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民众外交”思想探析
——兼论《池田倡言》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迪
黄顺力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 池田大作“民众外交”思想的主要内涵特征有三：一是坚信民众（“草根”）力量是外交的基石，其外交活动的行为主体始终是民众本身；二是以日中友好、亚洲与世界和平为外交的整体目标，其服务对象始终确立为广大民众所向往的人类和平友好事业；三是始终坚持全方位的、心灵沟通的平等对话为民众外交的基本途径。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创造出“民间外交”这一新的范例相类似，“民众外交”是池田大作在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特殊时期创造出的另一新的范例，其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乃至整个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意义和启迪都同样不可低估。
关键词： 民众外交；《池田倡言》；意义与启迪
本文拟以池田大作先生的“民众外交”思想理念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民众外交思想的内涵特征，并兼论及50年前《池田倡言》发表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当下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启迪，不当之处敬祈各位师长先进批评指正。
一、为何称之为“民众外交”思想？
迄今为止，学界同仁在研究讨论池田大作的外交思想时，大多均概言以“民间外交”思想［1-4］，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生马明冲在2013年《井冈山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提出池田大作“人间外交”思想的观点［5］，也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民间外交”或“人间外交”，尤其是“民间外交”这一提法是迄今学界对池田大作外交思想的基本表述。然而，若从学理或学术意义上进行深入探究，笔者则不揣简陋地认为，若能以“民众外交”来表述池田大作先生的外交思想理念，似应更为恰当，也更加符合池田先生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主张。这主要基于如下三点理由：
（一）从学理或学术层面上看，“民间外交”这一概念或提法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范畴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国际环境相当严峻，当时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和遏制政策，在国际事务上对新中国进行打压，经济上实施禁运和封锁，甚至后来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与新中国的关系也出现裂痕。新中国与许多国家间的外交工作开展受到严重阻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中国政府提出了官民并举，以民促官的外交工作基本思路，以民间先行的方式去推动官方外交的开拓与发展。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对日关系的开展。
早在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对日工作中就非常强调“民间先行”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中日两国民间团体之间前期的频繁来往，将有利于之后政府关系的改善,日本朋友来得越多，“就越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6］291因此，先推进民间的交流，缔结民间的协定，并努力“将其作为政府间协定以求解决实际问题”，将能够“以这种‘积累’的方式打通邦交。”［6］294很明显，周总理是将民间交流和缔结民间协定这种“积累的方式”或“过渡的办法”［6］295，作为推展中日政府间官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1957年，周总理还将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和缔结民间协定方式称之为“国民外交”，抑或可称为“人民外交”，认为要打破中日邦交关系的困难局面，必须“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解决了许多问题。”［6］282长此以往，水到渠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必将到来。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对中国政府的整体外交有过基本的界定：即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7］。那么很显然，周总理这里所说的（民间的）“国民外交”即有着新中国独创的、鲜明的“民间外交”的含义。
“国民外交”一词最初大约出现于清末民初，大意是要以“新国民”的特质开展官方和民间相结合的外交活动来争取国家应有的国际地位。周总理在这里引用“国民外交”一词主要是从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角度来说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有明显的“民间外交”的含义。新中国建立后，也有过“人民外交”的提法，这一提法大约源自于苏联时期提出的“人民外交”概念。在人民政府主导下组成的人民团体开展较之政府间更为灵活多样的“人民外交”活动。显而易见，不论是“国民外交”，还是“人民外交”，都不同程度含有“民间外交”的色彩，其虽与官方外交有所区别，但又紧密结合，尤其在性质上都是由官方主导，只是在活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已。
