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探析论文,法国论文,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2)04-0093-08
在近现代法国史学发展进程中，19世纪可谓是一个黄金时期。正是在这个世纪里，法国史学经历了一个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过程：历史学与文学和哲学相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确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体制，从而在法国学术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①在这一繁荣发展的史学背后，既有法国国内诸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与法国历史学家不断学习国外同行，尤其是近邻德国史学界的优秀成果与先进制度密不可分。国内学界对于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考察一般都以国家或流派为研究边界，很少探讨不同国家之间史学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互动过程，本文即就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作一初步考量。
一、19世纪前期德意志历史哲学在法国的传播和影响
法德两国毗邻而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仅政治、经济领域交流频繁，而且相互间的文化交往也十分密切。18世纪以启蒙思想为主导的法国文化在整个欧洲广泛传播，尤其在德意志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德与赫尔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正是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滋养；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也与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②
19世纪最早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介绍到法国的是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ёl)。1813年，斯塔尔夫人出版《论德国》(De l’Allemagne，该书共三卷，分为四大部分)③，将德意志人民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哲学、生活与风俗习惯等全面介绍给了法国人。其中，第二部分《论文学与艺术》④集中论述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意志浪漫派文学，包括诗歌、戏剧、小说等诸多方面。在这一部分中，还专门辟出一章介绍德意志历史学家。斯塔尔夫人将德国历史著述分为三类：博学的历史、哲学性历史和古典历史。她指出：德国有众多博学的历史学家，如马斯科(Mascou)、肖夫林(Sch
pflin)、施罗勒策(Schlzer)、加特雷尔(Gatterer)、施密特(Schmidt)等，他们的著述史实丰富、全面。席勒(Schiller)则是哲学性历史学家的代表，把事实看作是佐证自己观点的论据，其《荷兰革命史》和《三十年战争史》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在这一章里，斯塔尔夫人以大量篇幅分析了德国古典史代表米勒(Müller)的研究，强调米勒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著作中洋溢着充满活力的爱国主义思想⑤。第三部分《论哲学与道德》系统考察了康德的哲学思想、德意志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这一哲学在艺术、文学和科学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
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甫一出版便广受欢迎，法文版首印1500部仅三日即售罄。⑥在当时法国和德意志尚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斯塔尔夫人的这部著作对于法国人全面认识德意志起到了关键作用，诚如她所断言的：“凡想在历史、哲学、古代社会研究等方面进行严肃工作的人，都不可不熟读德国有关作家的论著”⑦。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论德国》一书不断重印，始终是法国学者认识德国的必读书⑧。
随着斯塔尔夫人《论德国》一书在法国的流行，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而兴起的从宏观层面探讨人类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德国历史哲学，也引起了一些敏锐的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注意⑨。1824年，年仅21岁的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读到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之英译本，深为其思想之深邃所折服，便着手将其翻译成法文。基内耗时近三年完成全书翻译，所有译文皆三易其稿，终于1827—1828年在巴黎正式出版了三卷本的法文译本。基内的这一译本翻译准确、译笔流畅，对于赫尔德的历史主义思想在法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译本还附有基内自撰的两篇有关赫尔德的重要文章：一为《人类历史哲学导论》，置于译著第一卷卷首；另一为《赫尔德性格与著作研究》，置于第三卷卷末。在1825年撰写的《人类历史哲学导论》中，基内将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与维柯的新科学⑩做了比较，认为这两位哲学家分别创造和代表了两种不同学派(11)：维柯注重从表象中发现观念，从现象中探究本质，强调各民族的共同特点，通过收集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共同现象，从而提出了人类的普遍法则，形成了一种理想形式的抽象历史(12)；赫尔德则从物质存在的最原始表现形式出发，注重考察事物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运动过程。在此基础上，赫尔德以同一方法研究人类世界在不同时间、空间的发展变化。“如果说物理法则构成了宇宙，那么人性法则就构建了历史世界”(13)。