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失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大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11-0004-32 一 引言 本文研究大国在崛起进程中为何突然失败。这属于更广义上的国家兴衰问题研究的领域。关于国家兴衰的原因已经有许多富有想象力和竞争力的理论解释。“地理假说”认为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与之相关的气候、土壤、物种、疾病等因素对国家兴衰有决定性影响。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与热带相比，温带的土壤和气候更适合耕种，疾病相对较少，人民更加勤劳，技术更容易进步和扩散，因而劳动生产率往往较高，所以发达的国家多处于温带；①与中美洲等地区相比，欧亚大陆(新月沃地)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哺乳类食草动物和禾本科植物种子，②这有助于人类较早由采集渔猎社会转向农耕社会，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促进了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技术进步、贸易、城市化及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除因其强烈的宿命论色彩而不被喜欢之外，“地理假说”还有较严重的理论缺陷。首先，正如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Robinson)所言，“地理决定论”无法解释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和柏林墙两侧等地理相邻(人种、环境等基本一致)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③其次，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合作的网络远远超出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土地等与地理位置高度相关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大大下降，国家发展差距或南北差距仍然存在并且还有所扩大，这超出了“地理假说”的解释效力。总之，地理相关的优势(或劣势)只是国家兴盛(或衰落)的有利(或不利)条件，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生产率假说”认为国家拥有了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企业家就兴旺发达，而丧失市场空间和积极活跃的生产要素国家就会衰亡。这一观点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支持。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奠基性的研究，指出长期经济增长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后者因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增加而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又取决于市场规模。④正是在此意义上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进一步指出，国家竞争中获胜的关键是打破现有霸权国的垄断地位，绕开它的限制获得市场空间，“窃取其工业秘密，效仿它的成功之道，挖走它的熟练工人和企业家等等。一旦这些努力成功，就能使挑战国获得与霸主对等的地位。赶超需要改进现有技术并创新技术。被挑战国会防止机器设备、熟练工人和企业家流失，并且在经济生命力尚存的情况下，推动产品和生产工艺进一步完善”。⑤“生产率假说”难以解释蛮族入侵罗马、五胡乱华等“野蛮战胜文明”的反例。一定时期内，一国资源总规模是有限的，在生产性领域和安全性领域中投入的多寡会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在生产性领域投入过高可能会拥有较高的生产率，但防御方面则受到削弱，其他国家会发现加大军事投入并掠夺该国是性价比更高的发展路径。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率高的国家也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攻击等造成衰败。 “文化假说”强调文化、价值等观念性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及国家兴衰的作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创性地指出了新教的精神气质对资本主义的刺激作用。⑥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西班牙的自傲使他们不愿意学习别人的技术和管理，沉溺于怠惰的生活，这对西班牙的霸权生命周期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⑦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将民族性格和民族士气列为构成一国对其他国家权力的九项因素中的两项。⑧他还指出民族性格是一种持久的影响，用前后相距一百年且中间经过共产主义革命的冲击也不能改变俄国人“对命令的简单执行和坚持”⑨来说明民族性的不易改变。⑩像摩根索那样指出俄国人“对命令的简单执行和坚持”，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和善于创造，英国人的不重教条和讲求实际，德国人的纪律严格和一丝不苟，无疑是非常精辟的观察和形象的总结。但“文化假说”难以解释当宗教、民族等因素不变时，国家为什么还有兴盛阶段和衰退阶段。对此中国人感受更深。当西力东渐之际，中国饱受列强侵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甚嚣尘上；而当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经济开始腾飞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成为热门话题。(11)此外，亦有研究指出，文化等观念性因素往往是制度的产物，而非解释国家兴衰的独立原因。(12) “政策假说”的主要关切点是政府的政策。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可能存在一种后发优势，可以采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工艺知识等政策，实现加速赶超。但他也指出了政策失败的风险，如意大利“愚蠢的经济政策”扶持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13)实际上，对何种政策倾向才能保证国家兴盛不衰，各方并没有一致意见。在自由放任主义者和政府干预主义者之间，分歧还特别大。信奉自由主义的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指出，“自由的政策不仅要求制止主观刻意的管制，而且还极力主张接受不受指导的自生自发的发展”。(14)哈耶克区分了自由的英国传统和法国传统，或称“盎格鲁自由”与“高卢自由”，指出后者是“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英国反对干预的传统才是自由的真谛所在，其自由制度和传统“已然成了文明世界的示范”。(15)幼稚产业保护论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同样承认英国“已经成为一切国家的榜样”，认为其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都起了示范作用”。但李斯特眼中英国的政策并非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是“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超过所失为限”。李斯特不无诛心地指出，亚当·斯密支持自由贸易的学说掩盖了英国实际执行的政策，“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英国在顺着梯子登上高处之后，一脚踢开身后的梯子，防止别的国家跟上来。(16)顺着李斯特的进路，(17)张夏准(Ha-Joon Chang)主要研究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有的国家上溯到18世纪甚至14世纪，有的扩展到二战以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比利时、荷兰、瑞士、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及选举、行政司法、产权、公司治理、金融及劳工与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其结论是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使用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和制度获得成功的；相反，它们现在坚决抵制的那些已经树立了“政治不正确”形象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及相关制度才是其成功崛起的不传之秘。(18)“政策假说”要成立，必须满足一些辅助前提或约束条件。首先，必须考虑地理、禀赋、文化等条件是否具备或相适应。其次，政策是在一定的制度或体制内传导，未必能按照决策者的意图得到实施。 与“政策假说”密切相关的是“制度假说”。如前所述，如果把文化视为“非正式制度”，那么“文化假说”也可以在“制度假说”的框架中来讨论。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强调制度对人的激励作用，指出一些国家贫弱的原因是其制度对政治经济活动的补偿规则没有促进生产性活动，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成的网络又表现出路径依赖性(决定了可能出台哪些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即便面临类似的外部冲击，不同国家因为路径依赖效应的存在也可能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后果。(19)阿西莫格鲁等人研究了大西洋贸易对欧洲各国兴衰的影响，发现大西洋贸易的利益与一些国家(如英国)的国内制度形成了良性循环，催化制度转换带来了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出现良性循环，与大西洋贸易初期这些国家有限王权及自由经商的初始条件有关；相比之下，更加专制的西班牙等国虽然也从大西洋贸易中获得了利益，但并未转变为制度变迁的动力。(20)张宇燕和高程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美洲金银流入欧洲，造成财富分化和阶级重组，随着实力的增长，新兴商业阶级要求保护产权的力量越来越强，推进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系列制度变迁，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21)他们还分析了同样面临美洲金银(因贸易途径)流入的晚明，此时中国的商人阶级也因为金银获利匪浅，但由于中国的科举制和官僚体系才是保有财富的传统路径，商人没有动力在此途径之外要求国家尊重私人产权，也无力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变迁。