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消费率水平是否“偏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低论文,水平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我国现阶段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流行判断之一是“消费率偏低”，其主要依据是消费率的横向国际比较结果。
从表1的情况看，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 我国当前的消费率确实是较低的。但如果因此得出“消费率偏低”的判断，而且“偏低”的含义是这种消费率有害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从而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下力气提高，那么就值得讨论了。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表1 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之一（1996） %
美国 英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巴西 中国 日本 韩国 泰国 印度
8484.7 77.778.681.4 58.5 69.5 64.5 64.6 67.9
资料来源：国外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有关统计资料计算；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第一，从表2可以看出，与世界各国比较， 我国的消费率较低并非自今日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如果说我国当前的消费率“偏低”，那么是否还应当说我国的消费率几十年以来一直就“偏低”呢？
表2 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之二（1965—1994） %
国 别1965年 1973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低收入国家81.876.774.676.572
74
中等收入国家 77.375.774.775.776
73
高等收入国家 82.676.377.480 78
东亚国家 77.671.669.169.165
65
南亚国家 87.584.784.881.181
81
中国 71.165.665.465.762
57.8
资料来源：国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有关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然而就在前几年我们还在与消费膨胀（同时还有投资膨胀）作斗争，那时似乎并没有人说我国的消费率不正常地“偏低”，应当提高，现在也还没有人说我国那时的消费率就已经“偏低”，应当提高。
第二，对消费—储蓄比例的国际差异的比较虽然非常重要，但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尽管各派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够从计量方面完满地说明不同经济体间的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显著差异。在中国人民大学最新引进的一本国际上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作者虽然对储蓄率的国际差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最后还是承认，“以上这些因素并不能用来圆满地解释各国储蓄率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最后干脆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为各国对待储蓄的态度不同，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希望对这些态度能够提供解释。”（注：多恩布什、费希尔，1997：《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因此，要直接从国际对比中引出结论性观点时应当特别慎重，防止犯简单类比的错误。
第三，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经过严格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标准的优化消费率，如直接从简单横向国际比较结果进行判断，则从不同角度可产生不同的结果：如可以说美、英的消费率偏高，可以说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消费率显然偏低，还可以说巴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消费率竟达80%，是不是偏高了？甚至还可以质疑，韩国的消费率在不到40年间竟然下降了33个百分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总之，简单的国际横向比较似乎并不能为判断我国消费率高低与否提供确确实实的依据，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二、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际比较
在我们不赞成直接依据消费—储蓄比例的国际横向比较结果来判断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水平是否正常的同时，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一领域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的意义。实际上，在东方各重要或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印度、泰国、韩国都有一个与我国类似的最终消费率明显下降的历史过程。另外，日本作为一个重要亚洲国家，其消费率虽然自60年代以来是稳定的，但在此之前实际上也有一个最终消费率明显下降的历史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是单独的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最终消费率在1988年曾降至60.6%，日本的最终消费率在1970年曾降至59.7%，均是几十年间的最低点，与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水平差不多，但他们对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从负面影响的角度去分析。（注：参见《日本经济的发展》，（日）南亮进，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另外，从日韩等国的经验数据看，消费—储蓄比例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有着较密切的关系。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消费率较低。反之，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消费率较高。如日本在1960—1996年期间，在经历了连续10年的高增长（1961—1970年间的GDP 算术平均增长率10.47%）之后，1970 年的消费率达到几十年间的最低水平：59.2%；又如韩国在经历了创记录的连续6年平均10.2%的GDP增长率之后，最低消费率出现在1988年，达到60.6%；再如泰国的最低消费率出现在1995年，为63.3%，其背景是泰国1987—1995年间创记录的高经济增长率：年平均9.9%。