外交事务作为国家层面的政治博弈，形式上当然主要是政府首脑、政治家们之间的对话。池田先生在“倡言”中呼吁“日本政府一定要同北京的中国政府对话”，也希望从“一开始就由两国的总理、最高负责人对话，确认对待和平的基本的共识，从大局、基本方针路线来落实，然后才涉及细节问题”这种演绎的方法来解决邦交问题［11］8。但值得我们相当注意的是，他主张的这种外交“对话”途径，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国家层面的政府首脑、政治家之间，而是扩展为国家间广大民众的一种全方位的、注重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平等对话。
（二）从具体实践上看，“民间外交”活动的主体并非完全意义的、非官方指向的“民间”团体或“民间”组织
如上所述，由于“民间外交”有其特定含义和范畴，其活动主体从一开始就难以从性质上区分究竟是“官方”的，抑或是“非官方”的。例如，我们从事“民间外交”活动的行为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全国对外友协”或“对外友协”）。除全国对外友协之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市、区、县还设立有地方友协。还有诸如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国别友协“中苏友好协会全国总会”（1992年改称“中俄友协”）、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成立的“中国非洲友好协会”“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21世纪初成立的“中国欧盟协会”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友好协会”等大洲或准大洲友协，其中还包括1963年10月4日为适应对日本开展民间友好工作的需要而成立的“中日友协”，以及各种层次的“贸易促进会”“文化体育交流协会”等民间外交活动的主体，所有这些协会的官方背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与我们一般理解的“民间外交”，其活动主体也应为纯民间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显然有所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民间外交”主体所开展的各种活动，政府（官方）始终是主导，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是执行和辅助，只不过在活动的形式上、沟通上比较灵活多样，较具亲和力和广泛性，且有更多的群众参与度罢了。正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两国通过民间组织签订的各项经济、贸易、渔业、文化交流等协议，在日本方面或可能民间色彩较为浓厚些，而在中国方面则显然是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外交”，当时包括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日本友好人士多次率各企业家代表团访华，签订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定（简称“LT贸易协定”）等，“民间外交”活动的背后实际上已具备“半官方外交”的性质。周恩来总理就曾这样说过：高碕达之助先生是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8］181
因此，有比较就有鉴别。对比同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68年代，池田大作先生所领导的创价学会纯粹是日本民间的社会民众组织，也没有什么官方背景。他公开发表振聋发聩的《池田倡言》，大声呼吁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显然也不是其时日本政府的官方意愿，更不是官方主导的“民间外交”活动，而是与广大日本民众要求日中友好心声相呼应的、真正的“民众外交”行为！因此，从“民间外交”活动主体的具体实践上看，如果笼统简单地将池田先生的外交思想理念也表述成为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约定俗成的“民间外交”应是可以商榷的。
根据各项目片区水土资源状况、农业灌溉方式、生产布局和种植结构等实际情况，把握“内涵发展、适当外延”的论证原则，科学论证项目灌溉方式、水源选择及灌溉面积，核减不合理新增灌溉面积，大力推进对现状灌溉面积的节水改造。项目实施要选取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设备，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加快推行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地区严格控制新增灌溉面积，在水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适当新增灌溉面积，力求实现项目区用水总量的零增长或微增长。
（三）从对象、目的和作用来看，“民间外交”有着明确的服务对象，与国家的整体外交服务的目的和作用相一致
由于“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因应当时特殊、严峻的国际形势而创造出的新的范例，因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组成部分，“民间外交”有配合官方外交目标的责任和义务，其服务于国家整体外交这一对象实际上是很明确，也是毫无疑义的。毫无疑问的是，它所开展的民间对外交往和交流活动，始终与中国政府所从事的官方外交是相对应的，其活动的目的和作用也是一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我们开展的各种“民间外交”活动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邀访问，开启中美友好交往大门的“乒乓外交”等等也是如此，我们都将其称之为“民间外交”，但很显然，这并非普通语义上的“民间”外交，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范畴。故此，有外交学学者曾将“民间外交”定义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对外交往和交流活动。”［9］我认为，这一定义虽然比较简洁，但其基本含义和运用范畴却是准确的。
