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 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2)04-0046-09
“民族关系思想”是笔者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学界最早提出的概念，具体表述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军事家及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20余年来，我之所以一直在关注、思考和探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相关问题，既有现实的考虑，又有学术的考虑。
从现实来看，挖掘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能为解决中国的现实民族问题提供智慧、经验和借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都十分关注、认真思考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留下了一些值得总结和借鉴的政治智慧、经验教训和思想遗产。当今的民族理论，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这其中的养分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东西很多，值得我们今天警醒的东西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也很多。解决中国的现实民族问题，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资源，从历史中寻找智慧。
第二，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既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智慧和借鉴，也能给正确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以启迪。中国古人为当今世界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一些国家的企业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非常喜欢和学习《论语》、《孙子兵法》和算盘，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世界性和中国思想文化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更加微妙、更加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大国博弈更加用力，小国寻求大国庇护的念头更加迫切。在这种形势下，大国与大国、大国与小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的形式更加多样，合纵连横的手段更加高超，相互依赖、相互借力、相互防范、相互敌对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和而不同”、“四海一家”、“爱之如一”、“以德抚远”、“亲仁善邻”、“以水洗血”、“化流无外”和“推诚布信”等思想观点以及按照这些思想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符合全球绝大多数人民的期望，同样适合现代国际关系，有助于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国际秩序。如果说世界上有普适性的思想文化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有些观点，就具有普适性。而且，“和而不同”、“四海一家”、“以德抚远”、“亲仁善邻”、“以水洗血”和“推诚布信”等，应当成为主流思想观念。
第三，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中的“推诚布信”、“和而不同”、“以德报怨”等观念同样适合现代人的交际方式，可以成为现代人们交往的行为准则。尽管东西方文化有着诸多差异，但都倡导诚信，都希望建立起牢固的诚信体系，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应相互信任，坦诚相待；大都希望用“和而不同”的思维和方式处理问题，尊重他人，尊重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尊重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大都希望全社会能有“以德报怨”的境界，消除所有怨恨，化解各种矛盾，真正使四海之内皆兄弟。
从学术来看，重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少理论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除了学者理论水平的差异、审视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以及对史料取舍或理解的不同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如果我们能从思想的角度加以辨析和探讨，或许就会逐渐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
第二，从国内外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既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理论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掀起了“民族主义”浪潮。究竟怎样界定民族主义，国内外可以说五花八门。另外，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是什么?在定型之前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它是如何从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走向近代的民族主义的?章太炎曾经说过，“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远至今日，乃始发达。”①章太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民族主义与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联系。