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启示_邓演达论文

孙中山与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启示_邓演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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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08) 01-0100-06

孙中山和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是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课题进行研究,不仅对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左派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民族团结从而完成中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与世界各国共建“和谐世界”亦都具有现实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腐败的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完全充当西方列强的奴才,残酷地剥削国内各族人民,并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又陷入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从事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还同时探索着中华民族如何赢得独立和国内各民族如何加强团结等问题,并逐渐地形成了他的一套民族团结思想。

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内容比较丰富。大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五族一家”,“同心协力”,共同将中国建成“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呼吁国内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破坏满洲专制”。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满族一族“宰制于上”、满族压迫其它民族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孙中山认为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的的民族主义业已完成。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应当号召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五族一家”,“同心协力”,将中国建成“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①。4月1日,在《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又说道:“今日中华民国,南北统一,五族一家”②。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强调:“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共同负荷之大责任也”③。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各族人民要求加强团结、共同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

2.“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竭力批判“五族共和”,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内并不止汉、满、蒙、回、藏等“五族”④,并开始提倡“民族融化”,亦即将国内所有民族“融成”中华民族。1920年11月4日,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说:“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⑤。1923年1月1日发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也规定:“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⑥。孙中山主张国内各民族加强“团结”,“融成”“中华民族”,并且要将中华民族建成“很文明的民族”,实现“民族进化”,在当时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可贵精神。

3.中华民族要“联合世界各民族”,共同抵抗“列强的帝国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中国不断制造战祸,企图瓜分中国,并从经济上加紧侵略中国,而且还压迫世界上其它弱小民族,给这些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此时期他提出中华民族要联合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世界被压迫民族都获得解放。1924年8月,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就主张“扶持”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共同抵抗“列强的帝国主义”,“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⑦。1925年3月11日在《国事遗嘱》中仍然主张要“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⑧。孙中山的这些主张,表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实行国际大联合的呼声。

4.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共致“大同”。孙中山认为“大同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实现这种理想也许是数千年后的事情⑨。但是,他始终向往这种世界,并且呼吁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为实现大同世界而共同奋斗。1912年9月3日,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说道:“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⑩1923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又指出:“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11)。1924年8月在《三民主义演讲》中仍然主张中外各民族共同努力,“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12)。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公正理想社会的憧憬。

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是一贯的,无论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都一直主张民族团结。他的民族团结思想又是有原则的。综合起来,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主要有以下两项基本原则。

其一,平等的原则。孙中山虽然主张“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但是又认为在团结过程中国内各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孙中山1912年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说道:“五族平等”,“各于政治上有发言之权”;“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13)。1924年1月23日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又强调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14)。另外,孙中山虽然主张中华民族要“联合世界各民族”共同抵抗“列强的帝国主义”,但是也坚持平等的原则,要求世界各民族能够“平等待我”,否则拒绝联合。孙中山1925年3月11日在《国事遗嘱》中说道:“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5)。孙中山民族团结思想中的平等原则无疑有助于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团结合作。

其二,自决的原则。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获得胜利后“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6)。孙中山民族团结思想中的自决原则对维护国内各民族的自由平等权利颇有积极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当然存在一些不足,如他虽然主张国内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但是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却主张“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满蒙回藏四族“同化于我汉族”,然后“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17)。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各民族“同化”或“融化”乃至“进化”,都必须依靠汉族的自决。这里暴露了孙中山的汉族优越思想和汉族中心论,客观上不利于中华民族团结。此外,孙中山主张世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去追求“大同世界”,但是1924年8月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却认为未来“大同世界”或共产主义世界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8)。其实,未来大同世界或共产主义世界与中国古代孔子所谓的“大同世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孙中山却将这两者等同起来。

尽管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其中的积极因素毕竟占主导地位。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总的来说反映了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追求民族和睦、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美好愿望,顺应了当时世界潮流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因而不仅于他在世之时起了动员和鼓舞革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投身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作用,而且在他去世之后还对中国社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继续从事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包括对他的革命事业忠实继承者邓演达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探索民族团结问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探索着民族团结问题。邓演达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尤其是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依然是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各族人民迫切希望国家和平统一和民族独立富强,同时又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与和谐思想尤其是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的影响,所以终于也形成了他的一套民族团结思想。

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内涵比较丰富。大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其一,国内各少数民族要“团结”在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旗帜之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认为,国内“弱小民族”亦即各少数民族要想真正获得解放,就必须团结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旗帜之下;只有这个政党才能带领国内各少数民族摆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命运。他1927年3月14日指出:“要确定国内弱小民族的利益,如满、蒙、回、藏,使其团结于我党旗帜之下,有解放的机会”(19)。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合理性。

其二,国内各民族要“结合”成为一个共和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不仅主张国内各少数民族要团结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旗帜之下,而且进一步主张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应该与汉族团结一致,共同“结合”成为一个共和国。他1927年3月16日指出:“我们站在总理民族主义上面,是要决定将来使蒙古、西藏等民族的压迫解除”。“我们要根据同样自由平等的原则”,“结合”为一个共和国,“这种决定是很有意义的”。“不然,我们革命,蒙古和西藏等弱小民族便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分裂我们”(20)。邓演达呼吁汉族和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共同“结合”成一个共和国,这在当时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