由此相较亦可清楚地了解，50年前，池田大作先生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是在日中两国关系“冷到极点的 1968 年”［10］271，冒着与当时日本政府相悖的外交政策的极大风险而呼吁恢复日中邦交，这里显然没有“官方”行为或“官方”主导的影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池田大作先生从一开始就主张在两国邦交关系正常化问题上，要把视野和落脚点放在“民众与民众”的互相理解和交流上，才能突破“国家与国家”之间僵化的现状。为此，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一般所谓的邦交正常化，是彼此的国民之间能互相理解和交流以增进彼此的利益，乃至能为推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才具有意义。因而就日中邦交来说，其对象的实体也应当是中国七亿一千万民众。”［11］8并无所畏惧地表示：“我之所以敢于呼吁恢复日中邦交，也是由于我认为，没有同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广大民众的友好，任何和平论、未来发展归根结底都是空想。”［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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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池田大作先生及其领导的创价学会、国际创价学会就是这样始终坚定不移地通过开展日中两国民众之间，以及世界各国民众之间的友好与交流，构筑起日中友好、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基石，这种以亿万普罗“民众”为实体对象，且扎根立足于“民众”的外交活动，正是我们之所以将池田大作外交思想称之为“民众外交”思想的理由和意义所在。
笔者以为，严格意义上，“民间”没外交，只有“民间”的交流，但可以有“民众”外交，即以民促官，以民众的力量推动官方外交活动的进展。《池田倡言》的目标取向非常明显，不同于一般的民众交流活动，它的目标是以民众的力量促进日中两国国家邦交关系的正常化，因而也能迅速得到日中两国有识之士的赞赏和回应。一句话，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的“民”，是“民间先行”之意，而民众外交“以民促官”的“民”，则是“民众力量”之体现。
二、池田大作“民众外交”思想的内涵特征
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和理解池田大作民众外交思想主要的内涵特征呢？
我个人认为，池田大作民众外交思想主要的内涵特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坚信民众（“草根”）力量是外交的基石，也即“民众外交”的行为主体始终是民众本身
调查区橄榄玄武岩岩体经显微镜下观察，可见被皂石化的橄榄石假象、磷灰石、长石、云母以及少量辉石，岩内见少量碳酸盐充填的显微裂隙分布。蒙阴金伯利岩镜下可见云母、蛇纹石、磷灰石、方解石、蛇纹石化橄榄石假象以及呈细脉状充填在裂隙中的碳酸盐类矿物[10]。通过对比蒙阴金伯利岩，可以看出，该次调查发现的橄榄玄武岩含有矿物与蒙阴地区金伯利岩具有相似性。
二怪是，或许也有人知道错了，可因为是某领导写的，或者是某领导的朋友写的，不敢说，也不让说，就像我遭遇的尴尬一样，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那就只能任他丢人去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池田大作坚信民众（“草根”）力量是外交的基石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
一是民心所向，即如中国古语所说的“国之交在民相亲”。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只有建立在“彼此的国民之间能互相理解和交流以增进彼此的利益”［11］8的基础上才是牢固的，有意义的。如果日中两国之间的民众友谊牢不可破，彼此间存在着互信和共识，那么，所谓的国家邦交关系想不正常化也都是难事，因为，国与国的关系最终要落实到人，通过人的交往表现出来，而良好的国家邦交关系正是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的结果。“如果缺少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那么就算在政治、经济上有什么样的关系也是等于空中楼阁。”［13］
供应链要完整落实并普及应用落地，其成功关键在于平台技术供应商与行业专家之间的充分合作、整合，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软、硬件系统组合产品SRP，SRP再经由系统集成商到用户现场安装并进行后续维护，以成为完整场域解决方案，形成工业物联网的产业链。而研华在迈向此阶段的商业模式，将分别以不同运营模式应对：硬件部分仍将维持利润中心营运；WISE-PaaS软件平台是核心中的核心，但将以分享为目的，透过成本中心为基础进行会员制方式运营；SRP软件开发与DFSI（聚焦细分领域的方案集成商）行业专家公司的合作，则分别以共创或少量合资模式进行。
一般而言，国家间外交事务问题的解决，主要是政府层面或政治家们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而展开的各种博弈，普通民众所能做的事似乎并不多，但池田先生始终坚定地认为：民众的力量能够成为改变国家关系，包括日中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两国关系的基本状况是“政冷经热”，在政府层面上因所谓的“大义名分”而互不往来，但在民间经济层面上，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民间民众力量在日中关系的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地位，也是后来日中邦交关系得以恢复的最重要因素。池田先生虽然主张，两国邦交的恢复需要由“两国的总理、最高负责人对话”［11］8，但当时的日本政府“既不承认中国政府，也不想恢复邦交，就连微弱的贸易往来也在逐年减少”［11］5，在这种情况下，以民众的力量来促进政府外交方向的改变就显得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种“以民促官”的民众外交理念，池田大作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发表《池田倡言》，以民间广大民众的力量“督促官方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8］277。
