的思想资源，从而丰富和加快中国化的进程。而当“左”的思潮泛滥，党的思想路线被扭曲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也会相应地受到损害。从1957年“反右”时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开始偏离正常轨道，进入新的认识误区，特别表现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在过分强调原有的阶级斗争的同时，又突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并大力渲染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地步。这种“左”的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在各条战线上全面落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本来这一切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背道而驰，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却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被纳入中国化的范畴之内。
邓小平在中国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以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强有力的地位推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然进行了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总体说来并不十分成功，前苏联最后以剧变解体而告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把国家弄到经济破产的边缘。造成这种悲剧性后果的原因固然可以归结为经济和政治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但是，更进一步地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经济上体制僵化、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类清一色的“左”的错误呢？思维追问至此不难发现，支撑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是一系列扭曲了的哲学理念，尤其是不从实际出发，脱离具体国情，过分看重矛盾斗争性的意义等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有鉴于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变革思想观念出发，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先导，在破除旧的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以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战略论等大力倡导了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国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之前又加上了解放思想四个大字，并把它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用以表明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互动关系。邓小平力主的经济上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相结合，政治上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及一国两制论、当代世界的和平发展主题论等等，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构建一种新型的对立面的关系，力求在对立面的合作、联合中求得自身的发展。这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是不用哲学语言进行的一次划时代的哲学变革，这场革命性变革的使命就是适应时代精神的转换，确立向对立面同一性倾斜并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新的辩证法。虽然邓小平没有写出任何哲学著作，使用的哲学话语也不多，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人都可以感受到来自哲学的心灵震撼，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恒久的哲学支撑和由此引发的巨大的观念变革，就不会有今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基伟业。现在，经过邓小平理论的熏陶，人们的哲学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表明对立面的新型关系的一些话语如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互利双赢等已经深入人心，运用如常。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比，这是新时代以辩证法的同一性转向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征程。
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夺取政权为背景，其主题是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所必需的实事求是原则和确立符合中国革命斗争需要的矛盾辩证法，强调的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向矛盾的特殊性和对立面的斗争性倾斜。邓小平继续深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深刻积淀的背景下，为了更新社会主义观念而向哲学深入的一种合理的探寻和延伸，其主题是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对新型的对立面关系的全面理解和确认。
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出的贡献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和时代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提升，它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在他所处的年代，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大背景，从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释。邓小平也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充分考虑到对立面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才在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联合和合作的路线和政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现代性和时代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反映中国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述的特点，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真正体现出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一《汉书》上的成语来表达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比起用烦琐的语言所表示的客观性原则要鲜明、确切和透彻得多。他用中国革命和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解说矛盾理论，特别是对矛盾的特殊性与主要矛盾思想的阐发，实际上已经把辩证法彻底时代化和中国化了。邓小平虽然哲学话语不多，但他的摸石头过河、黑猫白猫和一国两制等提法已经尽显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风采。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包含有向马克思文本的回归，目的在于纠正过去对马克思哲学扭曲化的理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不是被歪曲理解的前苏联哲学的中国化，这就不再赘述了。
三、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起点
当今的中国，人的问题凸显出来，而这首先是由人的概念的逐渐确立开始的。在中国，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滞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形成以平等性为基础的人的概念，如果说人字到处都在使用的话，那么它绝不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由自觉活动而与动物相区别的类概念的意义上来使用，而主要指的是民，即与官相对立并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中国自古以来抽象思维水平不高，人们从直观表象出发，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官与民的区分，而官又分为君和臣，与君相对应的是广大臣民。这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民，民是人的主体。由于意识到民作为基础和主体对社会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提出过以人为本的口号，可见人与民在多数场合下是通用的。
但是，在本来的意义上，人与民是不同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外延不同，人是指所有的人类，民是指被官治理下的百姓；其内涵也不同，人之间都是生而平等的，而民本身就以和官的不平等为前提。说到底，民首先是官对于与自己相对立的百姓民众的一种意识，其核心是如何保持对民众的长久统治。如果说民也意识到自己是民，并安于自己的小民和草民的地位，则正说明了民之不觉醒。中国共产党坚持人类平等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但同时又必须首先面对广大民众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现实，既要承认马克思所坚持的作为类的相互之间平等的人，又要依靠和解放被压迫的民，于是破天荒地把人与民结合起来，推出了人民这一崭新的概念。人民是个政治范畴，是中国共产党所依靠和服务的唯一的力量，人民享有法定的各种权利，依靠人民对敌人实行专政。而敌人则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是实行专政的对象。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和社会共同利益空间的扩展，人民作为一个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政治概念已经因敌对阶级的消解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在新的基础上向马克思的作为类概念的人回归，人民正在与人合一。正是基于我国社会日益凸显的人的全面平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发展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才适时地提出以人为本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纲领。
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里程，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如果说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以夺取政权和改革开放为背景，主要是围绕实事求是和矛盾辩证法以及对立面的联合和合作为中心进行的话，那么，今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要以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永恒的大背景，继往开来，谋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思路和新天地。
人本来就是马克思哲学关注的中心。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有三个维度，即个体的人、群体的人和类的人，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对人的关注落实在这三个维度上。没有对于个人的关心以人为本就是一句空话，关注不同群体的人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侧重点，以人为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从这三个维度上全面实施以人为本就必然要营造出和谐的社会关系，即每一个人不仅把自己视为本，而且也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本，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所以，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相互规定，以人为本的人是和谐社会中的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二者的结合和互动，成为今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取向，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根本的思路。
面对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当下只能是规划一个蓝图，勾勒出基本的走向。显然，以人为本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基础，从时代的新视角多方面触动了传统的唯物论，使唯物主义哲学逐步向马克思文本中内蕴的唯人和唯实践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物质论也应该向属人性和人的实践创生性倾斜，时空不仅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更应该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在物质时空的基础上应更加关注实践时空和信息时空。
辩证法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注的重点，构建和谐社会给辩证法的存在形态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过去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有指导解决对立面斗争的矛盾辩证法；现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自然要求产生指导人们和谐生活与和谐相处的和谐辩证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和谐辩证法的要素，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和为贵、忍为高等一系列儒家信条，在批判地改造其保守性的基础上，都能够为构建和谐辩证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邓小平理论已经为和谐辩证法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成功，特别是共同富裕论、一国两制论、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论等对立面联合和合作的思想及实践，呼唤我们承前启后，逐步建立和完善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精华的和谐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哲学发展的伟大创新，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为新时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根本的致思取向。现在虽然只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课题，一切都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但是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方向，锐意进取，立志创新，就一定能够取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胜利。
收稿日期：201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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