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通货膨胀：形成机理及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机理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2-0011-07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最为敏感的经济现象之一。它一般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通货膨胀通常是由货币泛滥引起，而通货膨胀出现或恶化不仅会导致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而且也会导致一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并由此破坏整个市场的运作法则。2007年下半年以来，连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中国再一次遭受着通货膨胀的威胁：初级产品全面涨价，CPI居高不下，特别是2008年4月份CPI同比上涨高达8.5%，使控制全年CPI增幅在4.8%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人们的通胀预期正在形成并逐步提高。据央行通货膨胀问卷调查显示，2008年2季度预期生产资料和物价将持续上涨的企业家和居民分别达到了44%和50%，并可能进一步导致价格上涨的扩散和自我强化。当前，我国价格总水平仍处高位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如何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以避免经济出现明显通货膨胀，把握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压力的最佳平衡点，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因而，寻找本轮通胀的形成机理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治理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形势下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
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通货膨胀？对那些注重逻辑、而不是纠缠于数据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1]现在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如何揭示本轮通胀的深层原因并破解之。从外部因素来看，本轮通胀是在全球经济扩张和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外部通胀压力传导的结果，是国际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加剧。国内输入通胀压力的反映；从内部来看，本轮通胀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低估压力的释放，从更深层次分析，它是国内经济一系列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
（一）难以为继的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作为出口导向模式配套的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而消费拉动的比例过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国际收支的失衡，从而推动物价的上涨。长期以来，我国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的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释放，以此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能够奏效，但是长期的巨额贸易盈余，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压力，更不用说贸易摩擦等副作用了。[2]为了保护出口企业和维持高额出口，就不得不由央行大量购买外币，以此来保持本币的低汇率。这样做的后果是长期货币超量发行，流动性泛滥，积累大量过剩的购买力，最终便反映为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从投资来看，近年新一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是造成经济增长反复偏快的重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导致投资膨胀的体制机制基础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自经济运行中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加剧了原材料和能源的供求矛盾，对企业商品物价造成的压力不言而喻。事实上，与目前主要消费品仍供大于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导致近年来国内市场上石油、铁矿石等工业原材料供不应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
从出口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在外汇管理和税收等方面执行“奖出限入”政策，鼓励出口换汇创汇，促进了出口迅猛增长，促使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虽然自2007年以来，国家下调了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出口关税等政策，并且实行了两税合一的政策，但是外资企业仍然在税收、市场准入、融资便利及地方政策等方面享受比中资企业优惠得多的待遇。特别是在目前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国内银行贷款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寻求外资方式来缓解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工作中片面强调引资结果，不考虑利用效果，从而形成了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有利条件。据统计，2007年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6%。[3]过度依赖外资，未建立自主生财体系，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一大隐忧。我国以传统的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我国处于制造业的底端，承担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转移顺差。在进出口贸易活跃的情况下，由于内需严重不足，进口承载能力小，致使进口弱化，贸易顺差扩大，由2004年的320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长期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巨额“双顺差”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大量增加。截至200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283亿美元，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影响了我国货币供给量，成为货币供给的另一重要来源。同时，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一般的会员银行在外汇持有头寸上都有数量限制，因此，在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得不大量投放基础货币来对冲外汇，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放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一个有趣的怪圈，经济增长依赖土地，土地因经济增长而消耗，土地的消耗导致价格水平的狂涨，而价格的狂涨又吃掉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财富价值。从自身内在因素来讲，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才是本轮通胀水平趋势性上涨的根本原因。从粮食供给层面看，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挤占了大量粮食生产资源，导致粮食增产面临较大的困难。
1.挤占耕地，造成耕地面积减少。2003-2006年，我国净减少耕地6009.15万亩，年均减少耕地1000万亩以上。到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已接近我国政府确保18亿亩耕地的底线，以至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粮荒”。按目前趋势，到2020年，我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有专家通过建立耕地面积缩减率与CPI关系的统计模型，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得出的结果是，耕地土地面积每减少1个百分点，将使通货膨胀率上升1.37个百分点。[4]可以看出，耕地土地面积的减少和CPI的高幅蹿升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2.转移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近年来，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农村人多地少的格局，我国的城镇化趋势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而向城镇和非农行业大量转移，在农业生产效率并没有出现明显提升的背景下，务农人员的持续减少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出现下降。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约有1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还有1.38亿在乡镇企业工作。从近几年情况看，尽管粮食连年增产，但也只是恢复性增长，至今也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不断减缓，2007年比2006年增长幅度下降2.3个百分点，其中大豆还同比减产12.3%。
