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与市场体制下的当代集体主义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主义论文,体制论文,当代论文,背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与“市场化”是当代世界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两大旋律。以世界经济知识化、网络化、一体化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基本定势。以经济全球化为龙头，全球化趋势正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再加上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由计划体制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特殊历史条件，由此引发的价值震荡与价值冲突已经非常明显。其中对集体主义价值的认识与思考是焦点之一。
一、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几十年来，集体主义精神在中国一真具有受人崇尚的地位，集体主义价值观亦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价值观。但在今天它所面临的挑战却是严峻的。
挑战之一来自于传统的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识本身。我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国家主导价值观始于5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对强化集体主义价值观有一定作用，但也使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出现了三大偏差：其一是对“集体”认识的偏差。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形而上学地把集体主义看成是一切唯“集体”至上，把“集体”神圣化、绝对化；虽然在理论上也承认个人的正当利益，但在实践中却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对立了起来，在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时片面强调了集体的权利，却忽视了个人的正当权利；过分突出了集体形成后个人必须对集体承担的义务，却忽视了集体对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忽视了一个真实的集体要求它能维护集体中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忽视了责任与利益的统一性。这种偏差不仅使得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背上了“假”的恶名，更重要的是严重挫伤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二是对集体主义先进性的认识偏差。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片面地强调了集体主义的道德先进性，却没有对这种先进性进行对象区分。事实上，集体主义的先进性要求首先是针对先进分子的，而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却把适应社会普通群众的集体主义要求与适应社会先进分子——共产党员的最高层次的集体主义要求等同起来。这种适应对象的泛化使传统集体主义具有了“大”的色彩。其三是对集体主义教育的认识偏差。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不分对象的抽象说教看成是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唯一手段，这种教育割裂了与人们现实利益的联系，容易被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话”，从而削弱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道德认同能力、道德规范能力。
挑战之二来自于社会经济成分的变革。在传统的以“一大二公”为标志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道德的集体原则和经济基础的纯公有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对集体价值的道德认同不会受到来自经济基础的全方位震撼。但这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其结果是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和束缚。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但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利益经济，市场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具有自我扩张、自我发育的无限趋势。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从自我本位出发参与到市场运行的各个环节去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市场条件下能够使市场主体“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1](P204-205)。由于经济活动中的决策、收益、风险、责任最终都由个人承担，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个人主体的凸现以及对经济目标的无限自我中心反映到道德价值观上来，必然会引发对个人价值的强烈认同，这一点在个人价值长期受到片面否定的中国所引发的反弹更趋强烈。同时市场经济使利益主体多元化，当然也就造成道德价值观的主体多元化，造成个人、团体之间因不同的利益立场而在道德价值观上的隔离与对立，形成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挑战。
挑战之三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刻意的价值渗透。在当代，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获得世界认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2](P4)，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几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3](P2)。但全球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空间上，也不仅表现在世界经济、政治等诸因素相互渗透和紧密依存的具体形态上，而更重要地表现在无形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其核心价值观方面。因为全球化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现象，恰恰相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价值范畴。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也在日益加快，由此产生的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也愈来愈明显和频繁，“全球化把我们推进到了激烈的价值冲突中”[3](P181)。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集中表现为“普世价值”、“全球伦理”与本土价值的冲突。而在这种价值冲突中，西方国家刻意利用其在全球化趋势中居于的有利地位，通过各种方式推行它们所希望的“西方价值普世化”、“西方价值全球化”，以最终实现“全球价值西方化”。约瑟夫·奈尔在其新著“美国国力的悖论：为何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自行其事”中就明确主张美国应该更加注重、使用、依靠文化、价值、制度所产生的“柔性国力”(softpower)，而不仅仅依赖军事、经济等“刚性国力”去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他认为可以用价值输出取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通过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推广来保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4]虽然奈尔也主张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应该采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多接触、多交往、多合作的政策，但在其背后无疑就蕴涵着希望通过这些接触、交往与合作的过程，用美国式的文化和价值去渗透、同化其他异质文化和价值的意图。而在美国式的文化和价值中，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托克维尔就直接把美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活动、文化形态以及道德现象分析概括为个人主义。实际上美国价值的核心和基础就是个人价值本位。这与我们传统的集体本位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二、集体本位价值在当代世界的存在基础和存在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社会，对集体本位提出价值挑战的既有内生性因子，也有外源性原因。而其中，市场条件作为有效配置资源的最经济、最合理的方式得到了当代世界的普遍认可，而全球化的扩展所带来的西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个人价值本位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扩张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市场条件所提出的和全球化背景所带来的是对集体本位价值的存在合理性、可能性、必要性与合法性问题的根本质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回答，集体本位价值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需要和空间？
