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0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序列论文,两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6-0087-08
一、引言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政治、经济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岸经贸关系也开始逐步缓和。在这样的背景下，台商掀起了一股“大陆热”，台湾对大陆的贸易、投资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这种经济往来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增长速度方面都已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到2010年为止，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台湾地区第二大进口市场，而台湾地区也是大陆的第七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市场，两岸经济关系对两岸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在两岸经贸关系飞速发展的同时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特别是从20世纪末到2008年的近10年当中，政治上两岸关系犹如过山车一般，一次比一次惊心动魄。台湾方面的领导人逆历史潮流而行，不断地鼓吹“台独”，极大地影响了两岸的经济往来，对两岸经济，特别是台湾经济造成了重大损伤。2008年，在祖国大陆与台湾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终于迎来了重大转折，展现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光明前景。2008年12月，两岸实现了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的“大三通”；2010年6月《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式签署并于当年9月正式生效。
在目前海峡两岸面临难得的和平发展的机遇背景下，本文研究两岸贸易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两岸贸易对两岸经济特别是台湾经济的影响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科学、定量地认识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可以使台湾人民更好地认识到彼此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以期待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正确认识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意义。台湾领导人应该明白，台湾是离不开大陆的，正所谓“合则利，分则伤”。
二、文献综述
自古典经济学创建以来，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备受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大量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研究不仅考虑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还考察了许多贸易动态方面的影响，其中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大小的制约，对外贸易则是市场范围扩展的一种手段，所以贸易必然可以促进分工的深化从而加速经济的增长[1]。这就是所谓的动态生产率理论。
另外，被马克思称作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西尼尔在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同样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论述。萨伊认为活跃的国际贸易能大大激励国内产业，对外贸易能给本国产品开辟销路[2]。根据“萨伊定律”，即所谓“供给创造需求”原理，购买和输入国外货物决不会损害本国产品的生产，因为如果一国以本国产品来购买国外货物，那么对外贸易就直接给本国的产品开辟了销路。如果以现金来购买外国货物，现金本身则是用国内生产的产品换来的，所以不管是用现金或本国产品偿付国外货物，对外贸易都有利于本国产品的销路。最后，萨伊和亚当·斯密一样是人口增长的乐观派，认为稠密的人口是扩大生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标志，国际贸易可以维持高人口的增长。他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本身具有使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的能力，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实行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政策。应该说，虽然萨伊的理论，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带有庸俗成分，其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思想非常接近斯密的思想，具有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特点[2]。西尼尔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把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3]。他特别强调对外贸易能摆脱农业报酬递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对工业国来说，由于工业劳动报酬递增，这使工业发达国家不仅需要而且能够进口农产品。他说：“当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长时，避免在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生产农作物的主要手段就是从国外输入；同时，对于农产品出口国来说，有利可图的贸易刺激必然会促进出口国农业技术的提高和运输设备的改进。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针对产业内贸易现象，把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创立了“新贸易理论”[4]。新贸易理论认为即使两国之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规模经济和垄断本身也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是有矛盾的，国际贸易可以突破市场规模和资源的限制，各国可以专业化生产几种与其他国家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并与他国进行产业内贸易，从而提高各国的社会福利。新贸易理论同样认为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有巨大促进作用。因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不仅存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同时还存在其他的一些利益。首先，如果贸易导致一国报酬递增产业扩张和规模报酬递减产业缩减，其总收益就会超过报酬不变情况下的收益。规模扩大可以看成是一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技术进步。因此，只要国际竞争具有竞争效应，使不完全竞争公司降低价格、提高产量，贸易就能使全球得益。其次，当存在外部规模经济和市场为可竞争情况下，国际贸易会导致每一个报酬递增部门集中在一个国家，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规模比任何一个国家在自给自足下的生产规模更大。