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之争论文,年中论文,医存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医学是介乎技艺和科学之间的知识形态，兼跨学理与实用两个领域。这种特性决定了中西医论争极易超出医学界而扩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如果要寻找一件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知识、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事件作为解剖标本的话，那么中西医之争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切入点。正因如此，近代中西医之争问题，引起了医学界及史学界不少研究者的注意，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1982年版）、张鸣的《旧医，还是中医？》（《读书》2002年第6期）等。李经纬主编的《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马伯英等合著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均设专章或专节对中西医争论问题进行阐述。但这些成果对1929年废止中医之争的背景、经过缺乏必要的实证性研究，更未对此论争在推进中医科学化方面的作用给予必要的重视。这些方面，恰恰是笔者致力之处。
近代中西医之争主要表现为处于强势的西医对中医的打压。名为中西医之争，实际上乃是科学主义思潮冲击下中医存废之问题。在中西医的对峙、对抗及冲突中，中医成为西医界及社会文化界批评的对象，处于被动的应对、辩解与抗争地位。因篇幅所限，笔者以1929年3月“废止中医案”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废止中医案”所引发的社会风潮作实证性研究，分析西医界废止中医的理由及措施，考察中医界从学理及生存角度所作的激烈抗争，及政府对待废止中医问题的态度，借以揭示中西医之争背后的中医学理困惑、生存危机及政治情状。笔者认为，中医存废之争，不是简单的学理上的讨论，也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文化论争，而是一场中医界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殊死抗争。这场论争的范围，不局限于中西医学理上的是非，而是扩大到思想文化范围，甚至提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卷入了政治势力及政治派系冲突的漩涡中，而争论的结果，尽管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消除，但在中西医两大阵营对峙，冲突与融合、调适过程中，中医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自我革新与科学化之路。
一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显然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无法抗衡的。有人指出：“逊清末叶，海禁豁开，外潮奔入，新学竞争，酿成喧宾夺主，遂至几有取而代之之势。幸各方同志爱护国粹，联袂而起，共同奋斗，结社以资研究，办报以广宣传，开校以造后进，著书以阐学理，国医赖以保存而不废，国学赖以发扬而光大。”[1](p.1)国医是否不废、国学是否光大姑且不论，西方医学大有取代中医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
故当西医输入中国后，逐渐占据医界主流，成为强势阵营。清末之时，尽管有人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对中医提出了批评，甚至提出“废医论”，力倡“改良中医”，但因西医尚处幼稚阶段，中西医界尚未明显分化，故并无显著冲突。相反，时人多主张中西医之汇通。清末民初，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西医队伍基本形成，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疆界”。中医界与西医界分别创立自己的医学研究团体，组成自己的职业行会，创办各自的报纸杂志，研究各自的学理问题，力谋各自的发展。
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之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岩（余云岫），受明治维新时期废止汉医思潮影响，撰写《灵素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注：余文发表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当即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1922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次年著《伤寒论研究》，正面回应余岩《灵素商兑》的挑战，双方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之阴阳、五行、运气等进行讨论。）
尽管中医与西医的界域此时已经分明，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余岩虽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也认可中医具有实际疗效。故20年代初中西医之争，始终是学理之争。余氏自云：“余之攻旧医，专就学理方面言之，如《灵素商兑》，如《六气论》，如《驳学校系统案》，如《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等，纯乎学术之争也。”[2]
如果说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还局限于学理层面的话，那么10年之后发生的“废止中医案”之争，则远远超出了学理层面，演变成一种中医为谋求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抗争。中西医界由对峙、冲突，进而演化为水火不容之暴烈对抗，与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有关。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学、药学两门，医科大学按照西方医学科目设置，中医没有被纳入近代教育体制。1914年初，中医界纠合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希望保存中医中药，但遭到了北京政府的拒绝。此后，中医界一直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作为努力的目标之一。1925年，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岩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
