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动态演化视角下的产业升级：内涵、动力与路径_比较优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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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较优势动态演化视角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一)比较优势演化与产业升级的内涵

       对于产业升级，国外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基于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观点(Ernst，1998，2001；Porter，1990；Gereffi，1999，2005；Poon，2004；Humphrey，Schmitz，2005等等)。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步伐的加快，以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学者对产业升级问题也越来越关注(林毅夫，1999；郭克莎，2001；张幼文，2005；华民，2006；金碚，2011；江小涓，2002；张军，2001，2002，2003；张其仔，2008，2010等等)。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升级的研究中，或者从产业、要素和价值链等不同层级之间的转换来研究产业升级的方向问题，或者从研发、技术进步和分工等角度来研究产业升级的动力和效率提高问题，不同的研究各有其解释力。然而在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研究中，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林毅夫(1999)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战略，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虽然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异议，如郭克莎(2003)、左大培(2003)等，但其完整而严密的分析逻辑很难被撼动。其后的学者，例如张幼文、华民、金碚以及张其仔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研究了产业升级中的要素培育、技术创新等问题，张其仔更是将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深入到产业内部。

       综合归纳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效率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的转换是国民经济结构中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不断替代低附加值、低技术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动态优化的过程。而产业效率的提高更多的是从微观层面，从产业收益与成本的对比中归纳出来的，是产业投入与产出之间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的转换体现为不同要素禀赋密集产业的相互替代，产业效率的提高所体现的产业附加价值的提高，实际上是不同要素贡献率的提高或全要素贡献率的提高。同时，产业技术的改变其实也是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一项技术的实施，往往需要通过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来加以实现，而投入品的相对价格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都是一个经济系统中要素禀赋变化的结果。综合来说，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产业或产业环节的替代，或者要素禀赋贡献率提高的过程。

       产业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或者要素贡献率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1)存量要素结构的变化，如资本的积累等，劳动力素质的提高。(2)引入新的要素禀赋，例如引进外资、技术以及高端人才等。(3)要素丰缺引起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导致产业投入结构发生变化，例如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利率汇率变化带来资本价格的变化，从而使得产品各种投入要素的贡献率发生改变。(4)相同要素的投入产出发生变化，即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等等。

       禀赋投入结构和贡献率的变化其实是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变化过程，也就是产业发展条件的变化。当外部发展条件发生变化时，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国家、企业等)都会作出反应(国家战略、产业政策、企业决策)，从而引发企业内部的不断适应性调整(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技术水平的提高等)，从而引起整个经济体结构的变化和效率的提高。因而，产业升级也是产业内部逐步形成的不断适应产业环境变化、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培育过程。引起产业发展条件变化的因素，其实也就是引起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各种因素。

       (二)比较优势动态演化中产业升级的特点

       自斯密、李嘉图建立起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其内涵就不断发展和丰富。要素禀赋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完整化(Heckscher，1919；Ohlin，1939)。要素密集度和要素丰裕度理论将禀赋理论从静态发展到动态(Vernon，1966；Rybczynski，1955)。“里昂惕夫之谜”之后，比较优势经历了从外生向内生与外生并重、从单一因素向多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规模经济、递增收益、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等概念体系不断完善和拓展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Helpman and Krugman，1985；Tybout，1993；Dixit-Stiglitz，1977；杨小凯，1999等)，总的来说，比较优势理论不断演化。在比较优势理论从静态向动态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产业升级具有不同的特点。

       1.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与产业升级的阶段性。比较优势视角下的产业升级具有阶段性。巴拉萨(Balassa，1965)提出了“阶梯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具有阶段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预期各国比较优势模式和出口商品结构会随着生产要素的积累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实践看，在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较少，而劳动力比较充裕甚至呈无限供给的趋势，因而适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例如纺织服装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资本获得一定的积累，或者引进大量的外部资本，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获得较快的发展。随着工业化走向深入，劳动力成本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结束，劳动力比较优势发生逆转。同时，在低消费高积累、工农业商品定价机制作用，以及大量外部资本涌入情况下，资本从短缺走向过剩。主导产业也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以此等等。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产业升级与工业化推进一样，具有明确的阶段性。