在对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与成就作了系统介绍和高度评价后，年轻的基内也提出了自己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些看法：“历史自始至终都是自由的波澜壮阔的展现……是无限对有限的胜利，精神获得解放、灵魂实现统治的过程。如果有一天自由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历史也将不再延续”(14)。基内在翻译和介绍赫尔德历史哲学时形成的某些观念在其日后几十年的著述生涯里不断出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比如，自由是人类历史的基础与实质；纷繁复杂的事件背后是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秩序等(15)。而且，基内在此后法兰西跌宕起伏的政治变革中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要求共和，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这种坚定的信念亦是植根于其青年时代所受到的赫尔德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基内所译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扉页上，写有“献给维克多·库赞先生”的致词，因为在其整个翻译过程中，库赞给予了充分的鼓励与支持。而身为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维克多·库赞，亦在将黑格尔历史哲学引入法国方面贡献良多。1817年，库赞曾在海德堡与黑格尔会面，并在1824-1825年逗留柏林期间旁听过黑格尔的课程，深受后者哲学思想的影响(16)。1828年，库赞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哲学史课程，名为“哲学史导论”，共13讲，前6讲是有关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后7讲则是哲学史研究。在这一课程里，库赞提出了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哲学思考：历史是必然发展的，“人类永远也不会往回走”(17)。历史可分为三个时代，分别对应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即无限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限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以及无限与有限相互关联的时代(18)。不同时代的精神观念是通过各个民族加以体现的，各个民族也只有代表某种时代精神才获得历史存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并非静止的实在，而是发展与行动的原则。”(19)各民族的伟人们体现了其民族的普遍精神，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伟人的历史(20)。伟人与普通人的不同，在于“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好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观念、利益和需要”(21)，但是伟人并没有创造历史，因为尽管三个历史时代各有差异，但“历史都是上帝有关人类之神意的体现；历史的判决就是神意”(22)。“神意在人类和历史中的存在，赋予人类以必然性发展，并使历史成为必然”(23)。不难看出，库赞的历史决定论思想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存在密切关联。这一思想体系尽管存在过分简单化的弊病，但在当时依然为学者们思索人类历史变化提供了理论框架，从而在历史学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4)。
除了基内与库赞，法国浪漫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米什莱也深受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他曾赴德国游历，对于德意志的哲学与学术研究怀有崇敬之情，并且声称“德国对于有毅力的人好像是维持生命的面包，它通过路德和贝多芬、康德、赫尔德和格林使我更加成熟”(25)。1831年米什莱出版了《世界史导论》，他开篇即指出：“斗争随世界的诞生而出现，也应随世界的消亡而终结，而不会提前消失，这便是人类对抗自然、精神对抗物质、自由对抗宿命的斗争。历史仅仅是对这种无穷无尽之斗争的记叙……现在社会中已经召唤回了自由；那么也到了在科学中召唤自由的时刻”(26)。古奇认为这部《世界史导论》的主导思想与基内所译赫尔德著作的导论是相一致的(27)。
上述法国历史学家对德国的借鉴，应当说主要集中于历史哲学层面，而对德国历史编纂的成就，尤其是德国历史研究方法关注不够。这一状况到19世纪中期开始有所转变：法国历史学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以著名历史学家列奥波德·冯·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史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着手学习和借鉴兰克史学的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讨班制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制度。
二、19世纪兰克史学在法国的传播
19世纪德国史学编纂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或谓科学史学)的出现和兴盛。1795年出生的列奥波德·冯·兰克，其在国际史学界的声誉始自1836年出版的《教皇史》一书(28)。法国学界对兰克及其史学成就的认知，也自此书开始。1837年6月巴黎出版的《天主教教育界》杂志对兰克的新书《教皇史》作了介绍，同时刊发了若干节译选段(29)。1838年，让-巴蒂斯特·海伯(Jean-Baptiste Haiber)翻译的《教皇史》第一卷由法国巴黎的德贝库尔(Débècourt)出版社刊行。亚历山大·德·圣谢隆(Alexandre de Saint-Chéron)为译本写了一篇长序，在梳理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历史研究中天主教教会与教皇国重获重视现象的基础上，对兰克《教皇史》一书之特点与成就给予了详细分析。圣谢隆指出此前学界没有任何关于教皇史的专门著作，兰克的《教皇史》填补了空白(30)。兰克虽然是一位新教徒，但在论述中并未局限于阐述新教人物、事件和成就，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教皇与天主教会，探讨罗马教廷为应对宗教改革而采取的计划和努力，细致描述了天主教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所取得的宗教成就(31)。由此，圣谢隆强调兰克与德意志最著名的 历史学家萨维尼一样，属于注重科学、持论公正的学派行列(32)，其史学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长于发掘某一个人或某一时代所具有的积极层面；二是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有对历史细节的准确、生动描述，又有寥寥数笔即交代清楚漫长历史时期之处(33)。