中医界多年努力功亏一篑，自然将失败原因归罪于西医界之从中作梗上。此后中西医界之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的激进人士对中医界的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辞日趋激烈。故1925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在西医界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均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面。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而中医界对于西医界的反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双方难以忍受指责，难以平等、公正、冷静地研讨学理。在中医界看来，中医理论上尽管有缺失，但却有治疗的实效，并非如西医指责的那样落后迷信。而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已经固步自封、不可救药，必须加以废止。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思想背景下，难以为近代科学所证明的中医，同样难以在科学上找到依据，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学理上不具有科学性，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乎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8年，陆渊雷在中医界刊物《医界春秋》上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对西医进行猛烈抨击。陆氏此举表明中西医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学理上的分歧。他将主张废除中医者称为“奴隶派的西医”而加以讥讽：“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只那几个奴隶派罢了。所以不佞主张医学本身原不分什么中西，医界人物都要淘汰一下。中医界死守五行运气、滥充教授、贻误青年的人物和西医界的奴隶派一律应当在淘汰之列。”[3]于当时中医界攻击西医的情景，余氏描述说：“近阅旧医诸报，其攻击新医之点，乃不在学术上之论难，而及个人之行为与夫社会之陋习，深可叹息。”他指责中医界这种攻击乃“小人之伎俩也，政客之策略也，非光明正大之学术革命家举动也”。[2]
正是在中西医交恶的背景下，以余岩、汪企张等为代表的西医界激进人士，倡言“医学革命”，以近代科学、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中医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余岩在《灵素商兑》中，以西医理论和自然科学为标准，来验证中医《内经》，批判中医理论之空疏。其云：“彼旧医之所述，骨度、脉度、筋度、内景，皆模糊影响，似是而非，质以实物，闭口夺气，无余地可以置辩也。称道阴阳，陈述五行，与祝卜星相鼓巫为伍，故古多以巫医并称。”他将中医与祝卜星相鼓巫同视为封建迷信，乃为偏颇之辞。对于撰著该书之目的，余氏自称：“故著《灵素商兑》，以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从实地上指摘谬误，以忠告国人，是学士大夫，拥皋比，坐堂皇，号称教育指导之辈，得恍然于歧黄学说之非是，不至妄引曲护，以误后学。而有志学医者，得恍然知歧黄学说，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4]
正是以科学为根据，余氏对中医理论作了解构性批评：“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脏六腑也（说皆见《灵素商兑》），气运也（说见《与恽铁樵书》），六气也（说见《六气论》）、脉学也（说见《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4]因此余氏认为中医理论毫无价值，必须立即废止，他得出了这样极端的结论：“阴阳五行，伪说也。寸口诊脉，伪法也。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伪学也。”[5]
尽管余岩力图将对中医的批评保持在“学理”层面，但在中西医界交恶的氛围中，实际难以真正做到。姑且不论其断言中医“无一顾之价值”，将中医理论尽视为“伪说”、“伪法”、“伪学”是偏颇的，其论辩中自身不自觉地也染上了“意气之争”，他指责恽铁樵、王一仁等中医人士研究中医经典之举为“坐井观天，不度德、不量力”，[4]显然带有谩骂口吻，并非客观的学理讨论。
西医界尽管在废除中医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废止急缓上略有差异。余岩、汪企张等人认为，中西医学无沟通之可能，故必须扶植西医、废止中医，而不能寄望于中医界自身之革新，更不能期望中医自行走上科学化道路。胡定安云：“中西医绝对不能沟通，而中西药确有沟通之事实矣。”[6]在褚民谊等人看来，尽管中医应当废止，但考虑到“吾国一般社会积习相沿，改革不易，仍多崇拜旧医，怀疑新医”，故在实践上不能立即废止中医，而应促使中医谋求改良与科学化。其云：“夫旧医等是医耳，特其学理晦涩，治疗无方，趋尚玄虚，不求实际，故新旧之间，相形见绌。”[7](p.152)故应当设中医研究所，引导中医步入科学化轨道。
实际上，中医在理论上必须废止是一回事，而在实施中能否废止又是一回事。余岩亦意识到，废止中医并非易事，“不能迅速扫荡”。其云：“然旧医问题，不如伪《尚书》、伪《易图》之简单，不能迅速扫荡。推其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为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何谓皮相问题？“曰世人见旧医传习之广，就医之众，史册所载，口碑所传，亦往往有愈病之成绩，遂不思病之何以愈，及旧医对于病之根本智识者何。其所挟之治病者，据何理，操何术，茫然不加审察，漫然以为旧医学说未可令废，而怀疑吾辈破坏之苦心。”[8]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之法，就是揭露中医之虚妄，说明中医之所以愈病者，与其学理方术毫无关涉。在他看来，中医之所以愈病者，其故有四：一是贪天之功；二是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三是精神上之慰藉；四是传语之过量。经这样的解释，社会民众“深知旧医说之不可信”，皮相问题即可“摧枯振落，迎刃而解”。[4]