       2.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与产业升级的战略性。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普遍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根据现有的在低技术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或重点发展其现在不具比较优势，但具有生产率增长潜力、并且有可能在将来获得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在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产业升级是按照自然演化循序渐进的升级，还是按照国家战略跨越式发展，从而带动比较优势的变化取决于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模式选择。一般来说，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专业化生产自身具有优势的产品，在发展初期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这样有利于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国际市场的占有，但这种自然演化循序渐进的升级可能需要较多的时间，还有可能被固化在产业升级的某个阶段，例如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频频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产业长期无法转型升级。通过国家战略重点培育未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快速升级有利于长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往往需要牺牲短期产业发展的机遇，将要素投入到短期收益较低或者无收益的产业中去，而不是遵循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经济学原理。同时，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对世界产业发展方向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种战略选择也具有一定的风险。

       3.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与产业升级路径的多样化。按照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产业升级的方向往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产业升级的路径也出现非线性趋势。国际、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国际分工(Frobel，F.，Heinrichs，J.，and Kreye，O.，1978；Spence，1976；Dixit and Stiglitz，1977；Krugman，1979；Lancaster，1980；T.Sturgeon，1997；Gary Gereffi，1999；Deardofff，1998，2001；Arndt，Kierzkowiski，2001；Luthie，Boy，2002；卢锋，2004；张苏，2007；张其仔，2008，2010)，但有一点共识，即国际分工不断从产业间分工深化到产业内分工，产业内分工包括水平差异化产业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随着产业内分工的兴起，产业升级的路径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除了按照传统的方式实现产业间升级，还可能沿着价值链从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在要素层级上从“禀赋性资产”向“创造性资产”升级；需求层级从必需品向便利品、奢侈品升级；价值链层级从销售分配向组装、测试、零部件制造、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移动；产业链前后链接中，从有形商品生产投入向无形的、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升级，或者从产品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甚至是产业间升级和产业内升级出现交叉。产业升级路径的多样性是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息息相关的，当产业间比较优势与产业内比较优势相互交织，产业结构转换、功能升级与价值链、产业链攀升相结合，产业升级路径必然出现非线性化趋势。

       二、比较优势演化视角下产业升级的动力

       (一)宏观层面：国家竞争战略

       从国家层面讲，国家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和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目标，会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资源实现对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国际高端产业的培育、对产业关键技术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以及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提高。总的来说，国家层面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国家竞争优势的提高以及产业风险的控制。

       国家竞争优势的提高和产业风险的控制需要基于本国比较优势基础，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1985年提出竞争优势理论对此作出了明确阐述。波特认为，一国产业升级需要利用该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以及需求，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生产，机会，政府，区位等综合比较优势。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国家出于总体竞争力提高的考虑，往往会重点扶持一些战略性的产业快速发展并保持领先优势。在推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同时，往往通过国家战略，对战略扶持产业所需要的资源要素进行倾斜配置，支持相关产业和关键技术的发展。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为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往往会集中发展对经济带动力大的产业，例如钢铁、基础设施等，而不是短期能够获得较多利润和税收的产业。在国家战略指导下，以及在国家资源投入的触发效应和乘数效应下，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生产结构都会做相应的调整，一些产业替代另一些产业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另一些产业发展相对较快或者被淘汰，因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二)微观层面：产业收益与成本的对比

       同宏观层面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相比，微观层面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方向目标更加明确，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升级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即产业附加价值的提高和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逐。对此，Hausmann等人建立的HK模型作了较好的解释。

       按照一般的比较优势理论，一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往往是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进行。要实现这一产业升级的方向，要么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要么实现技术进步，即要素贡献率的提高。而Hausmann等人认为，产业升级的方向就是从现有产业向处于最佳距离的产业的跃升(Hausmann，Bailey Klinger，2007)。所谓最佳距离，就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实现收益最大、成本最小的距离，即：

       HK模型假定任何产品的生产都需要特定的生产要素，用于生产一种产品的生产要素并不完全适合生产另一种产品，不同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由于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升级获得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假设升级的收益为

，其中：

      

       张其仔(2008)进一步将HK模型进行扩展，引入产业度的概念，认为产业升级不仅仅是线性的，而且存在非线性的可能。认为产业升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产业间的距离，还要考虑后续产业升级的机会，产业度d会影响产业升级的成本，引入产业度后，产业升级的成本变为：

      

