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原则之争”还是“中西之争”——评《历史语言学研究不是奥林匹克竞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奥林匹克论文,语言学论文,中西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学论丛》发表了两篇文章，都谈汉语和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问题：一篇是何九盈先生的《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1]（以下简称《原则》），另一篇是马提索夫先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不是奥林匹克竞赛——回复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文》[2]（以下简称《回复》）。何先生的《原则》一文通过检讨汉藏语言比较研究历史上两次大的争论（文中称两大“公案”），梳理出两次争论的焦点在于比较研究的原则和方法问题。进而主张，在汉藏语言比较研究中，应该把内部构拟放在比较构拟之前，把层级构拟放在远程构拟之前。何先生认为，如果在比较研究中把上述的关系放错了位置，那实际上是学风问题。学术研究应该摒弃偏见，比如，不要因为远程构拟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就认为它是无所不能的，就可以不要层级构拟这个基础。他倡导中国学者应该有责任感和自己独立的视角。马提索夫先生认为《原则》一文“是围绕着他（指何先生——引者注）所谓中国学者与非中国学者在汉语研究中的两大公案的分析来展开的”，文中“全盘指责西方学者的汉藏语研究”[2]346，“事实上，他（指何先生——引者注）提出的一些看法是强加于西方学者（包括我）的。更为糟糕的是他的文章可能会把那些学者——无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引入到一种互不信任的对立关系中”[2]347。笔者认为，马氏的回复显然绕开了本质问题，把学术讨论引向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争议”。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略作证说。
一、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原则》提出了两大公案。第一大公案，是白保罗在汉藏语系分类问题上对李方桂的否定，其实质是如何处理远程构拟和层级构拟的关系问题。第二大公案，是在上古汉语声调问题上，奥德尼古尔和蒲立本提出，汉语的上声起源于
韵尾，去声起源于[-s]韵尾，使汉语的音韵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原则上来说是比较构拟和内部构拟在古音构拟中的地位问题”[1]13。在何先生看来，两大公案主要反映了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基本原则问题，是不同学者的学术取向问题。
两大公案已经过去多年，重提它们的原因是中国国内一些学者依然把白保罗和奥德尼古尔的结论当成金科玉律，把他们的研究方法当成前沿方法，对他们亦步亦趋。他们把自己在汉语研究中比附其他语言的做法叫做比较研究，把重拾那些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结论的做法叫做与国际接轨。他们的研究一方面泯灭时代性，把《诗经》时代和之前很长跨度的语言现象压缩成一个平面；另一方面又缺乏历史继承性，使以《诗经》时代为代表的上古音状况，跟一千年之后的《切韵》音系差别很大，而跟与其分离得更加久远的其他民族语言却很相似。何先生清理两大公案的目的，正是要理清汉藏语言比较研究中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从源头上为近来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敲响警钟。
两大公案涉及到了具体的人物，会触动一些人，其中马提索夫先生也在公案之中。但是，马提索夫先生没有弄清楚两大公案的实质是什么，相反，他认为两大公案是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很显然，马提索夫先生对于他假想的“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对立太过敏感了。何先生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过。他所说的“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发源地，我们有责任推进汉藏语言研究的发展”[3]56，是强调中国学者更有责任，而看不出有排斥外国学者研究的意思。作为一位学者，他很愿意跟西方学者互相学习，只是他的“学习”不是一味地追捧和无原则地认同，而是有自己的判别。他说：“毫无疑问，我们也要认真对待西方学者那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也要大胆实行‘拿来主义’，但我们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的价值取向，自己的判断能力，决不可被西方那些无根之谈牵着鼻子走。互相交流，平等对话，取长补短，这是不变的原则。”