在余氏看来，废止中医的最大障碍，乃中医“饭碗问题”。因为废止中医就意味着打破其“饭碗”，危及其生计，因而必然引起其激烈的抗争。他批评道：“饭碗问题，则牢不可破，必尽力支撑，尽力抗拒，尽力破坏余医学革命之计划，尽力阻挠余医学革命之进行。不顾是非，不论曲直，不察国计民生之幸福，不计教育内政之前途，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真莫大之障碍也。”余氏看到，“饭碗问题，则只有个人之利害，无是非可言，无诚伪可说，无真理可喻，无学问可讲。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利害而已。”故该问题是阻止“医学革命”之最大障碍。解决之道，“必须维持其饭碗，继续其血食，或改造其职业，然后有所归而不为厉矣。”[4]
尽管余氏认识到废止中医必然引起中医界为“饭碗问题”而殊死抗争，他自己也没有为中医之生存预留一条活路，但本着“医学革命”之信念，为了“民族民生”之发达，他坚持认为中西医界绝无调解可能，必须雷厉风行地废止中医：“到了今日，新旧两医，恶战剧斗到许久了。这个事体非常重大，是民族民生的根本问题，不单单是新医旧医的饭碗问题。”[9]还表示：“要知我人今日所闳闳辩论者，乃党国之大事，社会之问题，公论不可让步，私交不妨融和，宜有别也。”[10]将中医存废视为关系国家社会的大事。
在余岩等人看来，中医不合乎科学，早该废止了。之所以迟迟未能废止，是由于没有贤明政府。一旦有了贤明政府，那么中医之末日便会到来。其云：“夫旧医之宜废也久矣。所以延宕至今者，国无贤明之政府故也。”[11]果不其然，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西医界人士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之举愈演愈烈。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但在翌年2月卫生部召集的中央卫生会议上，余岩等人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并获通过。“废止中医”从理论上之主张，终于变成了付诸实施之措施了。
二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由西医出身的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南京卫生局局长胡定安等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且多主张废止中医。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即余岩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统一医士登录办法》（生字第22号）、《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36号）、《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生字第42号）。这四项提案因内容相似，故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四项议案的内容，基本上包含在余岩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
余岩这个提案，被公认为“废止中医”之纲领性文字。余氏对废止中医之理由、原则及具体办法作了明确的说明和规定。他认为，“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中医在卫生行政上毫无地位，应当立即废止。其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其临证独持桡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藏府，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侯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于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所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仍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是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仍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疴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碍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这四条理由，将西医界废止中医之各种意见尽纳其中。正因如此，余氏之结论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12](pp.267-268)
尽管余氏申明废止中医“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但他也意识到“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考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故其特所设计六条“渐进方法”：“一、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二、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知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嗣后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其营业。三、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止。四、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五、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宜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六、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以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即不能适用。”。[13](p.185)余氏显然意识到这些废止中医办法会引起中医界抵制，故特提出要“取缔反对宣传”，即一旦废止中医案通过，禁止中医界作任何宣传性辩解：“眼红耳热，动曰火旺；烦躁易怒，辄称肝气，严格言之，都属反动。”这显然是动用政治势力，给中医扣上“反动”帽子，迫其就范。他建议政府对下列三项“明令禁止”：一为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二为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三为禁止设立旧医学校。[13](p.186)
