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财政思想辑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生前十分关心财政工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分配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总结我国财政工作的实践经验，深刻地阐明了财政与政治、财政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一系列的财政方针、政策和作出的重要指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我们有效地开展财政工作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33年8月， 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1〕。他认为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和发动群众，巩固工农联盟，粉碎敌人进攻，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1934年1月，他强调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2〕。到1942年12月， 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3〕的著名论断，正确地阐述了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4〕。他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圈的错误思想，指出：“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5〕
基于上述观点，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发展生产。在生产发展上，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人民吃饭问题，没有农业的丰收，其他任何事业都无保障，因此，首先要发展发农业。对于农业的发展，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也采取了不少措施。1934年1月，他说，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1943年10月，他要求“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1957年1月，他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6〕。为此，他要求用力解决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不仅如此，他从战争年代起就着手解决农民赖以生产的基本条件——土地问题。其办法是打土豪，分田地，改革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减租减息，让农民休养生息，集中精力进行农业生产。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他还要求发展工业和商业贸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轻工业。1956年4月，他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今后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在制定计划时，必须以此为序，从实际出发，既要从6 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又不能陈旧、保守，不切实际地制定空洞的计划。
二、兼顾三者利益，实行合理负担。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多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处理好十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主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他说：“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7〕。 具体到财政上，他要求合理组织财政收支，正确处理“取”与“予”的关系，既要考虑企业和农民困难，避免只“取”不“予”，竭泽而渔，又不能单纯强调减税让利，一味要求施“仁政”，只“予”不“取”。1942年12月，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批评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8〕。基于此，他在号召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求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至于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才是合理的政策，他则认为，财政政策必须建筑在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财政工作必须为党的总任务服务。这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必须体现阶级和是否革命的差别，对不同的阶级与是否革命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比如，在土地改革中，他指出：改革后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整个财政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否则财政工作就偏离了方向。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减轻人民负担他要求部队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使人民减轻负担。否则，“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9〕。在他看来， 开展生产运动，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带来许多副产物，即改善官兵关系；官民一道生产，亲如兄弟；增强劳动观念，减少二流子习气，不但不减弱战斗纪律和军队生活纪律，反而增强纪律性；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建国初，他针对当时平调农民财产的错误做法，及时指出，不要剥夺农民利益，要保护农民和集体财产，不要搞绝对平均主义。
三、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毛泽东同志主张在发展生产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节约开支。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严肃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对贪污和浪费深恶痛绝，把浪费和贪污一样痛斥为“犯罪”。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提出：“勤俭办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说，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则，是规范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则。他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看成“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认为“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10〕。他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为此，他在1952年的《元旦祝词》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为真正推动节约活动，他重视报纸等舆论工具的作用。1956年11月，他就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的现象提出批评，要求把今后宣传重点转到这上面来。
其实，毛泽东同志不但号召人们节约开支，而且他个人也带头过简朴生活。有道是古今位高权重者大多讲究吃，毛泽东同志对吃却很不看重。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他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最高的要求只不过是红烧肉。在穿的方面，他不羡慕豪华，崇尚俭朴。他不愿意穿新鞋，也不喜欢穿新衣服，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衣着的第一标准就是穿着舒服。他多次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发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在住的方面，建国后，他一直住在中南海红墙内的一所旧式四合院里，集办公室、会客室和起居室三用合一。在行的方面，战争年代，他外出开会、办公，大都靠骑马或步行。1942年他主动把华侨捐赠的小轿车让给老同志。就是解放后，他坐的也是国产小车，不买外国的豪华车。在用的方面，他的稿费除买书，主要用于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在六十年代初，他得知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下去，随便收礼，即一面整顿，一面用自己的稿费退赔，共退赔了2万多元。 有一次江青去广州闲住，“买”了一架3000多元的照相机，分文不付，广东省委只好替她付了帐。毛泽东得知后，严厉批评了江青，随后用稿费把钱如数还清了。
四、精兵简政，节减支出。精兵简政，是1941年11月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财力。1941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指出精兵简政政策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年底他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论述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认为“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的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他强调：“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要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因此，他希望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精兵简政政策实施后，确实起到了较好效果，许多抗日根据地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是精兵简政的模范，从而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五、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一是中央要有强力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11〕。他历来强调维护中央的权威，重视中央通过制订正确的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并运用必要的财力手段对经济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同时要严肃财经纪律，做到令行禁止，保护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二是强调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和独立性，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和听取了4 个部委汇报后，深感中央集权过多，压抑了地方的积极性。他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于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三是要统一，也要特殊。他在论述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曾说过：“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后来在正式的文献中保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地方也可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四是正确处理好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他指出：“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总之，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地方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正当的权利应当争，这不是地方主义，也不能叫闹独立性。
六、综合平衡，留有后备。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的计划经济就是平衡经济，要实行综合平衡。他用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平衡问题。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12〕。1957年2月， 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13〕。他还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来说，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了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诚然，供给与需求总是一对矛盾，往往不断打破平衡。为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毛泽东提出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要求“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14〕。只有从这一实际出发，分清轻重缓急，才能统筹兼顾，实事求是地安排。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重视和主张搞好综合平衡。
具体到财政预算问题，他从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财政的观点出发，要求“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15〕。这实际上就是要集中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把财政预算定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预算的安排要体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本着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要求，合理安排财政支出，保重点，压一般，对可以节省的开支都要节约下来，把钱用到刀刃上。为保证预算的可行性，他提出国家预算要多留后备力量，在预算中留有足够的预备费，以备突发事件，增加国家预算的三道防线，即增收、节支、留足后备费，确保预算可靠。1956年，他针对当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建议改为“充分可靠”。他认为稳妥和可靠，意思重复，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同志对国家预算平衡的重视。在预算执行中，他重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从而增收节支，减少浪费，保证全面执行预算。他认为，如果只有计划，而不宣传动员群众去落实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就要落空，靠少数人去办的事，终究会泡汤，事与愿违。
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他从这一辩证法原理出发，提出我国要一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靠自己，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是相当危险，也是解决不了本国问题的。他指出，建国后，我国人民自己动手，大力发展农业，从而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才渡过的。他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并不反对外援的作用，包括引进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他指出，争取外援应为辅，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一切好经验，不能照搬照套。比如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是他们的国情，我们就不能不加分析的照搬硬套，应针对本国国情有创造性地加以学习、吸收。在学习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不能一谈学习、引进，不管好坏统统吸收进来。在财政上，要注意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正确利用外债。借外债要与国力相适应，保持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不能因外债丧失独立。他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观点，为我们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总而言之，毛泽东同志的财政思想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它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诸如财政政策必须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财政工作必须为党的总任务服务的观点；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发展经济中去开辟财源，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组织生产，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去组织税收的观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既反对陈旧、保守的思想，又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的观点；关于做计划办事情，要从6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观点； 关于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行合理负担，既反对不顾国家需要，单纯强调“仁政”，又反对一平二调，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观点；关于综合平衡，留有余地和增产、节约的观点；关于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观点；关于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少花钱多办事的观点；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合理地节减军政费用的观点；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办财政的观点；关于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权的关系，调动各级各部门积极性的观点；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一切好经验，不要照搬外国的错误做法和要坚决抵制与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重要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记取和学习。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134页。
〔3〕〔4〕〔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1、892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0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2页。
〔8〕〔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4、1017页。
〔10〕〔11〕〔12〕〔13〕〔14〕〔1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9、276、313、375、387、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