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高校社会捐赠：比较、分析及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外论文,高校论文,建议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064(2007)03-0039-05
高校的社会捐赠问题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一)高校社会捐赠形成的理论阐释，其理论分析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高校社会捐赠的经济学解释主要表述为：美国学者布鲁斯·约翰斯通的高教成本分担理论、仲伟周(1995)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罗公利、2005，乔海曙、2006)是学者们从社会学视角对高校社会捐赠成因的分析与阐释。伦理学对高校社会捐赠行为的解释是“企业公民”理论，也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应该为社会尽一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企业捐赠是自觉的社会道德行为。(二)通过对中外高校社会捐赠状况的事实比较，总结了发达国家高校社会捐赠的各方面经验，为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三)着重分析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缺失的原因，从社会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等层面提出改进的路径和建议。就目前高校社会捐赠的整体研究趋势而言，第一和第二方面的研究比较活跃并显渐趋成熟之态。相比而言，第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深入和拓展。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外高校捐赠现状比较的基础上，从三个维度对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分析。由此看到，高校社会捐赠的形成不是单一方面的原因决定的，是一种社会、捐赠主体、高校三者联动形成的，进而为中国高校社会捐赠文化的形成提供相关的建议与参考措施。
一、中外高校捐赠现状的比较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接受社会捐赠已经成为大学筹集办学经费的主要渠道，而这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早在1992年美国大学接受捐赠超过10亿美元的学校就达十所以上(如表所示)。2000年全美慈善捐赠总额为2034.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0％；2004年为2485.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5％。美国2003～2004财政年度大学接受捐赠额为244亿美元，约占社会捐赠总额的1/8。2005年美国大学获得至少265亿美元捐款，比2004年又增长4.9％。其中斯坦福大学共获得6.036亿美元捐款，名列各校榜首。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捐款的数额排在第二位，为5.952亿美元。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哈佛大学(获捐款5.899亿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获捐款4.943亿美元)和康奈尔大学(获捐款3.539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名校的基金规模也都有显著增长。如哈佛大学1997年已突破100亿美元，2006年受捐赠总额达到292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的基金捐赠2003年达到100亿美元。排名前五的普林斯顿大学在2004年受捐金额超过96亿美元。近几年，英国社会各界给大学的捐赠也呈现上升趋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中各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的捐赠，其他一般大学得到的捐赠款占总经费收入的比例也达到7％。日本公立高校得到的捐赠占经费的15％，私立高校更达到50％(史秋衡，2006)。除发达国家外，亚洲一些国家高校接收捐赠的数额也开始不断增长。新加坡1991年成立的大学教育基金5年时间共获得捐款6.2亿新元。印度高等教育主要靠政府投资，但学费、私人捐赠、高等学校的自筹资金、国际援助也是印度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中私人捐赠在印度高等教育经费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
美国接受捐赠超过10亿美元的学校
(单位：亿美元)
哈佛大学51.2马萨诸塞技术学院
15.9
德克萨斯大学(体系)
36.6
华盛顿大学 15.3
普林斯顿大学 30.0
德克萨斯州机械大学 14.8
耶鲁大学28.3赖斯大学
12.5
斯坦福大学
24.3西北大学
12.0
哥伦比亚大学 16.8
芝加哥大学 11.5
埃默里大学
16.6
康乃尔大学 10.8
相比之下，虽然我国一些大学在近年来也相继成立了向社会筹集办学资金的专门机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加。有资料估算社会捐赠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已达到3％(2002年数据)，但与国外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无论在筹集资金的绝对数量上还是筹款的能力上，都与国外大学有相当大的差距(贺美英，2005)。一项对教育部所属30所高校进行的初步调查表明，高校已经成立基金会的8所(其中安徽大学成立的最早)，准备成立的有6所。截至2003年底，清华大学通过基金会共收入8.07亿元；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在1998至2000年所得捐赠收入为6.5亿元(魏向前，2005)。至2005年，南京大学两届校董会300多位校董或校董单位为学校，累计捐赠超过1.3亿元。但就全国而言，资料估算显示：1996—1999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占高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07％、1.42％、1.98％、2.14％(孟东军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教育捐赠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仍然不到3％。中国普通高校的经费收入除财政拨款之外(占普通高校总收入的52.4％)，其余绝大部分主要来自学费、科研、产业和服务性收入，也就是说我国大学社会捐赠的规模还不到美国的1％。特别是在民办教育领域里，许多国家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是私立高等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中国目前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中，捐赠所占的比例很小(如表所示)，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其实学校筹款能力的大小和筹款金额的多寡，可以直接反映着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社会地位。