余氏所列废止中医之具体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尽管不立即禁绝中医，但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余岩废止中医之理由，在他自己看来是非常充足的，但其偏颇之处也是明显的。其将中医理论全部否定，断定为“凭空结撰，全非事实”，并非科学态度；其根本否定中医临床治疗之实效，将中医诊断视为“纬侯之学”，系“穿凿附会，自欺欺人”，难以令人信服；其将中医混同于“巫祝谶纬之道”，视为封建迷信和神坛医药，更是片面的极端之辞；其将中医与近代卫生行政对立起来，并将中医视为卫生行政之障碍，更是武断之语。至于利用政治势力强令废止中医、禁止中医宣传等办法，不仅难为中医界接受，而且也不易令社会各界赞同。这些认识上之误区及措施上之失当，为中医界之反击提供了借口，也使社会各界对其废止中医之言行产生了某种怀疑。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14]这便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尽管如此，余岩提案及会议决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会议，没有邀请中医代表参加，引起中医界之不满。但他们像西医界人士一样，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展。1929年2月25日，上海《新闻报》率先报道了中央卫生会议消息：“余委员岩等提议人说明理由甚详。主席声明此案与卫生行政会议、移送统一医士登记办法附件，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设立中医研究所各案，有连带关系，合并讨论。”2月26日，该报继续报道：“褚委员民谊报告，二十四日晚审查通过，拟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等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照案通过。时已过午，休息，下午继续开会，仍由褚民谊报告审查各案，结果均通过。”[15]这是“废止中医案”首次为中医界知晓。但对于提案内容及决议内容，社会各界并未了解，仅从议案名称上推测，这些议案对中医界并不有利。两天后，该报以《胡定安大义灭亲》为题，报道了参加此次会议之南京卫生局长胡定安对中医的抨击及“取缔中医庸医”的言论：“大会闭幕前，胡君复本此意演说，并谓鄙人希望为国办事，须本革命精神，个人位置尽可牺牲，执行取缔，不必顾虑。”[16]这使中医界感到：西医界酝酿多年的“废止中医”主张即将付诸实施。
3月初，上海中医界通过各种渠道首先知晓议案内容后，颇感震惊，立即商讨应对之法。但当时中医界对于这件事，“惟有各自大发牢骚，痛骂国民政府处置不当，此外，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而已”[17](p.7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中医界并无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之想法，更未预料到随后中医界会掀起震动全国之抗争风潮。
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之上海中医界青年一代，则决定起而抗争。对于当时情景，陈存仁回忆说：“我认为老一代的中医，由于习惯关系，都是安分守己以不问他事为主旨，所以要他们出面领导反抗，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老中医对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很大，一定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地位，作为号召；做实际工作，是要我们年轻一代来做的。”[17](p.74)正是基于此种策略，陈、张约请上海中医界前辈丁仲英、谢利恒等人牵头，领导这次抗争。陈氏主编《健康报》及张氏办《医界春秋》，有全国各中医团体的联络地址，由陈存仁起草原稿，经中医界代表审议后，用“快邮代电”方式，发向全国各地。短短数日，南京、苏州、杭州均回复表示“决计参加”。
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代表在六马路仁济堂举行大会，商讨对策。这天，上海中医界1000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数百人参加。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统一行动，议决3月17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3月6日，西医界主张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汪企张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称：“前几日中央卫生委员会，听说决议案中有两条议案，卫生部不日公布施行。第一条是全国旧医的登记，以民国十九年为限，以后任你抱有多大的旧医学术，什么旧医学校学院出身，一概不能登记行医；第二条是禁止旧医学校学院等教育机关，从今以后不得再借此名目，贻误青年子弟。照此看来，旧医的命运只有明年一年了。……所以奉劝误入歧途的青年子弟及早回头，免得后悔。”[18]这篇文章既证实了“废止中医”的传言，又深深刺激了痛感生存厄运到来之中医界，使其加快了抗争的进度。
中医界的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的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跟踪报道中医界抗议集会动向，并给予舆论支持。3月9日，《新闻报》率先发表社评，明确表明该报对“废止中医案”态度：“中医之说，过于玄妙，不合科学方法，这是大家所承认的，但是中医的奇效，也确乎有的，凡事既有效验，其中必有一种实用，也必有一种原理。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说以科学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中医学，而不能骤然使之废止。”[19]
接着，《时事新报》于3月14日、18日，接连发表两篇社评。该报社评敏锐地看到，中医存废问题“已成社会之问题，已足引起全社会之注意”，作为中立于中西医界外之舆论界，不能不“本第三者之立场与客观之眼光”，对此问题表示意见。“中国医学在历史上之地位及其成绩性质，皆根本与卜筮有别。”既然中医本身价值不能一概抹杀，故其劝告政府曰：“政府对于旧医之学术方面，非仅不应禁止其设立学校，且应充分提倡若干有志于斯者之研究，将其研究所得以公诸医学界之讨论，如其无一可取，自然受天演之淘汰，焉用禁止？”面对中西医界之剧烈冲突，该社评劝告西医界“首应除其虚骄之气，次当虚心考察各派学说，不仅在理论上得着自己学说不磨之证明，尤须在实事上得到自己学说不移之证据，故未曾研究而先叫嚣，以为可以夺人之气，固可怪笑。即研究已得结果，亦应俟对方有从容答辩之余地，且既身隶同一国籍，对于故国旧物，不能因已得异术即漫为鄙视，何况互助启发，为职业上应有之道德。”[20]该社评尽管比较客观公允，但其同情中医界、不赞同西医界废止中医之态度是明显的。
