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提出与宣传过程中的毛泽东认识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过程中论文,因素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与党和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存在着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非但没有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相反，有的学者还根本上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对于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是不利的，特撰文提出商榷。
一
从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到党的七大确立它的指导地位一个长时期内，中共党内多数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在延安整风前后，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人逐渐酝酿提出的。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他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 同年4月，他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进一步明确地写道：“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其后，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这一提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2] 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的时候，他还从正面的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
张如心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后，党的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王稼祥等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1941年7月13日，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指出：“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是年9月至10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们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理论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如陈云提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认为，毛泽东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认为，“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对人们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之后，我们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认识到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应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为此，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研究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开拓性的工作。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文章中，写到：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同月，陈毅在《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等5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在游击湘赣闽粤四省进行苏维埃和红军建设期间，“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1943年7月1日，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在《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曾把上述刘少奇和王稼祥的文章列为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参考文件。通知说：在讨论文件中，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同年7月4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2周年，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解放日报》第2版上发表，在文中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文章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3] 7月5日，为庆祝党的诞辰，王稼祥奉命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一文。7月8日，这篇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而撰写的文章，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首次提出并多次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王稼祥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王稼祥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4]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内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在欢迎会的演说中说：“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纪念党成立23周年之际，罗荣桓特地撰写了《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民族化了的思想”，我们党“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中结合的代表。”“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5] 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1945年3月，刘少奇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准备提交七大的党章草案时指出：“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5月14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集中全党智慧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6]“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报告还谈到：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7] 刘少奇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反映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被确定下来。
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局限，经过延安整风人们刚刚从王明教条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只能做到把毛泽东思想和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区分开来，而没有可能把“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特质揭示出来，因此，一直到建国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很多领导同志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即使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一文中一处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处用“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罗荣桓、刘少奇的论述中也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与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是怎么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呢？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他本人的思想。1943年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凯丰致信毛泽东，要求为毛泽东祝寿并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4月22日，毛泽东回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8] 事实上，正是由于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所以他愿意人们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从以下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943年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污蔑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根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心理与性情是不相融的。陈伯达在毛泽东的布置下连着三天三夜写出《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在文章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经毛泽东修改后改名“评《中国之命运》”，在《解放日报》发表。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王稼祥写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一文前，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他们的住地枣园的窑洞前，询问了王稼祥的病情后，说道：“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是不是请你抽空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当王稼祥请教主席应该从哪些方面写时，毛泽东又说：“我看从总结教训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平坦的斗争历史，针对世界局势，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几个问题来谈。你以前和我交换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9] 大约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文章写好后，王稼祥让警卫员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打电话告诉王稼祥：“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给《解放日报》发表。”[10]
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明确要求在于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11] 根据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立即编辑出版了一本毛主席的著作。这就是中国第一套《毛泽东选集》。在选集的《编者的话》和在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的报告和讲话中，都提出了全党要广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由于党内绝大部分党员以及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问题缺少充分的认识，因此一旦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就会轻易地将毛泽东的思想替代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工作指南。1943年5月，共产国际为了便于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宣布解散，中国抗日战争急需要一位思想意识上的领头人，一是对国际形势作出回应；二是与国内出版了《中国之命运》的蒋介石相抗衡，这在思想上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的体系来设定中国的走向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当时的情形看来，非毛泽东的思想莫属，这就使毛泽东思想在还没有为全党系统地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的情况下被党的七大最终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关于这一点，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时谈得很清楚。1943年“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国形成思想上的统一。”[12]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在回答他的子女问题时也讲道，‘七大’上提毛泽东思想有三条原因：一是解放区分散，全党不能群龙无首；二是为了反击蒋介石一个民族、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三是为了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的指挥，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当时毛泽东思想水平最高，贡献最大，应该提毛泽东思想。
二
从党的七大一直到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领袖个人思想与党的指导思想的严格区别，仍然表现出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毛泽东的思想倾向。这也正是八大党章未提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一个党和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出现在各种各样党的文件和报刊文章中。然而奇怪的是，在整50年代党的文件和媒体中，却很少看到“毛泽东思想”这个词。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则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除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规定，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也是一个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重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学术界有多种说法：
