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1331）
摘要：签订《马关条约》后，为千夫所指的李鸿章蛰伏了近半年，于1896年3月28日至10月3日期间出访欧美八国，开启了一段新的外交之旅。对于这次出使，李鸿章十分看重：既肩负了清政府所交代的重要使命，也怀揣借此机会东山再起的目的。但是，“历聘欧美”之路的并没有成功，《中俄密约》和交涉“照镑收税”表明了他这次外交的失败。究其原因，除了李鸿章自己能力和阶级的局限外，当时水深火热的时局国情和狼环虎伺的国际格局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这次出使。
关键词：李鸿章；历聘欧美；失败原因
一、李鸿章历聘欧美
1895年，该是李鸿章官宦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年了，“生归困谗，威脱权劫”，是他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最真实的写照。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几乎堕入绝境的李鸿章“临危受命”，奉诏前往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同时前往德、法、英、美等国家进行“聘问”，开始了“历聘欧美”之路。但是这次外交性质的游历并没有取得大的成功，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密约》和交涉“照镑收税”都表明了他这次外交的失败。
二、历聘失败的原因
李鸿章自认为自己是清朝举足轻重的“外交家”，“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1]121，在前期与列强的虎狼外交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不说完全摸透西方列强的外交脾性，总该有个大概。但是在他外交生涯的后期，特别是“历聘欧美”这段时间里，仍然是一败再败，这些都值得现代去深究，去探讨。李鸿章后期外交的失败，可以从主观认知原因和客观环境原因去着手分析。
（一）李鸿章的主观认知原因
有一说，在签订《中俄密约》时，俄代表借口吃午饭蒙骗李鸿章暗自修改了条文，因此说李鸿章是个外交盲人？这一点肯定是不正确的，试想一个位极人臣、老谋深算的人智商会低吗？且不说是否真的修改了，就算改了李鸿章也肯定会有所察觉的。因此李鸿章个人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和戎外交”思想的错误指导。
“和戎外交”具体表现为“暂屈以求伸”。他认为西方列强来华所求无非是开口通商和传播宗教，对清政府通知没有太大威胁，因此“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 [2]652这一做法照搬封建道德教义，认为洋人可以通过信义来笼络。同时，他也认识到外交需要靠自身的国力，弱国无外交，战败之国更无外交，他承认西方列强军械、技艺均强于清朝的现实，因此认为要避开与列强的正面交锋，极力和外安内，以求稳定，“借法自强”。就在这一诚一实力之间，李鸿章产生了错觉，意图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求得“二十年内或不致生事”的和平的发展时间，结果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签《中俄密约》时，李鸿章争辩一番无果后极力催促总理衙门同意密约就是很明显的表现。
2、“以夷制夷”的错误运用。
“以夷制夷”是魏源最早提出来应对列强的策略，早年并不为人所接受。但是一次次对列强的战事失败然很多人醒悟过来，这群“蛮夷”跟以往不同。李鸿章就是在这后知后觉中学到了这一方法，洋务运动中引进国外机器、技术大办军工企业就是很好的佐证。外交上，他对“以夷制夷”也深信不疑，并且多次尝试这一策略。每次碰到某一列强发难，他便想办法求得与另一个列强合作，借势来制约前者。在天津教案中，李鸿章和曾国藩就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方法，李因此洋洋得意，却不知是因为普法战争导致列强无法顾及东方，侥幸和平处理而已。“以夷制夷”是没有错误的，甚至是很精明的外交政策，但是，李鸿章只知道照搬借用，没有考虑到这个“与另一个列强合作”是需要国家自身实力作为后盾的。比如为制衡日本，亲近俄国，虽然辽东半岛收回来了，但是《中俄密约》却遗祸无穷。
3、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出身科举的李鸿章固然受到了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去马关背黑锅是他“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表现。但这种科举仕人骨子里却有种名利观，国家利益也要与自己的名声、利益相符，人活一张脸，当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稍作斟酌之后便会抛弃前者，他保船避战以存政治实力就是体现。
自小读四书五经也让他的性格有些许软弱，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出于自身名利会据理争辩一番，但是只要列强态度再显强硬一些，就会无力妥协，生怕列强不悦而引起所谓的友好关系。
同时，四书五经中所教的“占理”、“以理服人”，他一昧套用。就如“照磅收税”本是合理的，李鸿章自信满满列强会理亏，但是他却忘了是在跟一群根本不能讲道理的人打交道，列强一顿搪塞，好面子的李鸿章也不好再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鸿章自身能力的问题，做外交就是被赶鸭子上架的。临时当了个外交大臣，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对国外情况也不甚了解，这样的外交，无异于打盲拳。
（二）国内、国际客观环境原因
1、国内时局的复杂性。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当时的中国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制度早已落后于西方列强。李鸿章每次签订条约或者出访国外，身上都被打着“落后”的标记，列强根本不会让他坐下来谈条件，只会用抢指着李鸿章，让他直接署名签字。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积贫积弱的同时，统治阶级——清政府，却仍然腐朽昏庸，对于真正威胁的判断摇摆不定，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战略上就失去了先机。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一直视英法为最大威胁，并没有注意东洋近邻日本；甲午一战，清政府又将日本视为唯一威胁统治的劲敌，并企图联俄制日。清政府没有看清楚的是，日本威胁确实很大，但也隔着东海，在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并不能直接威胁中国，相反，俄国跟中国接壤的国界线之长，让俄国很容易渗透侵占北方的国土，联俄无异于引狼入室。一个外交使臣，不管有多巧言善语，只要中央政府给出的决策失误了，那外交活动也将面临失败。
再者，清政府一开始是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的，后来迫于形势，就设立了总理衙门，总管对外事务。李鸿章作为经常出使出使外交活动的重要官员，居然没在总理衙门担任官职，反倒是一直与他有隙的翁同酥在总理衙门身居要位。正是此时的最高统治者，还在忌惮臣子权力过大影响自己统治，故意安排政敌相互牵制。李鸿章没有外交决策权，在俄国，反馈一个电报要等好几天才有指示回复过来。同时还经常被政敌掣肘，导致手脚都放不开。
