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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研究
摘要 中国文化的创建发展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方法的探讨和确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创建者以及文化创建工作本身的思维理路进行了的反思并对文化创建发展的具体方法作了探讨。
关键词 中国文化 思维理路 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反思中不断地被挖掘革新，也给每一时代的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它们不断地被剖析，不断地被创新、重建，这也是文化发展的真正意义。
一
儒家文化自先秦时孔孟的初建，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这也是儒家文化中的原儒，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把宋明时代的理学称为新儒家，而当代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以对儒家文化重新诠释和现代化的转化形成了当代新儒家。这说明儒家文化一直在革新发展中。佛教文化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有共同特色的道家文化相融合渗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经过‘嫁接’、生根、成长，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结构，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体系，呈现出了可谓中国的气象和特质，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佛教与中国文化》第37页）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历史演变，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都积累了丰富的底蕴，今天我们实际上是要面临反思、重新认知、纳新创建的现代化过程。另外，国门打开，西方文化曾一度扰人耳目，中西文化比较成一格局，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固守传统都在文化的实际消化过程中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对文化的客观态度即批判地继承发展。
实际看来，无论是儒文化、佛道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或是单一思路的反思、重建，还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综合创建，都将纳入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内涵中，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势在必行。
这其中蕴含着两种目的：其一是时代的现实意义，也可称为文化的时代感。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这个时代的敏感问题，在当今现实经济、科技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面临着挑战和困惑，人文精神的某种丧失已潜在说明了人们的精神需要一种文化的支撑，这种文化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而是契合时代的，更多的带有时代的印痕和需要性。其二是在文化历史的发展中，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意愿。这也是和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关联的，无论时代如何，人们在不断探究人和宇宙的新状态和未知，使人类不断地自知自觉，引领自身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这多少构成了历史意义上的文化的连续性，或者说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这种当代文化的创建使命是当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事情，也是文化承载者无可逃脱理当成就的事业。
二
文化的研究和创造实质上是思想者思想发展的过程。这样，对采纳怎样的思路、方式、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看待宇宙人生这些思维理路的反思探求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境界与文化价值
文化创建与个人的心路历程和其所达的人格思想境界是分不开的，文化的价值也从中体现出来。
古代儒家就以大智大仁，内圣外王为人生最高理想，道家以浑然去知、无思无虑的得道境界为人生最高理想，佛家则以解脱生死的涅槃之境为最高理想。古代圣贤的理想境界是与其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分不开的，这样“境界”一词既具有了人格理想的内涵，又有了哲学探索的意味。
“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新源人》第57页）
境界是有层次、程度的，每一个人的境界都不相同，冯友兰先生从一般意义上把人的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并且认为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所谓天地境界，超越了人的自然习性、唯利和唯义三性，其不仅对社会人事了解甚多，而且还“事天”，即对宇宙万象有所感悟，认知，并体现在生活行为中“自同于大全”。“严格地说，大全是不可说底，亦是不可思议，不可了解底。所以自同于大全者，其觉解是如佛家所谓‘无分别智’。因其‘无分别’，所以其境界又似乎混沌。不过此种浑沌，并不是不及了解，而是超过了解。超过了解，不是不了解，而是大了解。我们可以套用老子的一句话说：‘大了解若不了解。”（《新源人》第160 页）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是在儒道佛的理想人格境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一，无论是儒家，还是佛道二家都十分注重人的精神理想归宿，这种归宿在最高境界上是相同的，即天人合一之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其二，冯友兰先生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全在于他的最高精神境界”，并且认为对哲学的研究不能只作文字上的了解，而要深入理解融合到他的生活中，名为“身体力行”。这样圣贤之人把人生的理想看作身体力行的事业，并在这种事业中带领人们走向成熟、完美。这样也就使文化的创建成了负重的精神苦旅。
文化的创建是精神文化的探索，这和创建者的思想是合一的。如果创建工作不是体现在创建者的身体力行之中，那么创建就只有“文字”的作用而没有了文化真正的生命和价值。
实用理性和求真趋向
中国文化创建的真理性内涵和它的社会功能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哲学文化的探索中，求真即主观探求与客观存在相符合的真实知识，这可以说是不为人的功利目的所左右的，它是什么就如实地反映它是什么，而事实上对文化历史的反思从来都离不开时代的需要性，这样理性活动就又具有了实用性。“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又说：“中国哲学探求真理，目的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中国哲学大纲》第5页）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在文化的反思过程中怎样寻找传统文化中或者西方文化中和中国当代与未来生活实践的直接需要的切合点。这种切合点不完全是功利目的，而是在还原文化本意的基础上寻找和现时代的契机，从而使新确定的文化既具真理内涵，又能切实指导实践。如佛教文化中的最具现实感的禅宗思想曾一度引起了中国知识文化人士的广泛传播和注意，这说明了现实的一种需要，现代人生活急功近利，科技经济的发展往往湮没了人的自然纯朴之性，而禅的思想中是有一些提醒现代人在繁杂的社会中自觉寻回本然自我的东西。抛开它的宗教神秘信仰性，这既说明了佛教文化中有历久不衰的思想、即透彻领悟变化世界的辩证思想和智慧解税的人生哲学，又说明它与现代人的内在精神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是佛教文化的现代化课题。我们正是要在还原传统文化本意的基础上寻找现代契机，完成文化的转换，这是文化创建的具体思路所在。
