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的三重奏——琼瑶、亦舒、梁凤仪言情小说系列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奏论文,通俗论文,琼瑶论文,小说系列论文,亦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以其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主人公悲欢离合的感情纠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作品风靡大陆。她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读者对优秀通俗文学的普遍渴求。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情爱观、婚姻观上表现出了对女性自立自强的呼唤。亦舒、梁凤仪更是抨击和揭露了工商社会对情爱生活的异化和摧残。她们的作品，在内容上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作者主体情致的诚挚介入，掩盖了作品的纰漏。当然，与纯文学作家相比，她们的作品在社会的深刻性和现实性方面所表现出的肤浅，却也是公认的事实。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快节律的社会生活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生代阅读群体。该群体以市民群众和知识青年为核心，文化水准参差不齐，而且为数不少者还徘徊在“贫困线”上下。故此对于纯文学坊间生产的“阳春白雪”之作，对于“社会小说”、“问题小说”炒出的“轰动性效应”，感到陌生和迷惑，因为这类作品节奏太慢，哲理太深，境界太高，书卷味太重；因为种种的“效应”与之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渴求实用普及、明白晓畅、妙趣横生之作，特别是能满足猎奇探隐欲的作品。他们企望，在剧烈的竞争之余，手捧一卷或浏览数页，能获得若干启迪和良知，倾斜的心扉能注入些许温馨和慰藉。
他们的需求，也造就了吸纳能力超强的文化新市场，而且日见兴旺发达。面对现实，单一性的传统文学观念出现危机，终于被多元化所取代，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的命题，理直气壮地涌进了研究生课堂。面对市场，一批有见地的作家推出了首批通俗文学作品，其中有情爱、侦探、科幻、武打、功夫、匪警、黑幕、轶事、传奇、演义等式样各异的小说或纪实篇什，内容庞杂，名目繁多，史所罕见。琼瑶、亦舒的通俗情爱小说和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被引进，并大行其道于大陆。可以说，她们的通俗文学“三重奏”，对于大陆的通俗文学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琼瑶1963年登上台湾文坛，30年来创作言情小说40余部，根据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50余部。她的成名作《窗外》再版40多次，其余长中篇也往往十数次重版。代表作有《烟雨濛濛》、《几夕阳红》、《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彩霞满天》、《浪花》、《剪剪风》等。她的作品在报上连载，读者的信函雪片般飞到作者手中，有人询问故事的结局；有人为不幸的女主人公求情下话，请求她慈悲为怀，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人恳谈身世遭遇，倾诉胸中块垒，祈求指点迷津。可见她深受阅读公众的信赖和爱戴，她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
亦舒1962年崛起于香港文坛，潜心创作情爱小说，已出版作品70余部，代表作有《玫瑰的故事》、《燕妮的爱》、《喜宝》、《朝花夕拾》等。 香港著名的三作家之一的梁凤仪， 1989 年才开始写小说， 至1992年竟推出小说25部，散文23部，作品在国内的印行量已近于7 位数，因之有“梁旋风”之称。代表作有《花魁劫》、《醉红尘》、《豪门惊梦》、《九重恩怨》、《花帜》等。二位誉满香江，名扬大陆自不待言。