二是民众团结，即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需要全体民众，“包括公明党在内的在野党能团结起来，承担起这个任务”［11］8，才能顺利解决这个本属于国家层面的外交难题，这也就是“民众外交”的力量所在！此后，在开展日中友好与促进世界和平的各种民众外交活动中，池田先生都不断地强调：在当今这个大动荡的时代，“不单是个人，所有的民众都不应再成为历史的配角。”［14］他对日中邦交关系发展的展望是：“现在日中邦交的大门打开了，但是，只靠政府方面的交往达不到真正的正常化。重要的是架起友情之桥、信赖之桥，把民众的心牢固地连在一起。民众是海，开放民众交流的大海，交流的航船才能来来往往。还有文化、教育的交流，人的交流。要架起永远不会垮掉的日中友好的金桥！”［15］
事实也的确如此，中日友好事业需要两国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两国关系的友好，只有两国民众间的友好才是真正的友好。“人民和人民间的心的纽带是眼看不见的，正因为看不见，所以才牢固。正因为无形，所以才是普遍的、永久的纽带。”［13］日中邦交关系的发展，需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努力，即使就像水滴那样微小，但终究会穿透石头，而无数的水滴将会汇成能掀动并冲走岩石的大河。”［16］这“无数的水滴”所汇成的“大河”就是民众的力量！
从这里，我们可以由衷地体会到池田大作先生为何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推进日中民众间“和平”“文化”“教育”交流的良苦用心，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他对“使日中人民间的纽带永远牢固的根本力量”——即民众的力量，充满期待和信赖的意义所在。
早在1968年，池田大作先生在论述“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这一日中两国面临的外交难题时，即已明确指出：“（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是既未参加联合国，同其他国家也仅仅是结成极其不稳定的外交关系”［11］5，而其时不仅“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前战争的伤痕至今还没有消失”，而且由于“日本（当时）已纳入中国最厌恶的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既不承认中国政府，也不想恢复邦交”［11］5。当时中国遭到严密的封锁，因此池田先生公开呼吁日本要重视中国问题的存在，要与中国实现邦交关系正常化、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一，要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第二，要为中国准备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让其参加国际讨论的场所；第三，要广泛推进经济和文化的交流。”［11］5主张日中邦交的对象实体是中国的七亿一千万民众，“彼此的国民之间能互相理解和交流以增进彼此的利益，乃至能为推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才具有意义。”［11］5可以说，池田大作从提出“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倡言伊始，就将日中友好、亚洲与世界和平作为其民众外交的整体目标，并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之进行不懈的奋斗和努力。
（二）以日中友好、亚洲与世界和平为外交的整体目标，也即“民众外交”的服务对象始终确立为广大民众所向往的人类和平友好事业
孔隙压力场的非对称性分布与水平应力比对裂隙扩展方向的影响存在竞争关系(图11)。如应力比为1.1的模型中，裂隙扩展方向不仅发散，并且偏转幅度最大；随着水平应力比的增大，裂隙偏转幅度不断减小，应力比特征的影响作用逐渐显著，如λ=1.8时裂隙沿着垂直第二主应力方向扩展；当水平应力比继续增大，超过1.8时，形成条带状裂隙，此时，裂隙则开始向孔隙水压较低的A1、A4钻孔连线方向偏转，当λ为2.2时，裂隙与控制孔A1贯通，这是由于地应力特征占据了绝对优势，高应力下未设控制水压的A1和A4控制孔卸压影响范围足够大所导致。
呼吁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维护日中友好，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是池田大作民众外交思想所追求的整体目标，也自始至终都是其民众外交的服务对象。
从坚信民众（“草根”）力量是外交的基石，具体落实到学理或学术意义上的“民众外交”活动的行为主体上，很显然，池田大作民众外交的行为主体始终就是纯粹意义的、包括在野党在内的民间组织、民间团体，以及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国民民众个体，是由这些“无数的水滴”所汇成的民众“大河”，这就是其民众外交思想的第一个最主要的内涵特征。
