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文明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中共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1）01—0003—06
（一）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构想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文明观：第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分工和阶级的对抗带来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第二，社会文明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的。第三，建立在劳动奴役制基础之上的文明是一种罪恶的文明。第四，人类理想的文明社会应该是一个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社会。从以上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马、恩在论述社会文明及其实现的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性论点，即人类主体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首先必须是人对自然力量和社会经济力量的绝对支配，这种支配必须建立在物质生产水平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
当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时，所面临的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他的发展体现在：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前提除去来自物质生产力发展一定水平上的客观条件外，还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主观条件，无产阶级凭借自觉的革命意识首先使用革命的手段可以取得达到社会主义文明的前提。其次，无产阶级是现代文明的阶级支柱。无产阶级的劳动创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奠定了文明的根基。再次，只有进行文化革命，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文明。列宁认为，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基地站稳。最后，列宁强调，只有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明的正确方向。总之，列宁认为，从现实社会文明的前提出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超越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并通过人类的主观努力达到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目的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来说，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大课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他们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文明的探索，是以其应比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优越性为出发点的。在他们这一代人看来，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要在生产力水平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要消除资本主义文明中一切不公正现象。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观点：
1.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基础
西方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曾经摧毁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导致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中国人在一个多世纪内心痛苦的撕裂中孕育了一个理性的渴望：那就是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始终不渝的追求。从“师夷长技”的魏源到制订“建国方略”的孙中山，都力图在中国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工业文明，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他们都没有让美梦成真。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理想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把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是围绕如何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这一主题来思考社会主义文明问题的。1953年，中共中央在提出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摆在首位，此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主体构思。1954年9月， 毛泽东在一届人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在几个五年计划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由此看来，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构筑社会主义文明大厦的两根大柱，它吸引和支撑着中国人民建设现代文明家园的信念和追求。
2.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捷径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呢？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希望找到一条跨越式道路即赶超西方国家的捷径，为此他们进行了“大跃进”的尝试。众所周知，“大跃进”失败了。严重的挫折感迫使他们转换思路，决心从生产关系的变革入手，寻找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破口。于是，首先淡化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的任务，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把社会主义和全民所有制等同起来，追求“一大二公”，否定收入差别，穷富拉平，搞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在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建构社会公平体制。人民公社、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就是这一思想实践化的一系列产物。其次，把社会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定格在一种单纯的崇高的精神境界里。他们要求社会成员脱离“低级趣味”，消除世俗物欲观念，做一个高尚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全国，一方面树立了许多思想高尚的如雷锋等先进模范人物，另一方面又掀起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否定商品经济，强调平均主义，以求营造一种净化人的心灵的物质环境。这种脱离物质生存条件，一味强调公平、高尚、纯洁的精神“疗法”，实践证明，不管其主观动机是如何高尚，也不管有多少先进分子在自觉地实践，但最终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它无法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于把社会主义文明的标尺定在一个空中的精神王国里，让人不能享受一种实实在在的全面文明。
3.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社会主义文明的有力手段
毛泽东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的观点。他认为应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历史和社会，什么是文明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这就是文明发展史。应该承认，这些观点抓住了社会存在的主要现象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在于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国阶级状况的新变化，仍然认为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坚持“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的信条，把矛盾斗争的哲学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建构中，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始至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比过去更尖锐、更复杂，它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因此，要达到社会主义的文明程度，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抵御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和演变，用抓革命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推导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原理，又背离了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地导致追求目标和实现手段之间的错位，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不但没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优越起来，反而走进了一个政治运动不断恶性循环、导致文明畸型发展、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历史漩涡。
从总体来讲，毛泽东是以一种理想的视角来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以一种忠诚的精神来捍卫社会主义文明，有许多成功之处，也有不少失误，不可一概肯定，也不可一概否定。尤其是对失误，要历史地分析，才能得出有益的启迪。
（三）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历史的反思，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文明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精神理念之中，而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以这一理论逻辑为起点，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发展到了新阶段。