有了舆论界之支持和响应，中医界举行的各种抗议集会及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文电接连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形成了声势浩大之舆论攻势。3月17日、18日，《新闻报》、《申报》应中医界之请，先后为正在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出版《提倡中医中药运动特刊》，造成规模空前的舆论攻势。中医界喊出了诸如“提倡中医就是救国主义”，“中医中药团结起来，一致抵制经济侵略”等口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这场中医存废论争中，中医界得到舆论界之声援，声势远远压倒了西医界：“各报不断发表来自各方面的文稿，其中十分之七都是指责西医和租界上的医院，怎样的腐败！怎样的以人命为儿戏！希望西医对医术方面要改善，其他零零星星的文字，都是说西医看不好的病，竟被中医看好的事实。所以在声势上，中医比较占上风”。[17](p.77)
不仅如此，中医界的抗争举动，还得到了上海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声援，“从前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如总商会、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旅沪同乡会，每逢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们都要发表通电表示意见，此次废止中医问题，他们激于义愤，都有通电发表，是一致拥护中医中药的。”[17](p.77)其中，商联会及国货会的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的抨击尤为猛烈，并力促其收回成命。
上海中医界之抗议、抗争举动，带动了全国中医界的声援活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关注。废止中医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学理讨论”，而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医界内部之争论，而是社会上议论之话题。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在全国众多的反对废止中医案的通电宣言中，天津中医药界宣言颇值得注意。该宣言除了谴责西医界利用政治势力打压中医外，还特别强调：“中医秉几千年之历史，中药有数千万之产额，其所系之职工，不啻万千，如一旦废止，其关系民生之巨，自不待言。……如果一旦中国医药消灭，则西医横察病症，西药垄断市面，中医固为淘汰，中药只能充柴，则西药乘此得有巨额经济之侵入，中药因此受几千万之损失，职工失业，是故当然，则社会未来之恐慌，实令人不敢追想矣。”[21]将废止中医带来之经济、社会后果明确陈述出来。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两界分别停业半天，各中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罢工半日，表示我们的力量”等。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巨幅对联。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
隋瀚英在开幕词中说明召开此次大会之目的，是“共谋医药之进步，对于日前之障碍，宜如何排除，对于事后之设施，宜如何措置。”全国商联会代表冯少山、总商会代表林康侯、国货维持会代表王介安、各路商界联合会代表邬志豪等10多位来宾演讲。冯少山称：“鄙人居第三者地位，根据事实与自身之试验，认定中医药极有提倡之价值与必要，万无废止之可能与理由，希望医药界同志一致努力，不难达到最后之目的。”林康侯称：“取缔中医，势必连带推翻中药，提倡西药，无异提倡帝国主义。中医药界宜联合起来，反抗经济侵略，总商会愿取一致行动。”[22]
3月19日下午，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宣布闭幕。大会宣言对余岩为代表的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予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的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向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23]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不仅是一种引起各界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且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
三
中央卫生会议排除中医参加，在中医界看来是西医界得到政府支持的结果，而余岩等人提出废止中医案，更被中医界视为依政治势力压制、摧残乃至消灭中医的举动。因此，中医界首先将火力集中于余岩及其提案上。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余岩等人废止中医理由中，对中医理论及中医诊治法猛烈攻击，认为其不合乎科学。中医界以中医治疗之实效，批驳中医不科学的论调，认为医药是否有效，关键看其治疗实效，并非单纯观其是否认识“病体”，更非仅仅视乎新旧：“夫治病岂仅认识病体而已，必也观其后效”，余氏以中医不识病体而凭借政府政治势力“横加取缔”，乃“武断”之举。余岩指责中医肺腑六气之说，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而中医界则斥责余氏之论乃“妄人之言，故事中伤”，[24]中医界认为，余氏说中医诊断是“伪法”、是“穿凿附会”，这是不能成立的。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故指责余岩为首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25]
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中医对于保护中华民族之生命延续，对于中国人口之兴盛繁衍，具有不可磨灭之“伟绩”，故“我中医之功在民族民生，无背于先总理三民主义”。余岩给中医扣上“旧医”帽子，乃“间接违反三民主义”[25]。中医界对西医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其分析云：“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我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26]