       产业升级的最佳距离变为

。产业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产业升级到新的产业后，具备的产业升级机会更多。

       (三)比较优势视角下产业升级的动力：国家战略与企业利益的均衡发展

       从宏观看，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于国家竞争战略，而从微观层面看，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升级的收益与成本的对比。推动国家战略和企业发展的主体不同，产业升级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因而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矛盾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往往资源有限，政府出于国家赶赴战略的需要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某些产业，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抑制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从短期看具有一定的市场需求能够给企业一定收益的产业。

       不过，从长期看，国家战略也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不断调整国家战略。当国家战略确定后，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国家会制定一些政策，大力培育稀缺要素，改变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会影响企业的收益，从而影响企业的决策。例如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些要素价格上升(例如劳动力)、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为减少环境压力，国家可能会增加一些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产业的发展成本，这些发展条件的改变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对于一个成本极小化的厂商，企业也根据一国的要素禀赋条件和要素价格不断发展变化，即要素丰富程度以及要素贡献率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当企业遵循比较优势，特别是按照本国的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厂商的生产处于利润极大化状态，可供积累的经济剩余也最多。当一个经济系统的发展遵循比较优势时，会使该国的产业最具竞争力。

       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视角下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和企业利益均衡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一是国家战略需要基于本国要素禀赋的存量基础，或者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有可能培育、积累和引进的稀缺要素基础。二是要素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要素的稀缺性。例如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提高资本的相对价格，极大地调动居民的储蓄意愿，从而使积累率和人均积累水平均能满足目标产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三是国家战略能够及时有效地传递为企业的决策，这是一个市场的完善过程。包括政府决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市场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等等。

       三、比较优势动态演化视角下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比较优势演化视角下产业升级研究的立足点是长期优势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其对产业结构和产业效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影响比较优势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情况、国家收入水平变化以及市场化程度等等。

       (一)要素禀赋条件变化

       要素禀赋条件是比较优势的基本构成和重要决定因素，也是制约产业升级的最基本的因素。一般来说，“要素禀赋的变化”包括两方面含义：即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某类商品要素密集度的变化(Vernon，1966；Rybczynski，1955)。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是一国各种要素存量的比例关系和相对价格变化关系，决定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进一步考察了要素跨国流动的情形和效应，证明了要素跨国流动会影响各国要素存量和相对要素价格，从而进一步影响各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其后的学者分别从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等不同角度考察要素对比较优势以及出口结构的效益(Oniki和Uzawa，Ronald Findlay，Jagdish Bhagawati，Gene M.Grossman，Giovanni Maggi，Balassa，陈志奇，张幼文，2005等)，同时也证明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的升级将随着禀赋结构的改善不断提高。从产品密集度的变化研究对比较优势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成果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aymond Vernon，1966；赤松要、小岛清，山泽逸平)，该理论论述了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要素密集程度的变化，进而论述了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分工，从而论述了产业升级的方向，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方向。

       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和商品要素密集度变化从一国要素禀赋供给和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对要素禀赋需求两个维度对一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条件变化作了很好的阐述。产业升级得益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同时，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于产品要素密集度不同，因而在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存在不同的分工。资本和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产业结构高端，而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往往生产比较低端的产品。在开放经济中，要实现产业升级，既要注重存量禀赋结构的改善，又可以通过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购买等各种方式获得稀缺要素，形成要素优势，从而改变在全球中的分工地位和利益分配地位，实现产业升级。

       (二)技术进步和要素贡献率的变化

       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看，经济增长理论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都不断相辅相成。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作用的研究中，一类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从动态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对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的影响。主要讨论的是各国的技术差异以及技术在国家之间的转移。认为既定的技术差异是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Paul R.Krugman，Makusen and Svenson，Gene M.Grossman，Elhanan Helpman)的原因。另一类是将技术进步视作内生变量，将技术作为科学研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从而强调了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作用关系(Grossman and Helpmen，1989，1990等等)。这些学者主要分析了“干中学”、研发与技术外溢、技术创新与模仿或技术传递、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推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从而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和商品要素密集度的改善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同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否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出和收益，取决于产业技术进步情况。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产业效率的提高。产业效率的提高是产业升级的主要目标。从产业门类上看，各国在大多数产业和产品上都有涉及和覆盖，产业差距在于生产效率的差异，体现在产品附加价值的高低，实质上是一国技术水平的差异。根据Vernon(1966)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基于技术的比较优势总是在发达国家被发明出来，随着技术的成熟，产品进入标准化时期，产品由技术密集转入劳动密集，附加价值也不断降低。出于新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会进行新的技术创新，如此往复。而且，产业结构升级是对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提升，而技术结构的提升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企业投入只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结合，通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最小化。