[3]56但是，马提索夫先生却断章取义，绕开何文讨论的学术问题，发表了个人的极具煽动性的感慨：“我之所以花费这些篇幅来答复是因为我深感何教授的文章使得中美学者的关系倒退。没有人告诉李方桂只有美洲人有资格做美洲印第安语研究。但是何教授认为既然‘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发源地’，中国语言学家有责任推进汉藏语研究的发展，外国人没资格在这一领域提出任何看法。”[2]353请问：何先生在何时何地说过“外国人没资格在这一领域提出任何看法”？马提索夫先生这样强加于何先生，其动机和效果都将不佳。何文所谓“两大公案”的案主只涉及到几个人，其中主要是白保罗和马提索夫。而马提索夫先生却把范围扩大到整个“西方学者”，又把自己看作是“西方学者”的捍卫者。仅仅因为自己受到了批评就把这些批评转嫁到所有西方学者身上，试图把自己打扮成西方学者的代言人，这种做法对马氏这样的大学者将不会有什么好处。
二、比较构拟以内部构拟为基础，不等于不要比较构拟
马提索夫先生敏锐地观察到，“如果只用内部拟测法，今后的早期汉语史研究就会濒临停滞不前的危险”[2]351。实际上何先生在文中已经引用了李方桂先生的话：“研究语言学的人，汉语和非汉语的界限不要划得太清楚……如果能混合在一起的话，这对于汉语音韵学将来的发展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3]66何先生并不反对比较，他说：“中古藏语的这些特点对于汉语的古音构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是汉语比较构拟的好材料。”[3]47他主张比较研究“应以内部构拟为基础”，是总结李方桂的经验得到的。他引用了李方桂的话：“在这里要特别注重向诸位说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拟测并不靠西藏语的比较，而是单纯就汉语的本身来拟测，然后再跟藏语作比较。”[3]54他总结说：“按李方桂的经验，应是先内部后比较。”[3]54
马提索夫先生好像无视这些，更无视《原则》的一个标题——“基本原则之二：比较构拟应与内部构拟相结合，应以内部构拟为基础”，却遗憾地得出了这样的推断：“但是何教授反对用比较构拟法来研究汉语史。他坚信内部拟测法更优越，提倡上古音或原始汉语构拟的取材基础只能来自汉语自身，用比较其他语言的材料来做是无济于事的。”[2]350
为什么要以内部构拟为基础呢？比较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建立“共同语”。如果拿汉语跟藏语比较，那只能建立起汉语和藏语没有分化以前的共同语，而不是建立原始汉语，更不是建立上古汉语，这实际上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常识。汉语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追溯到长达3500年以前；汉语还有纷繁复杂的方言。这些都有助于通过内部差异的比较建立它们共同的“早期”形式。
也许有人会问，汉语研究中跟亲属语言的比较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不是，它应用于两个地方：首先，当内部比较出现困难时，比如文献资料有缺陷、方言比较的结论有难以解释的地方等。也就是说汉语发展过程中丢失了部分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亲属语言比较“找”回来。但是，语言演变的历史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历史继承性要比变异的可能性大得多，否则你就要拿出足够的证据来。比如，上古汉语本有声调。俞敏先生的研究表明：“世之言汉藏比较者多以藏语声调后兴，悬揣汉语亦尔。此固近情，惟不可与论周初之世尔！”[4]283就是说，至少到周初，声调已经产生了。谢纪锋先生说：“从《说文》读若例知道后汉音四声分明，从《说文》引《诗》异文和《诗》韵第三部知道两汉及上古音四声分明。”[5]323这都是汉语内部材料给出的结论，是可信的。而奥德尼古尔通过汉越语的比较，认为汉语声调起源于辅音韵尾，古去声来自[-h]尾、上声来自。蒲立本也力主此说，而他们根据的材料都是汉语的外部材料。这就是用（外部）比较法来推翻内部拟测法，是本末倒置。丁邦新、薛才德、张雁、李香等已经对此类文字进行过检讨，结论是其说不成立[6-9]。《原则》从方法论上说明，用外部材料来推翻内部材料，是不符合常识的。所以，何先生主张研究汉语，应该把内部拟测放在第一位，（外部）比较作为辅助。其次，比较法还有一个用途，就是通过比较发现和研究亲属语言之间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律，以俾对某一单个语言进行研究时开阔视野、避免盲目。但是，这种研究有一个基础，就是不能把同类现象都看做是亲属关系的证据，更不能把甲语言中具备的现象或规律硬加到乙语言上去。看到某语言的声调来自韵尾，就断定汉语声调也来自韵尾，是不科学的。
三、远程构拟以层级构拟为基础，不等于不要远程构拟
对于层级构拟，马提索夫先生同样无视何文的一个标题——“基本原则之一：远程构拟应与层级构拟相结合，应以层级构拟为基础”。实际上，对于远程构拟，马提索夫先生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当我们越过中观进入宏观比较时，它们的亲属关系就一点也不能肯定了，就是说，这个层次的语言相似会有亲属关系以外的可能的解释，可能是接触关系(contact)，也可能是类型学上的近似(typological resemblance)，或是巧合 (coincidence)。”[10]304按照他的说法，在宏观范围内的远程比较应该是一种冒险。但是马提索夫先生对白保罗先生的远程构拟却充满了信心。
