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我国粮食生产量的波动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量论文,粮食论文,时期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1)06-0028-04
一、转轨时期粮食生产量的波动周期
从1949年至1996年的47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呈周期波动状态。目前，学术界对我国粮食总产量波动周期，说法甚多。有说7年一个周期，有说5年一个周期，也有说3年一个周期，也有人认为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波动无规律可循。还有人认为，1950-1979年的29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波动无规则，而1980-1996年的16年间，则为有规则波动，除去1982、1983、1984年3年连续增产之外，自1985年以后，粮食总产量波动基本呈“两增一减”或“两增一平”的规律（注：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信息中心：《1997年我国粮食生产会掉下来吗？》，《农村经济文稿》1997年第1期。）。也还有人经过测定后认为，我国粮食总产量波动的时间长度平均为4.2年，在所经历的9个周期中，以第一个周期长度6年为最长，其余8个周期的长度分布是：5年的有3个周期，4年的有2个周期，最后的2个周期，即第8、第9个周期为3年，波动周期的长度有缩短的趋势。（注：《粮食生产供给波动与宏观管理》课题组：《市场经济下粮食供给波动与宏观管理研究》，《农村经济文稿》1997年第4期。）。我们认为，上述学者们的分析与研究均有参考价值，大家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我国粮食总产量呈周期波动状态；不同之点，在于对周期的长期看法有所不同。
我们综合各种看法研究后认为，我国粮食产量的波动周期，可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三大类。
第一大类为长周期：我们从表1中不难发现，我国粮食总产量存在4个增产高峰期，即为1958、1971、1984、1996年，这4个峰值间间隔为：1958-1971年（13年）；1971-1984年（13年）；1984-1996年（12年）。12-13年为一个周期，共计3个周期，可称谓长周期。
第二大类为中周期：我们从表1中不难发现，除4个增产高峰值外，还有1967、1976、1990增产次峰值，其高、次增产峰值间（如抽象掉1971年这一增产高峰值，加上1949-1958年这个间隔）间隔为：1949-1958年（9年）；1958-1967年（9年）；1967-1976年（9年）；1976-1984年（8年）；1984-1990年（6年）；1990-1996年（6年），6-9年一个周期，共计6个周期，可称谓中周期（注：参见廖丹清主编：《大国粮食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第三大类为短周期：我们还可以从表1中不难发现，除高、次增产峰值外，还存在1952、1955、1962、1965、1967、1975、1978、1982、1987、1993年增产小峰值，其间隔为：1949-1952年（3年）；1952-1955年（3年）；1955-1958年（3年）；1958-1962年（4年）；1962-1965年（3年）；1965-1967年（2年）；1967-1971年（4年）；1975-1978年（3年）；1978-1982年（4年）；1982-1984年（2年）；1984-1987年（3年）；1987-1990年（3年）；1990-1993年（3年）；1993-1996年（3年）。2-4年为一个周期，共计15个周期，其中除2个2年和4个4年的6个周期外，其余9个周期均为3年一个周期，这15个周期可称谓短周期。
在转轨时期，发生了一次长周期（1984-1996年），发生了两次中周期（1984-1990年；1990-1996年），还发生了4次短周期（1984-1987年；1987-1990年；1990-1993年；1993-1996年）。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84-1990年的中周期，它带来了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年大徘徊。这次大徘徊仅次于1958-1967年包括“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总产量的大减产。这次大徘徊，是从1985年开始的，1985年比1984年减产2820万吨，减幅为6.92%，接着1986年和1987年虽然分别增产1240万吨和1147万吨，但仍未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到1988年，又再度发生了890万吨的减产情况，直到1989年才恢复到1984年的粮食产量水平，最后到1990年粮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超过了1984年的水平，才算结束了6年徘徊，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表1 全国粮食总产量历年来增减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统计资料整理计算。
二、转轨时期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在转轨时期12年内，前6年全国粮食播种总面积平均每年增加146.5万亩，每年平均递增0.11%；后6年全国粮食播种总面积平均每年减少230万亩，每年平均递减0.40%；前6年后6年总计，每年平均减少粮食播种面积41.75万亩，每年平均递减0.15%。每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减情况详见表2。所以，转轨时期全国粮食播种总面积呈减少趋势，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不是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实现的。
