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和若干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形势分析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为：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注：《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16页。）CO[,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2000年期间约累计分别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注：《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26页。）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 （注：《经济日报》，2002年6月21日。）“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 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 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 ％减少为2001年的4.3％，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 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 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 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德意志银行集团的经济学家马骏博士估计更高一些，认为过去两年中国存货下降分别将经济增长率下拉了约两个百分点。（注：《中国经济导报》，2002年6月18日。 ）各类库存比重下降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正在从高增长、高库存、低效率的计划经济转向高增长、低库存、高效率的市场经济。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 ％之间。马骏预测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5％，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每年经济增长率仅提高0.1％，而不是普遍认为的0.4％－0.5％。 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为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为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我计算，1979－1997年期间为9.5％）， 但这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大多数新兴工业化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 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 只有我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估计，东亚地区国家经济增长率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注：World Bank,2001,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2,The World Bank,October 31）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注：World Bank,2001,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6-17.）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地打分的话，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五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 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产出缺口”有所扩大。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 如果以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 那么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从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
由于我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我估计，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这一方面因为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方面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出现了所谓“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 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 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 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头号顽敌。
三、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无法比较准确地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 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1993－2001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 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 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四、我国“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巨大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其核心是广大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1997－2000 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2001年下降为340元。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 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 年农业占G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GDP比重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 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 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 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 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而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农民工资性收入已超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由1996年的19.4％提高到2001年的30.4％。目前全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是四川省，2001年已达到1260 万人， 从省外汇入劳务收入达到243亿元，接近于全省财政收入（270亿元）。 （注：《经济日报》，2002年5月9日。）
1997—2001年期间，每个农民现金收入仅增加1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提高257.4元，而出售农产品收入则下降了455.8元。这清楚解释了为什么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能提高的原因。
由此可知，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费主要要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要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必须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则必需提高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有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有可能富裕农民。
五、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过去20多年，我国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 （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我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 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1／3。这个结论接近其他学者的研究，但低于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是40％。
从今后来看，提高我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 从资本增长率来看，我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我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 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我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 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我国欲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其中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将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革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我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是高增长，而在于实现什么样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六、加速城镇化进程，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
加速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我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所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注：王晓鲁，2002。）从劳动生产率看， 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 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 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 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 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我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我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 （注：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税收比率定义为：税费支出／人均年收入，见《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99页。）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 （注：城镇居民人均实际税收比率定义为：（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人均年收入）／人均年收入，见《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92页。）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本身就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明文规定，（注：共计23条。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我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其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我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使全国3 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1952年粮食产量因此比1949年增加了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注：引自孙健著：《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949－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8－1489页。）80年代初期我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58页。）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年，第91页。）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地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的一项调查表明该省有95％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这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根据全国农业第一次普查，目前农村具有自来水网的仅占17％，大部分饮用井水）、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七、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注：引自《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2001年春天和2002年春天， 财政部长项怀诚两次公开谈到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他认为作为一种非市场经济手段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长久之计，从尊重经济规律出发，应该逐步淡出。（注：引自《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这可能与2002 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财政支出仍呈刚性高增长有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本年度财政赤字。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注：实际上90 年代以来全国养老金收入占GDP比重是不断上升的。1990 年全国养老基金收入为178.8亿元，占GDP比重0.96％；1999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965亿元，占GDP比重为2.40％。）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 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等等。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 －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这种中央财政收入将大幅提高。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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