其实，魏源、孙中山、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都曾受到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所以，研究民族关系思想能够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找到历史源头。更为重要的是，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可以应对国内外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研究热潮，正确把握这一研究热潮的发展趋势。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里重点分析一下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十大思想观点。因受篇幅所限，只能做粗线条的梳理和归纳，只能简单介绍一下基本观点、思想渊源、发展脉络和现实意义。
一、“大一统”
“大一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这一理论最晚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萌芽，战国时期已经定型。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就出现了“大一统”的概念，《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②，就体现了“大一统”观念。到秦汉时期，大一统理想不仅变为现实，而且成了主流思想，即董仲舒所概括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③。此后，大一统观念成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强调、追求和实践大一统。汉族政治家在追求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治家也在追求大一统。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实现过大一统，少数民族也实现过大一统。
从中国古代统一时期的历史来看，秦、汉、隋、唐、北宋、元、明和清8个朝代都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在这8个朝代中，汉朝、隋朝、北宋和明朝4个王朝是汉族人建立的，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在整个春秋时期，秦一直被视为少数民族(戎狄)。而建立唐朝的皇帝，一半是汉族血统，另一半是少数民族血统。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三位皇帝的母亲都是鲜卑族。朱熹就说，唐朝“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④再从魏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两个大分裂时期的历史来看，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在高调呼吁大一统，在积极追求大一统，在努力实现局部地区的统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都反复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而且也都完成了局部地区的统一。如氐族人前秦苻坚和鲜卑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都统一过中国北方。再如，宋辽夏金时期，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族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各个政权的政治家都高举大一统的旗帜，试图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从结果来看，辽实现了东北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统一，西夏实现了西北地区和北方局部地区的统一，金实现了东北地区和北方局部地区以及华东局部地区的统一。
综上所述，“大一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追求目标；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都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爱之如一”
“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耀眼的一个字，也是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从政治层面和政治家的角度来说，“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⑤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爱”有诸多论述，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爱”与“仁”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就说，“仁者，爱人”。⑥其真谛就是爱人。第二，用什么爱人呢?孔子的学生曾子给出了答案：以德爱人⑦。第三，爱他人也会得到他人的爱。作为普通人，你爱别人，别人就会爱你⑧；作为国君，你爱老百姓，老百姓就会爱戴你⑨。第四，爱要真诚，决不能虚情假意。第五，汉族皇帝不仅要爱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人民，而且要爱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天下之人”⑩。这里我想再补充一条，就是爱是无私的，只需付出，不图回报。当然，这需要很高的境界，要有博大胸怀。人们之所以赞颂母爱，因为母爱是天下最无私的爱。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爱之如一”思想观点的政治家。这一思想包涵着丰富内容。“爱之如一”的前提是承认“夷狄亦人”，民族关系的恶化在于中原王朝自身，并“非戎狄为患”；“爱之如一”的方式是“以德治之”，“爱之如一”的目的是使四夷“如一家”(11)。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同时他还提出了“非戎狄为患”的看法。(12)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又进一步明确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3)。
