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积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运动论文,无政府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积极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积极关系，历来鲜有人论及。本文在说明无政府主义是从事中国工人运动的最早和影响最大的政治派别之一的前提下，意在客观评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积极作用，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无政府主义者是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启蒙者和先驱之一。
中国工人运动发端于19世纪中叶。辛亥革命前后，随着第一批现代类型工会的出现，中国工人运动开始了由自发斗争向自觉斗争过渡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并逐渐掌握领导权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现代阶段。中国工人运动的这一过渡阶段虽然只有短暂的十余年，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实现的工人运动由原始阶段到现代阶段的过渡，使中国工人运动的水平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有了较大的提高。而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完成这一过渡，并为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起了拓荒作用的，主要就是国民党的部分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又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据常凯主编的《中国工运史词典》所列，自1907年中国出现第一个论及工人运动的刊物，到1925年5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确立中共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期间，中国出版的有关工人运动的刊物有41种。其中，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有14种，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大或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合办的有7种 〔1〕，二者在这41种中占去了一半。
无政府主义产生于工人运动发达的欧洲，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接受无政府主义这一泊来品的同时，也承袭了欧洲无政府主义者注重宣传和组织工人群众的传统。早在1907年，《新世纪》就发表了《普及革命》一文，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人鼓吹工人罢工斗争之先声”〔2〕。《新世纪》还大量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刘师培等人因受欧洲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在《衡报》第4 号上提出：“总同盟罢工者，无政府革命之惟一方法也。汉口实行总同盟罢工（按：当时汉口发生了小商贩罢市事件），则无政府共产之社会可由汉口而推行于全国。惟欲达此目的，必自组织劳民协会始，此则吾党期望者也。”〔3〕与此同时，李石曾等人还在巴黎创办了“我国最早介绍和报道五一 节和各国劳工运动的刊物之一”的《世界》画刊〔4〕。
1914年，师复来到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也开始把工团主义纳入自己的纲领，即所谓“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其手段，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5〕这一年5月，《民声》周刊特发了“五一节专号”，“粤劳工界见而颇兴仰慕。”〔6〕在目睹了上海工人的罢工风潮后，师复指出，中国工运不发达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人知识低下、组织不善，工人运动应以“结团体，求知识”为方针，把建立工团，开办平民学校和发行工人报纸作为开展工运的首务。一旦各工团联合起来，工人的知识又“渐渐增进，团结力亦必日见进步。及乎势力既厚，声气宏大，资本制度之死命，将由此工团操之矣。”〔7〕他还和其他同道者亲身参加工人运动实践，在广州创办了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因他强调工团组织“当以各业之工人自为主体”，对于“工党”之类为资产阶级所操纵的工人团体嗤之以鼻〔8〕。所以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 不但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9〕，而且是其中更具有工人色彩的。
师复之后，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最力的，是梁冰弦等人。梁自民国初起，就在南洋翻译介绍有关工团主义的书籍。1918年初，他和吴稚晖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以“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为宗旨的《劳动》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劳动”为名的杂志。该刊高度评价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对社会革命的作用，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实际上先于蔡元培提出了“劳工神圣”的思想；它把劳动问题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当固结工团主义之团体”，以增强反对资本制度的力量；它还特别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劳资合组或“以资本者为董事”的工人团体，指出这无异于“引狼入室，授人以柄”〔10〕。尽管该刊基本是以文言载文，对工人群众的影响有限，但对于先进知识分子启现代工运常识之蒙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劳动》在海外设有多处分销所，因而在华侨和华工中也不无影响。
五四以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崭露头角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扩大，经常刊载宣传工团主义文章的刊物日渐增多，无政府主义者也更多地投身工团主义的实践。在广东，1919年夏起，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等人创办《民风》周刊，一年后又创办了著名的《劳动者》周刊〔11〕，据说后者的名称即来自于梁冰弦参与主办的《劳动》月刊〔12〕。两个刊物都是以通俗的语言宣传尊重劳动和劳动者，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中较有影响。后者连载的《劳动歌》，实际上就是《国际歌》在我国最早的译文〔13〕。他们还经常到工厂、工人中活动，建立了众多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会。1920年底，两个苏俄代表来到广州，把他们认作要寻找的社会主义者，不但与他们共商开展工人运动的计划，还予以资助〔14〕。在湖南，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黄爱、庞人铨等人于1920年10月成立了湖南劳工会，控制了长沙地区几乎全部7000多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入会工人达3000多人，并出版《劳工》和《劳工周刊》等面向工人的工团主义刊物〔15〕。在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特撰文称赞说：“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16〕。五四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杭州、济南、南洋、法国、美洲等地〔17〕，到处都有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的，或无政府主义者从事的针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工人运动。从当时北洋政府频繁发出的查禁各地有关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和活动的电文，可以略见当时普遍存在着的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概貌〔18〕。