《教皇史》翻译出版后，受到法国公众广泛欢迎，由此海伯又翻译了兰克的《16—17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君主国历史》，于1839年在德贝库尔出版社出版。在译者序中，海伯指出兰克属于一种新的历史学派，该学派与长久以来仅满足于收集事实、描述历史事件的旧史学不同，着力于探讨历史事件的原因、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各个时代的风俗、政治、艺术、法律、宗教来挖掘不同时代的特性，再现人类发展进程的生动场景(34)。
1854年，时任法国蒙彼利埃文学院教授的圣勒内-塔扬迪耶(Saint-René Taillandier)在《两个世界杂志》4—6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德国现代历史学家：列奥波德·兰克》。该文对兰克业已出版的10部历史著作做了详尽介绍(35)，系统分析了兰克史学的特点、成就和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法语学界最为全面地介绍兰克史学的文章(36)。圣勒内-塔扬迪耶指出，尽管兰克撰写的历史著作数量众多，但是它们在选题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这些研究都是关于近代世界的历史发展和演进的(37)。在具体考察中，兰克注意探究历史舞台上各民族、宗教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像以往研究那样将各民族与宗教简单对立。这一点在其处女作《1494—1535年的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历史》中即已显现无疑(38)。如同科学一般准确，是圣勒内-塔扬迪耶眼中兰克史学的另一突出特点，究其原因，在于兰克的史学研究注重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当距离，发掘和利用了大量珍贵的未刊原始档案，细致甄别材料的真伪，客观分析，持论公允(39)。在文章的末尾，圣勒内-塔扬迪耶指出兰克作为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在意大利和英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通过组织研讨班，兰克不仅培养了一批年轻历史学家，还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乔治·魏兹(George Waitz)、吉泽布雷希特(Giesebrecht)等人的历史学派(40)。
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有法国学生前往德国大学历史系学习，其中就包括日后著名的历史学家莫诺(Gabriel Monod)、拉维斯(Ernest Lavisse)与瑟诺博司(Charies Seignobos)等人。(41)通过在德国大学的留学生活，这些未来的法国历史学家们不仅进一步熟悉和掌握了兰克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且对德国培养历史学家的研讨班制度有了深刻理解。这些法国历史学家认识到“研讨班……在德国是历史学家的真正学校。人们成为某位教师的学生，并不是为了上他的课，而是为了参加他的研讨班。在那里，学生们首先明白不应在二手著作中寻找历史，而是应该在原始文献中亲自探寻。……随后，他们应该具备这样的观点，即这些原始文献也不能轻易相信……要学会对它们进行比较和检验”(42)。正是在这些研讨班里，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们熟悉和掌握了强调客观和实证、注重对史料加以分析批判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且更加热爱并尊重真理和科学，体会到为真理和科学需付出的代价，也下定了为真理和科学而工作的决心”(43)。
三、德意志影响下法国实证史学的发展
当莫诺、拉维斯和瑟诺博司等还在德国大学学习时，就已决心回国后在法国也引入这种研讨班制度和对史料的批判方式，借鉴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史学研究方法以推进法国的历史研究。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法国史学研究在19世纪后三十年取得了长足发展，经历了一个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一方面在史学研究和学生培养中强调原始文献的重要性，注重运用分析考证史料的历史方法，由此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研究中获得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历史在教育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依托大学的职业历史学家数量不断增多，并通过专业学术刊物、学术团体而形成历史学家学术共同体。
1876年，莫诺创办《历史评论》杂志，在第一期的首篇文章“论16世纪以来法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中，莫诺指出“我们所处的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由于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进步，今日的史学拥有了最好的研究手段。……依据真正科学原则和科学分类方法而开展的文献考证，使得历史学家能够恢复历史、司法和文学资料的原貌。……通过运用严格的方法和细致谨慎的考证，历史研究尽管无法始终彻查真实，但至少可以准确判定何为确定无疑的事，何为可能的事，何为值得怀疑的，以及何为错误的”(44)。在莫诺眼中，历史学家“是其民族传统和人类传统的保管人。同时，历史学家仍然保存了充分的精神独立，并且丝毫也没有抛弃批评和判断的权利。……历史学家不能维护某些传统，而反对另外一些传统；他不能删去一些人类记忆以赋予另一些不该得到的地位。……应该始终牢记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在于理解和解释，而不是称赞或是谴责。……真正的历史学家是超越于这些受激情和排他性支配的派系之上的”(45)。