       (三)人均收入水平

       Abdonetal(2010)将世界上150多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根据产品复杂程度与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类，验证了产业结构和效率高低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从禀赋结构上看，人均收入可以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要素禀赋结构，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以及技术等要素的可获得性。一般来说，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拥有较多的资本，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资本数量较少。在索罗—斯旺模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扩散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同国家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也会导致收入水平的差异，人均收入水平是资本—劳动比率差异的结果。

       另外，从宏观看，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什么样的产品，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决定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决定他们经济发展的路径，而这些路径的选择也与开放经济中本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会影响一国发展战略的改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会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产业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对国际市场的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会相应增加。在参与全球经济中，一个国家如果能够顺利实现从生产并出口低技术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换，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就可以向发达国家收敛。因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升级也必须由模仿的产业升级向创新的产业升级转换，创新型的产业升级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

       (四)市场化程度和制度环境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如果要得到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能够反映要素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结构，以发挥各种要素和资源的组合效率。若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反映比较优势的真实情况，也不利于要素效率的发挥。市场机制公开透明有效的作用在于能够反映比较优势的情况，理顺要素价格的比例关系。

       市场的另一个作用是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反应速度、对市场需求的反馈能力，以及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和配置成本，如便利的交通、分散研发风险的金融体系、促进高校和研发机构与企业合作的制度、良好的社会网络和信息平台等。有效的市场能够引导要素资源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

       高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关系到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势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在市场和制度建设中首先要确立竞争的基本理念，要创造一个有效的，使企业得以成长的体制环境，使人才得以培养的教育环境，使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的市场环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长环境。其次，要建立基于要素可培育和流动基础上的稀缺要素发展思维，减少资源和人才的流动成本，以及市场交易成本。

       四、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下产业升级的路径：以中国为例

       经济发展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要发挥现有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积极发展动态比较优势。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主要有：丰富和完善要素禀赋结构，推动要素禀赋升级；将国家战略与企业收益有效结合，提高要素禀赋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同时根据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不同，优化地区分工。在产业选择上，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由低成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双低优势”。积极发展“智力—技能密集”型的产业，拓展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而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是我国目前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选择。在产业分工上，东部地区侧重产业前沿技术的跟踪，资本和技术附加价值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侧重资本和技术贡献度的提高。形成不同地区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和错位发展的有序结构。

       (一)拓展和完善要素禀赋结构

       一般来说，要素禀赋丰欠程度的差异性决定了该要素国内市场价格的高低，相对丰裕的要素价格相对低廉，稀缺要素的价格相对较高。同时，要素禀赋的丰欠程度也决定该国产业结构的基本构成以及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丰裕要素的不断应用，会改变要素禀赋的丰欠程度，从而导致其市场价格的相应变化，进而影响着经济体中要素禀赋的结构变动。不过，如果能够拓展新的要素禀赋并密集使用这种要素，比较优势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例如新能源的开发应用以及价格的不断降低会引起各国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改变。

       从中国产业发展来看，传统的劳动力要素曾经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至今劳动力依然是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如今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带来劳动力要素成本的上升，对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形成较大的压力，虽然资本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成为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新的重要来源，但是，从各行业来看，中国这样制造业出口大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国际上依然不占优势。因此，在立足现有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发掘新的影响因素并密集使用这种要素，可以拓展新的比较优势的来源，扭转中国服装业和纺织业在世界市场比较优势下降的趋势。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增加文化创意元素、时尚元素来丰富和完善中国纺织业和服装业的要素禀赋结构，通过创意和时尚等要素提高服装和纺织业的附加值，进而提升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绩效。

       另外，对外部资源的引入也有助于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例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大量的外资快速改善了中国资本短缺的瓶颈，将外部资本要素与本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推动要素禀赋的升级，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出口优势的迅速提高。当前，中国最缺的要素莫过于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通过不断引进创新创业型人才，可以有效解决产业升级中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二)提高要素禀赋配置和使用效率

