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宁[1]2004年在《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中国西部典型区域生态环境和考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发展历史的着名文明古国，遗址的分布、文物的埋藏遍及全国，具有极为丰富的考古资源。西部地区跨越黄河和长江这两个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的流域，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全区，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但是，西部地区地域广阔，湖泊河流众多，高峡深谷、高原盆地、戈壁荒漠等各种地貌类型交替分布，自然环境复杂多变，气候比较恶劣，交通和经济都相对比较落后，这些对于传统的考古调查，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3S作为对地观测的重要高新技术手段，可为考古提供新的方法和技术支持，因此，这也就决定了遥感考古技术在中国西部地区大范围考古调查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研究作为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西部典型区遥感考古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的一部分，选取陕西靖边统万城地区、榆林古长城地区以及四川广汉叁星堆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多源遥感数据(Landsat TM、ETM+、SPOT、Quickbird、IKONOS数据等)，结合研究区的气候资料、历史文献，开展了基于遥感的西部典型区域生态环境考古研究。这对于研究区域的遗址分布范围及演变、文化遗产和考古遗址的发掘与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综述了国内外利用遥感技术进行考古研究的现状和遥感考古的主要研究内容，分析了遥感考古的优势所在。对于遥感考古这一新兴学科，研究了其工作原理和方法，并把这一方法应用到本文的研究中去。 Landsat TM数据含有丰富的信息，通过对TM各波段波谱范围和表征地物特点的分析，采用两种方法对研究区域的环境信息进行提取——波段比值法和指数法。对比分析得知，波段比值法由于植被中所含水分的影响，对于水体会有误分的现象，而指数法却没有这方面的影响，因此采用指数法(即分别计算植被指数SAVI、穗帽变换和湿度指数NDMI)提取统万城地区的环境信息，并对1991年和1999年的TM／ETM+遥感影像提取的环境因子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知该地区近10年的环境变化情况。 利用高空间分辨率的Quickbird数据，对统万城的城址位置、范围、形态进行目视解译，定量量测出城址的范围和大小，并进一步分析其选址的特点。根据解译出的古河道信息，结合统万城实测图以及SRTM DEM数据，分析统万城地区沙化的原因。 针对沙漠地区长城的分布特点，根据地形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灰度梯度的长城提取算法。利用该算法，在IKONOS图像上进行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对长城信息进行提取。 利用IKONoS和Qulckbird影像的高空间分辨率，对榆林地区的明长城和叁星堆遗址地区的残存城墙进行解译分析，并进一步利用植被指数(NDVI)分析长城地区环境恶化的原因。
杨瑞霞[2]2009年在《中原地区数字环境考古研究》文中认为数字环境考古是在遥感环境考古、环境考古信息系统等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概念，本文在对环境考古涵义、理论基础、方法与技术支撑体系研究基础上，选取中原地区进行了数字环境考古研究。中原地区环境遥感考古研究。(1)分析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春秋战国时期城址的遥感影像特征，总结出不同时期城址的图谱序列。(2)对双洎河流域早期聚落选址与水系关系进行了遥感影像分析，概括出各时期聚落分布类型。(3)对商丘地区人工沟渠遗迹进行了航空遥感解译和自动提取，提出一种自动提取航片图像目标物体的算法。中原地区环境考古数据库系统研究，基于GIS和数据库技术，研究分析了区域环境考古地理背景数据库、文物资源数据库和大型聚落遗址数据库的特点，并进行了设计和开发。其中重点对航空影像数据库进行了研究和构建，对河南省文物资源数据库数据组织进行了分析，设计并开发了河南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管理试点系统，对郑韩故城文物考古数据库进行了详细设计。基于GIS和模型分析对中原地区古代聚落进行研究，一是总结了不同环境背景下各个时期聚落时空分布特征。二是总结了仰韶文化类型划分与区域自然综合区划之间的耦合关系。叁是对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空间分布的进行集聚分析，得到两个集聚中心。在中原地区按照不同空间尺度进行了环境考古虚拟现实研究。大(区域)尺度上，对环嵩山地区环境与古文化遗址分布进行了虚拟和环境考古分析；中尺度上，对溹须河流域环境与古代城址分布以及具茨山古代岩刻符号赋存环境进行了叁维虚拟和分析；小尺度上，对关帝庙遗址商代地表进行了测绘和叁维虚拟复原。