1.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内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将我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只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还没有能力全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阶段。邓小平对此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他鲜明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鲜明地告诉我们，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加初级阶段。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科学的认识前提，所以就顺当地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内涵的关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支点，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邓小平牢牢抓住这个支点并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可见邓小平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文明是建立在不断解放和高度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同时，根据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他又对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思考，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而且进一步论证“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这就将生产力发展的概念升华到了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科技、教育、管理等要素构成的现代自组织系统的高度，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真正体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一方面，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决定了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有自己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作支撑，社会机制就会失衡。一旦社会的这种基本制度结构被打破，不仅经济建设无法健康、有序地进行下去，就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也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失去了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又必需是开放的文明、发展的文明，它必须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就要求我们改革开放，既要打破封闭、僵化的旧体制，又要造就一个开放、活跃的新格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文明全方位地发展下去，最后超越以往的一切文明以显示其不可战胜的优越性。
2.社会主义文明的前进方向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文明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科学的概括，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它充分体现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内涵之中。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很显然，它就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大内容，只有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是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和文明，否则还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没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的发展，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确，这三个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文明来说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任何一方面，社会就变成了畸形儿，不可能健康地成长为社会主义文明理想的模式。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如果我们不抓物质文明建设，社会生产力落后，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同样，不抓精神文明建设，世风日下，吏治腐败，也会亡党亡国。仅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制度文明，也是经不起风浪考验的。苏东剧变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同时，也十分强调破除封建残余影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指导思想上，要树立三者都要抓、都要发展的思想。当然，在这三个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需要，总会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有快有慢之分，抓任何事情，平均使用力量、齐步推进是不现实的。
3.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
众所周知，在社会结构这个巨大的母系统中，法制调节着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野蛮走向文明，因此，法制就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法制完善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
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定和实现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要求。邓小平一直是十分强调法制建设的。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还是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由此看来，法制和社会主义密不可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点，对于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而目前又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更有着切肤之感。因此，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4.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怎样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也是体现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尺。在全面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味追求效率和利润，加剧了两极分化，无法达到真正的公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这一关系，也是颇费曲折的。开初，我们十分强调公平，却陷入了“平均主义”的泥坑难以自拔。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带领大家走出了这一两难境地，他根据我国经济尚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尚比较贫穷的实际，始终把追求速度和效率放在首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争取一步上一个台阶，鼓励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我们国家尽快达到小康水平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纠正了过去脱离物质基础，空喊社会主义公平口号的乌托邦倾向。当然，邓小平对效率的追求是建立在不违背社会主义文明价值取向原则基础之上的。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诚实和合法的劳动而先富的地区和人带动其它地区、其他人逐步走向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先富带动共富的经济战略真正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既满足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机制，又充分调动了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是目前处理效率与公平最现实、最有效的一种范式，也是现实社会主义文明走向的最佳价值取向。
（四）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继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依据世界多样化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时代特征，在解决各种新问题的过程中，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文明观。其具体表现如下：
1.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奋斗目标的社会文明观
“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同时也是一种文明形态自身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连续性地无限延伸。因此，不断寻求与开拓新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和责任。
随着能源枯竭、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问题的逐步出现，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就成了时代最强烈的呼唤。在这个大背景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及江泽民同志在五中全会闭幕时的重要讲话为我国今后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江泽民同志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关系，他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
由此可见，党和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强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观的更新，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观。这种文明观克服了过去单纯强调人对自然征服和改造的观念，不再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将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善待自然环境。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把人类发展模式上升到优化延续的高度加以考察，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互和谐，相互促进，实现人类现代文明的质的飞跃。
2.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明观