无政府主义者和当时的国民党部分人士虽然都早在中共之前就已致力于工人运动，但相比之下，前者要更早更多地致力于下层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宣传和文化教育，更早更多地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前者所建立和控制的工人团体也较少为资产阶级所操纵，因而也更具有现代工会的特征。孙中山似乎是直到1917年才真正把开展工人运动纳入国民党的政治纲领〔19〕。到马克思主义者从1920年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是唯一身体力行于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派别，因而已经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南方。而“其余各派社会主义者只是清谈并未实际参加职工运动”〔20〕。 陈独秀1922年也曾说过：“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象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但是国民党目前重要工作乃是对于北方封建军阀之战争，实际参加劳动运动的人还是少数又少数。”〔21〕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不但是在中共之前从事工人运动的最主要政治派别之一，而且，他们不仅仅以理论宣传，而且还通过实际的行动，促进中国工人阶级走向成熟，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从原始阶段迅速过渡到现代阶段，使中共得以从一开始就能在较高的层次上开展工人运动并迅速取得成绩。
王永玺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工会史》中，客观地评价了五四时期资产阶级领导和控制的工会所起的进步作用，认为这些工会“是在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高潮和中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在当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还没有出现的历史条件下，多少代表着工会运动的进步趋势”，“推动了现代工会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22〕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二、无政府主义者是工读主义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
在近代中国，最早歌颂劳动和工人阶级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23〕；但最早把劳动问题与社会改造的理想联系起来并付诸实施的， 却是无政府主义者。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有感于社会种种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设想出各种通过人为消灭社会分工来实现社会改造的方案。刘师培提出了一个“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的“人类均力”〔24〕的社会蓝图。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结合自己留法俭学的经历，提出“以教育为革命”的主张，以教育普及为提高人类道德水平、促进社会进化、实现无政府理想的灵药。辛亥革命后，他们和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组织留法俭学会，发起了赴法俭学活动。在此前后，李石曾等人又在巴黎开展了对赴法华工的教育培训，并借此在华工中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在他们的支持下，1915年，旅法华工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25〕，出版《华工杂志》，以白话文并附拼音字母，宣传“以工兼学”，介绍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旅欧华工的罢工斗争。一年后，为适应越来越多的来法华工的组织和教育，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又参与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出版《旅欧杂志》，负责介绍和组织中国学生和工人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华工学校，在国内各地也筹建了20多处留法预备学校或预备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赴法工作的华工约有15万人。华工教育的开展，对勤工俭学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勤工俭学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无政府主义思想也由此渗入了勤工俭学运动中。
由于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教育的开展，工读主义也应运而生，推动了人们对劳动问题和知识与劳动相结合问题认识的提高。1918年，吴稚晖在《劳动》月刊上发表《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一文，认为，中国工人运动所以不兴，是因为工人未能受教育；而工与读相结合便可解决这一问题。“所谓工人补习教育者，书报与设夜校，为欧美各国所通行之法。……凡此皆所以增进工人教育，以求结合良工党，而后工人得争存于资本世界”〔26〕。黄凌霜则在该刊上把工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来鼓吹：“工与学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造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正当社会，有可预料。”〔27〕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工读主义在知识界大为流行。工人阶级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为知识界所广泛认同，“劳工神圣”的口号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大多数进步刊物都在热烈地讨论劳动问题和工读主义，以工读主义为主旨的团体和刊物更是不断涌现。由于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和无政府主义势力的扩展，知识界又把泛劳动主义、互助论揉进工读主义，使之具有了更多的无政府空想色彩和实验的诱惑，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之一。国内工读互助团的试验一时形成热潮，而赴法勤工俭学则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周恩来当年写道：“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28〕仅1919年和1920年，就有来自全国18个省的1600多个莘莘学子远涉重洋，勤工苦学于异国他乡，显示了工读主义的巨大吸引力和五四青年求知济世的强烈愿望。
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并推动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首先，它有力地冲击了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人和学生结合到一起，帮助先进知识分子和华工启了现代工人运动之蒙。在运动当中，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与工人并肩劳动，亲身体会到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意义，逐步养成了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观念和眼光向下、深入实际、深入工农的意识；同时也认识到了教育工人和组织工人的重要意义，初步学到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最基本技能。其次，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对欧洲的先进工人运动的了解和学习。数十万赴法华工在1919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出版自己的刊物，部分华工还亲身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运动。成千上万的华工归国后，“为壮大工人队伍，传播革命思想，起了较大作用。