一是缺乏准备说。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处于探索阶段，既没有成功的经验，也缺乏失败的教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尚没有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成熟的思想作为指导，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二是谦虚谨慎说。毛泽东认为提“毛泽东思想”过分突出个人。三是防止个人崇拜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严重错误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更加注意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在中共八大强烈反对个人崇拜的氛围之下，也就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四是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说。中国革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为了有利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从大局出发，毛泽东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五是避免误解说。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引起误解，八大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以上这些说法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和当事人的一些回忆概括的，毫无疑问都是毛泽东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因，也是造成八大党章未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但笔者认为，以上这些还不够全面，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事物的内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若是忽视了毛泽东本人的作用，这种研究是有缺憾的。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是由于毛泽东本人主观上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所致。1952年到1954年间的有关档案资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对同日邓拓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二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13]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其中。决议中原来写了“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有的删掉了，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14] 同年5月24日，他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肖克为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报告上的批语中，又进一步指示：“肖克同志：（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5]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关于呈请批准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证件的报告中，又就报告“附件”中的“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一句，明确批示到：“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6]
根据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4年12月5日拟定《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毛泽东在同日为通知稿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17]
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稿》发出以后，就这一问题党中央领导人达成了共识。于是。1955年10月20日在由胡乔木同志执笔而成的“八大”新党章的修改稿初稿当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的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在此之后，新党章又作了5次修改。而在这5次修改和讨论过程中，“没有一位中央领导提出加进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对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有关部分，中共党内普遍持理解态度，故在修改过程中和讨论时没有人提出异议”。[18] 在这种情况下，“八大”的新党章中就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三
中共八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中基本上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但时至1958年，“毛泽东思想”这个词重新公开出现在公共场合。重提毛泽东思想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宣传它可以突出自己的地位。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则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除了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规定，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八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中基本上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但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思想”这个词重新分开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一年，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建党37周年大会上的演讲中几次提到“毛泽东思想”。该讲演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题刊登在他为总编辑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1960年1月16日，《红旗》杂志第2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一篇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的文章再次提及“毛泽东思想”一词。这一切虽然符合当时中央鼓吹大跃进的基本精神，但唐突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却未被中央首肯。1960年1月12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即规定报刊上只提“毛泽东著作”而不提“毛泽东思想”。《指示》指出：“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不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以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是两回事。”[19] 此后长达八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思想”一词再没有在媒体上出现。相反，党的领导人却一再强调坚持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代替“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20]
然而时至9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根据林彪的提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又号召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向全国各省市下发该决议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21] 与此同时，1960年9月29日建国11周年之际，《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红旗》杂志第19期也刊登了林彪的题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的文章。自此以后，“毛泽东思想”一词取代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一提法，在报刊传媒上大量出现。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被再次重新提起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既由于有林彪的全力支持，也有中苏论战后毛中共中央“反修防修”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与党和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有一定的关系，而提倡个人崇拜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并存的。这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既然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思想不加以区分，那就会在谦虚时要求‘不提’毛泽东思想，也可能在不谦虚时赞赏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树特树’和搞个人崇拜。”[22]
建国初期毛泽东一直持警惕和反对个人崇拜。1950年，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对此，毛泽东作出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1952年9月25日，他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将两处“毛泽东思想”删去，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共八大以后，随着反“右派”、大跃进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开展，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制度方面发生许多错误，党内生活，尤其是中央内部的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23] 同时，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公开和批判，对毛泽东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他决心使个人崇拜名正言顺。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正确的个人崇拜”这一重要说法：“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24] 就在这个会上，柯庆施说“相信毛泽东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用反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论”鼓吹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未加以制止。显而易见，毛泽东已经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但是他的这一认识错误却被当时党内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正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
庐山会议后，8月17日刘少奇在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领袖问题，批评彭德怀不赞成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他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25] 作为当时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的这种表态，无疑又一次大大提高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合理化、合法化程度。同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这份文件还神化毛泽东说：维护毛泽东威信，“就是维护党的、无产阶级的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热爱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与热爱党、热爱共产主义事业是一致的。”，这就给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客观形成的领袖崇高威望和广大群众的衷心敬仰之情，极力神化领袖，以达到在党内窃居高位的野心家留下可乘之机。由于毛泽东认为中国需要有个人崇拜，所以也没有反对林彪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是重新接受了党的文件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伟大的导师恩格斯曾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26]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内涵的认识与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有密切关系，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定是不全面的。
标签：王稼祥论文; 个人崇拜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毛泽东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之命运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 刘少奇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中共七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