三女士惨淡经营，获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当是拼搏精神、才气和机遇。
琼瑶的学业和婚姻都相当不幸，她靠顽强的拼搏精神，克服自身创作情绪的低劣状态，冲破自传体式的禁锢，突入大千世界，开辟概括人生的自由天地。她往往在完成写作大纲之后，即闭门谢客，自囚于写字楼中奋笔疾书，昼夜颠倒、废寝忘食，近于“玩命”。
亦舒任职于港府文化部门，平日忙于公务，只有工余和节假日方能动笔。梁凤仪系香港商界中人，事务洽谈、公关应酬千头万绪，成就文学大业靠的是“见缝插针”的顽强拼搏精神。
台港文学“三杰”，堪称超级“才女”，她们都是快手奇才。琼瑶完成一个中长篇，只需两周至一月，亦舒和梁凤仪平均每月一部有余。梁氏1991年获大面积丰收，竟推出小说11部，散文4集。 简直是文思泉涌，串联故事、结构谋篇可说顷刻达成。她们也是名副其实的“能工巧匠”。平常的质料到手，却能谱写成精美绝伦的华彩乐章。人们都记得《彩霞满天》中的“甘蔗汁情结”，那是乔书培讲述他的爱情演义时一语提及的平常事物，琼瑶却能以其生花妙笔，写成托物喻情、情满意浓的艺术细节，不仅对殷采芹的心理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还纲领全文，成为开合扬抑的“扣子”。梁凤仪在她的财经小说系列中，熔影视分镜头剧本、现代散文诗和杂文笔法为一炉，推出一种精巧别致的“叙述策略”，这就是围绕中心情节和悬念铺成，不间断地嵌入插笔，或引申事态，抒发感慨；或就事明理，批点品评；或控告世俗，漫话炎凉。行文的粤语表述风范老辣而娴熟，既将该方言悠扬舒缓的格调和盘推出，又融入有表现力的“国语”短句、街坊俚语和财经术语，使之疏密相间，贴近生活而又带有行业的风味。
台港“三杰”的文学宏运，的确与机遇息息相关。先看琼瑶和亦舒，究其创作思想，分明从属于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中性文学范畴。小康者的文学观念，对文学方向和道路的抉择起决定性作用。其一，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对峙中，在现代主义和乡土现实主义文学的角逐中采取兼容并包的立场，既拒绝“横植论”的文学主张，也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实践持保留态度，坚持从融注和兼美的实用主义方面求得生存和发展。其二，在进步文学与冷战文学的针锋相对斗争中保持中立，努力拓展“无害”文学和“有益”文学的生存空间，力争在两条对立阵线当中的缓冲地带安身立命。其三，对现实中的矛盾冲突采取中庸态度，将审美中心转向中产阶级中的中间人物，减削悲剧效应，造成一种以温情软调为主旋律的作品。其四，扬弃纯文学接受对象学的偏执观念，改为以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和家庭妇女为阅读对象。
港台文学在其两极化的发展过程中，曾舌剑唇枪、纠纷连年，双方都耗尽了财力和心力，至今仍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然而紧锣密鼓之下，却给两极之间的边缘地域带来了相对稳定和宁静。两位女作家抓住机遇，一头扎进了这个“软腹部”，潜心创作她们的通俗爱情小说，以满足日夕竞争之余嗷嗷待哺于文学的市民大众的急需。可见二位的胜利进军，实系有“缘”相佐。
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之所以走俏海内外，当有三种机缘作用其中。其一，香港的1997年回归，国际政经界视为盖世大事。海外急需了解港人心态、港府对大陆的政策，特别是各财团的临归状况及筹谋，凡此各端，梁作多有可供咨询之处。其二，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政治经济地位日见显要。人们急切希望从这条“小龙”身上借鉴种种缔造现代文明的经验。梁氏的小说，真有香江财经小百科的价值，能部分满足这种欲求。其三，大陆的广大读者，正处于商品大潮的陶冶之中，梁作中所述说的财经内容，迎合了阅读大众日益增长的关于股市、债券、自由贸易、商业人际关系等知识的追求。
梁凤仪在香港创立勤+缘出版社，如果再加个“才”字，就成了三位女作家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
二
琼瑶和亦舒的言情小说，梁凤仪以情爱纠葛为触媒点的财经小说，直接向读者透露了港台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人伦关系准则，同时也全方位反映了三位作家情爱观念的本质内涵。
