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三位美籍华裔女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籍论文,女作家论文,华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艾米·林（中文名林瑛敏）作为教授、学者和诗人，在美国华裔文学界影响卓著。下面一段作者简介和作者照片系美国加州西方学院尹晓煌先生提供。尹晓煌是南京大学校友，获哈佛大学博士后留美执教。标题为本刊所加。
林瑛敏(Amy Ling)1943年出生于北京，六岁时随父母去美国定居，1975年获得纽约大学英语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乔治城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现为威斯康星大学英文系教授，并兼任该校美籍亚裔研究中心主任，是当今美国华裔学术界颇有建树的学者。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美籍亚裔文学、妇女文学，主要著作有《世界之间：华裔妇女作家》(1989)、《想象美国》(1990)、《美国视野》(1992)等。本篇摘译自《世界之间：华裔妇女作家》第四章第三节。
一、王玉雪和马克辛·洪·金斯顿（又名汤婷婷）
在美国，对于一个非白种人来说，即使他的生活不因父辈通婚或住所迁移而错综复杂，他也始终摆脱不了一种“世界之间”的处境。王玉雪以及晚一辈的马克辛·洪·金斯顿皆出生在定居美国的中国家庭，在加利福尼亚的唐人街、旧金山以及斯托克顿长大成人。在她们各自的自传体小说《第五个中国女儿》(1945)和《女勇士》(1976)中，这种“世界之间”的意识处于主导地位。尽管一些亚裔美国评论家对王玉雪的自传颇有微辞，金斯顿却将她看作自己的文学导师，说她是“美国华人文学之母”，并说在她自己创作生涯开始之前，王玉雪是她唯一涉猎的美籍华裔作家。“我是自己在图书馆里发现王玉雪的作品的，我惊奇万分、倍受鼓舞、受益匪浅，这使我的作家梦成为可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有一个像我一样肤色的人成了故事的女主人公，成了故事的作者。”
《第五个中国女儿》和《女勇士》在文体和风格上大相径庭，这主要缘于两位作家不同的个性特征及时代背景。《第五个中国女儿》的读者群是二战期间的白人读者，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白人想区分朋友和敌人的需要；出于这种需要，该书有大量文字对中国文化及习俗进行讲解阐释；小说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很可能如评论家帕特丽夏·林·布赖恩德所说的，该书是“中国的霍雷肖·阿尔杰故事”，也就是说该书显示了美国的伟大之处：一个倍受家庭压抑的非白人妇女都可以实现“美国梦”。《女勇士》是本世纪60、70年代民权、女权运动的产物，书中的个人色彩更浓些，它并不是一部劝谕性作品，而是试图驱除困扰着作者的一些人为的鬼魂。小说既是写给作者本人的，也是写给其他妇女以及美籍华人的。
《第五个中国女儿》语气舒缓克制、彬彬有礼，而《女勇士》则怒气冲天、直言不讳。《第五个中国女儿》是以时间顺序来叙述，平静而率直，似乎叙述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功力，而《女勇士》诗意般的叙述则是实验性的、支离破碎的，是充分显示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的作品。
《第五个中国女儿》是以第三人称写成的。王玉雪所受的是严格的中国传统方式的熏陶，但她在字里行间又偶尔流露出自己对这种方式的不满。以第三人称来叙述自己的故事，虽然显得有些勉强、做作，却充分显示了她是个标准的中国人的女儿：谦逊、孝顺。只有在她父亲去世后，她才用第一人称写出第二本书。
在《女勇士》中，马克辛·洪·金斯顿毫无拘束地运用第一人称，而且笔端涉及到多文化成长中的方方面面，从男更衣室里的聊天到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话到中国古代神话，甚至包括和她母亲的公开顶嘴：“你说的故事全是假的，你讲完故事后从来不说‘这是真的’或‘这是编的’，以致于我分不清真假，我甚至不知道你的真实姓名，哼！你无法阻止我说话。你想割断我的舌头，那也是徒劳。”（原文第202页）所有这一切生动地刻画了成长中的美籍华裔女孩马克辛的形象。马克辛有勇气反抗传统中国文化中“重男轻女”观念，反对其母亲在家庭事务中的独断专行。金斯顿善于用富有诗意和想象力的语言创造虚构中的故事：无名氏姨妈与人通奸及所受的惩罚、花木兰不可思议的从军、勇兰将鬼怪驱除……事实上，和她母亲讲述的故事一样，在金斯顿小说中，虚幻与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严格的界限，如果说有的话，她在叙述中也总是“过界”。
不论怎么说，《第五个中国女儿》和《女勇士》两本书都试图消除人物心理上的冲突，与无法摆脱的过去达成妥协以便向未来迈进。两位作家的祖籍皆在中国南方，两人皆在美国出生、长大，因而在对文化冲突的感受上大同小异。小学三年级时，王玉雪就意识到“美国学校与中国式教育截然不同，而且不同之处越来越多，要寻求其中原因是毫无意义的”。到了四年级，她又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被深深围困在这些差异之中。
明摆着的差异意味着要采取行动。玉雪开始比较美国方式与她父母的方式，这种比较使她坐立不安。（第21页）
马克辛·洪·金斯顿在小说第一章就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填补她祖先与她自己成长之间的鸿沟。她是如何在母亲的鬼怪故事和美国的霓虹灯之间寻求平衡的呢？她是否更美国化呢？美国人是什么？中国人又是什么？在美国成长的中国人是否会明白中国传统是什么？她的经历是否仅局限于她的家庭，或者局限于电影里白人演员所扮出的中国人形象？换句话来说，马克辛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我是谁？我怎样才能分清这些矛盾复杂的东西？我自己是否就是什么模糊不清、自相矛盾的东西？小说结尾时，她还在为自己作着界定，“我不停地进行分类：童年、想象、家庭、村庄、电影、生存。”（第205页）