这样，报酬递增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甚至使那些因贸易而不生产的国家也得益。再次，对于不完全竞争产业，贸易会增强竞争、减少垄断利润。如果企业能自由地进入和退出，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就会出现公司数目的减少和公司平均产出水平的增加，这在报酬递增情况下会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全球福利增加。最后，在相异产品存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总是使消费者可得产品多样化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同时增加，而这一点在封闭经济中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人们能利用这种机会，国际贸易的得益则将远远超过传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收益。这些收益甚至能够减弱或扭转贸易收入分配对生产要素的不利影响，因为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从贸易中得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经济学家通过更加复杂的数理经济模型来说明现实问题，对传统的增长理论做出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贸易依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积累看作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所以，他把国家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和收入差异归结为认识积累的差距，而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有助于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5]。卢卡斯则认为增加经济的外向度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吸收人力资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6]。斯科特强调了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少犯错误，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7]。
在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李非在对两岸关系的基本走向与发展战略进行独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岸“合则两利，通则双赢”，促进两岸贸易可以带动台湾经济增长，增强台湾对大陆经济依存度，达到“以经促政”的效果，同时，也是大陆化解两岸政治僵局的重要手段[8]。邓利娟曾经对台湾整体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她选取截面数据运用的是OLS，得出了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的结论[9]。但除此以外，运用主流研究方法对台湾地区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文献较少。本文根据1980年-2010年台湾地区的经济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以及协整理论，对两岸贸易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关系进行ADF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两岸贸易增长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而在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来看各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性质。
三、研究背景与相关理论
要从理论上研究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机制，首先要对台湾的总体经济特征与经济发展背景比较了解。台湾省四面环水，形状狭长，全岛体现出东部多山地，中部多丘陵，西部多平原的地形特征且矿产资源比较贫乏。由于台湾自身经济地理条件的限制，其经济不可能仅仅依靠岛内的狭小市场而得以长时间地持续发展，所以台湾经济的贸易导向一直都是十分明显的。在最近的20年来，台湾的对外贸易总值已经接近国民生产总值，成为世界上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世界市场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台湾经济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
在近十几年里，台湾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一些相对落后的产业需要从岛内移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引进，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进一步上升。由于岛内的劳动力相对不足，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这一切导致了台湾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主要是以美国等国际市场空间来支持其经济发展的，1984年台湾对美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比例创下48.8%的最高纪录。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与台湾贸易摩擦日益加剧，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又多年陷于不景气状态，特别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困境，经济发展受阻，内需不振，这使得台湾对美国出口比例大幅下降。此外，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加强等因素都对台湾传统的外贸市场产生极大的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大陆经济的迅猛发展给台湾商家带来了广大的市场。两岸贸易，特别是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几乎每年都大幅上升，两岸贸易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基于这样的现实，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看，台湾经济需求主要来自外部需求，主要是靠出口较快恢复来支撑整体经济的低速增长，而这种增长主要源于两岸间贸易的大幅增长。因此，两岸贸易成为台湾外部需求回升的主要来源，祖国大陆市场已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两岸贸易的迅速发展与扩大，不仅能够缓解台湾面临的经济边缘化危机，拉动台湾经济成长和促进就业，而且还有助于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为台湾较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空间的转换提供机遇。胡鞍钢和常黎认为无论是以哪一个指标来衡量，大陆对台湾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10]。