3.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推动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农民种地不赚钱，挫伤了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的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生产成本又可细分为物质与服务费用以及人工成本。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用地需求及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导致工业用地价格大幅上升，带动农村土地价格加速上涨；同时，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导致种粮机会成本增加，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家庭用工折价和农业雇工费用上升，由此导致生产成本构成中的人工成本大幅上升；此外，工业和城镇化发展拉动原油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并向下传导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引起投入粮食生产的物质，如农用工具、饲料、化学肥料、农药和农用机油以及相关服务价格显著增长，即便有财政对种粮和养猪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但由于化肥、饲料价格上涨更快致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收益主要留在了流通环节，农民并没有从种植稻谷、大豆和小麦等作物中获得更多收益，增产不增收的矛盾依然影响农民种地的热情。上述因素共同推高了粮食生产总成本。粮食生产总成本的提升必然会导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并推动食品价格上涨，食品价格向非食品价格的传导效应逐步显现，工业品价格向消费物价的传导效应日趋明显。
（三）国内成本快速上升的推动，辅之以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引致
实事求是地看，2002年以来我国呈现的“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源产品价格过低以及工业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补偿不足的基础之上的。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随着我国政府注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环保以及资源性产品的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胀压力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现象。
1.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要素价格的提升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其中最典型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多少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实现的。此外，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体制上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将逐步得到改善，诸多“隐性成本”的显性化，都会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提升。而且随着我国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的基本建立，部分地区实施农民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制度，最低工资制、新《劳动合同法》等政策措施，保障了社会普通居民的利益，特别是下层人们的利益，但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又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最终将走入“工资—物价螺旋”，通货膨胀将更加严重。
2.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的快速上升。我国目前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属于粗放型增长，不但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了环境，并且还带来了盲目投资的高增长。我国部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由政府管制造成价格扭曲的情况还普遍存在，特别是对资源、环境等物质要素没有完全按照其稀缺程度进行定价，人为地压低了其价格。并且这种价格的扭曲，甚至使我国出现了不公平的跨地区转移支付，潜藏着价格扭曲的巨大经济风险。此外，由于监管力度不够，我国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还比较低，很多企业产生的污染都排到企业外部由社会承担。对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定价过低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这些定价的扭曲将会得到逐步纠正，其结果必然推高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和生产成本。[5]
（四）基础货币的超量供给
通货膨胀的表象是物价普遍上涨，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给过多和流动性过剩的结果。从深层次上看，我国本轮的通货膨胀同样是一种货币现象，它先是由楼市和股市两大资产价格上涨，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涨并引致全面通货膨胀。
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金融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1999年末到2007年末从近12万亿元增长到40.3多万亿元；各项贷款1999年末到2007年末从9.37万亿元增长到27.77万亿元；外汇储备1999年底到2007年底从1546多亿美元增长到1.53万亿美元，增长近10倍。2002年至2007年，M[,1]、M[,2]和人民币贷款这三项指标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都在20%。可以说，2007年以前长期低利率政策下的银行信贷膨胀和国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再加上巨额的隐性和显性的财政赤字使得货币泛滥。泛滥的货币先是从房地产市场上寻找出路，推高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当股市开始发展与繁荣时，大量的资金又流向了股市，从而吹大股市的泡沫。
从货币发行的速度来看，过去十余年间，我国货币发行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以M[,2]/GDP的比率来衡量货币发行速度的变化，2007年我国货币发行速度为163.57%，而2002年至2005年平均高达180%以上。按照费雪方程式，货币发行的速度越快，实际等于提升了货币供应量。但前几年却没有发生当前这么利害的通货膨胀。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消化了过度发行的货币；二是外汇管制对冲了本国货币的超额发行；三是高储蓄率沉淀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四是股市、房市吸收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但过多的货币并非平均、同时流向各个行业，而是先流入强势部门或行业（比如房地产），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关联行业价格上涨、收入增加后，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这些行业需要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在这样一条价格上涨链中，价格上涨时间与幅度往往是与接近权力的远近来区分的。国内房地产价格不仅上涨时间早，而且上涨幅度大，带动相关几十个行业的产品价格、工资及服务价格上涨，然后是股市价格的快速飚升。最后，才传到整个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上。因为农业不仅与通货膨胀的权力源最远，而且在整个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中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部门。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所说的，一旦这些最弱势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也就标志着全面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
二、新形势下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
（一）严格控制城镇化进程，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1.严格控制“失控的城镇化”。政府应严格控制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发展规模不再侵吞已经在警戒线边缘挣扎的农耕地，其中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模式和短期利益驱动下的政绩行为，强调以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成效来考核各级党政部门，尤其是从民生问题的解决情况来考核地方。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真正从源头上治理通胀。