在唐太宗看来，自古以来都认为汉族尊贵，歧视少数民族，只有他真正关爱少数民族，对他们一视同仁，所以各民族都把他视为自己的父母亲人。
唐太宗曾经从多方面对“爱之如一”思想进行比较系统地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第一，从人性出发，把少数民族当人看待，承认少数民族应有的地位；第二，信任少数民族，绝不能猜疑他们；第三，善待少数民族，对他们施以恩德，使他们感恩不尽。这也是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几条原则。
那么，对少数民族怎样“爱之如一”呢?唐太宗有很多思考和实践，比如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对他们进行教化，实施羁縻政策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信任和重用少数民族首领，与他们建立深厚感情。比如，突厥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归附唐朝后，唐太宗对他非常器重，委以重任，将他封为左骁卫大将军。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在跟随唐太宗出征高丽时，被流箭射中，唐太宗把嘴贴在他的伤口处，亲自为他吸取淤血。突厥贵族契苾何力在跟随唐太宗出兵高丽时，被刺客刺伤，唐太宗亲自为他敷药。后来，契苾何力遭到了大将军薛万均的诬陷，唐太宗不仅积极保护他，而且还要撤薛万均的职，把薛万均的乌纱帽戴到契苾何力的头上，后经契苾何力的反复恳求，唐太宗这才作罢。
唐太宗真心实意地对待少数民族，自然也得到了他们的真心爱戴。唐太宗在世的时候，西北各个少数民族首领共同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中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号，类似于中原王朝的皇帝。他们把唐太宗称为“天可汗”，就是承认唐太宗既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也是各个少数民族的“可汗”，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承认唐太宗是各个民族的最高首领。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唐太宗到达灵州，几千个少数民族都向唐太宗发誓：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做“天可汗”的奴婢。唐太宗死后，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为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都主动请求为唐太宗殉葬。在唐朝做官和到唐朝朝贡的数百名少数民族听到唐太宗去世的消息后，都悲痛欲绝，有的剪去头发，有的拔出佩刀在脸上乱划，有的割掉耳朵，血流满地。从这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唐太宗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更是朋友。在朝廷上，他们是国君与大臣的关系，在私下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得到部分少数民族首领的拥戴就很难，得到全部少数民族首领的拥戴就更难，得到全部少数民族首领发自内心的拥戴难上加难。唐太宗做到了，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
在当今世界，以邻为壑以及缺乏爱心并不是个别现象。有一首老歌，叫做“爱的奉献”。当韦唯反复吟唱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的歌词时，曾让很多人听着落泪，说明社会需要爱、人们呼唤爱。
一个成熟和文明的社会，人人都要有爱心，不仅爱自己的亲人，也要爱他人。不仅爱本民族的人，也要爱其他民族的人。只要人人都把爱放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人类就会更加文明、美好。
三、“推诚布信”
“推诚布信”就是要对少数民族讲信用，以诚相待，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少数民族。
“诚信”包括“诚”和“信”两方面内容，就是诚实守信。孔子是一个对“信”谈论较多的人，他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认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应“言而有信”，一个人只要有了诚信的优良品德，就会得到他人的信任和重用，即“信则人任焉”(14)。只要做人厚道，诚实守信，在少数民族当中也能行得通，吃得开。(《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在孔子那里，诚信属于道德范畴，后来一些政治家把它从道德层面扩展到民族关系层面，主张对少数民族要“推诚布信”。
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诚信”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以诚信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如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就告诫大臣，利益是小事，诚信是大事，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利而丢掉诚信这件大事(“不可以小利忘大信”)。唐太宗刚即位时，就明确宣布：要以诚信治理天下，当官的和老百姓都要诚实守信，不搞欺诈。唐太宗时期的大臣魏征说，不讲信用、不诚实，上能败坏国家，下能危害自己。
唐太宗时期的另一个大臣褚遂良认为，安抚边疆少数民族的最好方式，就是“信义”两个字。在他看来，诚信至少有四大作用：
第一，诚信是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只要守信，就会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即他所说的“信为国本，百姓所归”(15)。