那么使用远程构拟法做出的成果都是什么样的呢？对于白保罗先生的远程比较的成果，何先生认为是“豆腐渣工程”、“沙滩上的大洋楼”；张琨先生说他是“信口胡说”[11]357；邢公畹先生认为白保罗先生在汉藏语系关系研究上还不具备发言的条件，他使用的材料问题很大，其论证没有说服力[12]5-7；李方桂更是说“本尼迪克特（即白保罗——引者注）从来不研究任何语言”[13]96，他的研究是“泛论”[14]、是“胡闹”[13]96。本尼迪克特所用的材料是“记载简陋不可靠”的，他的著名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种新的语言联盟》和《汉藏语言概论》中，许多词语不标声调。我们知道，声调语言的声调是它们的声韵调三位一体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声调，它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可信度。而马提索夫先生怎么看白保罗先生的这些问题呢？他说：“他（指白保罗——引者注）的构拟方法，对低层次构拟中的细节工作是不够重视的。”这并不是批评，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白氏的研究特色而已。他欣赏的是：“比较语言学家白保罗具有近似完美的直觉，他能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语料中发掘出重要的现象，所以远程构拟经他的手处理会产生令人难忘的结果。”[2]349实际上，马提索夫先生本人对远程构拟和自己提出的超级构拟都是不太相信的。他自己称这些研究是充满幻想性的，只是一些研究比另一些看起来更可信。他举了几个例子，如：Rahder(1962)、Ohno Susumu(1980)、Jan Braun(2001)。在他看来，这些太具幻想性的研究的唯一不足是，研究者没有白保罗那么聪慧。
李方桂和何九盈都并不反对远程构拟，只是强调远程构拟应该建立在层级构拟之上。李方桂认为，上级方面如有足够的材料，当然也可以拿来互相比较，以推求它们的史前的状况，例如晚近许多上古汉语的状况就是把西藏语和古汉语互相比较得出的。他早在1939年就提出了对某种错误作法的担心，强调在比较工作中，切忌拿不同级别的材料互相比较。同样，何先生之所以青睐层级构拟，是因为“谱系的确立要以个别语言的调查作为前提，当个别语言的情况还没有作全面深入调查时，谱系的建立就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基础”[15]592。何先生指出：“远程构拟作为一种方法当然有它的重要意义，但这种意义只有在与层级构拟结合起来且以层级构拟为基础时才可显示出来。离开了层级构拟，远程构拟必败无疑。”[3]12
四、对李方桂先生的偏见
那么，马提索夫先生为什么会把何先生的文章理解为中西之争呢？这跟他对中国学者一贯的偏见有关。
李方桂先生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注：李方桂《中国的语言和方言》首刊于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年鉴》，1973年重刊于美国《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梁敏中译本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是在对中国语言的丰富的田野调查和多年研究基础上写出的。而且可能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因为此前出版的《中华分省新图》中《语言区域图》的分类与此相同。据邢公畹先生考证，这张图是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先生合作而成，是集体工作的结晶，也应该是慎重考虑后制订的[12]4。《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列出某语言区域跟其他区域相区别的特征，只是便于辨认语言群落，并不全是分类标准。这在李文的第二段就有明白的交代，有历史比较语言学一般常识的人是不会弄错的。白保罗认为李方桂采用类型标准划分语言，是没有根据的。
李方桂先生1973年在美国《中国语言学报》上重新发表该文时，对原文进行了缩写和修订。对汉藏语系分类的明显的变化有两点：一是把原来将汉藏语系分成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的提法，修改成汉语、苗瑶语、台语、藏缅语四个并列的语族。二是增加了十多条新文献的注释。这些文献的发表时间一直到该文重新发表时的1973年。在藏缅语族下，李先生注释道：“在本尼迪克特(Benedict)1972年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藏—缅语言新的、全面的处理办法。”[16]5既然有“新”的分类，李方桂为什么还发表“旧”的分类呢？毫无疑问，本尼迪克特并没有能够改变李方桂，“从37年到73年，经过36年以后，李方桂仍持原来的看法”[17]47。这种做法说明了什么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