莫诺的这篇文章不仅总结了过去几个世纪法国历史研究的独特传统，而且对未来史学发展和历史学家的任务提出了具体规划，可谓实证史学主宰法国史坛的宣言书。在莫诺的推动下，新一代法国历史学家在学习、借鉴德国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具有法国特色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瑟诺博司和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瑟诺博司所著的《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以及与朗格诺瓦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论》(46)，可谓19世纪法国历史方法集大成者。这两本书明确提出只有严格运用历史方法才能确保历史学的科学地位。这是因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那些已消失的事件”，“往往留下一些痕迹，有时候是以直接的具体物体的形式，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表现为由那些亲眼目睹这些事件的人所编写的描述的形式。这些痕迹，就是文献，而历史方法就在于考察这些文献以实现确定那些过去事件的目的，这些文献正是这些事件的痕迹。历史方法以直接观察文献为出发点……”(47)随后历史学家借助其他辅助学科通过外部考证确定文献的真实性、时间和来源，这是历史的必要条件——“没有史料校雠，就没有历史”(48)。但仅这还不够，还需要通过内部考证判断“文献作者想说的是什么；他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他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所相信的东西”(49)。通过内、外部考证确定文献的真实之后，历史学家再综合文献史料著述成书。
从瑟诺博司等人对历史方法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强调原始文献和史料考证的德国历史方法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瑟诺博司等人也吸收了19世纪末法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果，明确指出历史并不是一门化学、生物学或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与一切其他科学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它并不是直接观察事件，而是通过建立于文献之上的推理来间接的实施。一切历史认识都是间接的，历史从本质上是一门推理科学。它的方法是一种间接的通过推理的方法”(50)。《历史研究导论》和《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这两部书一经问世，即获得极大成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法国大学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对于法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影响极其深远(51)。
莫诺、瑟诺博司等历史学家不仅积极探索和倡导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且积极介入法国高等教育改革，注重在大学课堂培养年轻一代历史学家。1868年，莫诺结束在德国大学的学习，回到法国，任教于新成立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52)，在该校的法国中世纪史教学中引入了德国式的研讨班制度。在他的研讨班上，莫诺要求学生注重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批判工作，强调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书本知识(53)。从1880年开始，莫诺又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历史教授。通过在这两所高等学府的长期任教，莫诺培养和指导了一大批法国年轻学生，并把自己所掌握的德国历史研究方法也传授给他们，从而推进了法国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54)。欧内斯特·拉维斯则在担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期间，指导了一批法国年轻的历史学家撰写有关德国历史的博士论文：1887年，埃米尔·布尔热瓦的论文《纽萨泰尔和普鲁士在弗朗什-孔泰省的政策》；1888年，阿尔伯·瓦丁东的《霍亨索伦家族获得普鲁士王国王位》；1893年埃米尔·欧芒的《北方省战争和奥立瓦和约》；1897年，乔治·帕里泽的《弗里德里希-纪尧姆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的国家和教会》等(55)。这些博士论文不再像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博士论文那样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很少使用参考书和档案材料，而是系统的科学研究的产物。这些博士论文都广泛使用了档案材料，研究者尽可能地利用那些当时人所亲眼看见和记录的原始材料。另外，指导教师在博士论文写作中的影响也逐渐增强。这些都体现了法国历史学科在德国影响下日益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发展倾向。
19世纪末各种专业性的史学刊物在法国不断出现，这其实也是法国史学家接受德国同行影响的结果。前述莫诺创办的《历史评论》杂志，无论是栏目设定，还是文章选择，皆仿效1859年德国历史学家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主办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两者都是双月刊；都由一个编辑委员会领导，由它负责审读来稿，决定文章是否发表或指出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两份刊物的栏目都包括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严格符合科学标准和学术规范的论文、有关国内外史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介绍文章以及批评性的书评。在《历史评论》杂志问世之后，法国又出现了一批专门化的历史杂志，著名的有：《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1881年创刊)；《中世纪》(Le Moyen Age，1888年创刊)和《现当代史评论》(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1899年创刊)等。