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档案学研究特点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年论文,我国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最后10年现已过去了一半，处于跨世纪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我国档案学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回顾90年代前半期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过程与发展轨迹，与过去相比较有何特点，这是档案学应予关注并需加以总结的问题。
一、应用理论研究兴起
如果90年代前尤其是80年代，我国档案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上，侧重于例如档案定义、档案学科性质、档案学体系构造等等，力图以概念和逻辑构成的网络给档案实践提供思想体系和认识方法以及设计方案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则开始出现由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向注重应用理论研究的转移。
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90年代我国档案学研究专题选择发生了极为明显地直面档案、档案工作管理实际层面的变化。大多档案学研究者的研究选题离开了过去所谓基础理论研究的黄金地带，例如概念定义、性质归属、历史分期、价值界定等基础理论问题论争冷却，取而代之的是档案分类、档案科学管理、档案执法研究、档案行为研究等应用理论研究的热起。档案学研究已不再纠缠于概念与术语、逻辑与结构等在可变性、稳定性与精确性上的论争，而集中精力于如何改变档案实践问题的应用理论研究上，人们已经不再特别关注理论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力求同一性，而更为关注理论应用的多样性与理论在应用中的可变性和适应性。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档案学研究者无论是资深的还是后起的，经过80年代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洗礼和参与基础理论研究若干问题论争的亲身体验，如梦初醒地发现，我们刻意构建起来的基础理论体系由于缺乏应用理论体系的支撑，一旦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实践本身发生些许变化，我们构筑的基础理论体系即发生危及根本的动摇——既不能为档案实践提供合理的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亦不能为档案实践提供真正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案和认识方法——出现结构性逻辑性危机。经过反省与反思后显得日益成熟的我国档案学研究终于走出基础理论研究的象牙塔，选择了以改造档案工作现实状况为主要目标的学术研究道路。
二、档案实践研究热起
如果说80年代我国档案学研究是以理论研究为学术研究的黄金区域的话，那么，90年代我国档案学研究则以档案实践研究为其黄金地带，人们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热衷于给档案实践问题在现有的理论范围内和框架里寻找现成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性条款，而更多地是立足于档案实践过程和问题本身，给实践以合乎逻辑的科学的说明。
这种特点在人们研究和认识档案馆有偿服务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而有代表性。80年代的档案馆有偿服务研究，无不体现出我们预先设计的有偿服务的理论框架，然后再用我们设想的合理的“理论”来给有偿服务实践提供所谓的“理论依据”或“理论基础”。而90年代的档案馆有偿服务则体现出直面实践的特征，人们不再刻意寻找有偿服务的理论依据，而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如何规范这一实践行为的研究之上。再如90年代的档案效益研究，也一改过去那种对档案效益进行所谓的“理性”的层层盘剥深析的“书斋”研究方式，而是集中精力研究档案效益的合理的实际评估与评价。
出现这种特点，最主要的原因在于，90年代我国档案实践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构筑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档案学理论及其体系带来了根本的冲击，使其面对现实的档案实践，不但表现出不适应，甚至表现出束缚性。我们过去早已习惯的那种规定在同一模式内的统一的档案实践行为，被动态多变性的档案实践行为所取代，而不同状态下的档案实践行为则必须由不同的理论予以说明和规范。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过去我们自己推崇备至的所谓“以点见点”、“窥斑见豹”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风行的学术研究方式，而代之予对档案实践问题的具体的个案分析，并予分类的说明和指导。由此而来，任何事先预置的理论模式，对于丰富多变的现代档案实践来说，只能是以流沙为地基而不堪实践的检验的。人们关注档案实践问题的研究，促进了档案学研究学风的转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又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比过去显得更加重要。
三、微观问题研究凸现
精细入微原本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档案学研究也理应以层层盘剥、微观深入为特色。然而，过去尤其是80年代，我国档案学研究由于受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从总体上讲是激情浪漫多于理智沉思，人们普遍注意宏观问题的研究，诸如学科体系构造、档案法规总体构成、档案馆网规划、档案专业布局、档案事业结构分布等宏观大势问题是档案学研究的热点区域。而更为突出的特点莫过于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构建“××档案学”和“档案××学”。结果是似乎什么都可以说明，但面对档案工作实际又什么也说明不了。
进入90年代后，人们似乎方才发觉我们在“大”和“超大”的指导思想下所构建的宏观大势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由于缺乏微观研究成果的支撑，面对复杂的档案工作实践，只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水中月镜中花。由此人们开始注意档案学和档案实践微观问题的研究，以期为我们过去构造的有骨架而少气血的理论体系充气补血，同时也为现实的档案实践分忧解难。这种表现，一是档案学术评论及其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为档案学研究提供批判的武器，而档案学理论也能在批判中发展和完善；二是档案学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受到关注，为档案学研究提供批判武器的批判，而批判武器的批判能保证档案学批判武器的锐利；三是档案学术文献研究受到注意，为档案学微观研究提供详尽而丰富的资料，而占有丰富的资料是档案学微观研究最起码的要求；四是档案实践问题的个案分析为人们所看好，为档案学研究的宏观综合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而个案分析在档案实践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的现实中是把握变化过程及结果的重要方法。正因如此，90年代我国档案学研究方才体现出理智多于激越，沉思多于浪漫的特点，逐步显示出档案学研究精细入微的本色。
四、总结归纳研究突起
过去尤其是80年代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为了尽快地丢掉在理论上贫穷落后的帽子，人们以“一年磨十剑”的速度加速研究和出研究成果。一时之间，档案学论著数量急剧增加， 不同的研究成果数之不尽， 仅80年代中后期，国内出版的档案学论著就超出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涉及内容包括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几乎全部领域和所有角落。然而，在这种论著剧增成果倍出的背后，我们惊奇地发现，不少论著和研究成果不是雷同就是重复，而且大多是低水平上的雷同与重复，真正有理论价值的论著和成果则屈指可数。结果是，在档案学论著大量出版，档案学研究成果倍增的同时，档案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徘徊不前，档案实践急切渴望的档案学理论指导依然不能如愿。
90年代后，我们发现，过去的档案学研究犹如单兵突击式的游击战争，研究者热衷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理论研究成果尽管出了不少，但却是分散不成体系的，实际上我国档案学步入了程度不同的有成果但无理论的怪圈。
如何有效地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个体水准和整体水平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经过理智的分析和科学的认识之后，我们感觉到如何有效地相对集中现有的研究成果，使之系统化和体系化，成为提高研究水准的重要方法之一。于是，在90年代初我们的档案学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归纳和总结性的再生产式的理论研究。人们才力图精确地为后继的研究提供特定的专题性的总结性综合材料，以保证后继的专题研究不总是老站在零的起跑线上，而是尽量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基础的高起点之上，从而减少学科研究中的低水平雷同与重复问题，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水平。统计90年代后各级各类档案专业期刊，即可发现如“综述”、“概述”、“述要”、“述评”、“述丛”等总结与归纳性的研究成果超出过去数十年之总和，就是这一特点的最好证明。
人们在加强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性研究的同时，还应看到资料本身的占有不充分，又妨碍了这种概括性研究水平的提高，而资料占有不全面的概括性研究，其本身又有重复研究之嫌了。因而，提高概括性研究本身的归纳评价能力，才能真正地为后继的研究提供更高的起跑点。
正确总结、归纳和认识20世纪最后10年之前一半的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特点，对我们今后几年的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站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研究环境对此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归纳和总结本身却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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