(22)阿西莫格鲁等人后续的研究对什么是促进增长的好制度、什么是带来衰落的坏制度进行了总结，指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特别是前者，因为其决定了后者)是国家兴盛的关键所在，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可以制约权力的滥用，避免从中产生出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后者可以避免少数人集中财富来操纵政治削弱权力的包容性；与之相对，榨取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则让一国陷入失败的恶性循环，前者让权力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他们有凭借榨取式的经济制度来掠夺财富巩固自身权力。(23)“制度假说”的问题在于，与政策一样，所谓好制度与坏制度的客观标准很难简单地归纳出来。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说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核心是权利在社会中的分布更广泛和分散，但这样的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很晚才出现，而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国家的兴衰，并且也存在让国家兴盛的好制度安排。 关于国家兴衰这样的宏大命题，不可能找到单一的答案。以上理论假说共同对我们所要研究的大国崛起失败问题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在第二节中我们将综合上述假说，提出观察国家兴衰的理论基准，并根据大国性、竞争性、溃败性三个新增的约束条件，提出本文解释大国崛起失败的理论假说。第三节给出案例分析样本选择的标准。第四节分析大国崛起失败的三个典型案例。最后是对可能超出案例解释范围的例外现象做延伸的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二 理论解释 由“地理假说”和“生产率假说”可知，自然条件、人力物力资源等条件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基础的器物条件。“文化假说”和“制度假说”的启示是初始制度条件对国家兴衰有重要影响，此外，文化或制度并非不可改变、引导或激励人行为的“相对价格”(也可以理解为决定微观主体竞争胜负的标准)的持续变化，会诱发文化或制度的变迁。从“政策假说”来看，政策是较具能动性的因素，但政策的效力也会受到前述各种因素的限定或反作用。 综合起来，我们关于长期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是：在特定的文化与制度环境内，受具体政策的影响，如果一国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这意味着在发挥其禀赋的生产性比较优势的同时，足以对国内外不安全因素构成有效震慑与遏制)，则该国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崛起。当然，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崛起。崛起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提升。但经济增长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以及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基础。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军事或综合国力其他维度的“崛起”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崛起的实质是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落后而挨打固然绝对不行，富而不强也不是合格的崛起。实际上，综合国力的强盛，除了经济的富足、安全的稳固、社会的和谐、环境的清洁等物质层面或硬实力上的要求之外，还有国家软实力上的要求，即要建设成为富有魅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国家，才算实现了全方位的崛起。 如前所述，大国崛起失败研究还需额外考虑三个约束条件。首先，我们聚焦以大国为分析对象。如果一个国家主要是其他国家行为、国际观念、制度与器物影响的接受者，则该国为小国，否则则为大国。大国并非单方面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它还可以显著但是不同程度地影响或塑造外部世界。大国意味着国内行为会对“国际相对价格”产生影响，考虑到这一点，其他大国会对该国的行动做出反应而产生回荡效应(boomerang effects)。(24)该国对此有所认识，所以在决定本国行为时会考虑他国对本国的应对来提出应对，如此往复。鉴此，在分析大国时，应当加入互动或博弈的视角。其次，我们考虑的崛起国与当前处于支配性地位的霸权国之间存在竞争的紧迫性。要么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存在意识形态或核心利益上的直接冲突，要么是崛起国发展迅速已经让霸权国的地位岌岌可危。由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位置的争取是一种零和博弈，这种具备竞争紧迫性的零和博弈让霸权国不能对崛起国的行动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最后，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在迅速崛起过程中突然溃败的国家，重点分析造成其溃败的基本因素和触发因素，而另外一些在相当长时期中“有管理地衰退”的国家不是分析的重点。 根据以上约束条件，我们所分析的对象处于一个称不上完全友善的国际环境之中，它拥有超越霸权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可能性与期待(这种期待既来自国内民众和不同利益集团，也来自它的盟友或伙伴国)，同时也面临着霸权国及其盟友的或明或暗的挤压。它的政府在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紧张之下出台政策，这些政策对该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资源的配置产生着影响。大国崛起失败或突然崩溃，即是资源错配的后果。这种错配通常是政策影响的结果，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长期的持续的错配，在触发因素影响下出现溃败。另一种是短期内急剧的错配造成的溃败。后一种错配有时也是前一种资源错配同时存在时，引起溃败的触发因素。 战略性误判/误导在上述溃败机制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战略性误判，指那些造成资源严重错配的政策与行动所依据的判断。这些判断有的是决策者独立做出的，但由于大国博弈性和竞争紧迫性的存在以及内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许多误判实际上是战略性误导的结果。所谓战略性误导，即由于事前发布虚假的可置信信号，或者事后的隐藏信息或行为，而致使竞争对于国或本国决策者发生持续和重大的误判，采取了导致资源严重错配的政策与行动，从而由兴盛转向衰落。(25)战略性误导固然有其外源性的一面，即竞争对手国成功发布误导性的信号，或者隐藏了真实意图、资源及能力增长趋势等关键信息和行动，但不可否认，其对道德风险失于管理，也有其内源性的条件或原因。如果这些内源性条件不满足，战略性误导也难以发生。或者说，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出现战略性误判：第一，一国处于上升或兴奋期，容易忽视风险，夸大形势中对自身有利的一面，而忽视其具有潜在挑战性的一面；此外，一国处于紧张状态，也容易夸大形势的危险性而出现战略性误导。第二，一国具有集中的决策体制和强大的内部动员能力，由此战略性误导的后果将十分严重，这又会刺激起对手对其开展战略性误导的积极性。第三，决策系统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考虑小集团利益的团体或分利集团。与其中某些小集团利益高度一致，战略性误导就容易得逞，或至少在一国决策系统内制造及放大分歧、引起混乱。(25) 上述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是内外部环境或形势性因素。如果崛起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性因素造成该国因欣快或紧张而容易发生战略性误判，则这些因素构成环境性易感条件。一些环境性易感条件可以用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经济规模及增速差异等指标来衡量。第二、三两个方面是内部体制性因素，如果这些因素造成崛起国更容易发生战略性误判并通过社会动员带来严重的资源错配，则把这些因素称为体制性易感条件。决策体制及决策系统结构可以通过分析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功能与结构来判断，社会动员能力可以使用财政收入及支出占国家经济总量比重、金融市场规模或金融机构资产占国家经济总量比重、大企业资产占国家经济总量比重等指标来衡量。越是符合上述环境性易感条件和体制性易感条件的国家，对战略性误导的易感程度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对大国在崛起中的突然溃败提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战略性误判/误导→易感国决策→资源错配→内忧/外患→大国崛起失败。 三 样本的选择 评判哪些国家是某段时期的霸权国(以及哪些国家是主要的崛起国)可以有不同的标准。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提出，货币的国际地位是一国经济地位的反映，拥有经济领导权的国家的货币往往是国际通用的顶级货币。(27)但货币标准有时并不准确。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或者由于某些货币本身具有的价值，在发行国已经失去霸权地位之后相当长时间里，该国发行的货币还可能被国际广泛使用。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中心可以反映霸权的归属，1500年从威尼斯转移到安特卫普，1590-1610年左右转移至阿姆斯特丹，1790-1815年伦敦处于领先地位，1929年转到纽约。不过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言，这种划分难以反映中心转移的动态过程。尤其是，没有苏联的城市跻身经济中心之列，也反映不出苏联与美国在全球霸权上的竞争。(28)从争霸战争中获胜似乎也可以反映霸权的转移，但核武器出现之后，大国之间直接爆发战争的概率微乎其微，国家竞争更多以经济竞争等形式来表现。 我们主要采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标的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来反映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实力。这一指标能够连续反映国家实力的消长，能够展示不同时点上霸权国与若干崛起国力量的相对强弱。相应地，我们给出本文中崛起的工作定义：一个国家的GDP规模由其所处的世界中的“第二”上升为“第一”，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稳定地维持在“第一”的位置上。(29)这个定义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分析是唯GDP或唯经济(而不考虑军事能力、政治能力、制度能力等)的观点。GDP相对位置及其持续性是一个代理变量，其他维度的能力能够较好地投射到这个变量上。例如，在传统战争争霸的时代，如果“第二”的GDP快要超过“第一”或者“偶然地”超过了“第一”，但军事能力没有跟上来，则“第二”会在争霸战中被“第一”击败。但是，如果原来的“第二”的GDP超过“第一”并持续稳定地保持这个相对地位，则意味着(很可能)它在总军事能力上也胜过了原“第一”，或者文化上“征服”了原“第一”，从而实现了崛起。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在崛起的最终结果上都可以反映到GDP赶超及其持续性上来。