2.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这是导致流动性过剩和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并治理通胀，必须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并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排除体制上的障碍。不容否认，狭隘的招商引资理念是引发区域性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地方政府要淡化招商引资工作的数量考核，强化实施效果考核。建议对招商引资项目严格实行审批制，由省级或以上商务部门实行备案审批，从严控制项目数量和质量，并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彻底改变传统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和“奖出限入”的人为推动的贸易顺差格局，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向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6]同时放宽进口限制，利用目前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盈余，加紧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国内经济发展紧缺的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以有利于减少经常项目的顺差额，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在当前需求紧缩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经济增速回落的机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充分利用出口增速放缓的机会，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深化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
1.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就必须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遏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抑制投资膨胀，防止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转变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稳定全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当前，在我国价格型工具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从紧货币政策需要加大数量型调控力度。由于我国银行业贷款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货币供应量是引起本轮通胀的重要原因，而目前我国信贷市场没有完全市场化，信贷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高，也就是我国经济转型存在着利率软约束现象，其具体体现为“投资饥渴症”和“以贷还贷”为特征的政府行政性资金配置上。同时，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境外中央银行连续下调利率，我国提高利率会加剧中外利率倒挂，从而加快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增加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加大物价上涨压力，还会增加企业利息支出，导致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投资，以至压缩就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虽然提高利率有控制总需求、稳定通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和投资过热倾向的作用，但要谨慎利用加息手段，而应多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和规模型调控手段，对冲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对流动性进行及时有效地回收，这是在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未取得实质性改善之前的一种被动但比较有效的手段，也就是“慎加息，多对冲”。
从紧货币政策也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对于局部市场做出特殊政策安排。在具体政策上，可采取边际存款准备金政策，建议不再提高粮食主产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中西部地区的比例甚至可以降低。另外，考虑给涉农金融机构以特殊权限，在把握原则的前提下，可以灵活调整信贷规模，有效增加农村信贷供给，减少从紧货币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的损害。而对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业贷款需求，可以考虑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救灾机制，设立救灾贷款“专户管理”制度，以增加对农业的金融支持。[7]
2.深化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我国不包括加工贸易的进口依存度由2001年的10%提高到2007年的18%左右，这说明进口产品价格对我国的物价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输入型通胀显著的局面下，人民币升值是应对通胀的重要工具之一。自2006年7月21日我国汇改以来，人民币币值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近18%，但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加快人民币升值，可以直接降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从而部分减少资源、资料价格成本，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后，国产货相对昂贵，进口品相对便宜，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从而国内总需求减少、总供给增加，物价上涨压力减小。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股市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一点不会带来热钱的大量流入，此时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较好时机。[8]当然，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不断贬值，中美利差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导致热钱不断涌入，加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也会影响我国出口增长，因而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其升值的总体水平也要考虑出口部门的承受力。如果这时候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盈余国家的本币会自然升值，从而恢复平衡。但采取这种办法必然对出口企业形成技术和进行产品升级的巨大压力。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减弱市场主体对汇率的升值预期。通过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浮动，发挥其应有的调节贸易和资本合理有序流动的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为配合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还应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有效阻止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缓解国内货币的流动性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并适当放宽外汇管制，尤其是要改革目前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过渡到意愿结汇制度，进一步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的自由度，增加市场主体持有外汇的比例，鼓励涉汇主体投资和利用外汇，拓展外汇储备的使用路径，真正实现“储汇于国”到“藏汇于民”的转变，从而减少央行的外汇占款。
（三）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1.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大幅减少财政固定资产直接投资，削减政府部门开支，其中包括削减官员出访，严格限制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减少举办会议和各种庆功表彰活动，压缩政策采购，冻结购买非必需品，鼓励国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加大廉政文化建设，进一步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
2.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和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农业生产补贴，巩固完善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加大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和市场调控，遏制农业生产资料过快上涨和保障粮食安全，并通过关税手段，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适当增加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进口，稳定农产品供给。