       一般来说，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然而，即使要素禀赋结构相同的国家，由于专业化以及要素禀赋配置效率的不同进而内生出许多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

       要素禀赋配置效率的提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根据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在产业技术模式，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在工业化初期，技术水平相对薄弱的时候，重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具备一定的产业技术发展能力阶段，在已有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海内外技术。在产业技术水平较强的阶段和特定产业，应该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的自主研究开发。

       二是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包括结构多样化、产业分工的细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生产的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有利于分工的深化。生产的专业化有利于要素禀赋效率的改善，降低要素价格升高带来的不利影响。区域有序分工也有助于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上还有待提高，例如钢铁产业大量小企业的产品结构和生产规模相似，钢铁产品以粗钢居多，精品钢材的产品相对较少。

       三是要素配置机制的改善。要素配置机制改善其实是一个激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由于专业化分工往往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完善的市场机制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增加要素的流动性，推动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同时，对于中国这样经济结构、企业结构复杂的大国，资源配置不均的现象比较突出。例如，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制造业的总资产不断上升，从要素禀赋看，中国制造业应该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然而，具体到行业、企业，资本要素的配置不均衡，资金集中在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资金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处于创业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资金也面临不足的问题。另外，要素配置机制的改善，也包括减少行政化和垄断化等等方面的内容。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推动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要素配置的高效。例如在中国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钢铁产业、装备产业等以国有企业居多，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通过国资国企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也是要素禀赋升级的重要途径。

       (三)国家战略与企业利益有效结合

       从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践来看，单纯依靠经济体自我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禀赋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产业升级的动力来看，国家战略与企业利益的有机结合和均衡发展是产业升级的持续稳定的动力所在。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并适度干预弥补市场的失灵以解决经济中要素短缺问题，进而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推动国家战略和企业利益有机结合，实现要素禀赋升级需要国家和企业进行必要的分工，同时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基础设施、基于基础教育的劳动力等一般生产要素是高级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基础条件，也是企业不愿或不能投资的要素，应当是国家的投资重点。相反，专门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是核心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也是其利润的来源，企业会更注重这种生产要素的投资。另外，要创造强有力的社会风险投资机制，促进稀缺生产要素的形成。具体来说：

       一是通过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公共基础平台建设推动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包括对教育的投入、对劳动力的再培训等实现人力资本的改善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通过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使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提升，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显现，以及成熟的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另外，通过基础研究的投入、技术共享平台的建设推动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共享。

       二是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业创新能力的培育。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为我国培育了大量的科技人才，我国的科技资源布局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为实现产业自主创新和升级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社会科技力量逐步向企业和产业集中，企业的R&D投入、R&D人员和专利申请均占全社会的60％以上，初步具备了依靠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的条件。通过一系列的鼓励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完善提高技术创新对比较优势的贡献度等等。

       三是政策引导，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新的比较优势不断出现。战略性产业的形成是建立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在形成初期和发展中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而且具有较大的风险。国家需要通过相关政策推动国家战略与企业利益的结合，引导资源流向有竞争力的成长性企业。

       (四)根据人均收入水平优化地区分工

       分工可以提高产业专业化水平，可以获得内生比较优势，并且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专业化水平提高而提高(杨小凯、Jeff Borland，张定胜、Christis G Tom bazos等)。中国是一个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发展不平均的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差异将长期存在，为了实现国内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可以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贸易比率、劳动力素质、投资资金等比较优势制定不同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不仅使国家产业结构达到合理，而且也缩小地区差异。

       一是针对不同的区域，转型升级的路径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创新要素日益充裕，技术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大增强，创新的成功率较高，侧重对产业前沿技术的跟踪，资本和技术附加价值的提高，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土地稀缺带来的不利影响。中西部地区具有低成本制造优势，需要侧重资本和技术贡献度的提高。形成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分工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各地区之间可形成错位发展的有序结构。

       二是减少和避免产业升级中的“潮涌现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我国普遍存在产业投资和发展中的“潮涌现象”，即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纷纷在较短时期内，对一些新兴产业同时抱有很高的回报预期，大量的投资像潮水般涌向这些产业，出现“非理性繁荣”。当一轮社会投资完成之后，产能过剩将不可避免，企业大量亏损甚至破产、政府的政策性负担加重、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根据不同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以及要素禀赋的不同，错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实现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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