第二，对少数民族守信能充分展示唐朝的形象。如果失信于少数民族，就会损害唐朝在少数民族中的良好印象，使唐王朝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第三，守信是避免民族战争的有效途径。只要对少数民族许下的诺言就必须兑现，否则，少数民族就会感到受了欺骗，不满情绪随之而来，不满情绪一旦达到极限，就会爆发战争，给中原王朝造成灾难。
第四，只要守信，不仅现在当政的少数民族首领会报答你，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会对中原王朝帝王的子孙后代予以报答。这样，边疆就会永远太平无事。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褚遂良还提出了“守信”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有始有终，始终如一；二是即使别人失信，自己也不能失信。
唐宪宗就是在吐蕃“失信”的情况下提出了“推诚布信”的观点，体现了他的宽广胸襟。(16)
当然，历史上也有许多“失信”的现象。由于失信，也引起了一些战争。在若干皇帝当中，女皇武则天是不讲信用的代表。后突厥默啜可汗在向唐朝大举进攻时，就给武则天罗列了五大失信的罪状：第一，唐朝送给突厥的粮食种子，都已经在锅里蒸过了，种到地里根本不发芽。因此，大骂武则天心眼太坏。第二，唐朝送给突厥的金器和银器都是假货。可见造假在中国历史悠久，连皇帝都在造假。第三，突厥送给唐朝使者的东西，武则天全给没收了。第四，唐朝送给突厥的丝绸等物品都是伪劣产品。第五，突厥可汗的女儿本来应当嫁给李家皇帝的儿子，武则天却让娘家的小伙子来和亲，突厥告诉武则天，你们武家属于小姓，门不当户不对，根本配不上突厥公主。尽管默啜可汗说得不一定全是事实，但武则天的失信却为突厥的出兵提供了借口。
在当今社会，“诚信”仍是人的优良品德，国家形象的标志。但在现实生活中，说假话、相互欺骗和不讲信用的人和事屡见不鲜，假烟、假酒、假药、假学历、假档案、假军官比比皆是。人们有时会问，社会到底怎么了?吃咸鸭蛋吃出了苏丹红，吃米饭吃出了毒大米，吃香肠吃出了瘦肉精，喝牛奶喝出了三聚氰胺。一度轰动全国的石家庄造假书记王亚丽事件，是造假的典型代表。王亚丽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子，一步步升迁到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她的年龄、干部身份、履历、档案都是假的。如果不是她冒充亿万富翁的女儿争夺财产被举报，这位“造假书记”或许到现在还不会落马。石家庄有的领导就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太贪心，王亚丽还会升官。”种种失信事件，无不触动着国人的神经。
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诚信社会刻不容缓。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国家都应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件事情做起，努力做到诚实守信，努力净化社会风气。
四、“因俗而治”
这一思想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礼记·王制》中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采取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方式，要尊重其风俗习惯，要因地制宜。如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大量羁縻府州，元朝的土官制度，明朝的土司制度，清朝前期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的盟旗制度等等，都是在“因俗而治”的思想框架下所设计的一些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明确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基本沿袭了“因俗而治”的历史传统。实行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有利于保障民族平等，二是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三是有利于保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在当今社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不能削弱；必须完善与深化，不能僵化与教条化。
五、“以夏变夷”
这一思想观点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孟子就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中国古代汉族人自称为华夏(即华夏族)，把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称为夷狄。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何休认为，华夏和夷狄之间并没有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华夏和夷狄能够相互转换，华夏可以退化为夷狄，夷狄也可以进化为华夏。他还认为，夷狄的野蛮和落后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只要夷狄能够按照华夏的礼仪标准行事，脱离野蛮状态，就应列于文明之列。那么，夷狄怎样才会步入文明行列呢?一是靠自身努力，二是需要华夏的引领。
西汉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贾谊提出了“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试图彻底改造和同化匈奴，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
“三表”就是“信”、“爱”、“好”。“信”就是用诚实守信等方式感化匈奴，得到匈奴的信任，从而使匈奴归心于汉朝。“爱”就是要求汉族帝王要像“慈母”一样去爱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天下之人”。“好”是爱好之意，就是希望汉族帝王喜欢和学习少数民族的优点和长处。
“五饵”就是通过五种诱饵来分化、同化和争取匈奴，最终达到“以夏变夷”之目的。
第一种诱饵就是“盛服车乘”。贾谊建议，凡是归附汉朝的匈奴人，一定让他们穿上最高档的汉族服装，为他们配备上高级马车，还要派几个骑兵跟在车的后面，类似于现在的警车开道，让他们觉得即使匈奴单于出行也没有这么阔气。
第二种诱饵就是“盛食珍味”。贾谊主张，凡是匈奴的使者到达汉朝，汉朝皇帝务必摆设盛大的宴席招待他们，让他们品尝从来没有吃过的美味佳肴，而且要边吃边笑，让那些在现场观看的“胡人”眼馋、嘴馋。