既然西医依靠政治势力废止中医，那么中医界也针锋相对，特别注重运用政治势力。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通电云：“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27]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口号中，赫然有“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废止中医，不仅仅使中医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与中医密切关联的中药界也同样面临“饭碗问题”。他们意识到，一旦废止中医，“则功在人群之国医，一旦灭亡，利溥全国之国药，永久废弃，从此泰西医为救命主，为西医作推销员，此中利害得失，不辨自明。”故在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抗争中，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而中医所以不能废止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即为废止中医将意味着中医药界数百万从业者生计面临危机，影响到社会稳定及正常经济秩序。上海药业职工会告全国药业工友书，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申明：“今中央卫生部在卫生会议席上，竟将取缔中医药的提案，悍然提出，如果一旦成为事实，则中医药界既告绝迹，而我数百万药业工友之生计，将何以堪？”故该团体号召药业工友，“为保持数千年遗传的国粹着想，为民众的生命安危着想，为我们的生计着想，我们应该一致地起来，竭力反抗”，并表示“敢率领全沪数千药业的工友，愿作保持国粹而争生存的先锋，誓死反对中央卫生部取缔中医药的提案。”[28]
废止中医药，涉及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中医药界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他们在抗争中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并非没有根据。对此，全国商联会及中华国货维持会之通电颇有代表性。冯少山领衔的商联会通电云：“以民生论，全国中医人数几何，全国中药产销几何，全国中药行店职工数量几何，全国中药税厘捐务数量几何，其附带于中医中药者，以衣以食者，其数量几何，一旦悉行废除，流离失所，何止数千万？经济窘迫，何止数万万？即此二端，足以亡国而有余，遑论其他？”故“为中华民族性之学术计，为中华本有之药物计，为中华之民生计，中医中药均不应废弃。”[29]中华国货维持会致电国民政府亦云：“况我国产药之区，各省均有，每年为数匪细，不独全国人民依此为生者何止千万，即全国人民之疾病，亦赖以救治。且现时豫陕甘灾象极重，无非失于耕种所及，目下补救为难，今若再将中医取缔，中国药材，势必减少出品，恐全国人民之经济，更形困乏，生计更绝，关于国家安危，至为重大。”[30]也正是从禁绝中药后便于西药输入，势必加剧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角度，中医界斥责主张废止中医之西医，是“以遂其推销西药之阴谋，倒行逆施，甘为帝国主义者张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断言中医存废“事关国计民生，不仅中医局部问题”[31]，号召全国同胞应群起力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32]这些“关乎国计民生”之通电及标语，对政府及社会各界均产生相当强烈之影响。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此时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之论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学理讨论范围，对中医界而言，已成为为捍卫生存权而进行的抗争。
3月17日，《申报》刊登余岩的《异哉，旧医之举动》，率先对中医界的抗争进行反驳。他重申了废止中医之理由，断言“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脉，有百非而无一是也；寸口分部候诊，以寸关尺分配藏府，有百非而无一是也。妄中西之界，掩盖落后之迹，簧鼓虚诳，排斥真理，有百非而无一是也。”他指责中医理论为“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将中医界的抗争视为“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在他看来，中医界团结起来进行抗争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11]惜辞异常严厉，颇有短兵相接之势。
随后，余岩两次致函《时事新报》，对3月14日、18日两篇社评提出反驳，进一步阐述了其废止中医的观点。他认为，中医界的抗争言论多为意气之谈：“近日旧医之所登报谩骂，振振辩论者，率皆意气之谈，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殊难见也。”在他看来，中医界及舆论界的谈论中医存废问题，均没有注意到中医存废之根本原则问题。他解释云：“原则者何？学术之根本问题也，世界之潮流问题也。二者为解决新旧医纷争之先决问题。学术之真妄是非明，存废即不成问题。世界医学之所以着着深入者何在？彼所合以谋我者何在？我之应急起振作者何在？操何术？由何道始可以争衡世界？以自立于不败之地？此问题解决，而人事之或主缓办，或主急办，或主不办，始有端绪可循矣。”[10]
在西医界看来，政府设卫生专部，“对外必须谋国际地位平等，对内逐渐整理而谋科学化”。在此方针下通过的议案，“此次中央卫生会议关于医师登记，对中医纯取宽容，而对所谓西医者，转寓严格之意”[6]。况且将中医登记年限延长到民国十九年，对中医颇有“宽大之意”，而中医界不体谅此种宽大，“乃朝出一电，夕发一函，召集同业，意图反抗”，不仅是一种“怪现象”，而且也是“藐视中央”之举。[33]胡定安指责中医界云：“彼中医药团体仍持固见，而强欲西医为派别相争，完全各趋极端，不在科学立场上谋解决。苟如此，则使中央施政因而不能贯彻，中国医药一日不进步，即中国医药在国际上一日无地位。”[6]故坚决主张废止“不进步”之中医。
汪企张亦认为，废止中医办法“面面周到”、“仁至义尽”。他质问中医界：“你们所办的学校，因为不合现代国家教育原则，不能加入系统，所以各自超然独立，我行我素了，现在关于政治方面，又因不遂自己主张，也想超越国家卫生行政范围组织特别部落，各行其是，那末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现在国民政府隶下的国民，还是仍做三皇时代之人，不染凡俗，照这般跋扈行为颇不像统一国家、法治国的民众。”正是在此立场上，他将中西医对立起来，断言：“现在旧医的争执，完全是新中国和旧习俗的冲突，两者原则上有不能并立之势，早晚间必有这样的一日。”他建议政府“以不挠不屈态度，至少须收拾旧医使受规定的行政范围拘束，不教流为化外之民，妨碍统一阻挠新政，那末卫生行政前途，自然逐渐的向上。”[34]