而在核威慑时代，如果原来的“第二”的GDP超过“第一”并持续稳定地保持这个相对地位，可能并不意味着它的总军事能力(资源)超过了“第一”(因此用军事作为代理变量就不够好)，而可能是其适应、制定规则或争取认同、调动全球资源等能力“持续性”地超过了原“第一”，最终也可以反映到GDP赶超及其持续性上来。在这里，GDP赶超及其持续性并非“单纯的经济权力之争”，而是可以反映不同时代不同竞争规则下最终竞争成败结果的一个比较好的代理变量。 当然，这一指标也有其局限。比如，GDP长期数据只能通过购买力平价等方式来估算。但实际上，前工业化阶段的GDP对应的主要是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工业化阶段的GDP对应的更多的是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即便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国家的GDP折算价高于工业化阶段国家，也不能认为前者的力量一定强过后者。从我们使用的麦迪逊历史经济数据来看，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比重还比西方国家中最高的英国更高，但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的实力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尽管如此，同属于工业化阶段的西方国家之间用GDP来衡量力量相对强弱还是大致准确的。当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国家由彼此相对隔绝变得有所“交流”而日趋“同质”后，GDP才开始具备了可比性。此时，中国的GDP占比出现了空前的大幅下降，时人称之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中国在这一阶段的衰落主要是不同发展阶段的落差转换所致，并非崛起中的赶超失败的后果，所以不列为本文研究的重点。但从长程历史来看，在漫长的、可比的前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的确占有其他当世大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迅速提升，不过是向历史常态的复归。以“复兴”名之是恰如其分的。
图1 公元元年以来世界主要大国GDP占比 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the Maddison-Project,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2013 version。 由图1还可看到，近世大国相对实力的消长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为了便于分析，也为了更好地表现霸权国与主要崛起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博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到二战结束，第二个阶段是二战结束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影响也非常大，只是迄今尚不足10年，在本研究相对长期的视域中还难以准确分析其表现出来的特征及其稳定性，在此存而不论。 从工业革命到二战结束的各国GDP占比演变情况看，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地位迅速提升，到1820年时已经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直到19世纪后期仍维持着这一优势。美国的崛起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在1820年时，美国GDP占世界比重还在各大国中垫底，50年内就迅速超过德法俄等国，(30)到1870年仅比英国低0.1个百分点。此后美国经济增长更是蹄疾步稳甚至还有所加速，到1900年占世界GDP比重达到15.8％，远超退居第二的英国的9.4％。美国的迅速崛起并将其他国家远远抛在身后，没有留给英国等竞争者任何打压甚至反应的机会。同期德国、俄国及稍晚的日本虽然GDP占比也有明显的上升，但从速度上没有一国可与美国崛起相比。中国近30多年的崛起速度或可与美国当年的崛起相比，遑论不可逆地超越其他国家了，但尚未达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从图2来看，本阶段符合本文分析要求的国家是德国和日本。两国GDP占比在1940-1950年期间出现了崛起中的突然大幅下降。从程度来看，10年之中GDP占世界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甚至更多。与之相比，俄国整体仍呈上升趋势，英国和法国虽然有所下降，但均属于“有管理的衰落”的范畴。法国从1870年的高点时隔40多年到1913年仍未下降2个百分点，从1913年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后到1940年近30年也未下降到2个百分点，从二战前到二战后，其GDP占比还略有上升。英国情况也类似，GDP占世界比重从1900年的高点经过40年才下降2个百分点。
图2 1700年至1950年世界主要大国GDP占比 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the Maddison-Project,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2013 version。 我们分析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2008年。与前一个阶段一致，仍然用10年中GDP占世界比重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作为崛起失败的主要参考标准。按照这个标准，第二阶段适宜的分析对象是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俄国和日本。苏联崩溃后，GDP占比由1989年的7.7％迅速滑落至1990年的4.2％，其后7年中到1996年又进一步下滑了2个百分点，溃败在俄国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GDP占比超过俄国，并且在1992年被中国赶上之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好景不长，从1991年GDP占比的高点起，日本大约经11年时间内该指标就下降了2个百分点。此后5年又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美国人惊呼“日本第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1)这一时期英法德的GDP占比虽也有所下降，但只能算“有管理的衰落”。英国GDP占比从二战后的高点下落2个百分点，花了大约20年，德国花了大约30年，法国GDP占比从1950年迄今也没下降到2个百分点。
图3 1951年至2008年世界主要大国GDP占比 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the Maddison-Project,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2013 version。 通过对历史经济数据的初步观察，我们把大国崛起失败研究的样本聚焦于德国、俄国和日本身上，研究第一阶段德国的崛起失败、第二阶段俄国(苏联)的崛起失败以及两个阶段中日本的崛起失败。 四 案例分析 崛起是长程历史中一连串的事件，溃败却在一瞬间。尽管如此，瞬间的溃败实际上有其长期崛起过程中积累因素的影响存在，需要我们将崛起中积累的可能诱致溃败的条件纳入研究范围。根据理论解释部分提出的大国崛起失败机制，我们在案例分析部分不仅要用德国、俄国和日本崛起失败的过程来对机制进行验证，更重要的是，需要分析这些国家在战略性误判/误导易感条件上的共性。为论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易感条件。其中，环境性易感条件主要分析当时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氛围中容易造成崛起国战略性误判和实际资源错配效果的主客观条件；体制性易感条件主要分析发生战略性误判及资源错配后果的崛起国在决策机制和动员体制等方面的特征。其后对崛起失败国因战略性误判而发生资源错配的过程及后果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德国崛起失败 从工业革命后学习模仿英国开始，德国的崛起历时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遏制了德国进一步崛起的势头，但尚未达到造成其溃败或崛起失败的程度。如果没有二战，德国在平稳度过崛起间歇期之后继续上升并非不可能之事。从易感条件上分析，德国发生战略性误判，造成资源错配以致崛起失败。 1.环境性易感条件 期待雪耻的兴奋感让德国处于更加容易被动员的状态。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让德国沉浸在蒙受“强制的和平”的强烈耻辱情绪中，不仅德国自己这么认为，连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也心照不宣地接受这种观点，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战胜方对德国勒索性质的条约对其缺乏道义上的约束力。(32)一旦看到有了雪耻的希望，这种被欺辱的感觉将愈加强烈，德国人也就特别容易相信当权者的承诺被动员起来。所以，当德国的右翼站在民主党派的对立面，承诺恢复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声誉时，获得了德国民众普遍而衷心的支持。(33)这意味着如果当权者被误导，错误的决策对德国资源错配的影响将获得高效的传导。 通货膨胀造成的中产阶级普遍破产为纳粹的社会动员准备了党员骨干。在无法兑现的战争赔偿压力之下(此时的赔偿成了法国可以随时勒索德国的借口)，德国币值崩坏，通胀高企。1英镑兑换20马克的正常比价，到1920年年中变为1英镑兑换250马克，1921年11月1英镑兑换1000马克。1922年年底，法国因为德国的小额实物赔偿未能完成而发兵鲁尔，占领前夕马克跌至1英镑兑换35000马克。法国占领鲁尔让德国经济生活陷入困顿，到1923年年底要50兆马克才能兑换1英镑。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指出，恶性通货膨胀对拥有土地等不动产的贵族及原本就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影响甚小，但对德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荣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因收入下滑至原本看不起的无产阶级的水平而怨声载道，尤其仇视(他们错误认为的)在通胀中成为暴发户的犹太人。“从这种被剥夺和被降低了身份的中产阶级中，总有一天纳粹党将从中吸收他们的新党员。”(34) 大危机带来的紧张情绪加剧了“必须采取行动”的紧迫性。1929-1933年大危机中，德国的脆弱性特别高，危机也尤为深重。1928年德国失业人数139.1万，失业率8.4％，与英国7.5％的失业率相差不大。但到1932年，德国失业人数达到557.5万人，失业率高达30.1％，同期英国失业率虽也高企，但只有15.6％。(35)约翰·凯恩斯(John M.Keynes)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指出，德国特别依赖海外贸易，而《凡尔赛和约》相当程度上剥夺了德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36)大危机期间，德国有限的海外贸易进一步萎缩。出口价值由1929年的6.3亿英镑下降至1932年的2.8亿英镑，同期进口价值由6.7亿英镑萎缩至2.3亿英镑。(37)危机强化了德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在此影响下，1932年1月，德国方面宣布不能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恢复赔款支付，同年6月的洛桑会议确认了德国战争赔款的终结。 2.体制性易感条件 政府对社会的动员能力体现在其通过财政、货币金融、产业等渠道对社会资源的影响力。从财政渠道看，德国政府动员能力在崩溃之前有所提升。其一，德意志帝国1871年建国之初确立的财政分权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所改变，转向财政集权使德国中央政府在财政渠道的社会动员能力增强。1919年的改革让财政收入在中央、联邦和直辖市的分配比例由之前的42％、22％和36％调整为70％、10％和20％。(38)当年12月13日发布的德意志财政收入法实际上废除了各邦国的财政权力，帝国政府拥有了唯一的征收管理税务的权力。(39)其二，从政府税收占经济规模的比重来看，德国政府财政动员能力在1925-1938年间也有明显的提升。尽管国民生产净值(NNP)与GDP统计口径不一样，不能直接用英国的数据来比，但英国政府税收占经济规模比重在同期的变化趋势可以作为判断德国财政动员能力变化的参照。1925-1938年间，英国上述指标维持在20％左右几乎没有变化。但是1925年时德国政府岁入与NNP之比为7％，到1938年则迅速上升至18.1％。(40)