第三种诱饵就是“音乐妇人”。贾谊建议，凡是来投降的匈奴的头面人物，一律按高标准招待他们，同时安排二三十个涂脂抹粉、穿戴时髦的美女，在身边侍候着，让他们陶醉，使他们乐不思蜀。同时，还要安排大型文艺演出，烘托气氛。
第四种诱饵就是“高堂邃宇”。贾谊建议，凡是前来投降的匈奴人，要承诺给他们豪华房子，提供非常齐全的生活设施，同时给他们配备奴婢和牲畜，让他们觉得在中原地区的生活标准比他们的单于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种诱饵就是“召幸、娱乐”。贾谊建议，凡是匈奴的高级官员和贵族子弟来到汉朝，皇帝不仅要亲自接见，还要陪同他们出去参观，同时还要赐给他们一些贵重物品。
在贾谊的战略思维中，“三表”和“五饵”只是手段，目的是争取匈奴的民心，改变匈奴的风俗习惯。大家都知道，衣、食、住、行、声色是人类社会所有民族的基本需要和追求，贾谊把衣、食、住、行、色作为诱饵来吸引匈奴，可谓抓住了关键。因为只要匈奴人能够脱下本民族的服装，穿上汉族的服装，就会认同汉族的服饰文化；只要他们喜欢汉朝的美味佳肴，就会认同汉族的饮食文化；只要他们喜欢住在城市，就会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只要他们愿意乘坐马车，就会放弃狩猎，转为农耕，变成农民；只要他们喜欢声色和儒家文化，就会注重个人修养，以汉族的礼仪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五饵”的独特功效就在于同化匈奴，使匈奴人逐渐减少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转而认同中原汉族文明。所以，贾谊的“三表”、“五饵”实际上是和匈奴打一场不见硝烟的争夺战。
当然，在当时，同化匈奴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贾谊所设计的仅用三至五年就能争取和同化匈奴的时间表，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根本不切实际。况且，匈奴人也很聪明，他们不仅不会轻易上钩，而且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消除“三表”、“五饵”在匈奴的影响，所以，直到贾谊去世，他也没有看到他所设想的效果，匈奴照样不断侵扰汉朝的边境。
唐朝人更想“以夏变夷”，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化胡为汉”。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出兵消灭了东突厥。就如何安置突厥问题，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展开过三次大讨论，出现了许多观点，设计了很多方案。比较集中的意见，就是“化胡为汉”。这一观点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强迫突厥离开蒙古高原，把他们全部迁到内地，有的主张把他们迁到河南洛阳，有的建议把他们迁到江南，也有的主张把他们迁到西南地区。二是把他们由游牧民族改造成农民。最后，唐太宗拍板，一锤定音，把他们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之间的地带，也就是从今天的北京市西南到宁夏灵武县西南的广阔地带。
唐太宗时期关于安置突厥问题的大讨论为思想交锋树立了一块样板。我们知道，思想交锋是很正常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思想交锋能使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能使真理越辩越明，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或减少失误。正常的思想交锋应当严格限制在思想范围之内，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做到有理有据。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交锋往往会超出正常范围，与政治斗争、派别之争、义气之争以及利益之争交织在一起。而唐太宗时期所开展的三次大讨论，尽管争论得很激烈，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思想认识不尽一致，理论观点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争论的出发点则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没有任何个人私利。魏征和温彦博之间思想交锋最多，争论的时间最长，观点也针锋相对，但都能限定在正常的思想交锋范围之内，既不搞人身攻击，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共事与配合，更没有牵扯到政治话题。所以，唐太宗时期的思想交锋，是历史上比较成熟的思想交锋的突出代表，为思想交锋树立了样板，具有划时代意义。
六、“先守身而后四夷”
“先守身而后四夷”(17)就是如何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内地和边疆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唐文宗时期的宰相牛僧孺在《守在四夷论》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他看来，上古的天子都主张“守在四夷”，希望周边的少数民族都守着自己的地盘，不侵扰华夏。从先秦两汉一直到隋朝，各个朝代的帝王都把心思放在如何防范少数民族上面，只想使“四夷自守”，却不知道如何搞好内政，如何“守身”。牛僧孺认为，即使周边的少数民族不安分守己，对外发动战争，即使抢占了中原王朝的一块土地，也不会使中原王朝灭亡。但是，如果内部出了问题，则会促使国家走向灭亡。历史上一些政权灭亡了，从表面看，是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消灭了，实质上是自己灭了自己，责任不在别人，只能怪自己，是自身出了问题给别人以可乘之机。
在牛僧孺看来，四夷攻击的方式和国人攻击的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四夷的攻击非常困难，而国人的攻击则相当容易：四夷用武器攻击，而国人用花言巧语攻击；四夷攻击时声势浩大，而国人攻击相当诡秘；四夷攻击出动军队，而国人攻击依靠矫情。所以，面对两种不同的攻击，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就会采用不同的方式。从常理来讲，因为害怕刀枪，就会加强戒备，积极防守，但听到花言巧语，就会欣然接受；碰到四夷侵害，就会愤怒，就想报仇雪恨，但对阿谀奉承的人，就想亲近。所以，对四夷的攻击，可知(知道)、可防(防备)、可控(控制)，但面对国人的攻击，就稀里糊涂，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打垮了。