我和我家庭有什么个性？像我们一样的家庭有什么共性？这是两个作家在小说里提出并思考的问题。个性使他们与别人不同，而共性则使他们有种归属感。
尽管洪家和王家相隔近30年，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感觉自己不过是美国这片异土上的过客。两家的长辈都竭力向后代们灌输这种思想。王玉雪非常清楚这一思想，因而在大学毕业演说中说道：“对我来说，似乎美籍华人的用武之地在中国。”但说归说，她并不是这么做的；她自己没有回到中国，除了随团进行过短暂访问；她的家，她的生活全在加利福尼亚。不过，她称自己为“美籍华人”，这表明她认为自己终究是个中国人，只不过是有着美国人的方式。这种姿态在本世纪40年代是可以被接受的。
马克辛·洪·金斯顿却称自己为“华裔美国人”，即“华裔”不过是“美国人”的修饰成分；不容置疑，金斯顿极其反叛，而且非常美国化；“每当我父母说到‘家’，他们就把美国搁一边，把欢乐搁一边，但我并不想回中国去。回去的话，父母会把我和姐妹们一起卖掉。”（第99页）她母亲说那些非中国人为“鬼”，这表明了老一辈想要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分隔开来，因为这世界对中国习俗全然不知。而马克辛则渴望从母亲的鬼怪故事中脱身出来，投自一个没有鬼怪的世界。
因此，非白人的孤独感不仅来自于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排斥，而且来自于父辈们的约束管制。父辈们害怕外国文化夺走自己的孩子们，因而更担心失去属于他们的本国文化遗产，结果是他们竭力要孩子们接受家族传统，维持与过去的联系。因此，虽然出生在美国，王玉雪和金斯顿自幼就不能将自己看作美国人，因为父辈们总说她们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在《女勇士》中，金斯顿写道：“不论什么时候，母亲总是往我们耳朵里灌输中国：广东省、新会村和穿过村庄的河流。‘沿着我们来时的路回去，你就能找到我们的家。记住啊，你只要说出你父亲的名字，任何一个村民都能指出我们的房子在哪。’我竟然要回到我从未去过的中国。”（第76页）母亲坚持说女儿真正的家是父亲儿时的家，而女儿则认为“回到”一个她从未去过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她弄不懂为什么父母40多年来一直抱着回到中国的想法。当国内最后一个叔叔去世、村民们将洪家的土地接管时，母亲慨叹道：“现在我们肯定回不去了。”（第106页）
开始同美国孩子一起上学后，王玉雪和马克辛·洪·金斯顿渐渐接受美国方式，她们父辈们的教诲有些不合时宜，而且有时候使她们很尴尬。马克辛的反抗是直截了当的，而王玉雪的反抗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王玉雪自幼便被教导要遵循中国传统美德：绝对服从权威、诚实苦干、心平气和、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她在书中也提到由于儿时受到的体罚及当众受辱，这些美德在她脑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书中有一处说到她向母亲诉苦说邻居家的孩子对她吐唾沫，这种情况下，一般美国母亲总是向着自己的孩子，但王玉雪的母亲却毫不迟疑地一口断定是王玉雪先惹事的，所以应当受罚。当着工厂里所有女工的面，王玉雪的母亲用木挂钩抽打她。“疼是肯定的，因为母亲总要将木挂钩打断，可我更觉得耻辱。”（第3页）将木挂钩打断，可见母亲下手有多重了。美国读者无法理解的是王玉雪当初的反应为什么不是公开对抗而是忍辱负重。每次挨打后，她总是要祈祷，“为了弥补他们对我的轻视与偏见，请帮我努力成为一个受家人尊重敬佩的人。”王玉雪在书中描写木挂钩或类似的事件，其实是暗示了深藏于心中的仇恨和反感，只是她从没有明确表示而已。
而马克辛·洪·金斯顿则对一切中国事物持公开批判态度：“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将传统文化延续5000年，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只是各个时代的人人为编造的罢了。”（第185页）她完全认为“美国即正常”：“为使我的生活象美国人一样正常，我总是将灯开着，以防什么倒霉事发生……”（第87页）马克辛的兄弟姐妹总是说“中国人非常怪异”，（第158页）他们无法理解母亲或新近从中国来的姨妈的行为举止。金斯顿在小说中描写了母亲烧的许多奇怪的菜：鱿鱼眼、血香肠、臭鼬、浣熊、家鸽、蛇、蚯蚓……她说：“我宁愿吃塑料而不吃这些。”（第92页）但母亲又总是强迫孩子们吃下。听够了母亲说的那些鬼怪故事，金斯顿想逃跑；“我在美国这片国土上发现了有些地方没有什么鬼怪，我就属于那些地方。”（第108页）。
《女勇士》中一处又悲又喜的故事很好地概括了“世界之间”这一处境。邻里一个药店误把别人的处方送到洪家，母亲勇兰叫女儿马克辛去找店主要些糖果作为补偿。对母亲来说，这一招很有必要，因为它可以驱走药物所带来的灾祸；对女儿来说，这却是一种令人耻辱的乞讨，因为店主给她的尽是些放得时间很久的糖果。母亲不理解这种侮辱，相反，她非常高兴，认为“给店主好好地上了一课”。对店主来说，他很可怜这些躲在父母身后的中国孩子，因为她们没钱买零嘴吃。店主和母亲无法理解对方，只有马克辛可以理解双方，但身为一个孩子，她无力让双方相互沟通。此外，马克辛发觉店主比母亲更易于理解、易于接近，但她却不得不执行这位不可理喻的母亲的一切“指令”，这使得她更困惑、更痛苦。