图4 德国与英国税收收入占经济规模之比 数据来源：布莱恩·雷德蒙·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960、963、883、889页。 注：衡量德国经济规模的指标为NNP，英国为GDP，均为现价。 从金融渠道来看，德国政府也拥有很强的动员能力。与二战以来德国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地位有所不同，德国崛起失败之前的银行系统完全无法抵制政府的压力。帝国银行行长夏尔马·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及该行理事会多数认为，帝国银行不应该为重新武装德国注入过多流动性，否则将导致危险的通货膨胀。帝国银行理事会1939年1月写信给总理说，无限制的开支正在引起通货膨胀，并提出了取消赤字开支、将开支控制权由军方转交财政部、控制物价与工资、将货币政策交由帝国银行决定等建议，希特勒的回应是解除了沙赫特等人在帝国银行的职务。不仅如此，商业银行体系也在政府的有力控制之下。1931年，德国政府拥有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北德意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等主要商业银行的股份分别为91％、70％、67％和35％。(41) 从产业渠道看，德国政府拥有影响产业政策的较长历史，崛起失败之前这一趋势并未改变。德国很早就有影响工业的公共部门或政府支持下的私人机构，前者如工业革命尚在准备期就成立的普鲁士工业技术委员会，后者如成立于1821年的工业促进会，该会虽性质上属于私人机构，但却由产业贸易及内务部部长领导。(42)政府的介入还直接深入企业或劳资层面。1923年修订了《关于集体工资协商、工人和雇员委员会及工业争端协调法》，授权新成立的劳动部可以实施违背谈判一方意愿的集体协议，甚至在社会政策需要时可以违背劳资双方的意愿。(43) 由上可知，德国在崛起失败之前已经形成了比较高的动员能力，这为战略性误判效果的传导准备了条件。除此之外，德国政府决策机制趋于集权甚至独裁化，也为战略性误判的出现提供了契机。集权并非到希特勒上台才开始。在此之前，在世界性大危机冲击之下，德国已经出现了四届按紧急状态法行事的专断内阁，他们在执政期间奉行了独裁干预主义的决策方式和政策。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政府中的集权倾向变本加厉。他利用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933年2月28日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所签署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总统紧急法令，以一种长期戒严令式的方法开展统治。国会通过授权法把立法权赋予政府。内阁开会减少甚至索性在1938年2月之后不再召开。内阁颁布的法令经元首的批准成为法律。德国政府成为元首独裁的政府。希特勒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44) 3.崛起失败的发生机理 考察德国这段崛起失败的历史可以看出，战略性误判不仅发生在崛起国德国身上，在它的竞争对手方面同样存在战略性误判，不过双重误判的最终后果主要由身为战败国的德国承担了。英法方面并非完全明智。如前所述，作为一个整体，英法之间的分歧给了德国冒险的机会。不仅如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名誉的侮辱多过对其实力的遏制。在道威斯计划实施的5年中，德国支付了5亿英镑的赔款，却从国外获得了大约9亿英镑的贷款和授信。多出来的钱被用于德国中央、地方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的重建。(45)这为德国在后续一段时间内暗中发展军备奠定了基础。 德国的误判主要是用战争来洗雪耻辱和开展掠夺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一国的资源可以用于发展经济，也可以用于投资军备。决策主体在生产性行为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它们对两种行为相对回报的判断。(46)如果经济发展使得人们认为生产性行为的相对回报提高，那么资源会更多地被用于生产性用途。随着资源向生产性用途集中，其相对于非生产(安全性)用途的边际回报下降。此时，如果其他国家投资于军备并用于掠夺，则可以从高生产性投资的国家那里获得更多回报。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军备投资。 德国出现战略性误判与希特勒的掠夺或军事偏好有关。与政治和军事权力扩张相比，希特勒把经济问题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上。在他看来，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毫无关系，国家并非经济组织，在德国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才改善。他断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47) 在雪洗凡尔赛条约耻辱情绪、大危机压力及希特勒的蛊惑之下，德国利用相对高效的动员机制，增加军备投资，准备从对外侵略中争夺“生存空间”，以此弥补国内资源加速抽离生产性领域造成的困境。前述公共收支、金融、产业等渠道的动员能力被挖掘出来，悉数指向军备生产。从1935年到1938年，税收及社会保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1/3，公共开支占比由魏玛共和国时期的20％上升至1938年的35％，其中军费开支从不到1％增加至15％。增发货币、控制资本市场甚至社会保险政策都成为为军备开支融资的办法。1933-1939年间，流通中的货币增长了80％；股票被禁止以超过6％的比例分红，其余相当部分变成贷款股票由帝国处理，私人储蓄也被政府“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占用；对全民强制保险，但保险金大约只有1/3是以回馈受益的方式支付，其余都用来补充公共开支。(48) 在战略性误判之下，德国国内资源出现了向非生产性领域高度倾斜的怪象。第一，工人工资受到严重压抑，这会对国内消费形成挤压。以1929年工业中的货币工资指数为100，其后有明显的下降，虽然危机之后有所恢复，但到1938年德国该指数也仅为85。作为对比，英国在1929年到1938年间工业货币工资指数比较稳定，到1938年甚至有所上升，为105。
图5 德国和英国的工业货币工资指数 数据来源：布莱恩·雷德蒙·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196-197页。 第二，生活资料生产受到抑制，军备相关产业畸形扩大。当时德国有一个“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意在压抑消费、扩充军备。如果以原钢产量作为“大炮”的代表，可以看出从危机后到二战爆发前，德国大炮领域的增长远远快过黄油的增长。1933-1939年，原钢产量年增率的平均值为23.64％，黄油产量年增率均值只有3.95％。 支付了沉重的国内代价，但从对外侵略中获得的资源无法弥补国内资源错配造成的损失，更别说因战败而蒙受的其他损失了，这是德国战略性误判的严重后果。开战之后，德国从占领区榨取到的收入有限，战争期间政府开支的48％还得靠国内税收支撑，只有12％能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占领区获得，至于最早闪击的波兰等东欧国家，德国所得无几。驻扎东南欧洲的德国军队甚至要靠把国家信贷局券卖给驻扎法国的兄弟部队来套利，只因法国的购买力更高一些。不妨再算个总账。从1940年年初到1943年年底，4年之中德国从外国得到的“贡献”合计在850亿至1040亿马克之间，平均每年只有212.5亿至260亿马克。(49)这比和平时期德国正常创造的国民生产净值小得多，1938年时德国NNP高达979.9亿马克。如果与战败造成的凋敝相比，这区区每年200多亿马克的战争收入更是得不偿失。
图6 二战前德国黄油与原钢产量增长率 数据来源：布莱恩·雷德蒙·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399-400、489页。 (二)苏联崛起失败 如果说德国崛起中的崩溃与希特勒的误判有很大的关系，苏联的崩溃则要更加复杂。不仅有内源式的战略性误导，还有来自竞争对手的战略性误导。苏联所处的竞争性国际环境、内在的赶超情绪以及它的计划体制与决策模式，使得对误导的传递效果显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资源的持续错配。尽管大量军事领域的投入对外形成了有效威慑，但生产性领域的投入不足腐蚀了苏联的内政基础，最终造成了苏联的溃败。 1.环境性易感条件 十月革命后苏联独特的快速发展方式增强了国内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信心。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苏联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以轻工业为肇端的工业化道路。正如格申克龙所言，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推行的政策就已经表现出它对轻工业没有任何兴趣，“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基本工业材料的产出和机器的生产上”。(50)苏联成立后借助体制在动员力上的优势，大力引进先进技术，把后发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恰逢大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出售机械设备，借此机会引进了大批工业化所需的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此苏联在1929年专门设立了外国咨询中央局，负责领导技术引进。当年年底就签订了70多项技术援助和咨询协议。到1931年年初，外国技术援助项目增加到124项。(51)经过19世纪20-30年代的努力，苏联成为世界各大国中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这一成绩强化了指令计划的权威性，下级必须无条件执行，质疑执行指令计划有被枪决的危险。(52)这滋生了战略性误导的土壤。 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强化了苏联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乐观情绪，这不仅引起了盟友对苏联国际地位及对外援助的更高期待(这将增加苏联财务负担)，而且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二战后斯大林(以及马林科夫)当政时期，苏联GDP年增长率均值为6.95％，远高于美国的1.31％。赫鲁晓夫时期，苏联GDP增速对美国的优势虽有所缩小但仍然明显，年增速均值相差大约1.5个百分点。到勃列日涅夫执政中期，苏联的增速优势趋于微弱但仍然存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作为第二大国保持着对第一大国的增速优势，足以让苏联趋于乐观而让美国感到担忧，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时尤其如此。