其三,中华民族要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去反抗帝国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国共合作破裂后,邓演达始终关注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由于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有着共同的敌人亦即帝国主义,都有着共同的革命目的亦即要打倒帝国主义,使自己的民族完全获得解放;同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可以相互促进。所以,邓演达主张中华民族要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他在1930年9月1日说道:“一切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真实的朋友,真实的政治联盟者”,“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去反抗帝国主义,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与各弱小民族团结成亲密的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盟”(21)。邓演达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致性,因而主张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其四,中华民族要与世界各民族共致“大同”世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国共合作破裂后,邓演达不仅主张中华民族要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加强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还要共同实现“大同”世界。他1931年6月25日指出:“如果中国革命由中国人民自己去复兴,那不但是可以恢复中国人民自信的活力,恢复中国民族自信的活力,而且更进一步可以促成世界的转变,促成世界大同的实现”(22)。邓演达的这一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理想世界的向往。

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是一贯的。它包括独立自主和自由平等两项基本原则。

其一,独立自主的原则。邓演达虽然主张中华民族要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但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中国革命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完成,决不允许别的民族或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邓演达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现时所需要的是民族的平民的解放,中国人民的事要由中国人解决,也只有中国平民自己可以解决”(23)。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苏联和第三国际去把握,1931年6月25日说道:“如果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苏联,交给第三国际去把握,那必然的结果是糜烂和灭亡”(24)。邓演达主张在民族团结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于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维护中国的尊严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自由平等的原则。邓演达虽然主张国内各民族团结一致,包括汉族和满、蒙、回、藏“结合”为一个共和国,但是强调在国内各民族团结的过程中要坚持“自由平等的原则”(25)。另外,邓演达虽然主张中华民族要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但是也主张要坚持平等的原则,要求其它民族能够“平等待我”,否则拒绝“联合”(26)。还值得一提的是,邓演达在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要求苏俄方面“平等待我”,认为“对苏联,以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为限,与之恢复邦交”(27)。邓演达民族团结思想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的不懈追求。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当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曾提出过建设“五族共和国”、“民国合五族而成”之类的口号,但是五四以后却开始抛弃这种不准确的口号,而代之以“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等等主张。但是,邓演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却仍然使用“五族共和国”之类的口号。这暴露了邓演达民族团结思想中的不足。不过,总得来讲,邓演达民族团结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毕竟也占主导地位。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族团结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反对侵略、反对分裂,追求国家富强的愿望,体现了邓演达改变中国的不独立和民族分裂状态,谋求国家统一和富强的伟大理想,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孙中山和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进步作用,而且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其一,孙中山和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孙中山和邓演达主张中国国内各民族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同心协力”,“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将中国建成“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对于我们今天振兴中华颇有启示。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8)。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国际地位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江泽民曾经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29)。中华民族要想改变当前这种境况,实现伟大的复兴,并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就首先必须像当年孙中山和邓演达那样提倡在平等基础上加强民族团结,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振兴中华民族。当今中国统一大业虽然取得了新进展,香港和澳门已经顺利回归,但是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国的完全统一并未实现,而这正是今后一个时期最可能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要想解决好这一问题,也只有通过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共同努力。邓小平指出:“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30)。在这方面,孙中山、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和国家统一思想(31),也对我们颇有启迪。孙中山和邓演达当年主张“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力争和平统一中国,完成“民族之统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将他们的这些积极思想发扬光大,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同心同德,尽最大努力共同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迎接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其二,孙中山和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为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也有所启示。孙中山和邓演达主张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团结如“一人”,“皆如兄弟,合心合力”,“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实现“民族之统一”,并“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在民族大团结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处。目前国内改革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实效,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新台阶。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差别拉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金融风险、三农问题,等等,日益明显。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当,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停滞不前,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实现伟大的复兴。所以,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科学发展观,其目的就是使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将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32)而要想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我们就必须像当年孙中山和邓演达那样在平等基础上提倡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团结如“一人”,“如兄弟”,“同心协力”,共同建设好中国,使之成为统一、文明和富强的世界大国。

其三,孙中山和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建“和谐世界”也提供了参考。孙中山和邓演达主张中国要“联合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被压迫民族,共同抵抗“列强的帝国主义”,共致“大同世界”;中外民族在联合过程中要坚持独立和平等的原则。虽然和平、发展和合作仍然是当前时代主流,但是,动荡和发展不平衡十分明显,各种矛盾丛生;尤其是美国反恐扩大化,对伊拉克动武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民族与宗教矛盾不断加剧。所有这些需要寻找具有包容性的办法去解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亚非国家应该“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又全面阐述“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其目的就是让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要想建设这样的“和谐世界”,我们就必须像当年孙中山和邓演达那样呼吁世界各民族联合起来,为共同的事业而一起努力,为实现人类理想世界而奋斗不息。

总之,孙中山和邓演达的民族团结思想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借鉴。“我们真诚希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海峡两岸、海内外一切敬仰孙中山先生的爱国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使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努力奋斗!”(33)

注释:

①②③⑩(13)《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17、439、439、439页。

④⑤(17)《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4、394、474页。

⑥(11)《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页。

⑦(12)(14)(16)(18)《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253、119、119、394页。

⑧(15)《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9、639页。

⑨关于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参阅陶季邑著:《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派与社会主义思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2~123、236页。

(19)(20)(21)(22)(23)(24)(25)(26)(27)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84~85、249、421、232、421、84~85、249、349页。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3页。

(29)(3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5、596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31)陶季邑:《孙中山和邓演达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探索及其启示》,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32)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北京:《人民日报》,2006年4月2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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