由此可见，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互相指责警训，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双方之争论早已不是纯粹学理讨论，而是为生存权展开之殊死搏斗。
四
由于废止中医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的中央卫生会议讨论通过的，故中医界奋起抗争后，除了将矛头直接对准西医界并发生激烈论争外，自然也将抗议矛头指向了卫生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卫生当局采取了息事宁人之法，以便平息纷争。
当中医界闻听中央议决废止中医中药后，平津中医界召集大会，推举代表，向社会各界呼吁并向政府方面请愿。卫生当局连忙解释：“此事实属误会，中央绝无即时禁止中医中药之意，只有令各省市卫生机关，此后对中医悬牌，应予以考试，考试合格后，始准营业，以免庸医滥竽，误人性命。”[35]地方当局面对社会各界压力不敢明白承认废止中医，为各方指责的国民政府卫生部更是百般辩解。卫生部长薛笃弼对报界发表谈话云：“余极力提倡中医，现拟定医师法，将呈行政院转请国府核准颁布。外间误传废止中医说，遂引起医药界之误会，决非事实。”[36]
卫生部复电上海全国商联会亦解释云：“查中医一项，本部力主提倡，惟中医拟设法改进，以期其科学化。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案，并无废除中医中药之说。”但对于卫生部这个答复，商联会并不满意：“卫生会议既无废除中医药之决议，何如该会让秘书处有决议案在沪报发表？殊不可能，即就限期登记论，苟不列于学校系统表，不予中医药学校立案，不准中医药业办报，不准登中医药广告，则中医药业不几时而灭亡绝种矣。提倡之谓何？国脉所关，民命所系，似不能轻举从事。中央卫生会议既无中医药参加，该议决案效力，似不能及于中医药！”[37]民间商会对政府当局以如此强硬的口吻回电，令卫生部当局颇为尴尬，但亦无可奈何。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请愿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不能废止中医之理由：1.中医有治疗实效：“窃中国医药，确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由经验得其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确是实际也。”2.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学术：“夫禁绝中医药之学业，其罪犹小，禁绝本国学术之发扬，其罪实大。”3.废止中医将影响社会稳定：“且全国中医之数，十百倍于西医，内地竟有数百里而不见西医西药者，一旦悉废中医，患病者势必坐以待毙。”其请愿具体要求为：“明令撤回余岩等禁锢中国医药学之决议案，一面令行教育行政机关将各地私立中医学校督促指导，择其办理较完善者，准予其立案，加入学校系统。”[38]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的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褚民谊之举非常反感。而作为冯玉祥心腹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对中医存废并无定见。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方面，而对卫生部则暂不理会。这一招果然奏效。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表示：“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17](p.86)另据请愿团报告：“谭氏态度极为恳切，表示政府行政，断不违背民众之需要，中卫会议决案，断无实行之可能。即以湖南而论，除大都市略有西医足迹外，其他各县，非但西医绝迹，即中医亦极缺乏，中卫会议案如果实行，病者将坐以待毙，且药材农工商人全体失业，影响国计民生，不堪设想。中医中药，并应改进提倡，择其精当之处，可补世界医药之不足。”接着，请愿代表拜访了张静江和李石曾，“二氏对于中医极表好感，谓中卫会之议决案，殊属违背中国之情，自愿极力援助。”[39]随后，请愿代表又拜访了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这些要员均对中医有好感，对属于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倡议废止中医举动颇为反感。于右任云：“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所以，中医对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17](p.119)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出于政府统治稳定的考虑，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林森在接受请愿书时对请愿代表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17](pp.86-87)这显然是从维护社会安定、稳固政府统治角度立论的。
薛笃弼之卫生部长一职，本来就是国民政府为了拉拢冯玉祥而特地让出的职位。据陈存仁披露：“薛氏本非卫生行政人员，对中西医并无偏袒，不料这次中央卫生会议却闹出了这件案子出来。冯玉祥军中的军医，向以中医为主，西医为副，冯玉祥已有电报打给薛部长，措辞严厉，责备薛氏怎会弄出这件事来，薛部长弄得很为难。”又云：“盖全国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一案，自报章披露后，彼因此而大受各方责难，闻阎锡山、冯玉祥均有电报指责。但其时卫生部下属职员，多为留学国外之医务人员，此辈挟有潜势力。薛部长左右为难，不自然之态度乃隐约流露。”[17](p.220)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薛笃弼，自知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的尴尬，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故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中医代表团23日晨赴卫生部请愿时，薛氏参加国民党三全大会而由胡毓威次长代为接见。胡氏声称：“薛部长对取消中医药认为不能，虽中央卫生会议有是项提议，本部认为不能行于现今之中国，本部每次会议，常有提议，引用中医人才，率因无相当人选，延搁迄今，未能实现。本部正在提倡，使中国医药有进步，何能以一提案，使全国民众所信仰之中医药取消耶。”[40]他还表示：“国家行政，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西医不过大都会中少数资产阶级之疗治者，部中决不偏于一面，为少数人谋幸福也。”[39]