表2 全国历年来粮食播种面积增减情况 （单位：万亩）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农业年鉴》历年有关资料调整计算。
转轨时期，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自1985年至1996年的12年间，除了1985年、1988年、1994年这三年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以外，其余9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年年增加，1995年比1990年平均每年每亩提高0.2公斤，每年平均递增0.11%；1996年比1990年则平均每年每亩提高9.2公斤，每年平均递增3.11%，详见表3。
表3 全国历年来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减情况 （单位：公斤／亩）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三、水旱灾害是粮食周期性波动的自然基础
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农业再生产同自然再生产结合在一起。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自然再生产决定着农业再生产，自然再生产又是以自然灾害的周期发生为基础。所以，归根结底，粮食周期波动是由自然灾害的周期发生为自然基础。据不完全的历史统计资料表明，从公元前598年起至1958年止，共计1378年内，共发生大水灾220起，平均6.3年发生一次（注：贾大林等编著：《节水农业与区域治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其中，从公元598年至1098年的500年间，共发生大水灾60次，平均每8年发生一次；从公元1099年至1599年的500年间，共发生大水灾95次，平均4年发生一次。又据有关历史记载，我国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全国性较大的旱灾1056次，基本上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大旱灾（注：夏振坤、廖丹清、陈文科主编大国发展丛书、李享章、熊维明著：《大国水灾害经济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中国是世界上14个贫水国家之一，其旱灾危害尤为严重。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昆仑山脉、秦岭、淮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包括16个省、市、自治区，共741个县，耕地面积达5.7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8%。而且，粮食作物所需水分较多，实属一种怕旱作物。据有关科学试验资料说明，粮食作物一生所需水分要超过本身重量的500多倍，即使是耐旱的粮食作物如谷子、高梁、玉米、小麦等，也需水分不少。每生产一克干物质的需水量，谷子为300克，高梁为320克，玉米为370克，小麦为540克。也就是说，最耐旱的谷子，所需水分为本身重量的300倍（注：信乃诠编著：《当代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第58、69页。）。
在转轨时期，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在5000万公顷以上年份有1988、1991、1994年三个年份，成灾面积在2000万公顷以上的年份有1985、1986、1987、1988、1989、1991、1992、1993、1994、1995、1996年，共11个年份，比历年严重和频繁，连绵不断。其中1991年受灾面积达到55470万公顷，成灾面积27810万公顷；1994年受灾面积达55040万公顷，成灾面积达创历史记录的31380万公顷，因而这两个年份的灾害造成了1990-1993年和1993-1996年的两次短周期波动（注：《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第397页。）。
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所引起的价格和产量的波动
国外有一种价格“蛛网理论”，依据产品的价格供给弹性和价格需求弹性的特点，分析价格和产量在失衡时所发生不同的波动情况的理论（注：参见张培刚、厉以宁著：《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84页。又见张培刚、厉以宁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222页。）。该理论假定价格需求弹性一定时，而价格供给弹性小于、或大于、或等于价格需求弹性，那么，价格和产量的波动会有相应的三种情况出现：第一种情况，是价格供给弹性小于价格需求弹性，即市场价格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小于对需求量的影响，这时，价格和产量的波动会逐渐减弱，越来越小，最后较容易恢复到均衡状态；第二种情况，是价格供给弹性等于价格需求弹性，即市场价格变动对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影响相同，这时，价格和产量的波动始终如一地围绕均衡点，循环不已，但不能恢复到均衡状况；第三种情况，是价格供给弹性大于价格需求弹性，即市场价格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大于对需求量的影响，这时，价格和产量的波动会逐渐加剧，越来越大，甚至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目前，我国自实行联产承包经营以来，农业生产分散在2.3亿（此数为1996年统计数）农户中进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耕地2.3亩（注：见《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第363、379页。）