贸易的“乘数”效应也为我们理解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11]。台湾通过对大陆的出口扩张而增加其外汇收入，并直接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带动总体经济成长，增加人均收入，导致出口部门收入的提高和出口部门生产的扩大、就业增加，人们收入与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进而产生产业关联效果，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提高、收入增加。如此循环往复，使得因出口增加而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将是出口增量的若干倍。两岸贸易尤其是台湾对大陆出口的持续快速扩张对台湾总体经济的成长、人均收入的增加、民间消费水平的提高、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优化、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岛内市场供需的效果是有正面影响的，而且随着两岸贸易发展，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日益深刻。正是由于贸易的“乘数”效应，两岸贸易的发展与台湾经济繁荣息息相关。
四、数据与检验
(一)数据选择
本研究模型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1980年-2010年31年间大陆与台湾贸易额(进出口总额)和台湾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
GDP表示台湾地区采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台湾“经济部统计处”。EX表示使用台湾地区出口价格指数(2006年为100)进行平减后的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总额，IM表示使用台湾地区进口价格指数(2006年为100)进行平减后的台湾地区从大陆进口总额。数据来源于香港海关(1992年以前)及大陆海关(1992年以后)的统计数据。TT反映两岸贸易总额用EX和IM之和表示。另外，我们还用ΔGDP，ΔEX，ΔIM表示GDP、EX、IM的年增长率，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9.8%)、80年代至90年代中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7.3%)之后，21世纪初期进入了低增长(年均增长率约3.6%)的循环周期。在表1中，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1世纪初年因受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岛内外市场需求不振以及美国“9·11”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台湾经济出现了50年来罕见的衰退，多项指标全面恶化，标志着台湾经济发展从“中增长”阶段逐步转入“低增长”阶段。虽然经过几年调整，台湾经济发展有所恢复，但一直未能走出低谷，加上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2008年经济增长率为0.06%，2009年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9%；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贸易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运行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即两岸贸易额变动与台湾经济出现共同增长，但两岸贸易额包括台湾对大陆出口以及从大陆进口的贸易额增长速度比台湾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这一点从两岸贸易额占台湾经济总量的比重可以明显看出，1980年台湾对两岸贸易依存度并不高，仅为1.2%，但到2010年依存度已接近30%，大陆出口占台湾经济总量比重更达到27%。
(二)数据处理与平稳性分析
由于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造成虚假回归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判断序列的平稳性。在进行平稳性分析之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一些处理。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我们对GDP、EX和IM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GDP，LEX，LIM表示。图1显示了未经过对数处理的变量序列特征，图2显示了经过对数处理后LEX，LIM，LGDP的变化趋势。为了使三者在同一坐标下具有可比性，我们采用了Eviews5.0中的标准化处理。从两幅图中我们不难看出，三个变量总体上来说具有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并且取对数后的序列均呈现出非平稳的特征。
图1 RGDP，RIM和REX序列
图2 LGDP，LIM和LEX序列
为了从理论上验证直观结果，并进一步确定序列平稳的阶数，我们对三个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分析，其中一阶单位根检验通常采用DF(Dickey-fuller)检验，而一阶以上单位根检验则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由于DF检验要求随机误差项具有同方差并且相互独立的极强假定，我们采用假定条件放宽的ADF检验方法。
检验基于以下方程：
若ADF值<临界值，则拒绝假设
，得出Y为平稳序列。
我们利用Eviews5.0软件首先对LGDP，LEX，LIM三个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同时对DGDP，DIM，DEX三个变量也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其中DGDP，DIM，DEX分别表示GDP，IM和EX的差分。表2给出了具体的检验结果。
由表2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GDP，LIM，LEX的ADF统计量均大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这三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过程即均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两个序列ADF统计量均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而DIM序列ADF统计量则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这三个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即结论为LIM，LEX，LGDP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三)协整检验
虽然时间序列LGDP，LIM，LEX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其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一般方法是EG(Engle-Granger)两阶段方法和JJ(Johansen-Juselius)方法[12-13]。在对多变量模型进行协整检验时，JJ方法优于EG两步法。JJ方法是对整个系统进行最大似然估计，用特征根最大值统计量与迹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方法为给定“最多具有r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如果该统计量超过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这种方法克服了EG两步法无法找到多个变量间所有可能协整向量的缺陷。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我们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又要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我们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3，从二阶依次降至一阶来选择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我们将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并用Q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有无自相关，用怀特(White)检验异方差性。结果表明，滞后阶数为3的VAR模型[以下用VAR(3)]表示各方程拟合优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对VAR(3)模型的回归残差序列进行的随机性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各方程回归残差序列均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这进一步验证了VAR(3)模型为最优模型。