三位女作家都极力推崇女性独立。琼瑶和亦舒在铺陈男女恋情发生发展过程中，均尊女性的人格独立为首要。她们清醒认识到，女性要自主自立自强，必须以经济独立为大前提。这就是说，要有自己的事业或职业，靠智慧和创造维持生计，靠劳动所得保持生活来源，如此才能彻底摆脱家庭小摆设、社会乖宝贝的恶运，挣脱大男子主义的重重枷锁，实现精神的完全独立。进而才有勇气和力量与压迫摧残妇女的生存环境抗争，奋起捍卫自身的权益，赢得真正的社会独立。陆依萍面临当作商品出卖的危机，喜宝沦为70岁老翁晟存姿的金钱奴隶，殷采芹和唐小眉长期挣扎在人质和工具的泥淖之中，几遭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分明都在于失缺了此三项独立。
在这一点上，梁凤仪的眼界更高一层。她认定，女性要获得独立，非使女性成为财经命脉的“执牛耳”者莫属，非通过奋斗拼搏成为事业的女强人莫属。《花帜》中的杜晚晴，才貌双全、人品高洁，却因没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而仰人鼻息，以致受骗于冼棠洁，受辱于殷法能。《九重恩怨》中的江福慧，因有强大的事业基础，才能对欺骗玩弄过她的仇人报仇雪恨，这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她情爱观的本质。
此种坚强的女性人格信念，源于反封建伦常和反拜金主义的自觉追求，也源于对工商时代生活本质的深刻认识。其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对于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正是从这一点着眼，三位作家的小说理所当然地成为妇女生活建设的活教材。
但关于如何看待和处置情爱这一生活命题，三人却显示出深刻的分歧。琼瑶在作品里，几乎都将情爱写成超然的神物。她笔下的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游离于社会矛盾和人际倾轧之外，闪发出圣洁、欢悦、浪漫的光彩，可见她是典型的情爱理想主义者，这种特性，从以下三方面可获得充分证明。其一，她所塑造的150多对情侣， 多系感情上的狂热主义者和充满浪漫情怀的痴男靓女，具体说，男性形象在个性和修养方面多具刚毅坚强、精明能干、博学多才的特征，大多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四大标准——气度轩昂、忠诚可靠、体贴入微、漂亮潇洒，样样齐备。至于女性形象，则有才貌出众、情致专一、善良正直这几种类型。情人们的外形和性格都过于完美，所经历的矛盾斗争，都属于纯情的非功利性纠葛，完全超越政治经济而独立。因之历史的内涵相当稀薄，对社会人生的介入软弱无力。这就暴露了她情爱观念的虚脱性质。其二，在她的心中、笔下，情爱是单纯的心理感召和生命渴求。此种情况一旦发生，不仅能改造卢友文之辈的嗜赌恶习，挽救慵懒、纵欲、怯弱、无所作为的浪荡公子耿若尘，也能激励朱诗尧这类残疾人振奋精神，干出一番事业，甚至还能转化成为“复仇女神”陆依萍手中的利剑，向社会恶势力进击，向专制家庭和婚姻桎梏冲刺。由是而使弱者变为强者，思想侏儒蜕变为行动巨人。其三，小说的结局，大多充斥着情爱良性轮回的理想。经历了矛盾纠葛的起落沉浮，情爱命运的发展，或以大团圆告终，或以亚团圆收场，最低限度也留下浪子回头、梦想成真的暗示，使读者获得心灵慰藉。这种廉价人道主义者的心志，是以牺牲社会历史的悲剧内容为代价的，所以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
亦舒却截然相反，她现实主义精神浓烈的情爱观念，集中表现为揭露和抨击工商社会对情爱生活的异化和摧残。在她看来，香港社会的拜金主义生活准则，创造了种种红颜白发、老夫少妻的婚姻悲剧，使许多有为女子身陷牢笼。她认为金钱并不能给人带来充实和欢愉，正象《兰鸟记》里的那位富太太，“珠宝、皮大衣、丈夫、儿子、房子、现款，年年到欧洲度假”，应有尽有，而她却感到无聊和寂寞，引出一段婚外恋丑剧，为拜金主义造成的空虚而堕落。
而梁凤仪更直接宣称，拜金社会，特别是“金融圈子内”，爱情成了圈套和骗局的同义语。
