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观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启迪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先进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先生在对民族文化深刻研究的基础上，以敏锐的眼光，广博的胸怀，研究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发现传统的痼疾，发现阻碍我们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制约机制，提出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许多观点，成为一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旗手。他的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来说，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不失其光辉的价值。
一、对传统文化既要澄清和改造，又要“择取”和“承传”
随着开放的扩大，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和品类不一的文化现象纷纷涌入我国。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能力，因此导致他们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一味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当前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我们十分有必要弄清楚怎样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鲁迅在这方面的许多论述，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发现传统的痼疾，发现阻碍我们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制约机制。鲁迅和同时代的其他先进分子一样，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西方，接受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启蒙主义思想，相信过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也曾经受到叔本华、尼采的某些影响，他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在鲁迅看来，一个制约本民族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已显示出它的“老态”，即它的不适应性。鲁迅曾感叹道：“中国大约太老了”（《两地书·四》），如果没有“很大的鞭子打在身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坟·娜拉走后怎样》）面对着古老的传统文化，鲁迅主张借助强有力的外来文化来进行猛烈的冲击。他曾大声疾呼：“少一或者竟不一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因为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毕竟给他打开了另一个文化世界的窗口，使他感受到了自己享有传统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它还显得如此的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因此，在文化冲突中修改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也就必然成为鲁迅的使命。
为了防止静止地孤立地对待传统文化，鲁迅提出了比较方法。鲁迅认为“意在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故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坟·摩罗诗力说》）这显出他自己在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中，一方面积极提倡“首在审己”，这也正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首在立人”的前提，只有对自己形成了清醒的认识之后，才说得上有可能崛起与挺立于世界的问题。由此出发也可以进一步实现“国民精神之发扬”了；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知人”与“比较”，强调由此所造成的“世界识见之广博”。他认为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完满地结合起来，通过对照自己民族和西方国家的“审己”与“知人”，从而进行周密的“比较”，就可以既出现“国民精神之发扬”又具备“世界识见之广博”，这样才有可能最终形成“清晰昭明”和不同凡响的“自觉之声”。像鲁迅这样将自己民族与整个世界进行广泛的比较，作为产生自觉精神的重要源泉，在当时整个中国还处于封闭和禁锢的环境氛围中间，确实可以说是充满了蓬勃朝气的先驱者。
第二，鲁迅极力主张文化革命。深信进化论思想的鲁迅，毕生都是极力主张改革的。传统文化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因此，在吸收、借鉴、继承传统文化时，难免受到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三十年代，鲁迅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权大小”的方法。他在《从“别字”说开去》（且介亭杂文二集）一文中指出：“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鲁迅这个对于文化思潮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正因为整个人类的文化时刻在“迁移”和“改变”之中，所以维持现状和固守传统文化的想法，这种属于正统儒学“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方式，是毫无根据和十分有害的，真正的前途是只有在认识了必然性的规律之后进行自觉的“改革”，在“改革”中间是决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问题是要做到充分地权衡利弊，尽量减少改革中的弊害，这是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唯一出路。
第三，建设新文化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合理和健康的积极因素，在长期以来不断积累于整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中间，成为建设我们民族新文化广阔雄厚的基础与出发点。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必然都会融合于整个民族的心灵，一代代地流传下去，几乎成为他们似同血肉那样不可分离的存在，其中许多合理和健康的因子必然会“裨助着后来”。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着后来”的一面相当严重，不过它“裨助着后来”的另一方面，无疑是自己建设新文化的重要基础。
鲁迅认为，新文化决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抗”与“对立”中，在澄清与批判的过程中“择取”和“承传”有益的“遗产”，因此这种“破坏”完全是为了“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根本的前提与标准，离开了它而言“破坏”，这样的盲动主义当然就不可能建设新文化；离开了它而言“保存”，则又必然会走上国粹主义的道路，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建设者，对于传统文化必然是既澄清和改造，又“择取”和“承传”。
鲁迅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观点，启迪我们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发展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先进文化总是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优秀特质和根本利益，反映民族振兴要求和发展方向。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历史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不断扬弃和发展，它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传承至今，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对历史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大力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使其以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绚丽多彩的中国气派，展现在世界舞台，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二、对待西方文化“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世界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都有自己文化的优长，所以才能在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时，每个民族的文化也有其弱点和不足，需要在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鲁迅先生关于对待西方文化的思想，对我们如何科学地对待外来文化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第一，树立拿来主义精神。鲁迅对整个世界思想文化潮流有科学的把握，因而对如何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作出了科学的、全面的、深刻的论述。集中反映鲁迅西方文化观的是《拿来主义》一文。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否定了对待西方文化的“闭关主义”、“送去主义”、以及向洋人“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的错误态度，提出了对中外文化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拿来主义，明确指出，对中外文化遗产，“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指出，拿来主义者对待中外文化遗产既不一概排斥，也不会全盘继承，而是占有、挑选，也就是分清中外文化遗产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从而分别采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不同态度。