牛僧孺总结了促使王朝和帝王灭亡的六种攻击：一是“色攻”，二是“声攻”，三是“聚敛攻”，四是“奢侈攻”，五是“幸佞攻”，六是“征伐攻”。概括地说，历史上许多王朝的灭亡是亡在帝王的好色、贪财、横征暴敛、奢侈腐败、重用奸臣以及穷兵黩武上，而不是少数民族的攻击。比如夏朝的帝王就毁在色上。夏桀被流放、死于南巢就与妹喜密切相关。东汉史学家班固就认为，夏桀被流放的根源在于妹喜。西周的灭亡也亡在色上，“褒姒一笑失天下”就是讲的这件事情。因此，西周灭亡，责任不全在犬戎，自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西晋是被匈奴贵族建立的汉国灭亡的。如果从根上去找原因，祸起于痴呆皇帝晋惠帝，他痴呆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兵荒马乱，老百姓都饿死了，他却说：为什么不吃肉呢?他的皇后贾后(名南风)又专权擅政、滥杀无辜、作恶多端，对他进行“色攻”。贾后的外甥贾谧干预朝政、奢侈无度、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对晋朝进行“佞攻”。在这种腐败政治下，国内发生了八王之乱，使晋朝的国力大大减弱，给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石勒先后起兵反晋，最后导致了西晋灭亡。
从历史来看，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主张“先守身而后四夷”。唐太宗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18)。宋太宗说：“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19)
“先守身而后四夷”的思想观点不仅提醒当时的当政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骄奢淫逸，集中精力搞好内政，而且在当今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任何一个时代，虽然国际局势相当复杂，敌对势力也一直在兴风作浪。但是，只要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先进，社会进步，国力强盛，百姓安逸，任何敌对势力的阴谋都不会得逞。无数事实充分证明，堡垒往往会从内部攻破。所以，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解决民生问题是出发点，增强综合国力是根本。只要经济繁荣了，民生问题解决好了，国力增强了，那么，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七、“推亡固存”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推亡固存”的思想观点，《尚书·仲虺之诰》中就有“推亡固存，邦乃其昌”的记载，意思是说，对于“无道”者要毫不留情，坚决镇压，将其推翻、彻底消灭；对于“有道”者要大力保护，积极扶助，使其根基牢固。只要国王这样干，国家就会昌盛。《左传》襄公三十年中也有“推亡固存，国之利”的记载。
那么，区分“无道”和“有道”的标准是什么呢?不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不同的界定。有的把“无道”界定为政治黑暗，百姓困苦不堪，怨声载道；把“有道”界定为政治清明、上下同心。但从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来看，有些政治家区分“无道”和“有道”的标准是：少数民族是否反叛，是否对中原王朝忠诚，是否俯首帖耳。
汉宣帝是用“推亡固存”思想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汉宣帝给予很高评价，称他功光祖宗、业垂后代，“可谓中兴”(20)。班固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有两条：一是汉宣帝赏罚分明，二是对匈奴“推亡固存”。从大的方面讲，汉宣帝“推亡固存”，就是乘匈奴内部争斗、相互残杀之机，扶植呼韩邪单于，使其归附汉朝，成为汉朝的“藩臣”。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拜时，汉宣帝调集了数万人夹道欢迎，给了他极高的礼遇。这是“固存”的方面。在“推亡”方面，汉宣帝迫使匈奴郅支单于逃亡到西部的康居，汉元帝时，汉朝又征发西域的军队到康居杀了郅支单于。对于西羌的反叛，汉宣帝也予以坚决镇压。
汉宣帝“推亡固存”的思想和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史书中有两条资料，都说明“推亡固存”的成效：一条是说，汉朝的号令能够在西域畅通无阻了(“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另一条说，北方地区出现了“数世不见烟火之警”(21)的太平盛世。
唐玄宗时期宰相张说的做法也值得一提。开元九年(721年)，康待宾(史书中称其为“胡贼”)联合党项反叛，攻陷了六个州。张说协助王晙率兵出击，很快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副使史献向张说建议说，干脆把党项全部杀掉，以避免后患。张说不仅不同意，而且还用“推亡固存”(22)的理论对他进行严厉批评，教育他说，采用斩尽杀绝的方式，是违背“天道”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张说做了两件事：一是建议唐玄宗设置麟州，专门安置党项人，二是把四处流亡的党项人全部招集回来，使他们安居乐业。
张说做得很高明，也很人性。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是斩不尽、杀不绝的，越杀越能激起他们的报复心理，产生新的仇恨，出现更大规模地残杀，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而“固存”能够争取民心，使他们甘心情愿地臣服。
在当今世界，强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只想“推亡”，把别人搞垮，不愿“固存”，不希望别的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往往会遭到抵制和报复。
八、“以水洗血”
这一思想观点是由回纥顿莫贺可汗(即唐朝册封的武义成功可汗)提出来的，相当于汉族的以德报怨。