从思想与行动（实践）的高度统一上看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和平、教育和文化是池田大作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1971年4月池田大作先生亲手创办的创价大学，确定其办学宗旨和办学精神是：成为人本教育的最高学府；成为建设伟大的新文化的摇篮；成为维护人类和平的堡垒。后来，他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创价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保护人类和平的堡垒’，这也寄托了我满腔的热情。”［17］创价大学创办数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形式上来讲，会计监督体系可以分为企业内部的会计监督和企业外部的会计监督。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企业制度的会计监督体系，需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
池田先生始终坚信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日中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关键在于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相互友好，“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应当能够携起手来，含着微笑，为建设光明的世界而努力。只有以日中友好为基础，全体亚洲人民互相帮助、共同合作，才能驱散笼罩在今日亚洲大地上的战争的残酷与贫困的乌云，希望与幸福的阳光才会普照大地。”［11］5
上述所有的这些均表明池田大作先生开展民众外交的目的和服务对象就是为了促进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服务于日中两国友好，实现亚洲与世界和平这一整体性目标，真实地反映出日中两国，也包括亚洲和世界各国广大民众厌恶战争、向往和平的内在心声，并鲜明地体现出其民众外交思想的第二个重要内涵特征。
（三）坚持全方位的、心灵沟通的平等对话作为外交活动的基本途径，这是池田大作民众外交思想的第三个内涵特征
由上可见，“民间外交”这一概念或提法实际上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范畴，它作为新中国官方外交的重要组成而发挥其独特的历史作用，为新中国的整体外交构建和谐的条件和稳固的基础，是新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而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创造出的新的范例。有基于此，既然“民间外交”这一概念或提法有着特定的含义和范畴，那么，我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或提法时也应比较谨慎。
他认为，如果政府间的“对话”顺利，“一定会发现解决问题的光明前景。”但问题是，当时的日本没有与中国恢复邦交关系的诚意，中国也不会理睬敌视自己的日本当局，政府间的“对话”难以进行。“为了顺利解决这个难题，我希望包括公明党在内的在野党能团结起来，承担起这个任务。”［11］8而且，池田先生还强调指出，面向未来，是青年的特权。为了未来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和支持中国参加联合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要引导青年们为此大力开展活动，展开全部的努力，这正是为政者和领导者的责任［11］11。这就把原本属于国家层面的“外交”对话途径，扩大到在野的政党组织、民间团体和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对话上。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发表后的数十年间，池田先生身体力行，不仅在日中关系发展问题上，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践行其全方位的、心灵沟通的，带有浓厚民众色彩的平等对话，对中日友好、亚洲与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2年，池田大作先生在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著名对话中预言21世纪是人类文明对话的世纪，世界各国只有通过和平、文明、平等的对话，才能增进相互间的宽容和理解，扩大共识，消除和避免因误会引起的冲突，达到人类所追求的永久和平目标。
进入21世纪后，为了克服新形势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池田大作先生更加坚定地认为，和平、文明、平等的对话是能够使人类各种文明相互触发、理解而产生相互信赖的磁场，因为对话相当于用不同的光来互相照亮对方前进的道路，“如果没有对话，人类只得在独善其身的黑暗中摸索。对话可说是在黑暗中互相照亮对方足下，找出应行之道的灯火。”［18］因此，“关键就是曾于过去的倡言中所提到的‘对话’。”［19］4真诚对话的本质就“像一个涟漪，对话的一波推动千波万波。对话与人本主义的巨大浪潮，可以包容并吞没过激主义和教条主义。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真心的面对面的对话，耐心地一个一个打开人们所拘泥或被拘泥的所有疙瘩。”［19］7
另一方面，树立财务职业素养。大数据时代下虽然为财务管理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但资料的数据化和信息化使得财务管理工作以及企业运作的不安全性因素增加，如企业财务数据被盗或者低素质人员基于个人私利出卖企业数据等，因此，有必要引导财务人员树立专业化的素养，保证数据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开展财务管理工作。
可以想见，在现代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和纷繁多彩的各种交流中，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的的确确只有本着和平、文明、平等的精神，通过有诚意的对话和会谈，才能使双方真正而透彻地理解对方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想？双方能够在什么范围、在何种程度上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并从而在互信的基础上产生大胆的思想和行动，打破双方所面临的僵局，为进一步的勇敢抉择铺平道路［19］5。