如果对中外文化遗产不能采取这种“拿来主义”的正确态度，那么，“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第二，要树立健康的心态。鲁迅认为，学习西方文化，不但要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充分认识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而且在感情上要树立健康的心态。我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曾经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国人在心理上不免对西洋文明产生一种敌对情绪。鲁迅分析说：“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毫无疑问，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利于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鲁迅认为，“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为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并非中国所固有，但“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谈起》）。鲁迅的论述，反映了他宽阔的胸怀和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
第三，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在学习西方文化时，鲁迅提倡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做到贯通中西，实现西方文化中国化。鲁迅特别强调西方文化要为我所用。他早年就提出要“审己”、“知人”，“近知中国之情”，“远察欧美之实”。（《坟·文化偏至论》）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之秋，鲁迅更大声疾呼：在学习西方文化，研究别国的同时，“尤其应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学习、借鉴西学，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本国问题。在学习西学的同时，只有深入研究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才能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对待西方文化观，启迪我们建设当代先进文化，必须科学把握开放性。即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当代先进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融汇世界各国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世界文化的多样，不仅使世界充满活力，也使不同文化相互激荡，从而使先进文化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先进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更加突出。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有优势，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对外开放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和影响，采取有力措施和对策，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就必定能始终把握好前进的方向。
三、建设中国新文化重在“立人”，在于重塑“民族魂”
鲁迅选择了从“立人”到建立“人国”的奋斗道路，从启蒙教育、思想革命入手，着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以提高国民素质，重铸民族魂。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立人”和重塑“民族魂”也是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落脚点。
第一，改造国民性是“立人”的关键。鲁迅早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作为解决整个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把改造国民性摆在“立人、兴国”的地位加以研究和倡导。辛亥革命之后以至“五四”运动中都反复讲过改造国民性的必要，而且塑造出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寄寓了他对国民性之一种表现——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在鲁迅的晚年，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沉积在中国土地上的封建主义所形成的存留在人们思想中的消极现象进行了从来未停止过的猛烈的批判。鲁迅在著作里反复地告诫我们要改变国民性的闭塞，要摆脱精神奴役的创伤。鲁迅认为，真正能挽救危亡的途径是把国人发动起来，使国人具有新的精神，这种力量才是无穷无尽的。他的伟大的洞察力使他对于国民性的改革做出了一些今天看来犹有深刻意义的论断。
第二，个性解放是“立人”的基本内容。鲁迅先生早期思想特别着重于个性解放，在他早期的几篇思想启蒙著作里，曾有过详尽的论述，个性解放的思想是和他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一致的。鲁迅提倡个性解放，首先是他认为只有让人们从神权、皇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充分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中出现的至偏至伪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人的价值。鲁迅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个性解放的：一是个人应该争取平等自由，在平等自由的哺育下，要保持主我的精神；二是个人在观念上保持自我的见解。个性解放是尊重个人和个性的价值。个性解放，是“轨道”的“破坏者”，是“反对偶像的偶像破坏者”（《随感录四十二》）。把自己的思想从各种轨道、中外偶像中解放出来，在层层复古主义、封建主义桎梏下当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三，重塑国民新的思想文化性格是“立人”的目标。鲁迅在自己毕生所进行的启蒙主义工作中，不懈地追求着为整个民族建设一种完善和理想的思想文化性格。他在青年时期所思考的“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许寿裳：《怀亡友鲁迅》），以及在此同时明确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坟·文化偏至论》），和与它处于对立面的角度所提出的“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归根结底说来都是为了建设能够适应于20世纪现代生活秩序的崭新的思想文化性格。“理想的人性”究竟应该是什么呢？又应该将“国民性”“改革”成什么模样呢？其重要的关键都是在于确立整个民族崭新的思想文化性格。
鲁迅所思考和期望的思想文化性格大致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一是独立精神。“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即整个社会的觉醒必须以个性解放为坚实的精神基础。二是追求真实。鲁迅毕生都主张“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坟·论睁了眼看》）。鲁迅把“正视”现实作为“人”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基本出发点。三是博大雄伟。“发其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声，而大其国于天下”（《坟·摩罗诗力说》），追求雄伟和壮美，目的是在于振奋广大民众被专制主义精神所压抑的心态，以便从中产生蓬勃的“新声”，最终达到张大国家声威的理想。四是思想深刻。一个缺乏深刻思想的民族，必然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应该寻找和追求西方国家发展的思想源泉，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民族得到巩固和发展。五是丰富多彩。鲁迅从“致人性于全，不使人偏倚”的原则出发，全面地提出了“知识”、“美”、“感情”、“思想”、“科学”等属于社会文化领域内的一些重要范畴应该并重，社会“人群”应广泛地出现科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光辉灿烂的文明。六是开拓创新。鲁迅对于将来的发展前途充满了无穷的希望，认为“进化如飞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坟·摩罗诗力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也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应该适应客观世界进化的总趋势，勇敢地去开拓创新。
鲁迅关于中国新文化建设重在“立人”和重铸“民族魂”的思想，启迪我们：建设当代先进文化，要以提高人的素质为落脚点，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公民。从实际状况看，我国国民的综合素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无论是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看，还是从适应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需要来看，都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以基本的文化素质而论，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在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从思想道德素质来说，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开拓进取精神和自主自立意识，全社会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但在一些社会层面，也出现了价值错位、道德沦丧、腐败滋延、犯罪增加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视国民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十分重视培育“四有”新人以及为培育这种新人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