《女勇士》从一开篇就以流畅的文笔描述了“世界之间”的处境，金斯顿不顾母亲让她保持沉默的命令，将姨妈与人通奸的事说了出来。女儿想要从家规中摆脱出来以获取独立，而母亲则想通过讲故事使下一代恪守由来已久的家庭传统，母亲说这一故事是为了让下一代引以为戒，而女儿则将姨妈当作自己的“前辈”，佩服她的反抗精神、佩服她为了自由而不顾一切。母亲希望女儿不要提起姨妈，因为这是对她通奸的惩罚方式，但女儿却在书的一开始就将姨妈的故事说了出来，并且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姨妈如何与人通奸、又如何自杀。金斯顿将姨妈刻画成一个受害者，但同时又是个胜利者：这位无名氏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跳进家井里自尽，她这样做是以污染饮用水来报复。不仅如此，她还像一个“哭泣着的女鬼，长发飘动、皮肤浮肿，在水边静静地等着，随时准备拉下一个替身”。（第16页）
《女勇士》中许多章节看似脱节，其实却分别反映了女人是受害者、或是胜利者这两个主题，每一主题基本上通过一个故事来揭示的，这些故事交替出现，在全文中形成了一种很好的平衡：无名氏姨妈后面是花木兰，勇兰的不屈不挠后面是月兰的软弱无力……
而书中更多的则是受害者与胜利者是同一人，这一点已经在无名氏姨妈的故事中得以体现。人们通常认为勇兰是个胜利者，但在对她妹妹生活的干预中她又是失败者；如果勇兰没有帮助妹妹月兰来到美国，没有强迫妹妹声明是一个年轻、再婚男人的第一任妻子，那么月兰也就会一直安定地生活在香港，勇兰坚持要将传统的中国习俗带进美国，即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妻子，而第一个妻子拥有一定特权，正是她这一坚持导致妹妹发疯而死。与这一故事相仿的是马克辛折磨一个不说话的中国女孩的故事：尽管马克辛拉扯女孩头发、拧她的面颊、哄骗威胁她开口说话，但女孩就是不开口。而结果是马克辛病倒了，卧床18个月。通过这些故事，金斯顿想表明受害者与胜利者常常是合二为一，密不可分的。
《第五个中国女儿》和《女勇士》两本书都记录了女孩在试图调和自相矛盾的自我形象过程中的种种困惑；有时，美国教师与朋友比父母更善解人意。马克辛在学校里成绩全是A（优秀），但她母亲却不为之所动，而是告诉她必须尽力捍卫自己的村庄，就像女英雄花木兰一样。马克辛抱怨道：“我根本想象不出我的村庄是什么样子。”（第45页）王玉雪在学校里跳了一级，“老师和朋友们都为她高兴，”（第18页），可当她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父亲的反应却是，“‘这是应该的’。仅此而已，再无他话。”（第19页）
王玉雪和马克辛两人都感到中国传统给她们带来的重负，这种传统要求她们压抑个人的意愿。“每天，王玉雪都被以各种各样方式塑造得自得、谦逊、沉默、听话”。她们两人都以沉默不语来压抑自己的个性，正如金斯顿所说：“如果你不说话，你就不可能有个性。”（第180页）在父母看来，孩子的个性意识越淡薄，“塑造”工作就越容易进行。对王玉雪来说，缄默不语的观念来自于父亲的教诲：“一个人在吃饭或思考时不应该说话；而不说话时，人应该思考问题。只有上床睡觉时才既不吃饭又不思考。”（第4页）但是上床时就应该睡觉了。她父亲唯一准许她开口是背诵中国历史课本的时候。而对马克辛来说，“缄默不语”是因为自己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是生在洪家。在白人面前保持沉默是美籍华人的共性，因为许多人确实是以假名字来到美国的，她们担心与美国人接触过多会最终导致自己被遣送回国。金斯顿写道：“我认识的中国人都将真实姓名掩瞒起来，取一个新的名字。”（第5页）一个中国女孩在美国上学，她得用外语与另一种族、另一文化的人们打交道，这可能也是“缄默不语”的原因。当马克辛最初进美国学校时，她根本不懂英语，于是不得不保持沉默，她的智商被定为零，这显然并不是表明她智力低下，而是说明了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标准。
当我发现我必须开口说话，上学便变成一件痛苦的事，保持沉默也是件痛苦的事。我不说话，但每次心里都感觉不舒服。尽管一年级时，我得练习朗读，但听到的总是从我嗓子里发出的嗡嗡的声音……其他中国女孩也不开口，因此当时我就将中国女孩与缄默不语联系起来。（第166页）
即使在家里，她们也无法开口说话。马克辛得知她一出生，系带就被母亲割断了，母亲是这样解释的，“以后你就可以轻松自如地说任何一种语言了。你可以掌握完全不同的几种语言，而不会有任何发音问题。”（第164页）可结果却刚刚相反，马克辛变得笨嘴笨舌、沉默不语。被割掉的系带象征了母亲的绝对权威，因而是一种“阉割力量”，勇兰非常健谈、非常权威，她“从不解释一件真正重要的事”，（第121页）孩子们从不敢多说话。女孩们自小就从父母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谈话：“在洪水中寻宝时，千万别带上女孩”（第52页）；“养女孩就和养牛鹂鸟一样”；“养女孩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养鹅。”（第46页）这些话使得年幼时的马克辛很生气，她变得沉默、反叛。当月兰刚从中国来美国时，她发现外甥女举止很不端庄，便问她姐姐：“你为什么不叫她们庄重点？”勇兰叫道：“她们很庄重。她们很庄重，从不多说话。”（第133页）人们说马克辛很丑，以后嫁不出去，说她“说话像鸭子叫”，看起来像“毛乎乎的野生动物”，难怪她不愿和大人们说话。
对王玉雪来说，沉默则是一种外部强加的势力。一旦她摆脱了父亲的控制，便开始诉诸于文字，她叙述了生活中的种种处境。而对马克辛·洪·金斯顿来说，沉默是得以逃避母亲的避难所，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地方。
尽管明里暗里地抱怨父母及文化遗产的约束，王玉雪和金斯顿两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文化遗产而自豪。王玉雪用充满爱意的文字描述了父亲耐心地教她学习汉语，尤其是当父亲死后，她发现他一直珍藏着她儿时的汉语练习簿，心中既感动又自豪。勇兰对马克辛说：“养女儿还不如养鹅”，但是她自己的经历却与此话相悖：她获得了一个医学学位，驱除了困扰室友的“魔鬼”，45岁之后又生了6个儿女，背着100磅的大米上楼下楼，长时间地在洗衣房里工作，母亲不知疲倦的干劲支撑了全家，而她的经历给了女儿许多启发。难怪马克辛要学会开阔思路，准备容纳所有这些“自相矛盾、似是而非之处”。（第29页）