经济、政治、文化历来都是社会机体三个最牢固的支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实际上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在这个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及时、准确地把它们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到了全党全社会面前，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路线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又一伟大创举。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基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新发展，它打破了一个传统的思维定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超越了以高度集权型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误区。不可否认，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有利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工业化，有利于在低收入水平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公平，但是，从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能适应现代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硕果，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它是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杠杆，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的肌体里注入市场经济的催化剂，可以更加激活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勃勃生机。
第二，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为之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改革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是彻底解放人民、完全为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制度。因此，能否建立完善、高度的民主政治制度，不仅是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和发展了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的民主化进程，民主基本制度得到完善，民主建设的范围不断扩大，十五大的报告又将民主政治作了理论性的突破，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建议又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些论断既揭示了民主政治的深刻内涵，又显示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特点和优势。
第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文明的表征。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其中之一是“中国先进文化的进步方向”的忠实代表。将执政党的性质、任务和文化紧密相连，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新认识，一种新觉醒，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结构的深刻认识。的确，先进文化在继承前人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时代和国情的开拓与创新，它既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又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并超越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与历史感、时代感、使命感连在一起，成为测量人类文明的标尺。各个时代所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同时代先进文化的最高结晶，所以成为同时代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必然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的潮头，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为起点，在多样化的文化格局中紧紧抓住先进文化和先进意识形态，这说明我们党完全有能力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面前，能够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带进安全的、旺盛的文化航道之中。
3.以制度创新为行为导向的社会文明观
实践证明，多年来的改革成果积累到今天，光靠继承、坚持已无法使经济与政治改革走向新阶段，也无法使中国迎接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搭上新世纪文明的快班车，创造人类未来的辉煌。因此，全方位、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唯一的、根本性的选择。正是根据这一发展态势，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他多次呼吁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重视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制度创新是意味着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坚决改掉不适应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确立大体适应并积极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繁荣发展。十五大报告对跨世纪发展所作的总体部署中，与以往不同的是特别强调各项制度的创新。比如，在经济制度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认可“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在政治制度上，特别强调“法制化”，并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标志着我们党治理国家的方式有了根本的进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科学化，对制度创新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要丰富制度创新的内涵，以适应新情况，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需要；二是要将制度创新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联系在一起，保持制度的约束性、自觉性和前瞻性；三是制度创新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有助于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唯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文明才能落到实处。
综观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明观的思考，可以看到，我们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内容，而且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文明观的新页。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都认为，“发展”和“富强”是文明的根本前提，这一认识既揭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又符合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特殊规律，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次，他们的社会主义文明观都因不同的时代背景呈现不同的特征。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应“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由于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矛盾尖锐对立，他由此而错误地推断国内的阶级状况也进入了“你死我活”的状态。即便是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中国要发展和富强，要进入更高文明阶段的追求目标；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和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相吻合的，在这一世界主题中，各个国家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是以自身的利益为标准确定其对外关系，邓小平及时地抓住了这一变化，确立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思路、新政策；江泽民主张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应“以人为核心，推动社会全面发展”，那是因为在世纪之交，世界面临严重的全球问题，人类对能否维持“可持续发展”感到深深的焦虑，这一引起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决定了中国的文明发展之路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口、资源、生态与发展的关系，江泽民把“以人为本的社会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大战略提出来，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尽管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但他们并没有忽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也没有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最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文明推上了民主与法制相结合的轨道。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早就肯定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他们已开始探索“民主”的新路，结果“大民主”造成了天下大乱，历史证明不可取。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代民主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为了保障民主的实施，必须加强法制”，并把阶级斗争和社会各种矛盾的处理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民主与法制的结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一是用法律手段规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这就从制度上抛弃了“人治”现象，否定了政治运动，克服了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二是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倡导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正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由此可见，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原理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和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这就是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最伟大的贡献。
社会主义文明观是一个动态的理论，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它将不断完善、发展和成熟。而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运用，不仅是文明进程本身的最高形态，而且也指导着这种文明运动的深化和发展。我们相信，通过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人类社会必然走向最高文明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确定无疑的！
收稿日期：200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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