本文采用JJ极大似然法协整检验，并假设含截距项，不含趋势项。协整检验模型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以后得到的VAR模型，该VAR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由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3，因此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期确定为2。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协整方程个数的原假设依次检验，迹统计量48.01大于临界值29.39，所以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三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迹统计量2.018379小于临界值3.641466，所以接受原假设，因此LEX，LIM，L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我们估计出的协整方程为：
LGDP=8.798256+0.423162LEX-0.106200LIM
另外，7.07531、5.09894、3.11741分别为上式常数项的渐进标准误差。
上式反映了三个时间序列之间的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台湾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台湾地区对大陆的出口呈正向的变动关系，系数0.423表示变量国内生产总值X的弹性，也就是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变动1%个单位，台湾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变动0.423%个单位。台湾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台湾地区对大陆进口呈反向变动关系，系数0.10表明台湾地区对大陆进口变动1%个单位，台湾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变动0.1%。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台湾地区对大陆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此进行检验。
首先，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2；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上，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对大陆出口增长额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台湾地区从大陆进口与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间同样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具体体现为：(1)台湾对大陆出口增加是台湾经济增长的原因，但台湾经济增长并非是台湾对大陆出口增加的原因；(2)台湾从大陆进口额增加是台湾经济增长的原因，但台湾经济增长不是台湾从大陆进口额增加的原因；(3)台湾对大陆出口额增长是台湾从大陆进口额增长的原因，但台湾从大陆进口额增长不是台湾对大陆出口额增长的原因。
表4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出的理论。台湾地区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台湾地区对大陆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两岸贸易尤其是台湾对大陆出口的持续快速扩张有助于台湾总体经济的增长。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台湾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扩大了产品出口，从而形成了出口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口增长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进口却与出口互为原因，进口的原材料、中间产品等促进了出口，大量的出口又需要更多的进口。
五、结论
贸易是台湾经济的动脉、成长的动力。在区域化持续加温下，台湾出口所产生的竞争压力很大，所以台湾必须在对外贸易方面寻求突破。在大陆与东协FTA生效后，大陆未来将会与更多的国家进行合作。相对于邻国的重大进展，台湾倘若没有积极的动作，未来台湾产品在大陆市场将面临非常严酷的考验，而且对于仰赖由台湾进口半成品的台商企业而言，若是大陆关税调降，则势必会诱使台商向其他地区采购，不但会降低大陆与台湾的连接，而且会影响到台湾企业在大陆扩展版图的能量。
目前，两岸三地在全球供应链中已经建立了明确有效的分工合作关系，即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或大陆出口，两岸三地的贸易为已经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提供了制度性安全保障。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使两岸贸易更好地促进两岸经济的成长，服务两岸人民，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标准对于贸易影响很大，健全透明的产业标准制度有助于促进贸易，但若是产业标准过于繁琐细致，则反而会形成贸易障碍。未来两岸经贸合作应当增强信息透明度，调节中央与地方的落差，减少不必要的认证程序和项目，并针对新兴产品制定出一系列的通用标准，从而通过构建可预期、透明及一致的贸易基础，来提升两岸贸易的确定性，这样才能进一步深化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
其次，两岸过去经贸往来频繁，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对于擅长代工的台湾企业而言，无疑是提供了最佳的机会。然而，现在中国大陆劳力密集产业面临生存压力，逐渐由“世界工厂”转型成为“世界市场”，并由出口扩张改为内需市场推动的发展模式，这也使得台湾代工产业面临生存的压力，双方均需调整。
由本文所建构的数学模型及其经济分析可知，在目前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两岸加强交流与合作，双方降低贸易壁垒，放宽贸易自由化等一系列促进两岸贸易的政策措施，对缓解当前台湾所面临的经济边缘化危机、促进台湾经济稳定增长，使台湾较顺利地实现经济发展空间的转换并实现两岸互利双赢，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鉴于目前台湾岛内有很多民众认为马英九政府所实施的较为开放务实的大陆政策加大了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两岸贸易虽然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增长，但由于两岸贸易导致的经济增长有多少转换为台湾民众的收入？这些收入又被如何分配？是否像台湾某些舆论所宣传的那样增大了台湾的贫富差距？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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