成年后，王玉雪和金斯顿都摆脱了家庭约束所带来的重负，都发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她们都能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过去父母想要塑造她们的种种努力。王玉雪的兄弟们由家庭负担读完了大学，而她却必须通过给别人做管家和厨师来杀出一条路，她成功了，在唐人街建起了自己的陶器工厂。年幼时训练出来的那种守纪律、吃苦耐劳的禀赋使她得以在陶轮前干得很出色，长久以来被压抑的个性在可塑性很强的陶泥中得到体现和发挥。虽然她的工厂在唐人街被别人视为稀有怪物，但厂里生产出来的陶器却大受欢迎，连地位显赫的纽约博物馆都竞相购买。《第五个中国女儿》以父亲和女儿的和解而收尾。尽管最初持反对态度，父亲最终还是对女儿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赏，并且当面夸奖她；女儿也非常高兴，因为她最终得到了父亲的肯定。
而马克辛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她记下了200多条关于自己的事，准备一股脑儿地说给母亲听，这样“她就会真正了解我，而我也就不会想说而不敢说了”。（第197页）马克辛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天说几条，但母亲斥责道：“每天晚上都是这些废话，停下停下……我可不愿听你这些疯话。”（第200页）一天晚上，马克辛的喉头“忽然发作”，（第201页）她将一切都说了出来，诉说了对父母的不满及自身的价值：
你去叫那个蠢货走开，叫他永远也别再来骚扰我们……你自以为可以将我我们卖给这些怪人。你最好别这样做，妈，我可能很丑陋、很笨拙，但我不迟钝，绝不迟钝……我装起鬼来比真鬼还象。并不是所有人都说我一无是处。我不打算成为一个奴隶或什么家庭主妇。我再也不能忍受在这儿生活了。我会得到奖学金的，我要离开这儿……我再也不去上什么汉语学校了……我也不想于听你的什么故事了；这些故事乱七八糟，全是谎话……（第201-202页）
使她大为吃惊的是，当她说完了这一切，竟发觉她一直强烈反抗的权威不复存在了，“没有人听，除我自己之外没有人听”。（第204页）意识到这一点，她象是得到了解放，这之后，她成熟了许多，回顾过去，她感到自己一直被母亲说故事这一巨大力量所包围着；也只有这时，她才承认自己和母亲都是属龙的，因而，像母亲一样，她也要说故事。
《女勇士》有意识地试图打破定势。马克辛打破了“龙女”作为邪恶势力的象征，而将它变为勇气和毅力的象征；勇兰和马克辛并没有伤及他人，她们只是尽力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压迫与侵犯。金斯顿用很大篇幅来分析“安静本分的中国姑娘”——外表看起来很文静，但文静的背后是痛苦、压抑的声音。
《女勇士》的最后一个故事由母亲开始、由女儿收尾，因而在象征意义上，小说以母女的矛盾消解而结束。这最后一个故事不仅仅是由母女俩共同完成的，而且象征了她们两人的生活。故事中，蔡炎被一帮野人拐走，与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后来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理解她、嘲笑她。这位受害者其实就是勇兰，对勇兰来说，艰苦的体力活及不可理喻的孩子即是她的命运”同时，蔡炎又是年幼的马克辛，她不愿去美国学校，被母亲故事中的“鬼怪”所惊吓。而另一方面，蔡炎又是一个胜利者，她受到野人长笛的启发，用自己的歌声与野人交流，抒发自己的痛苦和郁闷，她最后还让孩子们与她一起歌唱；在这一点上，她是勇兰，因为后来马克辛对她已不再是厌恶与仇视，而是理解与爱意。作为胜利者的蔡炎同时又是金斯顿，她正视自己困惑不已的童年，翻译诠释母亲说的故事，显示故事的美感与力量，金斯顿将自己从一个被割断系带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引吭高歌的胜利者。
《女勇士》和《中国人》在美国得到认可，并且获得了许多大奖，这足以证明金斯顿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她成功地将扑朔迷离的“世界之间”的处境呈现出来；在此我们可以从报刊杂志撷取一些对她评价甚高的文字：“多年来新冒出来的最激动人心的作家”，“一颗精心雕饰的宝石”（苏珊·布朗米尔，《小姐》）；“一部精彩的回忆录……言辞像勇士一样激烈，文笔像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流畅。”（简·克莱默，《纽约时报》）；“这部精美的回忆录将革命前的中国农村生活与神话故事结合在一起，以当代美国生活中令人难以忍受的种种矛盾纠葛作为背景；该书再现了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妇女的心理感受——无论她是什么阶级、什么年龄、什么种族。该书所展示的美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熔锅’”。（萨拉·布莱克伯恩，《女士》）“四年前我曾说过《女勇士》是多年来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书。而从那以后的四年内，《中国人》是最好的。”（约翰·里奥纳德，《纽约时报》）；在中国，有些学者已翻译了马克辛·洪·金斯顿小说的部分章节，并写了文章介绍她和她的作品；1982年5月21日的《中国日报》也刊登了她第一次去中国的情况。在马克辛·洪·金斯顿的创作道路上，她已实现了以前认为近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即“征服并融合北美和亚洲”。
二、马克辛·洪·金斯顿和艾米·谭（又名谭恩美）