刊发大量高水平的书评是这些专业历史杂志的一大特点，这些书评对世界各国的最新历史著作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其中许多是有关德国历史的。正是这些高质量的书评满足了职业历史学家获取最新学术研究动态的愿望。同时，正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所指出的，这些书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在历史研究领域首先创立一种审查制度；随后进行公正地评判。从此以后，那些拙劣的研究者将受到谴责，并且不管愿不愿意，它都在绝大多数相关人士中灌输了探寻真实与尊重方法的思想”(56)。这些专业刊物的书评有助于确立历史学研究的专业标准，从而在历史学科的专业人员和其他学科从业人员之间划清了界限，“禁止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和不久以前还充斥其中的自命不凡者进入(历史学家的)专业”(57)。
经由莫诺、瑟诺博司等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历史学逐渐成为法国大学和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这点从下面的一组数据中就不难看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大学中，历史学在讲座教授数量和学生兴趣上都已超过了文学和哲学。历史学教授(包括地理学教授(58))的职位数量从1865年时占大学总教授职位数的约20％(总共86位教授中有17位历史学教授)上升至1910年的32.6％(175席中57席为历史学教授)，其中1899至1910年期间巴黎大学文学院所新增的11个教授职位中有8个给了历史学家。而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历史博士论文的比例更是占了整个法国大学中文科博士论文总数的33.4％。(59)
四、结语
经过了大革命的洗礼，法国学者对于人类精神的发展、世界历史的演进等宏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德国历史哲学无疑为思考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理想的理论框架，因而在法国知识界受到欢迎。19世纪后期，随着法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史学逐渐摆脱了文学与哲学的影响，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迈进，在这一进程中以兰克史学为核心的德国的史学方法与制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接推动了法国实证史学的发展。而19世纪法国实证史学的繁荣发展，则又为20世纪法国史学在年鉴学派的引领下书写新的辉煌奠定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坚实的制度基础、充足的人员储备以及广大的读者群体(60)。
注释：
①有关19世纪法国史学发展的概况，可参阅荷兰历史学家皮姆·登·布尔的《作为一项职业的历史学：1818—1914年的法国史学研究》(Pim den Boer，History as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布尔指出，19世纪的法国政府，无论是君主制、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都对历史研究进行大力资助，而且历史教育因具备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功能而备受重视，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19世纪法国史学科学化与专业化的发展。不过，布尔并未探讨德意志史学对法国的影响。德拉克诺瓦与多斯、加西亚合编的《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Christian Delacroix，
Dosse，Patrick Garcia，Les courants histortiques en France，19e—20e siècles，Armand Colin，1999)中有专章探讨了法国实证史学，于本文亦有启发意义。此外，卡尔博内尔的《历史与历史学家》(Charles-Olivier Carbonell，Histoire et historiens，Privat，1976)，尽管只考察了1865—1885年间的法国史学，但却对这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整体的学术思想演变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已然成为法国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②参见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Virgile Rossel，Histoire des relations littéraires entre la France et l’Allemagne，Pails，1897.
③1803年，斯塔尔夫人被时任执政府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逐出法国，由此开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1810年回到巴黎，旋即又遭流放)。其间于1803—1804年和1807—1808年两度在德国作长时间游历，与德国哲学家和文学家交往密切，撰写了有关德国的日记和通信，并以此为基础于1810年完成《论德国》。随后，结束流亡回到巴黎的斯塔尔夫人将书稿卖给曾出版其小说《柯丽娜：意大利》的出版商，后者在付梓完毕，向政府申请出版许可时，遭政府查禁，斯塔尔夫人也被勒令在24小时内离开法国。重新流亡的斯塔尔夫人于1813年抵达英国伦敦，将书稿卖给出版商，并于同年10月出版《论德国》。有关斯塔尔夫人流亡情况可参见其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斯塔尔夫人回忆录(流亡十年)》(Mémoires de Madame de Staёl[Dix années d’exil])。《论德国》的出版情况参见斯塔尔夫人1813年10月为该书首版写的序言(Madame de Staёl，De l’Allemagne，Paris，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Frères，Fils et Cie，1864，pp.1—12)，以及Emma Gertrude Jaeck， Madame de Staёl and the Spread of German Litera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5，p.76.