。他们对市场价格变动极为敏感，可以毫不费力地对市场价格变动作出快速反应，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种植品种和数量。因此，在我国目前农产品价格供给弹性较大，而与此同时，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尤其是粮食的价格需求弹性，在人们解决温饱后，其弹性愈来愈小。按照普顿涅和王(Pudney and Wang,1991)调查得出的城市消费者的粮食价格需求弹性为-0.354；而按刘易斯(Lewis)和安德鲁斯(Andrews)1989年的估算，城市居民粮食的价格需求弹性为-0.26，农村居民粮食的价格需求弹性为-0.14（注：转引自郜若素、马国南著、蔡翃、李周译：《中国粮食研究报告》，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页。）。尽管各自估算的数字不相同，但是，他们共同认为中国粮食价格需求弹性是不断减少的，也就是说，粮食的市场价格对需求的影响愈来愈小。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农产品属于“蛛网理论”中所说的第三种情况，如果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大起大落，就会造成价格和产量的长期波动不止。在转轨时期，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当市场粮食紧俏时，国营商业、外贸、供销部门以及个体工商户，蜂拥而上，抬价抢购；当市场粮食滞销时，各有关部门又竞相杀价停收，人为地给农民以错误信号。由此往往引发粮食产量的周期波动不止（注：廖丹清著：《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难以恢复平衡。
造成粮食产量波动，除上述各客观原因外，也还存在着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方面失误的主观原因。
在历史上，1958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三面红旗”的错误政策，造成了1959年减产15%、1960年减产15.59%，用了6年时间才恢复到1958年的粮食生产水平。1978-1984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实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正确政策，带来了6年的连续大丰收，平均每年递增5.45%（见表1）。
在转轨时期，1985-1990年粮食总产量的6年大徘徊，除了1985、1988年有大灾外，究其原因，与存在宏观调控和政策方面的失误有关。其一，对粮食丰收形势估计错误，各级决策部门对于1982-1984年连续几年粮食大丰收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造成“仓容危机”的性质判断错误，将粮食的相对过剩误判为绝对过剩，以为我国粮食从此以后不会再有短缺了，由此导致对农业一系列政策的失误。其二，制定了错误的粮食价格政策，从1985年元月开始，实行粮食收购“倒三七”比例价，其实质是“限产压价”的政策。因为实行这个收购价格，取消了原来超购加价的政策，而“倒三七”比例价又比超购价低10%。所以，对农民来说，新增产的粮食不仅低于原来的超购价，而且还低于现在的合同定购价。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在收购时压级压价，取消了农用生产资料“三挂钩”的优惠政策。而且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因价格放开而不断上涨，“官倒”、“私倒”哄抬价格，盘剥农民，其结果使缩小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又再度扩大。据湖南益阳地区粮食生产成本调查，1980年，50公斤稻谷可分别换回钢材26公斤、水泥225公斤、柴油40公斤，到了1985年，只能分别换回钢材16.3公斤、水泥136公斤、柴油20.4公斤，大约少换40-50%。有学者将上述价格现象概括为“一降三升”。“一降”为粮食价格下降（1985年在全国范围内“合同外”的粮食价格下降，粮食新产区还存在着“合同内”的价格下降）。“三升”为：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自1984年下半年以来，化肥、柴油、农用电、小农具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除粮食以外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其他农产品因取消统派购，其价格大幅度上升）；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随着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致使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上升）（注：高小蒙、宋国青等著：《中国粮食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因此，导致粮农生产积极性下降，粮农能改种其他作物的尽量改种其他作物，能从事其他劳动的尽量从事其他劳动。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一下减少6058万亩，是历年来减少最多的一年（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