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资产来源结构
资产来
举办者办学社会银行国有
源结构投资 积累捐赠贷款资产其他
比例38.55％ 41.65
2.39％ 4.85％ 7.64％
4.9％
数据来源：《2002年中国民办教育绿皮书》
二、中外高校社会捐赠差异的原因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捐资已与政府拨款、学费收入并列为中国高校重要的经费来源，显示出与国际高等教育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学的社会捐赠行为明显存在诸多差距。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捐赠文化的缺失、更无国家配套政策法规的持续支持、高校内部也缺乏专业队伍的建设，这些内外因素的现实存在严重地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多元化发展的进程。由此本文从以下三个维度对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维度Ⅰ：社会的捐赠文化。
从社会整体层面考察，社会捐赠既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文化因素的不同必然导致捐赠行为的差异。
(1)“为富则仁”——西方“捐赠文化”的核心理念。
慈善捐助在西方社会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美国人每年捐献的钱，相当于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一年的生产总值。很多美国人捐献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相比之下中国的捐赠行为主要是通过单位、学校、街道被动捐赠，“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2005年中国总计60余亿元的捐赠款中，大约75％来自境外，15％来自境内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我国企业参与捐赠慈善事业的只占1％。
(2)具有独立运作的慈善组织和机构。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来看，独立而多样的慈善机构的存在是管理社会捐赠的重要保证，而这其中高等教育基金会的建立是高校社会捐赠的重要来源。美国89％左右的基金会属于私人基金会，80％以上的资助项目特别是大型的资助项目由大型的私人基金会开展。相比之下我国的捐赠行为出现了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依附于政府机关运作。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而很多中国民间“草根”慈善组织，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不得不采用工商注册登记的办法。而这样操作只能将基金会登记为企业，就使这些非营利性的组织要像营利性企业一样纳同样的税，无疑制约了民间组织从事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3)良好的捐赠保障制度。
按照美国联邦的税收法律，个人或机构向公益事业捐赠可以免除收入所得税，个人、公司免除的最高比例分别可达当年应纳税收入的50％和10％。基金会这种非盈利性的机构每年至少要将其资产的5％用于捐赠(包括其成本)，否则就强行扣税。良好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捐资给基金会。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进行慈善捐款，捐款额度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如果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就得为所捐款部分纳税；《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中也有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显然无法调动企业和个人进行慈善捐助的积极性。
维度Ⅱ：捐赠人的利益相关者理念。
公司捐赠在高校的社会捐赠中一直占据很大的比重，而公司捐赠行为的持久性不仅来自于企业慈善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益捐赠理念，现代公司的社会捐赠行为更多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体现了公司法人的经营特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捐赠”课题组在2000—2003年进行的中外公司在捐赠方面差异的研究报告显示，国外企业的捐赠决策主要是由内部驱动，一种主动性捐赠。主要指向相关利益人，其中87.5％的企业选择“教育科研”为主要的捐赠方向。同时十分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而国内企业的捐赠决策主要由政府动员、社团劝募和社区申请等外部驱动，同时捐赠指向策略性不强，84％以上的国内企业更多倾向于选择“扶贫”和“赈灾”作为捐赠的主要方向，而且不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由此看出中外企业在捐赠理念和行为上有很大差别，这也是美国《福布斯》杂志从今年起(2007)取消中国慈善榜的主要原因。
维度Ⅲ：高校自身的发展战略
就发达国家的高校而言，筹资的多少已不仅仅是钱的多少的问题，它正成为评价校长业绩的重要指标，成为学校知名度和声望的重要体现，甚至已成为学校水平的象征。
(1)筹集办学资金是高校的一种专业活动。在美国，高校向社会筹集资金已成为一种专业性的活动，并已成为一门涉及公共关系学、营销学、新闻学、广告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等多学科的知识领域。
(2)高校建立了专门的筹资机构。在美国，大学一般都设有专门的筹资办公室负责学校的筹资活动，以使学校的筹集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开展。比如美国的加州大学不论是总部还是分校都各自建立起了完善的捐赠组织机构体系。相比之下，我国高校在社会捐赠资金的管理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高校社会捐赠活动的开展还不是很广泛，大多数学校还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对这一活动进行管理，均是一些零星的记录，同时分散在学校的各个相关部门，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形式。
(3)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校募捐网络。从美国加州大学的募捐范围来看，大学的捐赠资金来源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土，现已经扩大到全世界。加州大学已在香港、韩国、日本、台湾和泰国等地建立了校友会。他们不仅与老校友保持联系，还注意与刚毕业的海外校友保持联系。