马提索夫先生站在白保罗先生的立场上去评判别人，当然不能体会李方桂先生的这种用意。他说：“不过我也具有勇气地观察到1937年后藏缅语的研究已经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时也应该对这一语系的下位分类提出一个新的构思。”[2]348这里说的所谓新的研究成果，应该就是白保罗的著名的著作。但在中国，更多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改变这一分类。20世纪50年代，中国组织了700多人的队伍，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而调查的成果没有使罗常培、傅懋勋改变看法，他们的对藏缅语的分类跟李方桂的分类几乎完全一致：
罗、傅的分类 李方桂的分类
藏语支藏语群
彝语支彝语群
景颇语支波多—那加—克钦语群（克钦语即景颇语）
缅语支缅语支
分在两地的学者，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这个结论应该有它的合理性吧？为什么一定要跟白保罗一致才算正确的呢？在中国国内的藏缅语分类方案有多种，但是以上分类目前依然有生命力，难道中国学者都那么偏爱李方桂吗？
五、对何九盈先生的偏见
马提索夫先生一方面把何先生对汉藏语系的主张看成是一种个人偏好：“何教授喜欢跟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越多越好（特别是台语、苗瑶语），同时却对这样的事实不感兴趣：那些亲属语言可以给汉语史研究带来帮助。这种态度甚至延伸到大家公认的跟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藏缅语。”[2]351另一方面对汉语早期状况和何先生本人做出了同样错误的估计：“因此，何教授显然不能接受下面的这些观点：汉语曾经可能跟我们知道的最早文献记录时的面貌很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没有声调，或者有复辅音，或者带前后缀，或者曾像大多数藏缅语那样动词在句尾(‘SOV’)。他会问：已知的书面藏语只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它怎么能告诉我们最早的汉语信息呢？”[2]351
首先，马氏用个人偏好来衡量何氏的研究，没有站在学术的高度。何先生之所以维护李方桂的汉藏语分类，并不是因为他偏爱国人，排斥白保罗，更不是由于在李方桂的分类里汉语有更多的亲属语言。事实上他对李的分类并不迷信，因为李的分类也是没有经过最后检验的谱系分类。他遵循的只是李方桂、张琨的构拟原则和方法，而不是死守他们的结论，“并不是说李方桂的结论就是不可动摇的定论了”[3]55。
其次，不管原始汉语会被构拟成什么样子，只要能够有说服力，我想何先生是能够接受的。相反，没有证据的构拟，无论它有多么美妙动人，都是不能接受的。那种只看亲属语言，不看汉语本身；只喜欢给汉语穿靴戴帽，不顾汉语实际的构拟，尽管可以红极一时，是不会被真正严谨的学者接受的。从语言有历史继承性上估计，原始汉语应该更像汉语，而不是更像别的语言。
再次，以上马提索夫先生所言的汉语的可能的面貌中，恰好关于复辅音的观点也是何先生主张的。在何先生看来，汉语上古音没有复辅音，因为没有证据。但是在更早一些时候，商代的黄河流域的汉语是有复辅音声母的。他的观点早已发表，而且影响很大（注：何九盈《关于复辅音问题》，见《上古音·二校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又见赵秉璇、竺家宁编《古汉语复辅音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何九盈《商代复辅音声母》，载高思曼、何乐士主编《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年版；又载于《音韵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不知道马提索夫先生为何漠不关心？退一步说，即便何先生不支持上古有复辅音说，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有很多知名学者主张古无复辅音，他们的研究是严肃的。进行学术讨论，没有道理一定要强人所难。难道一定要让他们同意了古有复辅音说才算尊重西方学者吗？
说到这里，我们要继续引用马提索夫先生的一段话：“上述问题的产生，部分是由于何教授对西方学界的了解只是靠那些有限的、多年前翻译成中文的文章或书。以我为例，他提到的我的文章只有两篇：1975年和1976年的，而这两篇是在1985年翻译成中文的。”[2]347何先生是位语言史专家，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多年前发生的问题，所以当然用多年前的材料。在学术研究中，你的文字一旦发表，就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除非你自己出来更正，它的影响将不会改变。而最近的材料中，马提索夫先生本人的观点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他对中国学者的偏见甚至在《回复》中还在延续。
此外，马提索夫先生还对一般的中国学者存有偏见，认为中国学者之所以不接受白保罗的观点是出于“接受能力”问题。他好像不想去关心中国学者对汉语声调和汉藏语声调的研究，不关心中国学者对汉语古今类型的研究，认为引用一位自己熟悉的英文文献更有说服力，所以，他总结出四个关于声调起源的假说，请问，哪个假说是最接近真实的？