亦舒、梁凤仪的小说，都如实反映了工商社会青年女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艰难困苦。他们步入人生，面临职业、感情和道德三重危机。众人都身不由己地随着物欲的机器运转。现实的骚动不宁、生活的飞速发展、人际关系的瞬息万变，只能给情爱婚姻带来极短暂的时刻，甚至是“露水姻缘”。亦舒在《燕妮的爱》中推出一个寓言故事，护士小姐燕妮，爱上了癌症患者陈永福。她非常清楚，她处身于情爱的海市蜃楼之中，恋人病入膏肓，有生之日屈指可数，可她尽情享受这片刻的欢愉和幸福。这是一组意象符号，其中蕴含着作家对于女青年投身生活的悲观见解，以及对文明世道情爱生活规律的深刻认知——幻影般的男欢女悦转瞬即逝，狰狞的现实淹没人们的悲怆命运，使情爱成为沉重的生活和心理负担。由此可以论定，亦舒和梁凤仪的作品，在社会的深刻性和现实的具体性方面，大幅度超越了琼瑶的纯情小说。
她们对于婚变和离异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在琼瑶看来，情爱的理想归宿是家庭；男恩女爱、夫唱妇随是家庭的理想标准；后代和事业对于家庭幸福、感情永恒起保证作用。而离异婚变在她看来是不道德不光彩的，所以往往当作偶然的现象来描述，当作极端的不幸加以渲染，并且不惜编织假离异和破镜重圆的关目，进行东方式婚姻道德说教。即便写了真的婚姻危机，也要从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找出足够的根据。可见她的情爱道德观是守旧性的，有较多的世袭成分。亦舒和梁凤仪压根儿就不相信自由竞争的社会能培植公道纯真的情爱生活。故此她们视婚姻危机为社会危机的必然并加以揭露，或当作谋财害理的败迹劣行而加以抨击。她们或写“美妙的离婚”、“无怨的分手”；或写“清醒的割舍”、“仇侣的决裂”。她们以为，现代人面对婚姻的失败，不必困扰于负疚的感情窠臼，而应以冷静乃至庆幸的态度处之，因为物欲横流的社会，“不求永久，只求辉煌”已成为婚姻家庭的基本守则。离异若象《我的前半生》（亦舒）中的子君和涓生，恩爱夫妻既成陌路，离异后的子君由此而获得解脱和更生，贤妻良母一变而成为坚强女性造富于社会，坏事变成了好事。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破碎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特别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两位作家都关顾了这一方面，在《家庭教师》、《绑票》、《第三者的故事》诸篇中，痛切的笔调如泣如诉。
所有这些都表明，两位作家的情爱道德观充满了社会历史的内容，闪烁着唯物主义的思想光泽，作品中悲剧性的生活体验，巩固了她们的现实主义地位。
三
三位女作家小说的基本主题是世情、亲情、友情和爱情，特别是男女的爱情。琼瑶和亦舒“单打一”的情爱篇什相当多，梁凤仪穿插于“财经系列”中的情爱内容分量也不轻。
情爱是生命结构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祖传的生老病死、爱情、战争六大文学主题中，处于第五把交椅的稳固地位，它是永恒的，人类不灭，斯亦亘存。然而它非常苍老陈旧，世世代代的作家均在此“息土”上吐丝啼血，几乎所有领域都留下了先辈的聪明才智。所以任何构想都可能与前人之作“撞个满怀”，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三位作家注重以都市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情爱生涯为对象，但都大幅度超越了花间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思维格局，反映出较多的个性主义追求和人格启蒙意识。其中，爱情至上主义和世俗妇道观念，琼瑶的作品比较浓厚。情爱智性主义和女性自卫抗争精神，于亦舒和梁凤仪的作品中占据上风。然而她们的小说都有相同的优势。
充沛的情绪是她们赢得普及图书界的重要原因。三位作家都能从主体的体验出发，以炽化的感情，孵化心中笔底的情爱故事，全力写出其中动情的瞬间里激情、柔情、痴情的神态和苦情的种种表现，去铸造人物个性。
《梦的衣裳》（琼瑶）本是一个虚假至极的故事，作品犹如建构在沙滩上。但作者将真情的爱、忠贞的爱、有道德有教养的爱，化为稳固的情感意志，注入荒诞的故事之中，不断强化“规定情境中的感情的逼真”（普希金语）。无论相约幽会、失恋悖情，抑或情场角逐，都能以青年人水晶般的心地加以体察，主体的介入深挚而纯真，读者正是在这一点上，首先认可了她的作品。
《朝花夕拾》（亦舒）同样也是虚妄怪诞的故事。但在超现实主义的关目之中，却蕴含有真挚深切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人性的真实冲淡了情节的荒谬成分，充满青春活力的爱心，不断萌动雀跃，使作品具现梦境般的甜蜜，幻觉般的奇妙和飘忽，读者正是为此而着迷。