④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该部分的中译本《德国的文学与艺术》，译者为丁世中。
⑤Madame de Staёl，De l’Allemagne，pp.354—357.
⑥John Claiborne Isbell，The Birth of European Romanticism，Truth and Propagand in Staёl’s‘De l’Allemagne’1810—1813，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23.
⑦Madame de Staёl，De l’Allemagne，p.363.
⑧Virgile Rossel，Histotre des relations littéraires entre la France et I’Allemagne，p.158.
⑨斯塔尔夫人在《论德国》中尽管没有专门介绍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但却指出其《历史哲学》(即《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可能是德语著作中写得最为优雅的，见Madame de Staёl，De l’Allemagne，p.360.
⑩1824年在维克多·库赞的鼓励下，米什莱开始翻译维柯的《新科学》，并于1827年出版了《新科学》节译本，题目改为《历史哲学的原则》。1825年5月，米什莱与基内正是在库赞家中首次见面，并由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友谊(见Hermione Quinet，Cinquante ans d’amitié Michelet-Quinet 1825—1875，Armand Colin，1899，p.1.古奇所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中译本第320页)中所谓1828年米什莱与基内相识的说法有误)。
(11)Herder，Idé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traduit par Edgar Quinet，Tome premier，Chez F.G.Levrault，1827， p.17.
(12)Herder，Idé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traduit par Edgar Quinet，Tome premier，p.18.
(13)Herer，Idé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traduit par Edgar Quinet，Tome premier，p.23.
(14)Herder，Idé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traduit par Edgar Quinet，Tome premier，p.34.
(15)Oeuvres Complètes d’Edgar Quinet，Tome Ⅷ，Paris，Hachette，1905，p.4.
(16)有关库赞与黑格尔的交往情况，参见Jules Simon，Victor Cousin，Paris，1891，chapitre premier，以及Paul Janet，Victor Cousin et son oeuvre，Paris，1885，chapitre Ⅸ.
(17)Victor Cousin，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Paris，1841，p.249.
(18)Victor Cousin，Cours de l’histotre de la philosophie.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p.215.无限(infini)、有限(fini)，以及无限与有限的关系(le rapport du fini à l’infini)，是库赞哲学体系中的三个基本概念，分别体现黑格尔哲学中的正题、反题与合题，参Paul Janet，Victor Cousin et son oeuvre，p.251.
(19)Victor Cousin，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p.292.
(20)Victor Cousin，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p.300.
(21)Victor Cousin，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p.305.
(22)Victor Cousin，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p.227.
(23)Victor Cousin，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p.226.
(24)Christian Delacroix， Dosse，Patrick Garcia，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19e-20e siècles，p.39.
(25)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320页。
(26)Jules Michelet，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universelle，Hachette，1843，pp.9—10.
(27)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322页。
(28)有关兰克史学的产生、研究方法和成就，可参阅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9)L’Université Catholique，tome troisième，Paris，1837，pp.432—454.
(30)Leopold Ranke，Histoire de Papauté，tome I，traduit par J.-B.Ha
ber，Paris，Débècourt，1838，p.xxviii
(31)Leopold Ranke，Histoire de la Papauté，tome I，pp.xxxi-xxxii.
(32)Leopold Ranke，Histoire de la Papouté，tome I，p.xxx.
(33)Leopold Ranke，Histoire de la Papauté，tome I，pp.xxxvi，xxxviii.
(34)Leopold Ranke，Histoire des Osmanlis et de la Monarchie Espagnole pendant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traduit par J.-B.Haber， Paris，Débècourt，1839，pp.v—vi.