艾米·谭于1989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在文学界产生的轰动如同13年前马克辛·洪·金斯顿的《女勇士》一样；对《女勇士》来说，《喜福会》既是一种共鸣和反响，又是一种继续和延伸。《喜福会》的主人公是说普通话而非粤语的中国人。小说语气较《女勇士》要和缓得多，但同样写得凄楚、优美、有趣。通过刻画发生在两代妇女间的四个不同的故事，艾米·谭继续探讨了中国母亲——美国女儿之间复杂的关系，四个故事意象丰富、细节详尽，而每个人物（在每代人之内）的性格则显得不太突出。事实上，从存在主义观点来看，行为和事件给人物下了定义：人们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由于自己的选择。因此，虽然八个人物分散在四个家庭里，各有不同的名字，小说本身更关注两代人之间的分歧：母亲的故事皆发生在中国，而女儿的故事则发生在美国；母亲竭力守住传统，而女儿则力争取得自由。其中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吴家，因为母亲的去世，母女之间的纽带断了，两代之间的“战争”没有了，而代之的是一种巨大的失落，这种失落最终由女儿取代母亲及找到母亲的“影子”而得到补偿。去世的母亲与两个失散的女儿的故事纠缠在一起。再者，在晶梅的故事里，去世的母亲对于所有的女儿来说，又象征着失去的家园。
在麻将桌上，四方叫做“风向”，这四方不仅是一种结构安排，而且有它们的象征意义。整部小说分成四个主要部分，每部分的中心都是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这样母亲和女儿们就可以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有新近去世的吴苏圆是个例外，她并没有述说自己的故事，而是由她的女儿晶梅四次代述，她还取代母亲上了麻将桌，并且来到了中国。这些“风向”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艾米·谭将晶梅置于很突出的位置：东西——“东方是一切开始的地方”，东方也是小说开始和结束的地方，这就使得吴家的故事很关键，而且意指中国。因为母亲们的生活都是在中国开始的。
另外，“风向”也起了隐喻的作用。蒋琳杜虽早年受父母之命成婚，但她发现了自己的内在力量，“我很强大，很纯洁……我像风一样”。凭着这种力量，她后来摆脱了这桩婚姻的束缚。再后来，她又教导女儿威芙蕾学会使用“内在的看不见的力量”。这不仅对下棋、对人生也同样适用。“在中国，人们都这样说‘风从南方起，北风接着到’，最强劲的风是看不见的”。换句话说，战胜敌对势力（寒冷的北风）不一定要通过正面、直接接触，而可以通过表面上的接纳与让步。中国武术中有一招正好说明了这一道理。如果一个比你重的人推了你一下，想将你推倒，你不要反过去推他，只要往后退几步，对方就会因自身重量和冲劲失去平衡而摔倒。
《喜福会》的四个部分均以一个序言开场。序言简洁明了，象征了各部分的主题。第一个序言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老妇人想起了她4年前在上海用很高价钱买下的一只天鹅；市场小贩吹嘘说这只鸟曾经是一只鸭子，因为渴望变成鹅就一个劲地伸长脖子，喏，看吧——变得这么漂亮，还真不忍心吃了它呢。
这其中出现的意象贯穿整部小说。一只曾经可以食用的鸭子，因为过于自负和自傲，变成了一只百无一用但有观赏价值的天鹅，这一寓言有各种不同的寓意：它象征了母亲本人，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而移民到美国；它也象征了每一个母亲寄托在女儿身上的期望（女儿只不过是只鸭子，但母亲却希望她是天鹅）。举个例子说，吴苏圆坚信在美国一切都是可能的，故而希望她孩子成为一个神童，希望晶梅成为另一个秀兰·邓波儿（美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电影童星），或至少成为一名钢琴师。这些既感人又可笑的梦想显示了小说中悲喜交加的母女关系。女儿为母亲的坚强与才智而自豪，为母亲过去在中国凄美的故事而感动；但与此同时，她们又因为母亲对她们期望过高而愤怒，反感母亲对她们生活的干预，有时甚至为旧世界那些顽固、迷信、过时的方式而倍感耻辱。
也是在第一个序言中，当母亲从中国来到美国，美国官员没收了天鹅，留给她的只是一根羽毛以及对天鹅美好的回忆。她想对女儿说说这只鸟，但又想等到有一天能用“地道的美国英语”来对她说。此时，天鹅又转而象征母亲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女儿已实现了母亲的梦想——“在那儿，没有人会看不起她，因为我要让她只说地道的美国英语”，而母亲自己则还没有掌握英语，因而无法用英语与女儿交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儿实现了母亲为她所“做”的梦，但结果却是母女之间的隔阂，因为女儿已全然接受并适应了新环境的习俗和语言，而母亲则仍然固守着以前的一切。正如蒋琳杜所说，“我当时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获得最好的结合：美国环境和中国性格。我怎么会知道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啊？”（第254页）