《花帜》（梁凤仪）中的第三代“花魁娘子”，混迹于商界高层和港府官员之间。她逢场作戏的色相生涯，与爱国主义情怀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由于主体情致的诚挚介入，她的慷慨陈词仍然显得真切可信。
三位作家就是凭着这种优势，巧妙地遮掩了作品内容牵强附会所造成的纰漏，以及普遍存在的单调和浅薄，赢得了读者的钟爱。
她们的小说故事性都很强，跌宕起伏的关目、悲欢离合的纠葛，使人魂牵梦萦、荡气回肠。
情爱悬念的设置是梁氏的强项，她善于将情爱与事业相生相克的关系，转变为山重水复疑团丛生的悬念系列，并于矛盾纠葛发展至炽化程度时，掀起陡起陡落的狂澜，随之于峰回路转之后，推出柳暗花明的可人景观。《千堆雪》中女主角之父立下遗嘱，叮咛小姐悉心照料他暮年的红颜知己，但并未讲明此人来龙去脉，甚至姓甚名谁都三缄其口。小说的铺陈就是从小姐查人找人的悬念开的头，她从身边的娘姨查到女助手，从女秘书查到花街女子。似乎都有过从，但又不是其人，接着又几乎跌进了别有用心者设置的陷阱。骗局揭穿，原来所寻之人即与自己耳鬓厮磨的同窗好友，近在咫尺。“扣子”解开，读者在震惊之余，也感悟到了其中相当复杂的前因后果。
琼瑶善于运用“出人意表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传统故事构成方式，但又能推陈出新，开辟自己的新天地。代表作《窗外》很能显示出她的此种天赋。主人公江雁容同比她大20多岁的语文老师康南发生意想不到的畸恋，而且这一老一少的恋情居然不断升温，不顾一切地奔向热恋的顶点，更令人震惊的还在于俩人的海誓山盟竟是如此易于倾覆，经不起家庭的一般反对即以悲剧而告终。然而他俩的性情、志趣和人格理念都存在本质差异，因之他们离散两依依却又是必然的，并无半点悖逆常理之处。若此安排故事，自能产生摇曳生姿的效果，相当吸引人。
亦舒往往赋予故事情节以浓烈的传奇色彩，常使书友们始料不及。《香雪海》就是以奇取胜的代表作。主人公花容月貌，艳艳香江——色相美得出奇。她听音乐包下整个大厅，她的黑色快艇，不发出任何警告信号，就以炮弹发射般的速度把误入私家水域的帆船撞得稀巴烂——性情怪得出奇。她主持高层商务会议，亿万家财的富豪云集，她却当众做头发——行为怪得出奇。她因骨癌而丧生——死得也奇。这类作品，一方面牵动人性情怀，一方面使读者的猎奇心理获得极大满足，这无疑拓宽了情爱小说表现生活的路子。
三位作家的语言操作堪称出类拔萃。技巧修养和表达水准虽不一致，但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
琼瑶得心应手的语言表现功力，来自丰盈敦厚的文学家传。她是驾驭语言的多面手，诗词歌赋样样来得，至今已有百余首她作词的歌曲流行于世。在小说的行文中，她也常以优美的诗词穿插其间，以渲染气氛，烘托悬念，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同时由于诗词根柢深厚，故此运笔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排比对偶、复沓叠咏、散韵相间的陈述体式，在长短句错落演进之中，蕴含有极和谐的韵味。她的诗化倾向，还表现在语言色彩的选择和调配方面，她笔下的自然景观，着色鲜丽明亮，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弹力，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亦舒和梁凤仪语言风格相似，她们为适应香港生活的需求，叙述方式一律使用“快板”，这就是急速交待世态世相，快捷推进情节进程，直裎形象性格核心，不停顿地转换“镜头”，迅速切割大千世界。故此语言极度简洁练达，近似于警句和断语。在语言的逻辑关系当间，添加了一种挤压和导引的媒介元素，撩拨得句子火爆地蹦将出来，这是别样作品所没有的。
她们的作品多有重复。“似曾相识”的情节和结构手法俯拾皆是，更不必说众多共渡情海的男女主人公。三位到底也还是“小手笔”，作品的思想生活含纳量，大不过一角一隅的仇仇爱爱，充其量概括了现实人生某一小侧面的特质。由于受到题材和人物的制约，艺术创造性方面严重滞后于纯文学作家，这是公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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