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舜水学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舜水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讨会于1995年10月12日至15日在上海松江县和浙江余姚市两地举行。参加该研讨会的有国内学者和日本学者约40余人。会议对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朱舜水的生平事迹、思想意蕴和特点，与日本学者及中国哲学家的关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现将学术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朱舜水哲学的意蕴
张立文教授指出，朱舜水思想以“实理实学”为治学宗旨，以经世济民为实践基础，以感性立德为思想规模，以仁义爱民为理想人格，以社会大同为理想目标，构成舜水思想的逻辑结构，这就是舜水学的内涵主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凤贤先生探讨了朱舜水的学术倾向，指出朱舜水所信奉的是孔子创立的圣贤之学，将其作为实学的渊源，他善于把孔子之道与实理实学结合起来，作出了创造性发挥。他所提出的“道”与道学家所说的玄虚莫测的道截然不同，认为道既是光明正大之道，又是民生日用之道，突出地弘扬了孔子创立的济世务实精神，并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相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舜水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陶秀璈认为，朱之瑜的整个思想和理论，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知中国之所以亡，则知圣教之所以兴矣”。他在明亡之后逃亡日本，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文化，总结明亡之教训，提出了复兴儒家思想的理论和主张。他以实功实利的标准来考察中国历史和文化，提出，只有复兴孔子的圣人之教，才能建立一个繁荣兴盛的中国。他解决了圣教复兴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是提出养处于先，教居其大，教难于养的观点，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其次，他批判了宋明理学的先验人性论，提出“性成于习”的思想；三是主张礼教与法治兼施并用，以保证圣教的实施。他进一步提出圣教复兴的五条措施和主张，即重视道德教化，领导者以身作则，抓好教育，提倡实学，破除宗教迷信等。朱舜水的圣教复兴论虽有局限性，但对我们今天的科教兴国，建设精神文明，振兴中华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二、朱舜水与中国哲学
王凤贤先生指出，一般认为舜水学术思想渊源于程朱理学，他的最知己的日本学生和朋友安东省庵也持此看法。其实，朱舜水虽肯定程朱的学问，但他从总结明亡的教训中意识到了道学的危害，对整个宋明理学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南开大学教授刘文英研究了朱舜水与朱子学的关系，他指出，对此问题有两个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舜水学来源于朱子学，另一观点以为舜水反对理学，实际上站在朱子学的对立面。考之于事实，两种判断均失于简单化。实际上，舜水和朱子各有特色。舜水虽对朱子作过尖锐批评，但并未割断他们的思想联系。他们作为儒者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其区别在于：舜水学最显著特征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性，对宋儒脱离国家民生现实的迂腐学风深恶痛绝。在治学方法上，舜水认为程朱“标新领异”，“穷理渺忽”，“务为空虚玄远”，而圣贤要道在于彝伦日用，明白平常；在治学途径上，朱子以经为主，以史为辅，先经后史，舜水主张经史相资，先史后经，下学上达。虽有以上区别，但舜水强调他讲的君臣父子之道与濂洛关闽之学无异，其实理实学亦受朱子观点的启发。
北京大学教授魏常海考察了朱舜水对宋儒的批评。指出，舜水反对宋儒口角，是对宋明学术论争中的不良倾向所提出的中肯批评。舜水的学问立场，不是站在朱、陆之间取调和态度，而是以古学和实学的见地来审视朱子；其次，舜水说“宋儒过于夫子”，是指宋儒离开“下学”而专求“上达”，批评宋儒脱离实际的学风，这也是他超过宋儒的地方。这些批评对儒学与社会现实相联系起了推动作用。华东师大博士生、浙江经专的董根洪副教授研究了朱舜水的求学与黄宗羲实学的区别。指出两人在“黜虚崇实”，反对空谈心性、力倡经世致用等方面有共同之处。其差别在于：朱舜水反对无益于世用的理学，主张平平常常、切于日用的实理实学，不免有狭隘经验论的倾向；黄宗羲实学则继续总结、修正理学，继承其合理性，又克服了它的玄虚性，使他的实学有较强的理性思辨力。其次，朱舜水实学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伦常，维护君权；黄宗羲却挣脱封建思想束缚，开启民主启蒙思想，反对君权。最后，朱的实学活动主要在于传播儒家文化，而黄的实学活动在于潜心治史撰著一大批史学著作，创立浙东学派。根据两人的区别可引出两个论点：一、不能根据是否反理学来确定实学的特征；二、也不确定实学是否属于启蒙思潮。
三、朱舜水对后世的影响
张立文教授指出，朱舜水培养造就了日本一代人才，日本人誉为朱夫子。他的弟子英才辈出，既有日本宰相，水户侯德川光国，开启日本水户学派；关西大儒安东省庵开创日本朱子学派；亦有自幼师于朱舜水的日本古学派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还有一代儒宗伊藤维桢和名震四方的大儒安积觉。由此可见，朱舜水堪称日本教育史之大家。舜水为“开辟日本文明之机”，以《春秋》欲言大义——尊周王、退诸侯、外夷狄，明正统，立纲常，明鉴戒，著几徵为体例指导《大日本史》的编纂工作，使“尊王攘夷”，忠君爱国思想普遍地输入国民意识之中，并逐渐演变为德川末朝王政复古，倒幕维新的思潮，就此而言，舜水便为明治维新活动思想启蒙者。
浙江省社科院的钱明指出，朱舜水思想和人格不仅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探索强国之路的中国有识之士也产生巨大吸引力。对朱舜水的介绍，近代虽有同治年间其族孙朱憬然、朱衍诸赴日探访先祖遗迹和光绪年间朱元树出使日本拍摄舜水祠墓木像携还之举，但影响有限。真正有影响的是清廷第一任驻日外交参赞黄遵宪。他在《日本杂事诗》中介绍了朱舜水的事迹和思想，对他作了高度评价。清末政治家王韬赴日著有《扶桑游记》，有关朱舜水的情况介绍更为详尽。后到日本的清末人士增多。其代表为鲁迅，他特地去水户拜谒朱舜水遗迹，在《藤野先生》和《这回是多数的把戏》文章中赞扬朱舜水的民族气节和高尚人格。当时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掀起了“舜水热”。在东京举行朱舜水永住日本250周年纪念会时，流亡日本的康有为特意赋七律诗五首， 深情追慕朱舜水高尚品德。梁启超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设专章评价朱舜水，还编纂了《朱舜水年谱》。他对舜水的研究和评价有完整性、客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时，常引用朱舜水反清言论作革命宣传。他在1916年8月于绍兴孙端镇瞻仰朱舜水遗像后， 题了“大同”二字悬于其像旁。李大钊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时，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朱舜水生平事迹、学术倾向和人格品质。清末民初兴起的朱舜水热，具有两个特点，从资产阶级的早期改革派到维新派、革命派都对朱舜水有浓厚兴趣，但侧重点不同。其次，朱舜水主要是通过宣传反满抗清、爱国爱乡等民族主义气节，来昭示其高尚人格的。在当今世界出现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朱舜水身上所表现的爱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人格力量的统一，便具有更大的感染力。
朱舜水学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初步的学术成果，这为促进对朱舜水思想的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迈开了稳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