感性、知性、理性、直觉和悟性
康德在古代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的思维形式感性、知性和理性，并对理性的背反提出哲学的疑问，陷入不可知论。黑格尔则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人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了肯定和更加精细的论证。而现代西方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实存哲学则是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反动，对理性的反动在认识方法上大破二元对立，注重直觉形式，这种抛去二元对立的对事物本质的直接认识能力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感悟直觉的思维形式有某种一致性。
感性、知性、理性这些思维形式是逻辑分析的由浅入深，由外趋里的对事物的认知把握，而悟性则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直接把握，它是通过个体性的感受活动直接和外在事物本质的沟通，这种把握是整体而不是具体分解的，同时它是借助经验对宇宙人生透彻的当下领会。它不拘泥于文字，更重视词语表达的言外之意。
感性、知性和理性可以说偏重二元对立的分析思维，而直觉和悟性则偏于整体化一的经验了悟思维，无论是哪一种，实际在人的思维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二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也代表着东西方思维的某种差别。这里蕴含着双向的挑战：西方文化面临着东方的挑战，所以当代有许多西方文化研究者在试图理解东方文化的特征，当然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思维方式的认同和把握。而东方哲人同样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会有许多语言分析和表达方法上的问题。这是我们反思传统，面向未来和中国哲学文化创建在思维方法上值得注意的。
从感觉、知觉、理性到直觉、悟性表明了人类认识形式的多样化、复杂化和完善化，冯友兰先生说“真正的哲学是理智和直觉的结合”，这也是当代文化创建者所不应忽视的。
三
文化的创建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要体现相互包容以求发展的精神。这其中，具体研究方法的确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择善与善择
孔子曰：“择其善者而从之”。无论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选择，还是对西方文化的吸取，都要具有择善意识。所谓择善是注重对传统外来文化中精华的选择。这种选择从主观上是抱着取之优的态度，而不是以其劣而过分否定的主观之见。同时择善是辩证的择善，它意味着弃其不善。与择善相联系的是善择，善择是以尊重客观实际和主观明晰的选择为前提的，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历史的文化丰富多样，各个哲人的思想角度不同，侧重面不同，其思想内涵也不同。这里就有一个切合点问题，即时代对前人的选择性，要善于选择和时代切实需要相关的思想加以弘扬并在此基础上纳新、创建，这也要求创建者作出确切的判断和恰当的选择。
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思想和它的积极进取的治世精神，这是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应具备的品性，道家的仙逸解脱人生，佛家的拿得起放得下的平常超脱心态，这都是传统文化中的优质。每一个人如何去择则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时代也是如此。在一个社会完美的价值判断中，择取那些切合时代契机的思想内涵，也就是这个时代重建纳新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当代新儒家，新道家和佛教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包容性和排斥性
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中，有佛儒之争、儒道之斥，也有中西之争，争斥的意义在于各家分别理清了自己的思维理路，显示出文化的差异性，以更好地确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负面效应则忽视了文化的实际交融性。
在佛教文化的思维方法上讲不二中道思想，它从二元、两极对立中超拔出来直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了悟、认识。这里指在对宇宙人生本质整体的把握上没有可比性，只要你把握了实质，获得了真理的认识就足够了，这样包容超越性的思维就比语言文字的比较对立具有更高层次的意义。这里我们并不否定争执对立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旨在说明人的思想形成不是单一的，固执一面容易片面、偏狭，局限人的思维视野，所以文化研究中可以有争执性而应少有排斥性，多以包容超越性来看待各种文化，对文化的创建发展将会有益。
比较研究和互补发展
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呈多样化、多元化走向，其中具体的思想研究就有了可比性，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比较，它以在古今中外具有可比性的不同哲学文化的比较中，寻找异同、优劣，以求互补发展为目的。诸如儒家文化的人伦道德理想，重视社会的实现认同，强调入世以求价值的社会实现，而佛道则注重人的心性内修，以出世超然之态来入世生活。傅伟勋先生说“佛道二家经由现代化的重建，可在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性论、生死智慧等方面供给儒家许多资粮，而使儒家本身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与深化。”“而佛教对于世俗伦理无甚贡献，也反过来可从儒家吸取一些正面资粮。”（《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434 页）儒家与佛道的互补性显而易见。
再者，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西方哲人囿于它的文化背景，多以分析偏执地解说真理，而东方哲人常以经验了悟地整体述说真理，两种文化在思维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勾通，以求互补创建。这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四
中国文化的创建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由于每一个研究者、创建者的个人心理历程不同，思想成熟程度及变迁过程不同，又由于社会时代的多变性和社会心理的多重影响，使得文化的创建不可能是单一一种思路，一种文化倾向，就其对宇宙人生的本质把握上可以说真理就一个，但兼于主观和社会的因素，研究和侧重的角度不同，文化创建将会呈多元化走向，但点点滴滴总归汇入大海，只要创建工作体现客观求实创新精神，中国文化必将继往开来，在世界文化中形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