自《池田倡言》公开发表50年来，为了日中友好、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池田先生提出了许多具有“对话”意义的各种倡言、倡议和方案，把和平、文明、平等的“对话”扩大并发展为时代的巨大潮流，构筑起通向人类永久和平的途径和桥梁。数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池田大作先生极力倡导的和平文明平等的“对话”，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避免冲突、化解分歧、扩大共识而走向和平的有效途径和极宝贵的思想财富，当然，这也是其民众外交思想理念中第三个重要的内涵特征。
创新思维观念有多个不同的方面，入耳入脑容易，达到入心则需要充分发掘其丰富内涵，并和语言文学教学内容自然融合在一起，系统地运用创新思维观念和方法来学习、解读、分析、运用语言文学知识，实现对语言文学的新的理解和运用，讲究方法形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鉴于此，应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尝试探索“全程观照，统筹兼顾、灵活适度，潜移默化”的教学原则。
池田先生在表明自己冀望以民众的力量来促进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时曾说：“在督促官方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整个亚洲的和平和稳定，考虑的是中国和日本在人类所取得的成就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中国和日本必须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此后两国必须在亚洲建立和平的事业中充当先锋，并期望每一个亚洲国家都参与这一事业。因为这是我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哲学，虽然听起来这一想法过于大胆，但我很早就是中日恢复邦交事业的举旗之人。”［10］157
云工作流引擎的设计目标主要是将工作流引擎从应用系统中解耦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服务，从而降低系统的耦合性，提供更加灵活的服务支持，实现复杂度可控、独立部署、技术选型灵活、服务容错和按需独立扩展等目标。
的确如此！半个世纪之前就倡言“以民促官”，以民众的力量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事业，池田大作先生是当之无愧且实至名归的举旗之人！如果说，“民间外交”是新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而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创造出的新的范例；与此相似，“民众外交”则可以说是池田大作先生在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特殊时期创造出的另一新的范例，其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乃至整个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都同样不可低估。
三、《池田倡言》的历史意义及其现代启迪
前文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何以称池田大作外交思想为“民众外交”，以及民众外交思想的内涵特征问题，这里简要地述及《池田倡言》的历史意义及其现代启迪。我认为，《池田倡言》发表的历史意义及其给我们的现代启迪在于——
首先就是非常时期要有非常的“勇气”。在半个世纪前日中两国之间没有邦交关系，甚至连战争状态也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结束的险恶形势下，“只要说一声‘要同中国交往’，就会受到人们白眼相看。能在这样的时代堂堂正正地呼吁‘日中友好’，那确实是‘豁出性命的战斗’，可以看作是日中关系历史上的‘转折点’。”［10］149如今虽然中日邦交关系已建立46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业已40年，但是，当今中日关系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还是敏感的非常时期。要打破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僵局，中日双方的所有有识之士都可以而且应该从《池田倡言》所蕴含的非凡勇气中汲取“战斗的力量”！
其次是要有宽大的“胸襟”。这里所指的胸襟，不仅仅是政府首脑、国家领导人、精英人士要有胸襟，而且中日两国的广大民众也要有胸襟。正如《池田倡言》所呼吁的：“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中不能是像过去那样唯利是图的集团。只有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主动地为和平和繁荣以及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地做出贡献，才能称得上新世纪的有价值的民族。”［12］116在打破中日关系发展僵局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是否都能立足于为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这样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不仅发人深省，而且也至关重要。