(4)提高社会捐赠基金的投资效益。加州大学设立了三类投资基金：一是注重长期保本增益的留本投资总基金，二是注重高收益、高收入共同投资基金，三是以争取较高短期收益、集合大学日常运转中暂时待使用资金的短期共同投资基金，并对各类投资基金中的投资对象、投资组合比例、收益目标、风险水平等提出了具体的指标要求。
三、推进中国高校社会捐赠文化的提升与制度建设
中外高校所处内、外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其高校社会捐赠不同的现实状态，同时也给中国高校提高社会捐赠行为提供了参考路径：要缩小与其他国家高校社会捐赠的差距，只有实现从文化制度到高校内部管理的多层面的改进与互动，才能推进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发展与完善。
(一)社会文化层面的提升。
1.香港《文汇报》在李嘉诚表示将把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约480亿港币)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之后撰文呼吁华人社会应提倡“捐赠文化”。反思在华人财富占世界比重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华人社会捐助文化的缺失和不足。处于转型社会时期，国内尚未培养出乐善好施的慈善文化，中国的慈善传统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恻隐之心”的基础上。由此转变对于财富的价值观是提升中国捐赠文化的关键。中国民政部制订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中已经明确提出“弘扬慈善精神，增强公众慈善意识”的要求。
2.鼓励并积极促进民间组织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目前在慈善事业管理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慈善机构的认定、注册、管理、监督，公益事业的产权、融投资、转让等问题，都没有相应法律可以参照，这就使得“中国90％以上的NGO(民间组织)实际上未获得现行法律的认可，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发展受到制约”(王名，2005)。同时政府主导和“官民二重性”是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显著特征。由此郁建兴认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应该在接近政府和加强自我管理这两个对立的取向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说民间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推力和拉力进行权衡，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实现民间组织分别对国家和对社会的合作与妥协。
3.建立良性的捐赠保障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所得税征收规定中，企业和个人除了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捐赠可以在税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财税[2001]103号)，其它的对教育的捐赠，企业在年应税所得总额3％以内的可税前列支予以扣除，超过应税所得3％的部分则全额计税，而且未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直接向高校的捐赠则一律不准税前列支；个人将其所得通过境内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予以扣除，而多捐款超出的部分无法享受免税优惠。此种规定明显不鼓励大额的捐赠行为。于是有些学者根据西方国家普遍减少学生家长税费缴纳方法(美国的做法)提出四种对教育支出的税收优惠形式：教育储蓄账户、希望教育抵税、终生学习抵税、教育贷款利息抵减。其核心思想是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中，将为子女缴纳的高等教育学杂费全部或部分从应税所得中扣除。但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个人收入结构的不同，这种做法是否可行还有待考证。
(二)促进企业外部驱动转为“内在驱动”。
设立社会慈善基金是外国企业的一项战略目标，也是企业财政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也将之看作其不可缺少的内在动力因素。而目前中国的现状是慈善捐赠没有政策约束，没有社会氛围和激励机制。由此张笑宇提到，要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导向，必须形成捐赠的社会氛围，也就是使企业认识到如果一个企业不参与到社会的慈善活动中，不仅失去了社会地位，也丢失了企业形象。同时政府在颁发各类特许经营证书如药品、烟酒等的时候，要明确要求经营者必须承担一定的捐赠项目，通过政策约束企业就会依法捐赠。
(三)高校自身理念和行为的转变。
1.观念的转变。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的趋势来看，高校的筹资活动对高校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现代大学生存、发展所必备的条件。筹措的资金从开始的主要用于基建以及特定的目的，现在逐渐发展成为高校日常预算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积极开展学校的资金筹措活动是当今高校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高校应适应形势的需要，切实转变观念，积极创造条件，做好资金的筹措工作。就高校自身来说，扩大宣传、主动出击是争取社会捐赠所必须采取的积极举措。
2.推进高校社会捐赠管理的规范性。
孟东军、张关凤等指出，高校要获取大量的社会捐赠必须有规范的管理机构和有效的运作机制。
高校基金会和董事会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社会捐赠的主要管理机构。但我国高校在资金的利用上有大量浪费的现象。为了有效管理和使用这部分资金，应制订完善的机构管理制度提高所募款项的使用效率。同时应向将所募款项作为资本金，进行资金运作以获取利润的方向发展。
学校通过规范、合理的管理，不仅使捐赠的项目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可以为捐赠者赢得声誉增强捐赠者的信心，更加激励捐赠者的积极性，又能使高校不断得到捐赠。
充分发挥校友会等校友组织的作用，加强对杰出校友的了解、联系、交流和沟通。动员和鼓励校友为学校作出贡献。
3.重视高校获取社会捐赠的策略性和技巧性。
美国大学在制定募款目标时都要进行目标分解。例如纽约大学将15亿美元的募捐目标分为15年完成，然后大学再将目标分解到各个院系，这样不仅具体而且各院系的任务也十分明确。同时要实现募捐工作人员职能的专业化，也就是说大学专门从事募捐的人员要掌握专业的募捐技巧同时制定良好的募捐计划，这样才能提高大学募捐宣传的质量和力度，从而产生良好的募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