新世界与旧世界、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之间的鸿沟，试图填补这鸿沟的努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令人心痛的困境，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喜福会》是金斯顿《女勇士》的延续。然而，《喜福会》中有些字里行间又显出了艾米·谭的独特风格。比如，虽然吴苏圆希望女儿成为一个钢琴师，但她无意中请来的音乐教师竟是个聋子。她对这全然不知，女儿则高兴地发现她所须做的就是找准节奏，而不用去烦心什么音调。再举个例子，当蒋琳杜最初遇到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时，两人无法交流，因为她说粤语，而她说普通话。他们一起进英语补习班，并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恋情，“但我们只能说一些英语老师所教的最简单的话：我看见猫、我看见鼠，我看见帽。”（第263页）根本没有什么浪漫的恋语。第三个例子，吴晶梅是这样谈论她母亲烧的螃蟹，“我并不太喜欢螃蟹，但我知道我无法不吃。中国母亲就是以这种方式显示她们对子女的喜爱，不是拥抱、亲吻，而是硬要让孩子吃包子、鸭胃、螃蟹之类。”（第202页）这段话里既有玩笑又有不满；用“硬要”的方式来显示爱意看起来很矛盾，但却很贴切，因为这无法拒绝的礼物代表着权威。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蒋琳杜充满自豪地对女儿提起家乡太原，但是威芙蕾则认为母亲在说台湾：
“喂！”她大声叫道，“我不是从台湾来的。”就象这样，我们之间刚开
始建立起来的联系又断了。“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在太原。”她说，“台湾不是中国。”“噢，我以为你说‘台湾’，这两个字发音差不多。”我争辩道，她竟为这种无意之中所犯的错而恼火。
“发音完全不同！地方也完全不同！”她生气地说，“那儿的人都梦想他们是在中国，因为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永远无法将中国从你脑海中抹去。”（第183页）
这一又悲又喜的插曲形象地说明了母女之间的鸿沟，母亲无法理解女儿怎么会无知到竟然将台湾和太原混淆，而女儿也弄不懂为什么母亲会因为自己一个不经意的过失而大动肝火；显而易见，她俩的经历和知识毫不相同。这些不同并不仅是口误或鸿沟，而是文化及地理方位上的深深的差异。
与马克辛相似，《喜福会》中女儿们的童年也都是在母亲叙述的鬼怪故事中度过的，她们体验了母亲神秘而怪异的力量，许安梅说：“我年幼时在中国，祖母对我说母亲是个鬼。这并不是说我母亲死了。那时候，我们是不可以谈论鬼的。”正如马克辛不能谈论她姨妈，安梅也不能谈论她母亲；像勇兰一样，安梅对女儿说了许多鬼怪故事，她说她知道要下雨，因为
无家可归的鬼全聚在我们家窗口附近“呜呜”地叫着要进来。她说我们必须仔仔细细地检查门，否则半夜门会自动打开。她说镜子只能看见我的脸，而她却能将我看个够，不管我在不在屋里，对我来说，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真的，她说的话是那么有力。（第185页）
因为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莹莹已感情枯竭，她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老虎鬼”，又嫁给了一个高加索人，但她的爱是“鬼怪之爱”（第251页）；再后来，莹莹对女婿说女儿已变得“如此之瘦，以致于你都看不见她了。她消失了，像鬼一样”。（第263页）对艾米·谭来说，鬼不仅是萦绕某些地方的不定的灵魂，或是金斯顿所认为的一切非中国人，一个人在受尽磨难之后也会变成鬼。
有时，艾米·谭似乎又在回答金斯顿小说中主人公马克辛的问题。比如说，马克辛抱怨道：“有时候我痛恨中国人的遮遮掩掩的神秘感。我父母总说：“‘别对别人说。’虽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怎么对别人说。”在“游戏规则”这一章中，艾米·谭解释说神秘感等同于隐藏的力量，“有一点保留对一个人的将来大有好处。正如下棋一样，是一种暗斗，人们下棋时总是出招，而从不将这些招说出来”。此外，当别人告诉许安梅她母亲被强奸进而沦为一个富人的三房时，她说道：
说实话，严常（女佣）可不该这样做，她不该将我母亲的故事告诉我。大人应对小孩保守秘密。就象给汤壶上加个盖子，这样人就不会因为心里真话太多而将秘密抖落。（第237页）
马克辛对缄默不语感到困惑不解，而艾米·谭却有她言之有理的解释。
马克辛非常反感，而且无法理解母亲重男轻女的观念，她这样写道：
人们都说：“在洪水中寻宝时，千万别带上女孩。”人们确实是这么说的，但当我听到这句话从父母嘴里发出……我得逃离这互相仇视的空间。（第52页）
艾米·谭却为蒋琳杜的故事“红蜡烛”中重男轻女的母亲作了一番颇富同情心的辩解。两岁时，琳杜被一个黄姓家族定下作媳妇，她说：
我家里人开始将我作为别人家孩子看待。当我吃饭很多时，母亲总会说：“看看黄太太家的女儿多能吃。”我母亲这样对我并不是因为她不爱我。她也是不忍心的，只是这样做她不用为不再属于她的东西而祝福了。（第51页）
在试图解答母亲为什么说出这样令人伤心的话的过程中，艾米·谭理解并开始同情母亲，她表面上对女儿的排斥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面具。说这话时母亲既非轻松愉快也非充满敌意，而是略带苦涩，正像母亲自己在吃苦药，却不得不习惯那苦味。
艾米·谭在《喜福会》中对母亲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在小说中母亲们那些令人心酸的故事中，吴苏圆的故事最感人。二战期间，她惊慌失措、精疲力竭地从日军铁蹄下逃跑，不得已丢下了一对孪生姐妹。在女儿的衣服里，她留下了一些珠宝以报答领养人，还有她的照片、姓名、她家在上海的地址，这样人家以后就能把孩子送回。但她家房子被炸了，家人全部遇难，她想找回孩子的努力也是一场徒劳。40年来，她一直试着找到这两个女儿，最后总算找到了，她们也写信给她了，但不久她就忽然去世了。人们叫晶梅回中国去，将母亲的一切告诉那两个她从未见过面的姐姐。她俩生活在晶梅全然陌生的祖国，而晶梅则与她俩从未谋面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当母亲在喜福会的朋友叫晶梅回去执行这项任务时，晶梅的第一反应是困惑：“我说什么呢？我能告诉她们什么呢？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母亲已经死了。”（第40页）