通过案例研究，本文在最后对数字环境考古进行了总结，数字环境考古是从方法角度对环境考古的延伸，它包括了环境考古资料的数字化、研究过程的模型化和研究结果的可视化。本文认为数字环境考古中的研究模式，需要以环境考古研究的问题作为背景，数字环境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还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杨丽萍[3]2008年在《基于遥感与DEM的“吉兰泰—河套”古大湖重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吉兰泰盐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39°36′～39°42′N,105°35′～105°45′E),多年平均降水量108.89 mm,多年平均蒸发量2954.00 mm,气候干旱,植被稀少,沙漠化严重。河套盆地位于内蒙古西部(39°20′～41°20′N,106°～112°E),北至阴山脚下,南临鄂尔多斯高原北面的库布齐沙漠边缘,西接乌兰布和沙漠,东及东南与蛮汗山山前丘陵及和林格尔丘陵相接。年降水量大部地区介于150～400 mm之间,年蒸发量介于2000～2800 mm之间。从构造上看,吉兰泰断陷盆地隶属于河套断陷盆地的一部分,河套断陷盆地是介于南部的鄂尔多斯隆起和北部的阴山隆起之间的新生代断陷盆地,盆地中心沉积了巨厚的第四系湖相沉积,现代黄河自西而东穿过河套盆地。位于季风与西风过渡带的吉兰泰-河套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对气候变化反映敏感,第四纪地层中记录着丰富的环境变化信息。前人根据吉兰泰-河套地区若干地点发现的湖岸堤、湖相地层提出可能存在“吉兰泰古湖”、“河套古湖”。但是,吉兰泰和河套地区是否存在统一的巨大古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的区域环境问题,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充分利用现代遥感技术的特点与优势,以多源遥感影像数据作为切入点,结合野外地质、地貌考察和差分GPS测高,系统研究了该区域湖滨地貌的空间分布。同时,结合OSL测年结果,基于SRTM DEM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手段重建了不同时期古大湖的空间信息,探讨了各主要时段“吉兰泰-河套”古大湖空间演化的过程以及历史时期水系格局的变迁。在此基础上,利用水量平衡模型,初步计算和分析了古大湖发育时期的入湖径流量,以期为理解“吉兰泰-河套”古大湖的演化历史及过程提供科学依据,为了解该区域环境变化的历史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资料。本研究所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利用NASA Astronaut Photographs、Landsat-7 ETM+影像,在叁维可视化技术的支持下,判读出了吉兰泰-河套地区一系列的古湖岸堤、古冲积扇、古河道及断裂构造等信息,为研究“吉兰泰-河套”古大湖的空间演化提供了第一手的基础资料。影像判读表明:(1)古湖岸堤呈线状(或条带状)的影像特征,以吉兰泰盐湖周围保存最为完整。根据DGPS测量和DEM数据的分析,吉兰泰-河套地区的古湖岸堤共分五级,即1070～1080 m、1060 m、1050 m、1044 m和1035 m。高出现代盐湖47～57 m(海拔1070～1080 m)的古湖岸堤,是该地区保存的最高湖面遗迹,在盐湖西南道扣梁以南和盐湖西部剖面S32～S34之间保存较为完整;海拔1060 m的古湖岸堤主要分布于盐湖西部至西北,延续性较好,长度超过20 km,仅个别部位为沟谷冲断,实测宽度在100 m以上;海拔1050 m的古湖岸堤主要分布于盐湖西北、西部和西南道扣梁一带,延续性好,在盐湖西北长度达20 km以上,实测宽度在100m以上。在道扣梁一带,长度约10km以上,实测宽度6～9m。遥感影像明确揭示,盐湖西北两条并行的主湖岸堤中均包含有次一级的湖岸堤;海拔1044 m和1035 m的古湖岸堤主要分布于盐湖西部,长度有限,均不超过3 km。在吉兰泰盐湖西岸的南砂场和乌兰布和沙漠腹地的贺日木西尼发育古砂嘴,以贺日木西尼古砂嘴影像特征最为明显。该砂嘴长约11 km,实测顶部宽约5 m,最宽处可达30 m,砂嘴顶部比两侧高出3～10 m,海拔从1050 m降低到1035 m,顶面平坦笔直,近岸边呈现典型的“V”字型特征;(2)吉兰泰-河套地区存在叁个古冲积扇,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和后套平原西部地区的两个古冲积扇规模较大,南扇地面坡降大于北扇。南、北冲积扇上不同时期、不同流向的古河道相互重迭、交叉。南冲积扇上的古河道近南北向展布,北冲积扇及五原一带则逐渐转为近东西方向。古河道在ETM+543合成影像上呈蓝黑色或鲜绿色的条带,形态特征多种多样,以后套地区影像特征最为明显。在巴音木仁(旧磴口)以西可能存在一个更老的古冲积扇;(3)河套盆地周缘断裂构造非常发育,以NE(NEE)、EW方向为主。盆地北缘一线主要存在狼山—色尔腾山山前断裂带、乌拉山山前断裂带、大青山山前断裂带,断层陡坎、断层崖、断层叁角面等沿断裂带广泛发育,影像特征非常明显。盆地南缘受控于鄂尔多斯北缘断裂带及和林格尔断裂带,影像特征也比较明显。吉兰泰盐湖周围的断裂带比较发育,以NE和SN方向为主。2、建立了吉兰泰-河套地区的数字高程模型,该模型精确地再现了吉兰泰-河套地区的地形地貌特征。