3.加大财政补贴和减税力度。增加财政物价补贴性支出，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安定民心；适当降低居民总体税赋水平，建立农民动态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制；适当降低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率，一方面稳定通胀预期，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压力，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借助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战胜外部价格成本的上升，以消化成本上涨的压力。
4.建立促进消费型财政政策。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问题之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鼓励生产型的财政政策，致使国内产能过剩、消费滞后，表现为出口增加、顺差扩大。解决“双顺差”下的国际收支失衡，必须减少出口和外资过度进入，但是要减少之就必然引发失业。对付此陷阱惟一的选择是启动国内市场，建立促进消费的财政政策。消费内需不足与国际收支失衡，是目前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两大难题。国际收支顺差从深层次上体现了我国内部经济的失衡，是国内相对储蓄过剩在对外经济上的反映。我国居民储蓄率自1994年以来一直高于投资率。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对预期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的结果。就目前来说，我国居民有三大需求：子女教育的无弹性需求、住房需求和医疗需求。而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加剧了居民未来货币需求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同时，与高储蓄率相伴的是储蓄大于投资，资金效率配置低下、渠道不畅，这又造成大量出口贸易导致国际收支顺差的加大。经济运行中的储蓄率走高和消费率降低，最终症结还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上升的反差格局。政府应采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促使企业利润通过再分配环节向居民收入转化。要加快垄断部门的改革，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征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使其成为财政收入的正常性有效来源，并有序推进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的实施，有效维护竞争秩序。同时，要合理控制财政增收水平，加强政府公共财政职能转变，逐步增加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消费性政府开支，促进居民部门消费率的提升。除了加快税收的调整，对收入所得、财富增值、资源占用等加大税收的征缴和开征外，急迫需要的是加大转移支付进行分配调节，进一步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水平，改变国民收入分配长期失衡的格局。
（四）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依靠资本等要素驱动为主，而要维持这样的高速增长，还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费，尤其是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能源来维系。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7%，却消耗了超过全球总产量2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9]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凸显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与廉价甚至无偿的环境资源使用制度不无关系。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资源价格偏低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要诱因。发达国家经历了上一轮世界性通胀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提高资源、能源价格是抑制通胀的最有效措施。因此，在相机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亟须深刻认识到粗放低质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已经使我国经济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时进行产业调整，控制重化工业投资，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让价格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发挥调节作用，早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力纠偏我国经济日益加剧的内外失衡，从而消除类似通胀的形成机制。当前我国虽然错过了最好的调整价格体系时期，但理顺价格体系，转变增长方式依然是重要的，而管制和补贴价格对于开放的经济体系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仍要进行一定的结构性价格改革，尽管会牺牲部分控制通货膨胀目标，但也会降低汇率重估带来的压力。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一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任何调控、对经济运行的任何管制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漏损，合法与非法的贸易、资本流动对价格管制的效力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强化价格管制的一个潜在副作用就是对居民和企业单位形成错误的激励，这一副作用在能源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虽然自2008年6月20日起，国家发改委上调了油电价格，但国内原油及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油价，国内外油价依然是“价格倒挂”，从预期上刺激了中国石油及成品油超常消费，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国家在补贴富裕阶层的奢侈生活，助长了畸形的消费心理。因此，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经济体制下，目前采取的价格管制措施，虽对通胀有一时的抑制作用，但那也是一个假象，即隐性通货膨胀重视，终究需释放出来，绝非长久之计。为此，应早下决心尽快弃用石油、电力等项的价格管制方法，以理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价差及价格体系。
（五）允许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在适当的范围内上涨
在中国，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几乎没有学者关注农产品价格上升是否给农户带来好处，而往往仅关注食品价格对城市居民的影响。统计数据说明了两个积极的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第一，在经历了通货膨胀的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第一次如此接近GDP增幅（GDP增长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1.9个百分点），而在通货膨胀率只有1.2%的2003年，GDP增长率竟然超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5.7个百分点。第二，2007年也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幅在近5年来第一次超过GDP增长的年份。[10]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其中，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人均1080元，同比增长22.1%。在价值判断上，可以说没有哪种经济增长模式比能够给公众带来真实收益更优。换言之，如果通胀适度，且名义收入增长超过物价涨幅，社会总收入在城乡之间实现了更为均衡的分配，则这一结构性变化是自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以来未有之良好局面。由于这轮农产品价格上涨可能是长期的，因此它对农业发展的正面影响和对消费者的负面影响都将是极其深刻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有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11]它将有助于提高农民总体收入、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缓解城乡收入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有助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得到提高，将会吸收大量的国家、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的发展。但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消费者，特别对城镇低收入者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其感觉生活成本上升或“福利恶化”，从而也可能会对社会和政治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同时，食品价格的提高还将或多或少地增加工资提高的压力，间接地影响着各行业和生产成本。因此，应允许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在适当的范围内上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通过对市场价格的直接干预来控制农产品价格不是上策，它在长期内是无效的，而且过度干预粮价还将为未来粮价突发式的上涨埋下隐患。于是，当前的宏观调控目标就不仅仅是降低通货膨胀，而是保持收入结构的积极变化的前提下控制通胀恶化趋势。
收稿日期：200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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