他对汉语也存在偏见，他说：“在历史的长河里，很多语言都经历了激烈的类型演变，何教授汉语性质不变论的观点缺乏这种意识。在不到2000年的历史里，高度屈折形态的拉丁语经过剧烈演变后成为分析型的现代罗马语。”[2]351拉丁语的发展变化和汉语的发展变化之间，可能有某种可以类比的关系，但这种类比关系不能推导出必然的结论。有什么证据表明汉语一定要像拉丁语那样发生类型转变？话说回来，何先生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汉语性质（或类型）问题，马提索夫先生怎么知道何先生就认为汉语性质不变呢？说汉语语序类型从SOV变成了SVO，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古代汉语里还有条件地保存着SOV的残迹，一般的术语叫“宾语前置”，但只是一种猜测，远没有形成定论。由此可见，马提索夫先生对于中国学者，尤其是汉语学者，偏见深矣。
六、比较研究的原则
何先生自己总结他的《原则》一文时说：“该文有两点乃发人所未发，对今后这个领域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是概括出‘20世纪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两大公案，二是提出了两个‘相结合’、两个‘基础’的构拟原则。”[3]4两大公案的实质，是构拟原则，是两个结合和两个基础问题。即：(1)在没有层级构拟作基础的情况下，单独的远程构拟是冒险；(2)以内部构拟为基础，在内部构拟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借助比较构拟。
除了上述逻辑上的推论之外，比较研究的原则还基于中国的实际。
1.为什么要以内部构拟为基础——内部构拟能够利用中国深厚的学术传统。中国语言学经过千百年的积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上古文献研究方面成就尤其显著。古代文献的研究为古代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证据。利用中古、近代文献资料研究汉语史是汉语史研究的主体，上古文献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诗经》等也为上古音的构拟提供了重要基础，其他研究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诗经》音系，就不能算是合理的。俞敏先生《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就是利用文献记载探索上古汉语状况的。对于汉字的研究早已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古文字学。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语言研究有推动作用。同源词（辞源）研究形成了久远的传统。传统的辞源研究重在词义，对语音的研究不够重视，但是现在学者们对语音的兴趣正越来越浓厚。同时，汉语方言丰富，自古以来各方言都有与古文献资料相引证的传统。
2.为什么要以层级构拟为基础——中国的比较语言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语言描写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已经形成了传统。1949年以前，研究民族语言的学者屈指可数，而且条件很差。研究人员常常怕被人看不起。但是现在不同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各省区也有自己的民族大学、民族学院，这些机构和大学培养了大批的语言研究专业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学者的成长，更为民族语言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有人总结说：“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中国学者集数十年努力编辑出版了各类语言专著，其学术价值难以估量，令世界同行钦佩。应该说，近年产生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集》以及《苗瑶语古音构拟》、《壮侗语族概论》、《藏汉大辞典》、《阿里藏语》、《黎语调查研究》、《汉语方音字汇》、《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和其他众多的语料、词典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在世界上影响甚大的《印度语言调查》，这是中国学者的贡献!”[18]46这只是七年前的总结，这几年的成果，更呈繁荣之势。这些成果，多半是基础研究和描写，比较研究也很有起色，相信不久就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学术无国界，争鸣亦无国界”[3]6。所谓学术无国界，不是把欧美的学术强加到其他民族的意志之上，而是应该平等对话，共同进步。
从文章上看，马提索夫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和人际交往上都有着大家风范。他说：“我自己的学生也可以很自由地批评我，我觉得这些年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的学生也一样，有很大的收获。”[2]349这使我免去了不少担心。正好何先生也是这样跟他的学生相处的，这样，我们的讨论在这个层次上也算具备了共同的背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