通过DEM分析并结合OSL测年表明,60～50 ka以来,吉兰泰-河套地区经历了四次高湖面时期,即60～50 ka之前、40 ka之前、22 ka之前以及早全新世。在60～50 ka之前的最高湖面阶段(海拔1080 m),“吉兰泰-河套”古大湖湖域辽阔,西至吉兰泰盐湖西南,东到呼和浩特以东,南以鄂尔多斯高原北缘为界,北至巴彦乌拉山—狼山—色尔腾山—乌拉山—大青山南麓一线,包括现今的乌兰布和沙漠与库布齐沙漠的大部分地区。现代地形条件下的平均深度约50 m,湖泊面积约34 757 km~2,整个湖盆容积可达6 000 km~3;在MIS3晚期的高湖面时期(海拔1060m、1050m),现代地形条件下的平均水深介于32～25 m,古湖面积介于30 818～28 121 km~2之间,整个吉兰泰-河套地区仍为一个统一大湖;进入全新世以来,在全新世早期虽然出现了又一次的高湖面,但现有证据表明,湖泊仅局限于吉兰泰盐湖周围及贺日木西尼一带;晚全新世时,吉兰泰地区已进入盐湖阶段,流沙侵湖,并迅速呈现出沙下盐湖的特征。从湖面退缩的空间过程来看,古大湖北缘沿巴彦乌拉山—狼山—色尔腾山—乌拉山—大青山南缘一线直到22 ka之前变化不明显,东部边缘、西南边缘退缩比较明显,退缩最严重的区域在鄂尔多斯高原西北缘;3、基于遥感影像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确认出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遥感影像上形似小鸟的区域为西汉至北魏时期屠申泽所在。该古湖湖口大致位于隆盛合到东海子附近,南大致以海子岗到东海子一线为界,北缘大致位于王外生苑旦到杨叁圪旦一线附近,古湖面积约450 km~2,东西长约40 km,南北最宽约18 km左右。屠申泽形成于西汉之前,在其鼎盛时期可能覆盖了整个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范围是西汉至北魏时期的8-9倍以上。根据文献记载描述的历史时期河套段黄河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的变迁过程,尤其是清代河道的变迁过程,在遥感影像上得到了忠实的记录和反映;4、初步探讨了构造活动、水系变迁及气候变化在“吉兰泰-河套”古大湖形成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四纪以来,吉兰泰地区构造活动相对稳定,而河套地区构造活动非常强烈,高湖面的形成很可能受控于区域造陆隆起和局部构造变形。剔除构造抬升的影响,60～50 ka之前古大湖的水位介于1080 m～1050 m之间,面积约30 000 km~2左右,吉兰泰-河套地区仍为统一大湖所覆盖;区域对比发现,“吉兰泰-河套”古大湖的高湖面记录与青藏高原区的“泛湖面”(溢流面)具有非常好的一致性,与古里雅冰芯、深海氧同位素曲线、北半球太阳辐射量曲线及洛川剖面的磁化率曲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40 ka之前、22ka之前和全新世早期的高湖面与古里雅冰芯及深海氧同位素阶段所反映的暖期基本一致,尤其是与古里雅冰芯的对比较为一致,60～50 ka之前的高湖面与氧同位素的低谷相一致,可能反映在暖期后冰水融化而形成的高湖面;晚第四纪以来多次高湖面的形成,很可能是截留了黄河水,黄河很可能外流减少或停止以至成为内流河才使湖面能够保持稳定;5、根据水量平衡模型,以研究区现代的降水量、蒸发量为参考,通过子区划分赋权重的方法,初步地计算了古大湖发育时期的入湖径流量。结果表明,60～50 ka之前“吉兰泰-河套”古大湖发育时期,年入湖径流量约为420.55×10~8 m~3,其中黄河年入湖径流量达410×10~8 m~3以上。由于当时气温较低,降水较高,从而使古大湖的水位在海拔1080 m左右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6、研究证明,遥感技术在湖泊演化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单源遥感影像数据相比,多源遥感影像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具有互补性和合作性,在古湖演化研究中可以取长补短,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将遥感技术、数字高程模型及GIS技术运用于古湖演化研究中,具有精度高、速度快、信息全面的特点,利于大区域研究和宏观规律的把握,同时还可以实现古湖演化的可视化和定量化,是研究湖泊演化极为有效和值得推广的方法之一。
佚名[4]2005年在《地图与遥感》文中指出TP792005032875空间对地观测与全球变化的人文因素=Earthobservation fromspaceandhumandimensionforglobalchangestudies/童庆禧∥地球科学进展.—2005,20(1).—1～5空间遥