与日、韩等国的情况类似，我国的消费—储蓄比例变化也与经济增长状况密切相关。如1962年出现的高消费率显然与连续几年的经济负增长密切相关，而1959年和1994年所出现的消费率谷底就明显是 1952 —1959年间和1991—1994年间连续数年高经济增长率（分别为平均10.8%和12.4%）的结果。这一判断特别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消费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存在，但当前的低消费率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增长，从而是收入增长变动的结果。
三、几点思考
1、不必将消费—储蓄比例作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是政府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当人们谈及我国消费率“偏低”并提出提高消费率的政策目标时，总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己任的。但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当前的消费—储蓄比例本质上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是随人们收入状况变动而变动的自然过程的结果，即经济增长，从而收入变动是因，消费率变动是果，因此似乎不必从这一角度刻意提出提高消费率的目标和措施，即使是把提高消费率当作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中介目标也大可不必。
另外，坦率地说，就我们当前的知识水平而言，我们还没有能力从理论上为自己精确地确定一个关于消费—储蓄比例的最优值甚至于是次优值，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依据什么提出提高消费率的目标值呢？
2、政府提供秩序，市场决定“比例”
我们不否认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各种影响消费的因素，包括制度和政策上的缺陷，也不否认如果能消除那些影响消费的制度和政策缺陷，将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我们认为应当指出两点：第一，与各种影响消费的制度和政策缺陷并存的还有各种影响投资和出口的制度和政策缺陷。当那些影响消费的制度和政策缺陷的存在影响消费过程的时候，那些影响投资和出口的制度和政策缺陷同时也对投资和出口产生着负面影响。第二，那些影响消费的因素，一般来说不仅阻滞着消费过程，同时往往也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可以推论，当那些着眼于消除影响消费及投资的政策措施产生实际效果时，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很可能不会改变。
表3 1997年中、美、英、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美国英国日本
201743816
29396
77054
注：本表根据1998、1999年《世界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对那些影响消费进程的制度性和政策性缺陷，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消除。但我们认为，采取这些政策和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框架和消费环境以促进消费顺利地实现，促进再生产更顺畅地进行，但并不是为了提高消费率。同样的，我们也还要采取有利于促进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和措施，但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投资率和出口率，而是为了使投资和出口，从而使社会再生产更顺畅地进行。换句话说，采取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措施并不与消费率或投资率的高低直接相关。消费率低投资率高，政府要采取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措施，当消费率升高投资率下降时，政府还应当坚持这些措施。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包括消费和投资在内的社会再生产顺畅进行的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当着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时，不仅消费过程更加顺畅，投资和出口过程也更加顺畅。至于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如何，尽可让消费者和投资者们在市场运行中自行决定其比例，政府似可不必过多操心，对当前的低消费率，从而高储蓄、高投资率本身也不必过分在意，工作的重心应放到保证投资效率上。只要能够保证投资效率，能为将来的“高”消费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当前的低消费就是“物有所值”。
3、避免轻言降低储蓄率
尽管对“节俭是非论”的讨论并不生疏，但我们还是认为，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还远远没有到“无项目”可投的地步，尤其是在公共部门更是如此。因此，还是应当避免轻言降低储蓄率。与我国相比，发达国家的投资率虽然低，但其人均投资（包括增量和存量）的绝对量却远远高于我国。在增量方面的对比可参见表3。
表3的数据是按官方汇率计算的。 如果考虑到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的差距并不像汇率所反映的那样大，将我国1997年相对于美、英、日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估计为10000元人民币， 我国的人均增量投资水平还是远远低于这些发达国家。从发展的角度看，人均投资绝对规模高低的意义显然要高于人均收入中的投资率高低的意义。对于想在21世纪以强国而不仅仅是大国身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中国来说，如果再考虑到原有人均占有固定资产存量方面的差距，这种增量方面的差距是绝不能忽视的。
我国当前的消费率较低，储蓄率较高，这对我们通过投资加强国力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条件，我们绝不应把其看作是一种负面因素。关键是完善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为储蓄转化为投资创造优良的外部条件。
同样地，在非公共部门的投资增长较慢时，这是一个加强基础设施部门的天赐良机，关键是如何用好投资，使之发挥应有的效益。
在公共部门投资中，我们希望特别要加强教育部门，尤其是初级教育的投资，希望这一点能得到决策部门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