次日，薛笃弼宴请请愿代表时当面表态：“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各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并深信中医之限制，非政治势力所能收效，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能偏袒。”“其能表示各节，与胡次长所言一致，代表等认为异常满意，遂要求立于批复。部长答称，向来办公事必躬亲，近因出席三全大会，日夜不得督。总之余本良心，言行一致，五日后，当将批示送达上海，并殷殷劝吾等速回沪上，免耗光阴。”[39]他还保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17](p.89)与此同时，“社会方面，对于吾侪，极为优遇，慰劳者奖勉者踵趾接途，首都医药两界，宴无虚夕，而京中各报，更日以吾侪之言行，视为重要新闻，并加以同情之批评。”[40]可见首都各界为请愿代表所造声势之大。中医请愿代表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满意答复后，尤其是得到了卫生当局的保证后，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这次中医请愿活动之成功，除了中医界团结力争并造成浩大声势外，显然与国民政府政治派系间的矛盾有一定关联。以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等人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元老派，不仅对汪精卫、褚民谊一派反感，而且对冯玉祥、薛笃弼等地方实力派同样反感。中医界利用其矛盾，依靠政府之元老派力量而攻击主张废止中医之汪派、冯派，从而使冯派控制之卫生部屈服。故中西医间的矛盾与论争，不仅从学理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进而扩展到社会层面，甚至还扩展到政治层面。不仅中西医争论逐渐意识形态化，而且中西医争论开始卷入了政府各政治派系间的矛盾及政治漩涡中。如果说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开了医药界“依傍”政治势力互相攻讦之先河的话，那么此后中西医之间的争斗，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暗含着政治派别互相争斗的内涵。如此一来，中西医间之论争，更难为冷静客观之纯粹学理讨论。
中医界之抗争及请愿活动，迫使中央卫生会议通过的“废止中医案”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医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把持的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教育部布告云：“各国通例，医士之培养年限较长，必须毕业于大学或专科，并在医院经过相当时期之实习者始准开业。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宜符名实。此项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行政机关立案。”[41]故又引发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的风潮，延绵不绝。
余岩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褚民谊指出：“兄弟虽不主张废止，但是绝对主张非改进不可。固然中医学术不是全无价值的，但是阴阳五行六气等玄虚的空谈，实在有加以改革的必要。”他反复强调：中医存废之争是“科学与非科学之争，进化与不进化之辨”。“兄弟的意思，是要将旧医改革，促其进化，以求其能科学化，并无主张根本废止之意。”[42](p.123)
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薛笃弼云：“近日屡得医药界召集会议发表意见，藉此可以促醒我国医药界之墨守成规，从今如能悉心研究，加以改良，自不受天然淘汰，但须要科学化，中医西医化，西医中医化。”[36]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请愿代表在返沪后的报告中指出：“政府社会既一致认为中国医药有保存之必要，更望我侪同志努力研讨改进，以期发吾国光。”[39]3月28日，在全国医药团体总联会会议上，丁仲英发表意见云：“中医之改进，责在中医自身，若不自己奋发，必无好果。”[43]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医科学化之迫切性，并将中医科学化之责任寄托在中医界人士身上。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中西医界之争，在激烈的对峙、冲突之后，必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妥协与调适。中医界谋自身科学化的同时，西医界也注重研究中医药，以发明中医新理，提高中国近代医学的水准。30年代之“科学中医化”运动（注：关于30年代之中医科学化运动，留待他文专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医界开始其科学化之努力，但并未因此减弱西医界对中医之打压。1934年，傅斯年接连发表《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再次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废止中医之争。关于此次论争之情况及评述，参见拙文《傅斯年与1930年代的废止中医之争》（“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山东聊城，2004年8月）。），不仅仅是中医界单方面努力之结果，也与西医界之推动密切相关。
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因中西医学分属两个性质不同的知识体系，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故后人对中医科学化之得失褒贬不一。但在科学主义盛行之年代，中医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还有另外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吗？
（作者附言：本文中引文均已与原文核对，而原文中颇有不合今日文法之处，恕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