汪桂生[5]2014年在《黑河流域历史时期垦殖绿洲时空变化与驱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绿洲是干旱区特有的景观,也是干旱区最为精华的组分。垦殖绿洲的形成和演变受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宏观表现,是干旱区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直观反映。复原绿洲垦殖过程与格局演化过程、探讨人口、垦殖规模等要素的变化,分析绿洲演变的驱动机制对认识人类活动影响下干旱区环境演变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优化当前绿洲化调控与管理模式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黑河流域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垦殖过程中发生了复杂格局演化,是绿洲水土资源开发典型区域之一。一些绿洲经过人类长期改造形成了稳定的人工绿洲系统,而另一些地区却沦为荒漠。目前,生态退化等问题给区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然而,这些生态问题并非是短时期内出现的,而与历史时期长时期的水土资源利用密切相关。为此,本文以黑河流域为研究区,以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3S技术及多学科研究手段,在进行深入细致的野外考察和考古调查基础上,将历史文献、历史遗迹、文物考古等自然和人类活动证据相结合,调查黑河流域的各种存留遗迹,以朝代为单元,按1：10万的比例尺,重建黑河流域历史时期高时空分辨率的绿洲演化序列,并探讨其时空过程,辨析驱动绿洲演变的主要因子并探讨其内在作用机制,探讨绿洲开发的经验教训,为当今黑河流域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借鉴。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看,黑河流域的古城址形态以单体方形或长方形为主,鲜有复合城址；全部城址的面积呈现两极集中分布格局,规模在2×104m2以下的以及超过10×104m2分别占到总量的50%和30%。从时代发展看,汉代到明清时期城址面积呈波动式增大趋势,分布格局由区域集聚逐渐演变为中游内放射状分布。(2)黑河流域垦殖绿洲在可重建的汉、晋、唐、元、明、清和民国七个主要实施时期的面积分别为1703、1115、629、614、964、1205和1917km2,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加的演变过程。(3)黑河流域绿洲自汉代以来沿河逐步向中上游转移,最终主要分布在中游稳定的平原地区。在汉、晋等较早时期,绿洲在中下游地区均有分布且以下游居多。但之后河流尾闾地区规模逐渐减少,重心转移到中游地区。明清及民国时期,绿洲主要分布在中游地区,呈现出以河道为中心的的外扩和多方向散射,绿洲范围从中部平原延伸到南部的祁连山冲积扇一带且向河流尾阊方向亦有拓展。自然条件较好的沿河地区绿洲长期稳定存在,而河流终端地区的绿洲变化频繁且多在开发后遭到废弃,显示出绿洲的依水性。(4)不同地域的绿洲的时空变化过程差异显着。山丹-民乐、甘-临-高、酒泉、金塔-鼎新等主体沿大河绿洲自汉代到元代逐渐减少,明代以来逐渐增加,其规模显着大于诸如汉、晋等早期的绿洲,呈扩展趋势变化。马营河等小支流的绿洲规模在汉到元代逐渐缩小直到废弃,明代以来在河流中段逐渐恢复,但其规模小于汉、晋等较早时期,呈衰退趋势。(5)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绿洲演变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驱动。其中,气候特征及其变化以温度和降水及其变化作用于水资源、河道、沙漠等并使其数量和分布产生变化,进而驱动绿洲格局变化,是最主要的自然因素。由于黑河流域的政治军事地位重要性,政治因素可看作是绿洲分布格局演变的前提,也是核心的人文驱动因素。(6)从时间看,汉代至元代,自然因素驱动效应更显着。汉代的绿洲开发尽管非常繁荣,但由于为首次人类大规模利用而对环境的扰动并未显着出现。魏晋至元代,流域人口较少,垦殖活动处于萧条时期。明清以来,人口大量增加,绿洲开发显着增强,则人文因素地位更甚。(7)绿洲的开发与演变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确保稳定的政局是绿洲开发和经济延续的最根本条件：为了确保绿洲的生态良好和永续利用,提出了以水资源的生态保障为约束,开发与保护并存的策略；研究认为在满足人口需求的情况下,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是绿洲发展的必由之路。
佚名[6]2006年在《地图与遥感》文中认为地图学的一般问题P283.72006032848删格地图信息量计算方法的验证分析=Verification ofraster-based mapinformation measurement/程昌秀,陆锋…∥地球信息科学.—2006,8(1).—127~
张多勇[7]2007年在《遥感技术在考古界的应用进展》文中研究说明遥感技术视野广阔,能使我们对古代遗址蕴涵的古地理、古环境以及古代社会的信息有更深入的了解,成为考古学的新手段。近年来,我国通过介绍遥感技术,普及了遥感知识;遥感技术应用于考古,推动了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本文对遥感考古在我国的应用成果进行了综述。