事实上，苏联的快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甚至由于其增长形势发展迅速，美国方面在绝密级的对苏评估报告中不得不短时间内迅速调整认知。1952年11月刊印的《中情局关于1953年中期苏联阵营潜能的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1953年中期苏联阵营形势的评估报告》估计，苏联1951年国民生产比1949年高出15％，总值大约是美国的1/4，并每年以6％—7％的速度增长，苏联阵营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北约国家的30％。(53)1个月之后刊印的《中情局关于1954年中期苏联阵营潜能的评估报告》中，苏联1951年国民生产被调至比1949年高20％，还加上了“并且我们认为在评估的这一时期还将持续快速增长”的评价。其他各项评估也都进行了向上修正，认为1951年苏联产值约为美国的30％，并正以11％的年均增速增长，整个苏联集团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北约国家的1/3。(54) 无论是兴盛阶段还是经济增长相对放缓的阶段，苏联面临的来自美国的敌意一直存在。斯大林去世后，出于对经济增长受军备竞赛拖累的担忧、受美国和平战略引诱等因素的影响，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甚至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但美国方面没有改变敌视和遏制苏联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后更是频繁指责苏联为“邪恶的帝国”。 2.体制性易感条件 斯大林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决策机制、以指令计划操控经济和严格细致的信息管控，是苏联容易发生战略性误判的重要前提。尽管发生了各种改革，但这个体制基本没有离开过苏联，并且在后期其弊端越发严重。被称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55)其改革也没有离开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取代赫鲁晓夫后长期当政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更是在“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56) 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其他方面的决策都高度依赖上层或中央的权力安排。例如，从经济来看，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特别是那些按专业划分的中央管理部门。1936年全苏联工业总产值中90％由中央管理，只有10％由地方管理。赫鲁晓夫时期实行大改组，到1959年按经济行政区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工业占全国产值的72％，地方管辖的占22％，中央管辖的占比急剧下降至6％。但很快苏共中央又开始收权，1960年中央统一分配的产品占全部产品的95％，各加盟共和国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只占5％。(57)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预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1966年为51.3％，到1982年提高到67.4％。(58)从政治外交来看，像1979年出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决策，只是生病中的勃列日涅夫同其他三人商量后就决定了。(59)军事方面，最高领导人可以仅同亲密助手商量并经自己的政治班子审核强行通过高达几百亿美元(投入资源的市场价格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的军事计划。(60) 指令性计划是苏联国家经济管理的核心。计划具有法律效力，不完成指令性计划国家可追究行政及法律责任。斯大林时期，计划以年度为主并划分至季度、月份和天数。关于指令性计划，常有“每一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中央调配”之类的说法。这并不夸张。从1947年12月14日发布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批准食品和工业品国营零售价目表》的决议来看，这份由斯大林及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联名发布的文告，对面粉、香皂乃至火柴在不同地区及城市和农村的不同价格都有详细的规定。(61) 信息管控更是无所不在。地方国家安全局官员、农庄管委会等基层组织甚至普通庄员个人通过向中央写信的方式汇报情况，(62)其中反映的部分问题得到了上级的回应。(63)国家安全部门还相当制度化地审查军人(64)和普通公民(65)的私人信件，并向上级反映有关信息。对一些重要的科学家和著名人士，还通过电话监听、密探等方式了解他们的行踪，套取他们的观点和态度。(66)对计划体制而言，严格的信息管控似乎可以直接减少外源式误导的发生。美国方面特别希望得到有关苏联经济社会的各种信息。1959年美国人加里曼(67)在拜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阿列克谢·柯西金(Aleksey N.Kosygin)时，多次提出希望苏联方面扩大公布统计资料。(68)这个目的或许直到1988年7月1日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发布才实现。决议发布后，苏共老干部瓦西里·科诺托普(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Конотоп)(69)就公开性问题致信戈尔巴乔夫时提到亡党亡国的风险在上升。(70)一言成谶，两年半后苏联解体。 分利集团尾大不掉。斯大林时期及赫鲁晓夫时期均通过清党来保证干部的更新，苏联内部难以形成固定的分利集团。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放弃了清洗的手法，以保持“干部的稳定”，(71)恢复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形成了日益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利益集团。赫鲁晓夫时期，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苏共二十二大上升至79.4％，二十五大为83.4％，二十六大升至90％以上。与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经常被清洗不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权阶级稳定下来并且不断壮大，规模在300万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5％。(72)分利集团不仅削弱了国家能力，并且它们之间利益的不一致及其对决策者的影响，给外源式误导留下了机会。戈尔巴乔夫在执政之初(至少到1987年)认为改革可以保持在经济领域内，政治体制可不变。但他在中央政治局最坚定的两位盟友早在1985年就认为有必要进行包括解散苏联在内的系统改革了。(73) 3.崛起失败的发生机理 造成苏联资源配置扭曲以致崛起失败的机制既有内源式误判也有外源式误判，并且两类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加速了苏联的溃败。 从内源式机制来看有三种：一是集中的权力运用到经济社会动员时，缺乏科学的试验程序(更别说制衡或中止程序了)，造成失败风险的不可控。例如，赫鲁晓夫将自己在乌克兰促进种植玉米的经验作为农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苏推广。赫鲁晓夫通过在驻美使馆设“农业随员”收集农业情报。访美期间，大规模推广玉米种植的想法得到了他参观的爱荷华州加斯特农场的经营者的支持，认识到玉米除了食用其秸秆还可用作青贮饲料。但在大规模推广前，他只在自己别墅边的菜园及别墅相邻农庄试种了美国“斯特尔林”杂交玉米。(74)在强力动员模式下，苏联玉米种植面积急速膨胀。1953年种植面积不超过350万公顷，到1962年高达3700万公顷，约占全苏播种面积1/6以上。其他部门的资源也被投入玉米相关领域。(75)轻率推广的结果是，玉米作为谷物的单位产量在苏联只有美国的1/4，作为青贮饲料的产量也只有美国的12％。(76)最终这场玉米种植运动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失败。 二是指令性计划下，下级官员为了得到赞赏或避免惩罚，加速执行试图超额完成上级的任务甚至弄虚作假，受到误导的决策层提高政策目标，又进一步迫使下级扭曲和强硬地执行计划，最终造成资源的严重错配。例如，1947年地方苏维埃组织竞相虚报完成和超额交公粮的计划，强制农民交出种子和口粮；为完成肉类计划，强制将奶牛(甚至是怀孕的母奶牛)作为肉类上缴屠宰。这些做法造成了饥馑。(77)1958年计划逐步将拖拉机站和农庄合并，本来准备分期推进，结果各农庄发起合并竞赛，到1959年1月，8000个拖拉机站就只剩下345个，年底就只剩34个了。运动式的合并让大量农庄经济上破产，所购机械缺乏技师和维护人员而效率低下，同时还造成农业机器工业生产的萎缩。(78)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曾经把自己的决策失误归咎于下级干部对他的迎合，执行居高位者的建议“过于起劲”。 三是分利集团对信息的分割和垄断造成误导。例如，国防部垄断了有关军事行动、军事需求及许多技术事项有关的材料和信息，其他部门无缘接触这些被保密的材料，而高层又没有能力对这些材料和信息进行分析，只能依赖国防部对军事政策问题的分析来做出决策，“这种局面到1988-1991年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79) 外源式误导也可分三类：一是营造紧张氛围，迫使苏联在军事方面过度投入，挤压了用于生产性领域的投入，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可持续性。二是政治与外交方面诱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和分裂，迫使苏联增加阵营内部的管理与防御成本。(80)三是在苏联内部培植代理人。篇幅所限，本文仅就第一类与经济直接相关的误导进行展开分析。 一份率先在俄罗斯网络上公布的撒切尔夫人1991年休斯敦演讲记录(81)显示，美英一直在通过“泄露”拥有核武器数量等方式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压缩居民消费品生产，引发国内大规模不满。(82)即便不考虑这类难以查证的证据，从苏联军事投入与生产性投入的关系来看，也的确存在资源严重错配的状况。 如图7所示，根据美方估算的数据，从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来看，苏联明显高于美国。(83)当然，仅看军费开支占GNP比重是否高于美国，尚不足以充分说明苏联军费开支是否合理。非友善状态下，处于第二位置的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以防控来自美国或北约的外部威胁，军费开支高一些也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军费开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构成了持续的负面影响，使得军费开支本身不具备可持续增长的基础，那么这样的军费开支规模并不合理。 我们用GNP增速减去军费开支年增速来构建军费可持续性指数。由图7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苏联的军费可持续性指数均低于美国，并且在相当多的年份为负。这意味着10多年中，与美国相比，苏联的GNP增长更难以支持军费增长，并且不少年份军费开支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的军费可持续性指数看似相对有所提升，但参照GDP增速来看，这是在GNP增速(绝对及相对于美国意义上)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换言之，这是之前长期军费高支出拖垮经济的后果，以致军费开支增速也不得不做出被动的调整。