（一）集体本位价值在市场理性条件下的存在合理性、可能性与需求性
首先从市场理性的逻辑内涵来分析。市场经济是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结果，它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形态，不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其本身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价值文化理念。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衡量，市场理性蕴含了利己和利他的双重伦理原则。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利益原则是市场经济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此，市场理性天然地具有利己性的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市场主体要实现自己的利润，最终达到预期的利己目的，必须以提供一定的商品或服务，满足他人与社会的需要为前提。也就是说，市场主体的利己追求只有在首先满足交换关系中他人的利益，生产出“社会的使用价值”后才能实现。这就必然促使市场主体去生产更好的商品、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这层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为他性、服务性的生产形式，市场理性同时又具有利他性。因此，从逻辑内涵的角度衡量，市场理性的利己性和利他性是对立统一的，利己以利他为条件，利他以利己为归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定不可调和的绝对矛盾。由于市场理性在当代社会的高度发展，这种利他性中的“他”已经超出具体对象的限定而发展成一般的“集体”认识了。我们也完全可以得出一个逻辑结论，即在内涵的层面上，市场理性与集体本位并不矛盾，集体本位存在于市场理性之中是合理的。
再看市场理性的逻辑外延。既然市场理性存在着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双重伦理取向，那么从这种双重伦理取向出发，自然可以分别发展出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因此在逻辑外延的层面上，市场理性也并不是必然地导致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市场理性中也并不会被天然地剥夺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当代世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到底是表现为以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为主导，还是表现为以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为主导并不是取决于市场理性自身，而是决定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依附的社会基本制度的类型，决定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定社会的价值文化传统和历史人文心理。从社会基本制度的类型看，个人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适应的是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它并不表示个人主义可适应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不表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去适应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价值文化传统与历史人文心理对价值取向选择的影响更呈现出显性特征，其直接结果就是在同样的社会基本制度中，也可能存在一定意义的价值取向的不一致，或者是表现形式的不一样。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社会与以日本为代表的日、德式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上、行动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形式存在着明显的不一样。而只所以会产生盎格鲁撒克逊式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和日本式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区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同观念来源于不同的历史”，在于其各自的市场经济制度生存于其各自不同类型的价值文化传统和伦理取向心理之中。
因此我认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至少说明了市场理性与集体本位在外延上可以是相容关系。因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存在是可能的。
那么，在内涵的许可和外延的相容之外，对市场理性来说，集体本位的存在是否有其需要性？
市场理性具有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双重价值取向，但在市场理性的自然秩序中，利他原则只是利己归宿的手段。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市场理性的利己性总是比利他性张扬得更加明显。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制度下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倾向性更加强烈。但是个人主义价值倾向的无限膨胀最终又必然妨碍市场理性的自然发展，从而形成市场经济制度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深刻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贝尔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归结为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和伦理文化所造成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自我表现主义、虚无主义及无限膨胀、与公共利益相对抗的个人私欲等。托克维尔才会担心“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5](P625)。集体本位的缺失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对市场理性秩序的破坏，最终对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行产生内生性的障碍。因此亚当·斯密才会认为必须用“道德情感”对人与生俱来的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加以限制，以防止市场的奇迹变成市场的暴君，克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盲目性。而当代的米歇尔·鲍曼在其著作“道德的市场”中更是明确提出了“集体精神”对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不存在和谐，关注主观利益的个人主义占据上风势必导致违背他人利益和公益的行为方式”，而且“经济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善意’和‘集体精神’，的确运作得非常糟糕”[6](P27)。
（二）对麦金太尔诘难的思考
全球化引发的价值冲突外在表现为“普遍价值观”与“相对价值观”的对立，其实质是价值内涵中一元与多元的矛盾。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普遍主义者认为全球化进程是经济利益的全球化与价值观念的普世化同步进行的过程。价值的多元与一元、相对与普遍等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之间、特别是主体的权利与责任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我们无意否认人类存在着一些基于人类个体之间共同点的普遍价值，而且也认为寻求这些共同点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价值冲突。但是，当代世界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拥有着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主导权，在实际上主导着“普遍价值”和“普世伦理”的解释权。因此，这种“普遍价值”的背后隐含的必然是美国式的以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其实质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普世化、一元化。罗尔斯全部思想的前提就是对西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的坚定维护，其理论视境严格地限定在现代西方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太尔、桑德尔等新社群主义思想家对寻求“普遍价值”提出了质疑，才有了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诘难[7]。麦金太尔认为，文化与文明传统的多样性决定了每一种传统都有其自身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每一种传统都有它自身对其他传统行为进行阐释和解释的规律性，都有自己的评价惯例，因此存在互竞不一的正义解释和多种合理性。麦金太尔的诘难实际上否定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成为“正义”基础的唯一性，也否定了个人主义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的必然性。