刘沛林[8]2011年在《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聚落又叫历史文化聚落,是指在历史时期形成的、保留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且历史风貌相对完整的古城古镇古村。传统聚落景观是指传统聚落内部形态、外部形态及其相互作用的聚落综合体带给人的具体感受和意象。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以文化景观为主线,以历史文化聚落为载体,以文化景观研究的理论创新为目的,引入类型学和基因等主要概念,通过挖掘不同区域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及其图谱,进而开展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的划分,不仅为文化景观研究、文化区划研究、聚落地理学研究以及聚落景观规划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而且也是历史文化聚落保护与发展研究的需要。以往地理学所开展的传统聚落的研究,虽然强调“文化景观”这个核心议题,但多偏重于聚落的选址、空间布局及演变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传统聚落景观的内在特点、空间差异及其深层次结构原型的研究,除了传统的解释和二维空间表达之外,还可以借助于其它学科概念进行深度研究。采用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整理和利用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进而探讨历史文化聚落景观区系,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和探索性特点,是以往尚未有过的“集文化景观、传统聚落、基因图谱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有:1.引入生物学的基因概念,借鉴聚落类型学的相关方法,对传统聚落景观进行“基因识别”和“基因图谱”建构,有助于从平面形态类型(二维)和立面形态结构(叁维)等方面观察和理解中国传统聚落的规律性特点,为聚落文化景观内在要素的深度挖掘和科学表达探讨了更为有效的途径。这样的研究使聚落文化景观的研究基于一种崭新的视角,从而增强其研究的科学性和景观的可识别性。2.将历史地理学方法运用于传统聚落类型分析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当前聚落(城市和村镇)类型分析方法的补充。当前城市和村镇景观形态、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的真正研究,只有从它的历史形态分析或类型分析入手,才能更加有助于正确结论的形成,因此,历史地理学方法成为聚落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地理学关于城市形态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3.以景观基因为视角,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系划分的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其它原则和方法,尝试性地将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76个景观亚区。首次完成对全国范围内的传统聚落景观进行区系划分,为聚落地理学关于“聚落地理分区”研究和文化地理学关于“聚落文化区划”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4.根据历史地理学的“文化迭加”与“横断面”复原等概念,结合历史文化聚落景观基因的“信息记忆”特点,提出了基于文化遗产地保护与旅游规划的“景观信息链”理论(即“景观基因链”理论),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旅游规划和景区线路设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5.在传统聚落形态与结构的分析中总结出来的“胞-链-形”结构分析模式,使任何一个复杂的聚落综合体都能在该模式的指导下迅速分解和组合,从而创新了聚落景观结构和类型分析的基本方法。6.针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提取和叁维景观数据管理所存在的海量信息,本研究重点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传统聚落的数据管理和动态保护与监控,丰富了历史文化聚落保护的技术方法。
参考文献：
[1].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中国西部典型区域生态环境和考古研究[D]. 尹宁.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2004
[2]. 中原地区数字环境考古研究[D]. 杨瑞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3]. 基于遥感与DEM的“吉兰泰—河套”古大湖重建研究[D]. 杨丽萍. 兰州大学. 2008
[4]. 地图与遥感[J]. 佚名. 中国地理与资源文摘. 2005
[5]. 黑河流域历史时期垦殖绿洲时空变化与驱动机制研究[D]. 汪桂生. 兰州大学. 2014
[6]. 地图与遥感[J]. 佚名. 中国地理与资源文摘. 2006
[7]. 遥感技术在考古界的应用进展[J]. 张多勇.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2007
[8].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刘沛林. 北京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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