也为中国工会的产生和工会运动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这些华工可谓中国工会运动的先驱”〔29〕。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归国工人已成为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核心，并被统治阶级视为中国劳工界的瘟疫了”〔30〕。再次，耳闻目睹法国严酷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先进的工人运动和“原版”科学社会主义的熏陶，给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比较鉴别、迅速提高思想认识的绝好环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较快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空想，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中共的重要骨干和工人运动领袖，前者有如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等人，后者有如赵世炎、李维汉、李立三等人。因此，把赴法勤工俭学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个主要策源地和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场留学运动，恐怕并不为过。
三、无政府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展现代工人运动的示范者和暂时的盟友。
无政府主义对中国工人运动的积极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刚刚开始致力于现代工人运动，尚无章可循时，给他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示范。1920年8月起， 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始投身工人运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创办适合工人阅读的小型刊物”，“二是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举办工人业余学校”〔31〕，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和阶级教育。这些活动，不能不说包含有某种程度上的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和经验的吸取〔32〕。有人说，“举办工人学校，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大发明，它适合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最好形式之一”〔33〕。然而它在中国的发明人，恰恰正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
除此以外，无政府主义者还在马克思主义者投身工人运动之初，与之有过一段短暂的结盟时期。中共各发起小组成立后，当务之急是要加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步伐。中共第一个决议的第一句话即：“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34〕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少的，要想迅速组织起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不联合同盟者，借助同盟者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当时真正已投身于工人运动并已有较大影响、较丰富经验的政治派别，当首推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当时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中，绝大部分是先进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工人；另外，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首要敌人仍旧是北京政府的反动统治，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表示愿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着手从事工人运动之时，借助无政府主义的帮助与影响，既很有必要，也很现实。陈独秀曾经这样说过：“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35〕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特别规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的工会。”“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36〕
双方在工人运动实践中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合办刊物。1920年8月15日，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标志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37〕。该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编辑的。11月，北京小组决定由“黄凌霜和陈德荣分工创办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38〕。该刊第一期就批评了先进知识分子过去“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的错误，告诫他们要“改弦易辙”〔39〕。《劳动界》、《劳动音》，以及由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创办的《劳动者》，当时被誉为“劳工兄弟刊物”，对推动工人运动影响甚大。与此同时，袁振英等人还一度参与了《新青年》、《共产党》等杂志的编辑工作〔40〕。
二是共同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劳动节，其中北京、广州、漳州等地的活动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或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进步人士联合组织的〔41〕。这一活动“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42〕1921年五一节，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曾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示威游行”，街上“曾挂上两个大画像，一个是马克思，一个便是克鲁泡特金，当时游行队伍中，赞成共产主义的人佩着‘红领带’，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人佩着‘黑领带’。”〔43〕有人回忆说：“1924年后的‘五一’劳动节，广州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工会罢工集会游行，曾挂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像，许多次‘五一’节集会游行活动都经常见到。”〔44〕看来这种合作形式曾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广州等工人运动较为发达的地方，都同时存在着分别受国民党、无政府党和共产党影响的不同派别的工人运动。国民党派的工人运动是其右翼，共产党派则是其左翼。无政府派的工人运动一般都强调以工人群众为主体，反对时常受国民党政客操纵的右翼工人运动，“体现了抛弃劳资协商的幻想，高举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希望通过工人团结开展彻底斗争的‘革命的工团主义’”〔45〕。可见，在克服国民党右翼工会和黄色工会对工人运动的不良影响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也助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臂之力。
正是基于以上的史实，蔡和森对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合作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这种合作“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这一短时期的合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意义实在是很大的。”〔46〕