艾米·谭的言外之意显而易见：我们从没将母亲（还有祖国）太当回事。他们存在着，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我们是如此亲近，以致于无法了解，而且常常与他们作对。直到他们不复存在了，我们才想到他们。莹莹想起她阿妈和奶奶时也意识到这一点：“阿妈爱我甚过爱她自己……但我被她宠坏了；她从不教我去考虑她的感情。所以我以前只将阿妈当作给我安慰舒适的什么人，就象夏天的电扇和冬天的取暖器。只有当她不在时，我才开始珍视并珍爱。”（第73页）只有这时，我们才费心对他们付出点感情。与马克辛的言辞激烈相比，晶梅的语气要和缓得多，这可能缘于晶梅的母亲已去世了，永远地与女儿分开了，而马克辛的母亲则仍然生气勃勃、口若悬河。
以此类推，故土在这些移民美国的母亲们心目中就显得很重要、很突出。母亲们“无法言说的悲剧全留在了中国”。（第20页）艾米·谭在《喜福会》中详尽地叙述了母亲们的故事，她同时也将自己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融入了小说之中。如果比较一下艾米·谭的小说及她的生活，我们会更好地看出艾米·谭是如何将她的素材写成了小说的。
艾米·谭于1952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她父母于1949年从中国移居美国，走时丢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打算先定居下来，再想方设法将孩子接过来，可是中国的革命运动使得这一计划破产。尽管母亲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他们与中国的联系还是断了。艾米·谭到12岁时才得知在国内还有三个姐姐。这几个被丢下的孩子始终让母亲放心不下。在她脑海中，她们听话、完美，因而时常用她们作为榜样来教育不听话的艾米·谭。“几年前，我们找到了她们。”艾米·谭在接受苏珊·凯普纳采访时这样说，“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是在中国相见的，现在她们中已有一个来美国了。她们用汉语给我写信，我母亲念给我听。”
艾米·谭的生活中遭遇过死亡和变迁。15岁时，长她1岁的哥哥死于脑瘤，第二年，她那位牧师兼工程师的父亲也死于脑瘤。悲痛欲绝的母亲坚信他们在圣克拉拉的房子的风水不好，于是带着两个孩子逃到瑞士，艾米·谭在那里就读于蒙特罗的蒙特罗萨国际学院，读书期间险些与一位自称德军逃兵的精神病医生私奔。回到美国后，她在圣何塞州立大学拿到了英语语言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这所大学，她遇到了现在作税务律师的丈夫刘·德马泰。艾米·谭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读了一年语言学博士，但其间一个好朋友突然遇难，这使她将压抑了五年的因父亲和哥哥去世所造成的巨大悲痛和郁闷全都发泄了出来，她中止了学业，开始作为一个语言发展专家来帮助残疾儿童：一个从不开口的两岁盲童竟开口与她说话了。艾米·谭称这为“奇怪”，因而倍感欣慰。这以后她就开始了自由写作，并参加了一个写作小组，《喜福会》就是这时写出来的。
有一次与丈夫一同去马林县的一个佛教圣地参观时，艾米·谭惊奇万分地发现许多人竟“试着学中国人的样子……我禁不住想：‘如果你真想学中国人的样子，去与一位中国母亲生活20年，你的举止就会非常象中国人，”她20年来从母亲那里所得来的教诲可归纳为三条训戒：“第一，如果某件事易如反掌，就不值得做；第二，要勤奋苦干，不管别人在同样情况下会怎样做——因为这就是你的命；第三，如果你是女人，你就应该沉默不语、忍辱负重。”艾米·谭又补充说她总是做不到第三条。她还解释说中国母亲总是为子女将一切都计划好，从不允许他们说个“不”字；如果你对她们说“‘住口’，你最终可能会自杀，也许更糟的是，这会导致她们自杀。所以基本原则是，女儿永远不可能是赢家。”
《喜福会》显然是受到艾米·谭生活中两个方面的启发和影响：与母亲的关系及家人的病逝。艾米·谭将这些都虚构为小说，但却竭力刻画了罗斯·许·乔丹故事“一半对一半”中死亡所造成的情感的创痛。14岁的罗斯在家中7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一次全家去海滨游玩中，她负责照管几个弟弟；她亲眼看见了最小的弟弟4岁的兵滑入水中，她却吓得目瞪口呆。小弟就此再也没有出现。然而奇怪的是，虽然罗斯内疚万分，小说的焦点并不在她的内疚上，而在她母亲的痛苦上，母亲尽一切努力来改变命运，她想通过信仰上帝来换回儿子，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她有些行为异常怪异，比如，她从不开车，但出事第二天却开着车沿着原路回到海滩，但儿子是再也回不来了，她也因此不再相信上帝。
艾米·谭将现实生活中父亲的死幻化成小说中母亲的死，这说明该书的中心是妇女，也进一步强调了母女之间深厚的情感。母女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权威与自由的斗争，而艾米·谭的想象力却非常丰富，她描述了各种各样的“作战技巧”：有时是威芙蕾对母亲的愤怒——“你为什么拿我的棋艺作为你炫耀的资本？如果你想炫耀，为什么你自己不学下棋呢？”（第99页）；有时又是晶梅想让母亲出丑的欲望——“我一定要中止她那可笑的自豪感。”（第138页）
虽然这些母亲姓名各不相同，经历也不相同，她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母亲这一角色比其他作角色都重要，并且她们均认真执着、意志坚定。像《女勇士》中的勇兰一样，《喜福会》中所有母亲都有着坚强的性格。马克辛的母亲是属龙的，而莹莹是属虎的，她的第一个丈夫对她说：“莹莹，你有一双老虎般的眼睛。白天它们聚火，夜晚就发出金光。”像老虎般阴险的莹莹将自己伪装起来，等待时机成熟：
我要做的就是这个。我会将过去的一切聚拢在一起。我会看见一件早已发生过的事。那刺伤我灵魂的痛楚。我要将这痛楚握在手中，直到它坚硬起来、晶莹起来。这时我就会再次变得凶猛，露出我金色的一面、黑色的一面。我要用这痛楚去刺穿我女儿坚硬的皮肤，也刺伤她这只老虎的灵魂。她会反抗的，两只虎在一起总会这样的。但我会胜利的，这样我就可以将我的灵魂强加与她，这是母亲爱女儿的方式。（第252页）