对唐朝来说，顿莫贺可汗是个功臣。安史之乱爆发后，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先后失守，回纥出兵帮助唐朝收复了两京。当时作为回纥胡禄都督的顿莫贺参加了收复两京的战役，给唐朝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历十四年(779年)，回纥和唐朝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在唐朝，是唐代宗去世和唐德宗继位。在回纥，是顿莫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立为可汗。
当时，唐朝和回纥的关系因为国君的更换而变得更加友好，顿莫贺可汗甚至主动提出来要作唐朝皇帝的“藩臣”。但是，建中元年(780年)发生的振武军劫杀回纥商团事件，却一度改变了顿莫贺可汗对唐朝的态度，他的亲唐思想也一度发生过动摇。
客观地说，这一事件的发生，唐朝和回纥都有责任。当时，在国都长安有很多回纥人，不少回纥人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发了大财，积累了丰厚的资产，成了暴发户，激起了一些唐朝人比较强烈的仇富心理。从回纥这方面来说，有些回纥人在唐朝不守规矩，经常惹是生非，随意欺负当地居民，引起了唐朝民众的极大反感。为了平息唐朝人的怨气，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命令他们离开长安。无奈之下，这些回纥人只好踏上回国之路。由于他们很不情愿，加上他们的家产太多，所以，边走边停，走到那里还要求当地好好接待，每天都要吃掉上千斤的肉，当地政府官员和军民深受其苦。他们在振武(治所单于都护府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停留期间，振武军使张光晟瞅准机会、找个借口，带领部队把回纥人全部杀掉，并抢劫了一大批财物(数千匹马和十万匹缯帛)。据史书记载，张光晟共杀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回纥酋长突董等四位重量级人物。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唐德宗和顿莫贺可汗都必须立即作出反应，认真思考如何妥善化解危机。唐德宗起初的思路是，借此事件与回纥彻底决裂，后来又迫于回纥的巨大压力，将张光晟做了降职处理，最后以赔偿的方式得到回纥的谅解。顿莫贺可汗起初的思路是，先是准备复仇，然后以冷落唐朝使者的方式表达不满情绪，最后用“以水洗血”的思想为指导，努力化解矛盾，积极推动双方关系的良性互动。
为了求得回纥的谅解，唐德宗委派大臣源休等人把突董等四位高级人物的遗体送到回纥。回纥为了报复唐朝，一再冷落唐朝大臣，逼迫他们站在风雪之中，差点把他们冻死，几乎把他们饿死，并且几次扬言要杀掉唐朝大臣。在这段时间内，顿莫贺可汗脑海中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派人向唐朝大臣传话说：我们回纥人都想杀掉你们，只有我不同意。你们国家已经杀了我的大臣，我再杀你们，这叫“以血洗血”。现在我要“以水洗血”(23)，不是更好吗?随后，顿莫贺可汗派人到长安朝拜，并向唐朝索取180万匹绢，但唐朝拿不出这么多，只给了十万匹，另外给了十万两黄金和白银。双方总算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场危机。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唐德宗和顿莫贺可汗都是很有政治智慧的。
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顿莫贺可汗，但他的“以水洗血”思想则永放光芒。我们知道，在古代人类历史上，无论是政权与政权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不外乎如下四种方式：一是以暴易暴，就是用暴力对付暴力；二是以怨报德，就是用怨恨来回报别人的恩惠；三是以德报德，就是用恩惠报答恩惠；四是以德报怨，就是用恩惠回报别人对你的仇恨。在这四种方式中，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道德层面来看，以暴易暴是往后看的思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只能增加人们新的仇恨，引起更大规模的残杀，因此这是最为恶劣、最为残暴和最不得人心的一种方式。因为暴力永远不会带来和平，“以暴易暴”更不会带来和平。而以德报怨是向前看的思维，不仅顾及到自己的利益，而且也顾及到对方的利益，尤其是更多地考虑对方的感受，使双方都能捐弃前嫌，面向未来，使双方关系沿着良性互动的方向深入持久地发展。因此，以德报怨是一种最为明智的方式。只要人们能够按照以德报怨的思路处理各种矛盾，民族关系就会更加和谐，社会秩序就会更加稳定，世界就会更加太平。
九、“夷夏一家”
“夷”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夏”是古代汉族的自称，也指中原地区。“夷夏一家”就是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这一思想的表述不尽一致，有的称“四海一家”，有的称“天下一家”，有的称“胡越一家”，有的称“四夷一家”，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夷夏一家”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24)，他所追求的“大同”社会，其实就是“天下一家”的美好蓝图。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25)。按照《尔雅》“释地”篇的记载，“四海”包括了东西南北的所有少数民族。贞观七年(633年)，唐朝的皇帝李渊在未央宫让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营造民族和谐氛围，目的就是彰显“胡、越一家”(26)和“夷夏一家”的治国理念。忽必烈随时提醒自己，要“以四海为家”(27)，元初著名学者许衡说：“天下一家”，对任何民族都要“一视同仁”(28)，明成祖朱棣认为，华夏和夷狄本来就是一家人，只要是上天覆盖的、大地承载的，都是明朝的子民，绝对不能区分出你我。可见，凡是有大智慧的政治家都主张“夷夏一家”，不分彼此。
经过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我国各个民族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中，全国各个民族都应亲如一家，各个民族都应“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十、“以夷治夷”
“以夷治夷”就是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通过少数民族来治理少数民族，从而解决边疆问题。
“以夷治夷”这一概念虽然出现在明朝(29)，但这一思想和实践却早已存在。历史上的多数政治家都有“以夷治夷”的思想。隋唐时期的政治家的这一思想更为突出。那么，他们采取了哪些方式“以夷治夷”呢?最主要的有两条：