但是，无政府主义毕竟不能使工人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深入，无政府主义就日益成为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努力开展由自己领导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努力争取和改造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工会，清除其对工人运动的不良影响，使中国工人运动走上团结和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效，毛泽东对湖南劳工会的团结与改造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在广东，由于无政府主义势力的强大，这一工作有得有失〔47〕。1922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无论任何党派的工会，一律受到邀请。尽管在会上各党派之间时有争执，但由于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已有的威望和工作策略得当，共产党向大会提出的三大口号，得到了包括无政府党在内的各派的一致认可〔48〕。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也表明经过马克思主义者近两年的奋斗，工人运动的各派别事实上已承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到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了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无政府主义则基本上从工人运动中销声匿迹。
历史证明，中国工人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政治使命。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不是天外来客，是在广泛、充分地吸取了前人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成果之后才诞生的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迅速高涨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继承了此前无政府主义等政治派别从事工人运动的成果的基础之上才发展起来的。既然我们可以充分肯定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积极作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肯定无政府主义这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对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积极作用呢？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非但不会有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辉，反而更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唯一正确的指导者。
注释：
〔1〕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刊物14种：《天义报》、《新世纪》、 《世界》、《衡报》、《自由录》、《工人宝鉴》、《劳动》、《进化》、《奋斗》、《劳动者》、《工余》、《民钟》、《学汇》、《互助》；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大或由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合办的刊物7种：《华工杂志》、《工学》、《工读》、《劳动界》、《劳动音 》、《劳工》、《劳工周刊》——据常凯主编：《中国工运史辞典》，劳动人事出版社，1990年。
〔2〕常凯主编：《中国工运史词典》，劳动人事出版社，1990年 。
〔3〕〔5〕〔7〕〔8〕〔10〕〔24〕〔26〕《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50～151、303、329、330、 376～377、68、385页。
〔4〕常凯主编：《中国工运史辞典》，第467页。张国焘在回忆中也肯定了这一点。见《“一大”前后》（二），第124页。
〔6〕马超俊著：《中国劳工运动史》，台湾，1958年。
〔9〕汝信主编：《中国工人阶级大百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
〔11〕《劳动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147页。
〔12〕〔14〕〔46〕《“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1、119～120、127、77～78页。
〔13〕〔27〕〔39〕《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 三联书店，1959年；第79、177～178、71页。
〔15〕据陈宝松：《党在初创时期争取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基本策略与实践》，《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4期。
〔16〕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17〕《“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 38～40、469页。另见徐善广、柳剑平著：《中国无政府主义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又见《五四时期的社团》（四）， 三联书店，1979年，第209、317～318页。
〔18〕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22〕〔29〕王永玺著：《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70、72～73、59页。
〔20〕〔48〕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440、479～481页。
〔21〕〔3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第182页。
〔23〕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二册：《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和组织》（1840～191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50～654、753～754页。
〔25〕〔28〕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一册，北京出版社，第187、5页。
〔30〕（日）中村三登志著：《中国工人运动史》，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8页引伊罗生·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
〔31〕〔37〕〔38〕〔42〕李新、陈铁键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2、337、346、251页。
〔32〕参见蒋俊、李兴芝著：《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9页。
〔33〕洪安琪、何布峰著：《中国工人运动简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34〕〔36〕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14～15页。
〔40〕肖甡：《袁振英和李震瀛》，《党史资料丛刊》1981 年第1辑，第140页。
〔41〕孙武安、廉慧斌：《论建党时期共产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5期。 又见《“一大”前后》（三），第22页。
〔43〕《“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5页。
〔44〕广东省党史办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年，第185页。
〔45〕（日）广田宽治著：《广东工人运动的五种思潮——广东省总工会成立经过》，《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7〕分别见《“一大”前后》（二），第448页； 《“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年，第152页；《伟大的开端》，第531～ 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