由上可见，母女关系是一种令人心痛的关系，这是势均力敌的两股势力之间公开的对抗。母亲想用过去给她带来的痛楚刺伤女儿的灵魂，并且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女儿奋力抗争，因为她也是一只老虎，一只凶猛而独立的虎，也自然要反抗一切侵犯，哪怕这侵犯来自自己的母亲。
在十分感人的故事“喜鹊”中，许安梅述说了母亲牺牲自己、以自杀来拥抱生命存在的痛苦，她精心安排自杀方式以便女儿能成为受益者。母亲很坚强，她忍受一切痛苦来证明自己的力量，来表明自己的爱心。同样坚强的女儿则想方设法反抗，要么公开要么暗地。甚至在梦中，这种力量之争也未停止，比如在罗斯的梦里：
我来到一个巨大的运动场，上面有一排一排的方箱子。每个箱子里有一个新玩具。我母亲不在那儿，但她可以将我看透。她对老周（梦境的看门人）说她知道我会拿哪个玩具。于是我决定捡一个截然不同的。
“叫她停下！叫她停下！”母亲叫道。我开始逃跑，老周边追我边叫着：“你不听母亲的话，等着看有什么下场。”我吓呆了，一时间不知朝哪个方向跑。（第186页）
母亲希望她成为神童，而晶梅保护自我的策略则是尽一切可能让母亲失望：“我有好几次让她失望，每一次都是维护了我自己的意愿，维护了我辜负别人期望的权利。我的成绩并不是全A，我没有当上班长，没有考进斯坦福大学，甚至大学没念完就退学了。”（第142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辛在校成绩全是A，但她母亲却对此不感兴趣。虽然两个女儿的行为不同，但她们的策略是相同的：与母亲的愿望作对。当马克辛的母亲明确表示她十分关心女儿的婚事时，马克辛就尽力表现得她不适合结婚。
女儿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达到的是和母亲的和解。她们意识到母亲始终将她们的兴趣牢记在心。母亲们过去在中国生活在父母和社会的约束之下，这些约束给她们带来的是羞辱、痛苦和悲剧。她们来到美国是为了让女儿们过上好日子，让她们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一旦女儿们不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或者做出不明智的选择，母亲们就非常生气。女儿们还意识到她们的自由婚姻并不比母亲们当初受父母之命的婚姻好多少。许安梅就非常困惑：
我是在中国传统下长大的；自小便受教导不要贪图什么，要将别人和自己的痛苦往肚里咽。
我以截然相反的观点来教导女儿，但结果她还是这样！也许是因为她是我生的，而且是个女孩。我是我母亲生的，也是个女孩。我们这些人就像台阶一样，一级一级的，不管是上还是下，都是一个方向。（第215页）安梅起初困惑，进而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不管地理位置、文化、时间是如何变迁，女人的命运还是没有变，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悲剧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们年老了，衰弱了，她们不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正如威芙蕾所说：“我透过各种障碍来仔细看，突然间我看见了一个老妇人，她以锅作盔甲，以缝衣针作剑，她脾气暴躁却又不得不耐心地等着女儿接受她。”（第184页）一旦女儿们感觉到母亲的脆弱，所有的危险都不复存在，她们也就能接受自己的母亲了。最后的让步自然是死亡，但母亲的死亡绝不是女儿的胜利，而是一种巨大的失落。
当许安梅祖母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安梅的母亲从自己胳膊上割下一块肉给老人煨汤，这一举动显示了她的孝心，虽然她一直因自己有辱家门的婚姻而不为母亲所接受。许安梅喉咙处的一道伤疤代表了多年来的沉默。死去的母亲在活着的人心头投下了更大的阴影，仿佛继续在强加着自己的意愿。晶梅一开始不愿意去完成母亲未竟的心愿，即回国与两个女儿团圆的心愿。晶梅抱怨道：“母亲和我从来无法真正了解，我们互相诠释着对方的意思，但我总是猜不透她所说的话，而她又总是误解我所说的话。”（第37页）她母亲活着时坚决不承认女儿像她：
一个朋友说我与母亲很相像，连我们细微的手势都是一样的，笑起来都像小女孩一样，而且都斜着眼睛看人。当我扭扭捏捏地将这告诉母亲时，她似乎受到了侮辱，“你根本不了解我！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的是对的。（第27页）
女儿根本不了解母亲，但她还是代替母亲上了麻将桌，还是回到了中国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姐。这一行动显示了女儿的孝心，女儿意识到自己对母亲并不是充满敌意和仇恨。使她大为惊讶也大为惊喜的是，她在两个姐姐的脸上又看到了母亲的样子：
我看到了她。短短的头发、瘦小的身材，还有脸上那样的表情。她用手背紧紧捂住嘴，哭了，好象是刚经历过可怕的磨难，又象在庆幸磨难已经过去……现在我看到她了，有两个她，在挥着手……我一走过门，我们就向对方跑去，三人紧紧抱在一起，所有一切的犹豫和顾虑都烟消云散了。
“妈，妈，”我们都低声叫着，好象母亲也与我们在一起。（第287页）
虽然晶梅在母亲死后并不一定更了解她，但她和姐姐在面貌和举止上都留有母亲的影子，像《女勇士》一样，艾米·谭的《喜福会》也是以某种和解收尾的。所有的抗争都过去了，硝烟散尽，以前那种相互仇视的关系竟成了一种相互珍视的关系。
在王玉雪、金斯顿和艾米·谭等所有这些美国女儿看来，要真正成熟，要在“世界之间”的处境中获得一种平衡，人们不能只信奉新的美国方式而摒弃旧的中国方式，那是孩子气的作法。人们应该使两者“和解”，要能容纳过去的一切。如果过去确实无法与现在融合，那么过去的也应受到尊重，应该保存在墙上的图画里、人们的记忆中以及写下的故事里面。
董文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