图7 苏联与美国的军费占比及军费可持续性指数 数据来源：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http://www.state.gov/t/avc/rls/rpt/wmeat/，登录时间：2015年8月20日。
图8 苏联和美国GNP增速 数据来源：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http://www.state.gov/t/avc/rls/rpt/wmeat/，登录时间：2015年8月20日。 还应提及的是，苏联的内源式误导机制与外源式误导机制存在相互强化的现象。在集权、指令计划、严密的信息监控及分利集团博弈等背景下，中下级官僚体系中浮夸和虚报成绩成为官员的生存策略。此时，一旦信息壁垒打开，国内民众会倾向于更相信来自外部的信息，这将增加外源式误导成功的概率。 (三)日本崛起失败 日本的两次崛起失败更具典型意义之处不是它的两次失败，而是两次失败之间的重新崛起。以下的考察可以发现，失败的条件或原因都是类似的。但也可以更清楚通过观察其崛起的各种状况而发现，失败的许多体制性的条件竟然与崛起条件高度重合。因此，日本的案例讲述的不是一个成功的体制如何僵化和蜕变的故事，而是一个成功的体制如何因为环境变化和战略性误导的滋生而过时的故事。(84) 1.环境性易感条件 无论是第一次崩溃前还是第二次崩溃前，日本国内都积累了相当的乐观情绪。第一次崩溃前，日本经历了漫长的胜利的积累，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战争利润。日本一方面为自己成为亚洲唯一的工业国进入国家经济体系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期待继续从战争中获利。第二次崩溃前，日本已经20年长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因为苏联的崩溃还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仍维持着咄咄逼人的增长态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第一”的观念开始流行，一股“已经不需要向欧美学习”的乐观风气弥漫整个日本经济界。(85) 日本与外界的紧张没有缓解，反倒有所加剧。日本的崛起并未快到外部世界来不及做出反应。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外部与日本的相互挤压正在塑造对立。第一次崩溃之前，日本与邻国之间龃龉日深，为了称霸亚洲，日本还脱离了它曾为跻身其中而引以为荣的不列颠和平体系开始与英美对峙。第二次崩溃之前，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苏联的崩溃势头让美国可以抽出更多精力来规训阵营内部的挑战者。 2.体制性易感条件 政府主导了日本的现代化并长期对经济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废除封建主义的时期，日本政府着手采取了创立一个现代结构的社会与经济措施，包括设立现代工厂、修建铁路、成立国家银行等。从甲午战争获得的巨额赔款增加了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和兴趣。日本政府开始出台刺激重工业的政策，宣布了国家对钢铁业的控制计划，通过了以政府补贴等手段促进航运及船舶制造业的法律和政策。即便是在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这样的非重工业，也出现了私有企业和政府帮扶混合的现象。日本逐渐由“小政府”转变为“大政府”。(86)第二次崩溃之前的倾斜式生产、政府“护航舰队式”的银行业发展等，无非也是继承和发展之前逐渐形成的“大政府”体制的余绪。从日本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来看，两次崩溃之前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阶段。
图9 日本政府支出占经济规模的比重 资料来源：1915-1944年的经济规模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其他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参见布莱恩·雷德蒙·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第924、1053页。 注：1915-1944年的经济规模使用的是GNP和GDP中可获得的数字。两者差异不大。 银行方面，首先是政府对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银行体系有很大控制力。在政府促进银行合作及规模化的方针下，普通银行数量由1900年的1890家减少至20世纪40年代的不足200家，在此过程中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系银行兴起，(87)这为政府通过少数大银行影响金融体系提供了便利。二战之后，财阀被占领军的改革强行解体，但“由于改革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给旧财阀企业留下了通过互持股票的方式，重新建立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集团的余地”。(88)从第一次崩溃到第二次崩溃，政府通过银行并实现对产业的动员的能力并未被削弱，甚至可以说还有所增强。 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更是直接在政府的掌控之下，缺乏政策独立性。这与大藏省(89)通过制度拥有的正式权力及通过其他间接渠道获得的实际权力过大密切相关。《大藏省设置法》规定其拥有的发行纸币、监督各级金融机构等权力，已经使该机构大大超出了通常理解的财政部的范畴。不仅如此，大藏省还通过人事安排直接影响日本银行。日本银行副总裁按惯例由大藏省出身的官员担任，而理事中也必然有银行局出身的成员。名义上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日本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但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大藏省的政府代表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90) 银行方面的第二个易感条件是日本特殊的主银行制度。在主银行制度下，日本企业的全部或大多数金融服务固定地由一家银行提供。与此同时，主银行对企业拥有相机介入治理的权利。这意味着通过银行渠道实施社会动员的效率会非常高。政府对商业银行亦采取了前文提及的“护送舰队”方式的保护，准入制度严格，而且银行与证券、保险业分离，各家银行业务相同，基本采取横向看齐战略。 企业方面同样存在许多体制性的易感因素。从政府与企业关系来看，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就开始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介入产业发展，1937年以后至第一次崩溃期间的统制经济时期，政府产业政策被广泛实施。二战之后，为了尽快复兴，日本政府采取了对煤炭、钢铁等产业重点投资的“倾斜式”经济政策，此后又通过行政指导手段介入，对新兴产业实施保护培育政策。从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关系来看，第一次崩溃之前的日本企业中就已经存在被称为家族关系甚至主仆关系的劳资关系。二战后，企业内部的家族关系被制度化为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和内部晋升制。而企业间的供销和交易制度往往以“系列”为基础，注重长期合作和交易，特别是机械、电机产业等制造业以系列为核心，构建了丰田管理模式等日本独特的生产管理方式。日本式企业的一整套制度也说明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员工间有长期合作的特征。(91)这种稳固的关系对自上而下的动员提供了良好的执行基础。 最后，日本的行政决策带有明显的行政主导的色彩，这让利益集团更有动机去俘获政府。调查显示，日本48％的团体认为对政治施加影响时行政机构最重要，认为政党或议会最重要的只有46％。作为对比的是，美国利益团体90％认为议会十分重要，而认为行政机构和总统府重要的只有50％。(92)显然，对利益集团来说，游说或收买掌控行政决策权的“关键少数”，比收买大量的分散的议员要容易得多。 3.崛起失败的发生机理 日本第一次崛起失败主要也是卷入二战造成的失败，在德国部分我们对类似的状况已经进行了分析。这里主要分析日本第二次崛起失败的发生机理。 第一，日本领导人对本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造成了战略性误判的发生。有人将造成日本第二次崛起失败的泡沫破灭归咎于此前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施压日元升值。实际上，日元的升值主要还是日本政府对局势判断下的主动行为。当时日本经济增长迅速，全国弥漫着欣快情绪，领导人期待日本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日元国际化就是兼具经济与政治象征的标志。以升值助推日元国际化是当时决策的主要着眼点。但是，日元国际化缺乏区域基础，(93)没有一个可依靠的日元区来维护日元的国际化。结果政治大国和日元国际化的目标未能达成，却造成了国内泡沫的积累和出口竞争力的削弱(由于J曲线效应的存在，这种削弱的效果一开始也被掩盖了)。 第二，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与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一致，造成日本金融体系开放过快，与企业系统的转变发生了不一致。日本企业长期引进美国成熟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并进行模仿和改造。所以，原有的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对于产业的成长可能性以及成长技术过程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担负了有效分配资金的重要角色。在企业系统未能由模仿、改造和规模化的获利模式转向创新的获利模式之前，日本的金融系统率先深化试图转向市场导向。金融市场的开放给了国际资本获利的机会，这与国内大企业背景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利益集团通过证券市场的金融深化来获利的企图一拍即合。从经团联所代表的大企业在日本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积累过程中的利益取向可以看出，它们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最符合自身的利益，它们与政府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给予其强大的游说能力。在它们的游说下，政府部门放开了对金融系统的管制，促成了银行导向金融系统向市场导向金融系统的快速转向，在企业部门尚未转型的条件下，造成了金融系统对企业系统的脱序。其结果是，股价的高涨降低了企业直接金融的成本，大企业利用这一有利机会，从证券市场上筹集了远远超过自身实体需要的资金，并脱离本业积极参与土地特别是股票和汇兑的投机中，成为催生泡沫的主力军。 五 结论 本研究没有对美国的衰落进行说明。从图1可以看到，晚近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发生了显著的下降，其下降程度甚至超过了本研究对衰败的技术性设定。尽管如此，美国仍然维持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使得它的力量的相对滑落与处于第二位置上的滑落有本质不同的后果。在第二的位置上的滑落，往往意味着它所在的阵营的解体，这将引来大量的“分食者”。美国显然不存在这种情况，它还有充足的空间来自我恢复。此外，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仍然存在，这给予它转嫁成本和危机的便利。当然，从长远来看，每一次使用都是对它的信誉与号召力的耗散。