而桑德尔则更进一步把“新自由主义”与“新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之争归结为“一些人重视个人自由（权）的价值，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共同体的价值或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应该占压倒地位”[8](P2)，他甚至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有序社会应该首先鼓励个人主义价值”，他认为人们的共同性、关系性和交互性应当也确实优于自我性和唯一性。我们并不是新社群主义者，但新社群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无差别的个人主义普遍化原则的批评至少能使我们得出一个逻辑结论：集体本位的价值观在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社会也并不是总被认为是天然“非正义”的。甚至连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和坚决捍卫者鲍曼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社会如果在现代生活关系的条件下对追求个人利益原则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无疑将造成一种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超势势必将摧毁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从而也将摧毁自身的基础”。事实上，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都无一例外地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身特定的价值判断体系作为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民族存在的基础，因此当西方世界刻意地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和话语主导权去推行西方的个人本位价值观时，却反而加强了其他民族对自身民族价值的坚持和维护，造就了当代世界范围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而“文化多元意识的增强，促使人们……对人类普遍价值理想和道德规范的信心大大减弱”[9](P303)。因此，现实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就形成了一个关于个人本位价值观的悖论：一方面，西方世界期待通过全球化进程实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化；但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价值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又使单一的个人本位价值被抽象、凝固成最终普遍价值的内容而成为全人类共同奠定并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的“普世伦理”成为不可能。这一悖论的存在同时也昭示，妄言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全球化时代已丧失存在空间是可笑的。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我国历史与现实的选择
既然市场理性在内涵上与集体本位的价值选择并不矛盾；市场理性的外延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容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理性发展在本质上又存在着对集体理性的需求；全球化进程中关于西方个人本位价值观的悖论更说明全球化的现状不可能使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成为普世伦理。那么，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当代中国来说，选择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国家的主导价值观也就具备了必要性和必然性。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基本制度的决定性要求看，集体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象丹尼尔·贝尔说的，“归根到底，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10](P309)，并且“扎根于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选择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国家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把真实集体定义为“把个人的自由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1](P125)的“联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集体主义”有时也直接被用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以市场体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的自我巩固和自我完善，是以更合理、更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必然表现和内在要求。只要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集体价值的认同便是其内涵要求之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根本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集体主义价值观看成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多元化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更加复杂化，只有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使社会生产要素得到最合理的配置，才能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生产积极性和潜在创造力，使市场经济利润最大化、效率最高化的利益目标得以实现。只有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才能避免、减少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
其次，选择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体现着个人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是集体所有成员的利益的有机统一。集体主义价值观能够把人们的心连起来，力聚起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对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别需要社会凝聚力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个人价值本位无疑是社会整体结构稳定、有序从而实现有效、健康运行的巨大隐患。如果13亿人民人人都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绝对目标和唯一中心去取舍行为得失、进行价值判断，则必然造成整个社会丧失公共的价值目标和共同的奋斗方向，不仅现代化将沦为一句空话，甚至将导致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分崩离析。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出现众多的社会问题固然有诸多原因，但仔细分析一下，有许多问题是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对弱化、个人中心主义的膨胀相关的。
第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符合中国的人文价值传统和历史文化心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核心就是探讨价值问题和建立价值观念。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西方文化心理最大的不同。儒家哲学的人生价值观的重要特征是重视道德价值，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以儒家价值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整体主义思想，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即在维护群体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个体价值，并主张以“礼”为中介，“礼之用和为贵”，通过个体对群体的伦理认同和义务承担，形成群己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格局。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反复强调的都是整体优先的理念。尽管中国传统的这种整体主义存在着轻视个体自主、甚至压抑个体自由的不足，但对于培养高尚的道德人格、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依然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这种个人与集体和谐统一的价值判断，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容的。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简单地复归儒家哲学的价值判断，但理性地认识传统价值资源、挖掘其现代价值、实现其现代转换、弘扬它所包含的合理思想和价值取向，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仍然不无裨益。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传统文化心理与现实社会主义目标兼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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