(35)Saint-René Taillandier，“Historiens moderns de l’allemagne，Leopold Ranke”，Revue des Deux Mondes，1854，l avril，pp.37—72.圣勒内-塔扬迪耶涉及的10部兰克著作是：《1494—1535年的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历史》、《近代历史学家批判》、《16、17世纪的南欧君主与人民》、《唐·卡洛斯》、《1618年的威尼斯人》、《意大利诗歌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塞尔维亚革命史》、《普鲁士史》、《16、17世纪法国史》。
(36)1899年，安托万·基扬出版《新德国及其历史学家》(Antoine Guilland，L’Allemagne nouvelle et ses historens)一书，其中第一章第二节关于兰克的论述，比圣勒内-塔扬迪耶的文章更具学术价值。该书已有中译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黄艳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7)Saint-Rene Taillandier，“Historiens moderns de l’allemagne，Leopold Ranke”，Revue des Deux Mondes，p.44.
(38)Saint-Rene Taillandier，“Historiens moderns de l’allemagne，Leopold Ranke”，pp.44—45.
(39)Saint-Rene Taillandier，“Historiens moderns de l’allemagne，Leopold Ranke”，p.68.
(40)Saint-Rene Taillandier，“Historiens moderns de l’allemagne，Leopold Ranke”，pp.69—71.
(41)莫诺于1867—1868年在德国学习，其间在哥廷根大学参加了兰克之得意门生魏兹的研讨班。拉维斯于1873—1875年间在柏林大学学习，在魏兹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瑟诺博司则于1877—1879年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参见Christophe Charle，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universitaires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volume l La faculté letters de Paris(1809—1908)，Edition du CNRS，1985，p.137，p.115，p.164；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66页。
(42)Charles Seignobos，“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dans les Universités allemandes”，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t.I.1881，repris dans Etudes de Politique et d’Histoire，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34，p.90.
(43)Gabriel Monod，Portraits et Souvenirs，Paris，1897，p.102.
(44)Gabriel Monod，“Du progrès des études historiques en France depuis le XVIe siècle”，Revue historique，1876，tome l，p.27.
(45)Gabriel Monod，“Dprogrès des études historiques en France depuis le XVIe siècle”，pp.37—38.
(46)此书在解放前就曾由李思纯译为中文，名为《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2011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又重印此译本，并更名为《历史研究导论》。
(47)Charles Seignobos，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Paris，1901，p.4.
(48)Charles-Victor Langlois，Charles Seignobos，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tiques，rééditio par Editions Kimé 1992，p.101.
(49)Charles-Victor Langlois，Charles Seignobos，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p.68.
(50)Charles Seignobos，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p.5.
(51)Charles-Victor Langlois，Charles Seignobos，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p.7.
(52)1868年7月31日，时任第二帝国教育大臣的历史学家维克托·杜律伊，在巴黎创办了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任命那些刚从德国大学受完教育回来的年轻学者为研讨班导师，如历史学家莫诺和语言学家布雷阿尔等。
(53)Benjamin Harrison，Gabriel Monod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n France 1844—1912，Ph.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72，p.178.
(54)Charles-Olivier Carbonell，Histoire et historiens，Privat 1976，pp.418—425.
(55)Emile Bourgeois，Neuchatel et la politique prussienne en Franche-Comté，Albert Waddington，L’Acquisition de la couronne royale de Prusse par les Hohenzollen，Emile Haumant，La guerre du Nord et la paix d’Oliva，Geores Pariset，L’Etat et les églises en Prusse sous Frédéric-Guillaume ler.参见Beate Godde-Baumanns，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d’une historiographie et seséchos"，Histoire de L’Historiographie，1987，number 12，p.76.
(56)Charles-Victor Langlois，Charles Seignobos，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p.120.
(57)Charles-Victor Langlois，Charles Seignobos，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p.119.
(58)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大学中，地理学是历史学的附属学科，包含在历史之内，还没有获得独立地位。
(59)Pim Den P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p.201，p.311.
(60)尽管正是由于年鉴学派史家，尤其是费弗尔的批评，导致法国实证史学的成就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描述史学”、“事件史学”也成为实证史学的代名词。但客观的说，这些批评中不乏过于武断之处，夸大了年鉴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决裂面，而未顾及法国史学发展中的连续性。近些年来，国际史学界对于法国实证史学开始重新重视，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所写的“重新审视瑟诺博司”一文(Antoine Prost，Seignobos revisité，Vingtième Siécle，No.4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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