本研究讨论了许多容易滋生内源式和外源式战略性误导的体制条件，其中决策集中、对社会具有强大动员力是这些不同案例所反映的共同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体制都是不利的。恰恰相反，这些案例都显示，在追赶的一定时间段内，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具备较强的增长优势。要更好地扬长避短需要满足一些条件。首先，国内动员发生之前和进行中应该有完善科学的试验纠错机制，能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把经过科学论证的经验向外推广。其次，应当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以保证能够通过频繁的对外交往和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确保外源式创新能持续。第三，与之相关，最好能与现有霸权国保持良好的或至少非对抗的关系，消除紧张造成的互相叠加的误导与误判。第四，中央政府保持足够的权威和利益中性，能够不被狭隘利益集团俘获并能对国内的分利集团进行持续的有效打击和遏制。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一旦由世界第二走向世界第一，模仿改造的机会缩小，内源创新的要求更大，必须经过体制的革命性转变，才能真正走向新阶段。如何实现第二到第一的“惊险的一跃”并长期保持下去，已经超出了大国崛起失败研究的范围。但从失败的教训来反推，体制上的革命性转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要点。第一，对政府而言，要逐渐适应以治理的思维而非管理的思维来维持公共秩序，要习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式的管制模式，充分发挥政府之外其他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强制它们只能在政府允许的前提下和范围内开展活动。第二，国内金融体系和企业体系应当向更加鼓励创新的方向调整。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比银行导向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第三，尤其要保护那些富有创新精神和生产性的企业家群体，实践“生产性的非中性产权保护高于产权保护本身”，为此应不惜及时进行制度上的修正与调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94)此外，如果不能短时间内迅速“一跃”成功，则特别需要处理好“跳跃”过程中跟“第一”之间的关系，保证双方对彼此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使霸权国相信崛起国不愿也不能承担关系破裂的后果，并且认识到自己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文责自负。 截稿：2015年9月 注释： ①参见Jeffrey D.Sachs,"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8119,February 2001；戴维·S.兰德斯著，门洪华译：《国富国穷》，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6-14页。 ②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36页。 ③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④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⑤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7页。 ⑥罗伯特·金·默顿著，范岱年等译：《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3-94页。 ⑦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50页。 ⑧其他七项因素是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外交的巧拙、政府的英明程度。 ⑨徐昕等的中译本译为“基本力量和坚毅精神”。 ⑩参见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98；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11)例如余英时：《余英时文集：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第40页。 (13)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张凤林译：《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39-440页。 (14)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0页。 (15)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204页。 (16)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6-307页。 (17)张夏准所著《富国陷阱》一书的副标题“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就使用了李斯特关于英国踢开梯子的典故。 (18)张夏准著，肖炼等译：《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3页。 (19)道格拉斯·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5页。 (20)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3,2005,pp.546-579. (21)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5页。 (22)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经济学》，2005年第1期，第491-518页。 (23)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第272-273页。 (24)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7年提出回荡效应(backwash effects)，指一国出口的增加导致其他国家的资本和劳动等向该国流入，从而对生产要素的流出国造成了损害。张宇燕将一国对外政策制定与实施“可以改变其竞争者或合作者的效用函数”，进而反过来影响到该国的发展机会或条件的效应称为回荡效应。这一定义与缪尔达尔的区别在于强调的是对本国而非外部的影响，比较而言，其含义与稍晚时(2014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造的溢回效应(spillbacks)更加接近。IMF用溢回效应提醒美国注意“美联储如果过快退出量化宽松，引发新兴市场动荡，那么反过来也会影响美国经济本身”之类的经济反馈循环。我们用回荡效应来表示(不仅限于经济溢回的)更广泛意义的对外政策的(正面及负面)反馈影响。为了与缪尔达尔的backwash effects相区分，英文为boomerang effects。相关文献参见Gunnar 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Gerald Duckworth,1957,p.27；张宇燕：《战略机遇期：外生与内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卷首语”。 (25)张宇燕、冯维江：《国际制度非中性与新兴经济体的赶超策略分析》，载《新兴经济体研究》，2014年5月第1辑。 (26)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4-25页。 (27)Susan Strange,"Sterling and British Policy:A Political View,"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7,No.2,1971,pp.302-315. (28)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68页。 (29)关于什么是崛起并无通行的精确定义。前文的讨论中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内涵的丰富性。这里是用在GDP上对原来的“第一”的成功赶超来表征崛起。之所以没有直接用赶超这个词，因为在特定时间段也可能出现GDP数据上的偶然的或一次性的赶超。这种短期赶超后未能稳定在“第一”或“第一阵营”的现象，虽可称为赶超但并非我们所谓的崛起。应当承认，本文的崛起是相对狭义的。广义来看，由原来的世界排名靠后状态上升至前5甚至前10位，也未尝不能称为崛起。选择狭义的有关崛起的工作定义，与特定研究目的有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其他研究使用更广义的工作定义。实际上，不少分析中国崛起(rise)的文章，都明示或暗含着崛起即是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新的“第一”，在此基础上中国有更多权力来影响世界秩序与制度。参见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Vol.87,No.1,2008,pp.23-37。 (30)为陈述的方便，除非特别说明，我们不区分沙皇俄国、苏联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统称其为俄国。 (31)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曾写作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风靡一时。 (32)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页。 (33)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页。 (34)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第46页。 (35)布莱恩·雷德蒙·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6页。 (36)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张军、贾晓屹译：《和约的经济后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37)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第108-109页。 (38)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267-268页。 (39)彼得·马赛厄斯著，王宏伟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4页。 (40)我们也计算了政府支出与经济规模之比的数据，不过德国1935年至1938年政府支出数据缺失。从已有数据表现出来的趋势看，政府支出与经济规模之比的增长趋势与政府税收占经济规模之比的趋势是一致的，文中不再赘述。 (41)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徐子健等译：《西欧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42)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第683页。 (43)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第711页。 (44)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69页。 (45)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第108页。 (46)冯维江：《侠以武犯禁——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载《经济学》，2009年第2期，第475页。 (47)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23页。 (48)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第721-722页。 (49)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428页。 (50)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24页。 (51)陈之骅：《苏联兴亡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52)长期主持计划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经济建设工作的沃兹涅辛斯基认为指令性计划不能适应战后和平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要求调整计划工作，结果被迅速免职并枪决。 (53)《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1953年中期苏联阵营形势的评估报告》中译文称苏联阵营比北约国家高出大约30％，应当是一个翻译错误。 (54)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十编第十一编)，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50-68页。 (55)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56)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第190页。 (57)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189、193页。 (58)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59)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第278页。 (60)威廉·奥多姆著，王振西等译：《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61)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658页。 (62)沈志华总主编：《战后苏联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专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书中汇集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安全局局长、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图拉恰克区“克济尔灯塔”集体农庄管委会、莫洛托夫州切尔努申斯克区切尔鲁什卡村集体农庄女庄员等人向中央反映农村问题的信件。 (63)例如，库尔干州乌克相斯克区柳比莫夫卡农业委员会集体农庄庄员巴甫洛夫娜1952年11月3日给斯大林写信，报告农村生活困难、农庄领导以权谋私造成牲口大量死亡等事，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共中央书记处1952年12月18日决议(第3号会议记录第130条)，派出了中央农业部指导员乌拉耶夫核查信中事实。 (64)例如，1958年3月1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在一份绝密级的特别卷宗里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当年2月12日至17日对外贝加尔军区现役军人的通信进行抽样检查发现，在一百多封信件中苏联军官对裁军措施表示了不满情绪。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No09416。 (65)例如，贝利亚1946年12月31日呈报有关粮食困难的报告时给斯大林的附函中称，“由于对通信进行了秘密监督，在今年11月和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登记了沃罗涅日州的4616封来信和斯大林格勒州的3275封来信”。这些信件中反映了各地由于饥饿引起的营养不良、消瘦、浮肿以及“尸横街道、公路、田野的现象”，许多公民在信件中表达了对苏维埃的不满和越境逃命的意向。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No03625。 (66)参看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1957年12月)专题、第30卷《对索尔仁尼琴的严密监视》(1972年6月至1974年1月)专题等内容。 (67)翻译的档案中没有提供此人更多信息，只知他和柯西金上次会见是1943年以前。 (68)加里曼称这样“会有助于经济发展方面的和平竞争”，他还不无诱导地劝说：“我明白，你们的人民是多么富于创造性，他们不以自己的成就展示于众而感到炫耀。但是我想，公布这些消息对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信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相关内容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181页。 (69)科诺托普1944年加入苏共，1959年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65年任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退休。 (70)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521页。 (71)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第100页。 (72)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384页；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73)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第99页。 (74)2015年3月到中国来推广矮秆高密植玉米的美国斯泰种业公司的老板哈利·斯泰先生也来自爱荷华州，不知与“斯特尔林”或加斯特农场是否有关。参见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326/c1002-26754499.html，登录时间：2015年5月10日。 (75)机械制造部门也加大投入设计了播种玉米的专门设备，还成立了专门的玉米研究所，为更好引进美国杂交玉米，农业部创办了名为《玉米》的科学杂志，食品部门专门研制了玉米食品，城市开设了专门的玉米食品店。 (76)李华：《赫鲁晓夫与前苏联五六十年代的“玉米热”》，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359-365页。 (77)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660-674页。 (78)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162-164页。 (79)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第28页。 (80)美国学者张少书(Gordon H.Chang)利用大量解密外交文件分析了美国对苏联的“心理战”，指出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让苏联领导人最终“厌恶”中国这个游离于“文明世界”之外的“负担”，由苏联出面动手，“甩掉”中国这个政治与经济上的“包袱”，以求苏联自己与美国达成相互之间的“全面谅解”。但让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始料未及的是，一旦确认中苏同盟最终分裂，美国立即与中国修好，从东方、西方与中亚腹地各个方向包围苏联，导致苏联财政极度空虚，最终击败这个头号对手。这说明美国在判别主要对手并集中力量瓦解之的战略上是非常鲜明和坚决的。详情参见张少书著，顾宁等译：《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81)有人怀疑演讲为俄方伪造。率先通过《红旗文稿》向国内介绍该演讲的张树华博士等人专门进行了查证，其结论是“撒切尔夫人曾于1991年11月18日访问过美国休斯敦，并在美国石油学会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过演讲。参见张树华、王文娥：《对撒切尔夫人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演讲的查证》，载《红旗文稿》，2010年第23期，第34-36页。 (82)张树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联》，载《红旗文稿》，2010年第11期，第36-37页。 (83)苏联国家统计局局长斯塔罗夫斯基在一份带有辩解性质的报告中称，1964年苏联的军费为133亿卢布，美国则超过550亿美元，在苏联军费开支仅占7.3％，而美国占15％。参见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194-195页。经查，1964年美国方面统计的军费为512.13亿美元，与斯塔罗夫斯基所说的相差不大，但当年美国GNP为6324亿美元，军费占比只有7.1％，而非斯塔罗夫斯基所说的15％。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斯塔罗夫斯基低估了美国的国民收入，同时高估了苏联的国民收入。按照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的说法，“1985年4月以后，我们面临削减军费的任务……军事预算竟然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8％，背负这样一个包袱，经济不可能正常运转”(参见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第100-101页)。再考虑到利加乔夫本人认为以往高军费支出是与美国保持均势的必要的立场，我们认为苏联军费占比显著高于美国应该是成立的，美国估算数据比斯塔罗夫斯基提供的数据更加可靠。 (84)美国社会学家高柏指出，日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的逆转并非体制逆转的结果，相反，是一种成功的体制在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变得过时的结果。参见高柏著，刘耳译：《日本经济的悖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12页。 (85)浜野洁等著，彭曦等译：《日本经济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86)浜野洁等：《日本经济史》，第118页。 (87)浜野洁等：《日本经济史》，第112页。 (88)浜野洁等：《日本经济史》，第209页。 (89)2001年后日本大藏省改为财务省。 (90)冯维江、何帆：《日本股市与房地产泡沫起源及崩溃的政治经济解释》，载《世界经济》，2008年第1期，第3-12页。 (91)任云：《“失去的20年”与“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第121-140页。 (92)辻中丰著，郝玉珍译：《利益集团》，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8-99页。 (93)冯维江：《国际货币权力的历史经验与“第三世界货币区”的可能性》，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23-50页。 (9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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