再次是要管控“情绪”。这里所说的“情绪”，是指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双方都要管理好自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要牢记：狭隘的、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一把双刃剑，它所产生的敌意会使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变得复杂而难以收拾。外交不是零和游戏，而应是追求双赢的结果。池田先生当年在“倡言”中就提出以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来解决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此后，作为对历史发展趋势和维护人类和平的深层思考，他在《和平世纪的倡言》中进一步提议：“把迈向二十一世纪所不可避免的思想改革归纳为三点：第一、‘从知识转向智能’；第二、‘从单元化转向多元化’；第三、‘从国家主权转向人的主权’。”［11］15这三点改革设想都是为了树立起世界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培养出尽可能多的持有“人类利益”这种具有广阔视野的世界市民。应该说，这一主张对中日双方管理好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有启示意义的。
最后是要保持“对话”。平等对话始终是实现国家外交正常化的有效途径。“由人引起的问题，始终要由人来解决”［20］。既要通过平等对话打开“历史问题”的僵局，也要通过平等对话开创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当年，池田先生以真诚“对话”为途径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努力已展现出独特的价值魅力。正如其时日本时政评论员阿部光弘所指出的：“外交是建立在信赖的积累上。语言、思想、思维、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国家不会突然一下子互相握手。如果背负着过去的某种包袱，那就会更加困难……（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深深感到历史是由人创造的。”［19］5而当今，为了要把全世界所有民族都能够共存的和平的地球传递给下一代人，同样需要中日两国，包括广大民众的真诚对话，才能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进而恢复一度崩溃了的国与国之间的信赖。
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在TAS图解中落入R区，属流纹岩。SiO2含量较高，介于69.9%～83.2%之间，Al2O3(8.54%～13.7%)含量较高，富碱(K2O+Na2O=5.89%～9.86%)。TiO2含量普遍较低，变化于0. 12%～0.38%之间。属于低钛流纹岩系列(w(TiO2)<0.4%)；所有火山岩样品的A/CNK变化于0.96～1.06，为准铝质岩石。σ=0.86～3.21，属钙碱性系列。故白音高老组流纹岩属高硅富碱低钛准铝质钙碱性流纹岩。
“德不孤，仁人虽稀，并非天下全无。”［12］126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下，只要愿意开展真诚的对话，和解、共存、和平的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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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Daisaku Ikeda’s Thought of“Popular Diplomacy”——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Ikeda Advocacy
HUANG Shun-li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main connotations of Daisaku Ikeda’s thought of“popular diplomacy”.Firstly,he firmly believes that the power of the people(“grassroots”)is the cornerstone of diplomacy.The subject of its diplomatic activities has always been the people themselves.Secondly,the overall goal of diplomacy is Japan-China friendship as well as peace between Asia and the world.Its object of service has always been established as the cause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that mankind yearned for.Thirdly,adhering to all-round and equal dialogue in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always as the basic way of popular diplomacy.Similar to the new paradigm of“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Popular Diplomacy”is another new example created by Daisaku Ikeda 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Its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eve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 popular diplomacy；Ikeda Advocacy；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 D831.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8X（2019）04-0053-08
收稿日期： 2019-05-19
作者简介： 黄顺力（1953-），福建永安人，厦门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海洋文明史研究。
（责任编辑：万伟成jbs16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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