第一，设置羁縻府州，任用少数民族的首领当都督、刺史，同时派中央官员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这样，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特点，也兼顾了少数民族首领的“面子”，因而比较容易得到少数民族上层和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唐朝统一边疆地区后，设置了856个羁縻府、州、县，其中大的为都督，其次为州，小的为县。宋朝和明朝在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因袭了这种办法。
第二，安排具有在中央王朝学习和生活经历的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回去当首领。有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经常在中央王朝的国都学习和生活，有的还与公主结婚。他们不仅熟悉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而且对中央王朝有着很深的感情，自然是中央治理其民族的最佳人选。如隋炀帝就把在长安住了三年的高昌王麴伯雅送回高昌，让他统治高昌。再如吐谷浑国王的儿子顺曾经在长安住了几年，隋炀帝先把他派回吐谷浑，让他当国王，不久又把他召回长安。唐朝建立后，唐高祖觉得他对唐朝很忠诚，又把他派回去，统治吐谷浑。这种做法，比较容易沟通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能减少猜疑、消除误会。
元朝和明朝的土司制度，实质上也体现了“以夷治夷”的思想。到了清朝，一些长期在边疆地区任职的官员发现了“以夷治夷”的弊端，认为当地人只知道有土官而不知道有国法，云贵总督鄂尔泰甚至在雍正皇帝面前讽刺“以夷治夷”如同“以盗治盗”(《清史稿·鄂尔泰传》)，建议改土归流。随后，改土归流基本取代了土司制度。
在“以夷治夷”思想框架下设计的一些管理制度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种思想仍有一定影响。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无论是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还是现实中的民族关系，都有必要把思想、政策、制度与行为区分开来。因为想的东西，不一定马上变成政策，政策不一定立即变成制度，想的东西不一定立即行动。思想变成政策需要一个过程，政策变成制度也需要一个过程，一种想法要实现也有一个过程。一种观点、一种思想要成为政策、成为制度、要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一个民族问题，不同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不同的处理结果。非常优秀的和非常普通的人，精明的和愚蠢的人，处理的方式和处理的结果可能相反。所以，对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想法，要大力呼吁和支持，使其成为政策；对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政策，要尽可能地使其成为制度，因为制度是管根本的、管长远的；对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制度，要让优秀的精明的人去贯彻执行。如果能把思想、政策、制度与行为区分开来，对一些争论，对一些不同意见，就会以平常心来看待，就会以宽容之心来对待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
尽管从思想到政策再到制度有一定的距离，但思想是基础，起决定作用。而且，思想的高度决定政策的先进性和制度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思想，决定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主要是想回答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两大问题。只有能够认真回答这两大问题，学术才有价值，理论才有生命力。
注释：
①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5页。
②《诗经·小雅·北山》。
③《汉书》卷56《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④《礼记·曲礼》。
⑤《礼记·哀公问》。
⑥《孟子·离娄章句下》。
⑦《礼记·曲礼》。
⑧《孟子·离娄章句下》：“爱人者，人恒爱之。”
⑨《吕氏春秋·爱士》：人主“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
⑩《贾谊新书》第9卷《修政语上》。
(11)《唐会要》卷94，“北突厥”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690页。
(12)《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15-6216页。
(13)《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第6247页。
(14)《论语·阳货》。
(15)《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2页。
(16)《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第5262页。
(17)《全唐文》卷682《守在四夷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971页。
(18)《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十二月壬午”条，第6067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0)《汉书》卷8《宣帝纪》，第275页。
(21)《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26页。
(22)《旧唐书》卷97《张说传》，第3053页。
(23)《册府元龟》卷663《奉使部·羁留》，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937页。
(24)《论语·颜渊》。
(25)《荀子·王制》。
(26)《资治通鉴》卷194，“贞观七年十二月戊午”条，第6104页
(27)《元史》卷6《世祖纪三》，第112页
(28)《鲁斋遗书》《语录下》。
(29)《明史·张祐传》：“以夷治夷，可不烦兵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