最后，闭关锁国多年的清王朝，对国外先进的外交理念几乎毫不了解，外交观十分落后，与国际接不上轨。当国外在谈国家主权的时候，除了一些觉悟了的，其余清朝官僚们还在讲礼制，与西方外交都沟通不来。就是这些只食军禄的官员，每逢列强制造争端，便声称“天朝上国颜面”匆忙出战，不懂外交手段交涉，失败了就怨天尤人，不思索原因，整个王朝已经走在崩塌的边缘。
2、国际局势的动荡性。
李鸿章外交生涯的后期已经处于19世纪末了，此时的西方列强，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列强亟需更多的原料来源和倾销货物的海外市场。在西方传统观念里，中国虽然不是马可波罗写的那样遍地是黄金，但也物产丰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占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潜力市场。当列强的工业品涌入中国时，受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抵抗，货物一滞销，在列强的想法里，就是通商口岸还开得不多，通商权限还不够，进一步加紧了侵略。同时由于资本主义性质导致的周期性、自发性经济危机在这一时期也多有发生。列强背后的大资本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的影响，会变本加厉地压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谋求和平外交自然无果。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带来的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世界的距离缩地越来越近，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开始随意制定世界规则，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想继续维护队世界的支配权，保证既得利益；而后起的如德、日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获得更多利益，而当时的中国，正是他们眼中的砧上鱼肉。列强内部的关系也纷繁复杂、变化无常，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让世界的动荡和混乱更添三分，而让此时外交落后已久的中国去扣住时代的脉搏实在是难上加难，身处其中的李鸿章只得如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了。
三、启示
李鸿章的外交失败因素众多，研究其失败原因，可以吸取教训，以史为鉴，引出现代启示。
第一，外交不能一味妥协，应该张弛有度。在面临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可丝毫让步。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就本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实施起来，李鸿章为了一味的和平，便不断的让步，以至于最后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外交上，应该在适当采取强有力的手腕，一定程度上学习普鲁士的脾斯麦，用“铁血”政策解决问题，敢于“亮剑”！
第二，外交的成功不能完全寄托于它国的帮助。李鸿章深知当时中国的弱小，于是采取“以夷制夷”的措施，把成功寄托在列强的干涉，没有认识到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是“治本”的方法。
第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外开放。李鸿章外交失败的一方面是对国际环境认识不清，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被迫去接洽国际形势，对于外交理念也是才开始了解，完全没有主动学习和积累外交知识，这是理论上的缺失。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连最基本的外交机构也没有，被列强多次侵略后才被迫设置了一个毫无运作经验的总理衙门，这是硬件上的不足。这些种种被迫，都是清政府闭关锁国所致。
四、结语
梁启超先生这样评价李鸿章的外交：“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无功焉，亦无过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1]56历聘欧美，当是李鸿章后期生涯中一颗划破天际的流星，耀眼而短暂。这次外交活动，在他的主观原因和外部客观原因的双重作用下，外交使命无一完成。对于外交失败，李鸿章不应该担负全部罪责，也不能说完全无罪，他是时势造的英雄而不是能造时势的英雄。李鸿章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他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及八国联军侵华等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与列强交涉和签订条约，他是直接负责人。因此关于李鸿章外交方面的研究既可以也有待深入剖析，如今的史学界，需要摒弃“李鸿章是卖国贼”的理论，更客观地研究他的外交历史，还原一个较真实较饱满的“外交家”李鸿章。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李鸿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2]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3]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M].上海:中华书局:1958:539-540.
[4]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19.
[5]谢世诚.《李鸿章晚年思想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8,6期：197-203.
[6]吕昕娱,胡宪华.试析李鸿章“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11):59-61.
[7]谭偲.缓兵之计:试析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J].湘潮(下半月)(理论),2009(09):47-49.
作者简介：刘洋（1992—），男，重庆市铜梁区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论文作者:刘洋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6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9/3/14
标签：外交论文; 列强论文; 以夷制夷论文; 原因论文; 中国论文; 密约论文; 俄国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6月中论文;